福州是林則徐的誕生地和埋骨地，但林則徐並沒有死在這裡。道光三十年，即公元1850年，當林則徐從雲貴總督任上辭職回到福州時，這個六十六歲的老人的人生畫了一個圈，終點又回到起點。這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連接處，就是福州。不過，與少年時代在福州老家讀書的年輕氣盛，以天下大事為己任不同，這時的林則徐已是烈士暮年：疝氣、支氣管炎、鼻衄，它們像一條條小蛇，狠命撕咬著這個老人的健康。比身體的痛苦更甚的是精神的苦悶。這時候，距他以欽差大臣身份在虎門銷煙已過去了整整十一年，距對他和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國如同噩夢般的《南京條約》的簽訂也已過去了八年。十一年前，林則徐意氣風發，那時候，他相信憑藉天朝上國的國力和緊握手中的崇高的道德與正義，再加上他本人對帝國的無限忠誠，為患多年的鴉片完全可以一舉肅清；八年前，儘管他已淪為保全皇帝顏面的替罪羊而行走在通往流放地的路上，但他還是相信，天下大事並非不可為。為此，逆旅之中，他還念念不忘地寫信給在位的朋友，敦請他們造船制炮，組建水師，以便與英夷抗衡。然而，時過境遷，當他在垂暮之年回到老家時，福州不僅已成為中國第一批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而且英國派出的領事及眾多公司，也早已入駐福州。更令他憂憤百集的是，雖然禁菸運動搞了十一年，但煙患卻越禁越烈。據傳教士施美夫當時的記錄，在鴉片戰爭前，福建的鴉片集散地在離福州幾百公里的晉州，鴉片戰爭後，一個巨大的供走私船使用的鴉片倉庫，赫然出現在閩江口的領事館轄區內。單是福州城內，每天零售的鴉片就多達四至八箱，這座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幾乎有一半的人染上了鴉片癮，“甚至貧窮的苦力和乞丐都寧願節衣縮食，享受這一昂貴的奢侈品”。福州城裡，煙館多達上百家，它們就坐落在政府官員的住處和衙門附近，軍人也是這裡的常客。據施美夫估計，每年有兩百萬大洋因鴉片而從福州流往境外。聯想起十一年前林則徐在給道光的奏章中斷言，如聽任鴉片氾濫，則“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現在，他回到老家看到的活生生的現實，遠比他早年的預言更加觸目驚心。
福州是林則徐的誕生地和埋骨地，但林則徐並沒有死在這裡。道光三十年，即公元1850年，當林則徐從雲貴總督任上辭職回到福州時，這個六十六歲的老人的人生畫了一個圈，終點又回到起點。這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連接處，就是福州。不過，與少年時代在福州老家讀書的年輕氣盛，以天下大事為己任不同，這時的林則徐已是烈士暮年：疝氣、支氣管炎、鼻衄，它們像一條條小蛇，狠命撕咬著這個老人的健康。比身體的痛苦更甚的是精神的苦悶。這時候，距他以欽差大臣身份在虎門銷煙已過去了整整十一年，距對他和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國如同噩夢般的《南京條約》的簽訂也已過去了八年。十一年前，林則徐意氣風發，那時候，他相信憑藉天朝上國的國力和緊握手中的崇高的道德與正義，再加上他本人對帝國的無限忠誠，為患多年的鴉片完全可以一舉肅清；八年前，儘管他已淪為保全皇帝顏面的替罪羊而行走在通往流放地的路上，但他還是相信，天下大事並非不可為。為此，逆旅之中，他還念念不忘地寫信給在位的朋友，敦請他們造船制炮，組建水師，以便與英夷抗衡。然而，時過境遷，當他在垂暮之年回到老家時，福州不僅已成為中國第一批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而且英國派出的領事及眾多公司，也早已入駐福州。更令他憂憤百集的是，雖然禁菸運動搞了十一年，但煙患卻越禁越烈。據傳教士施美夫當時的記錄，在鴉片戰爭前，福建的鴉片集散地在離福州幾百公里的晉州，鴉片戰爭後，一個巨大的供走私船使用的鴉片倉庫，赫然出現在閩江口的領事館轄區內。單是福州城內，每天零售的鴉片就多達四至八箱，這座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幾乎有一半的人染上了鴉片癮，“甚至貧窮的苦力和乞丐都寧願節衣縮食，享受這一昂貴的奢侈品”。福州城裡，煙館多達上百家，它們就坐落在政府官員的住處和衙門附近，軍人也是這裡的常客。據施美夫估計，每年有兩百萬大洋因鴉片而從福州流往境外。聯想起十一年前林則徐在給道光的奏章中斷言，如聽任鴉片氾濫，則“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現在，他回到老家看到的活生生的現實，遠比他早年的預言更加觸目驚心。
早年，在林則徐的構想裡，禁菸雖有難度，但絕不至於成為壓倒大清帝國這匹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來到廣州後，以強硬手段推行禁菸。但是，在銷煙之前，林則徐最大的希望或者說最主要的禁菸辦法，就是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讓西方商人具結，也就是簽訂不準把鴉片帶入中國境內的保證書。他以為，只憑一紙具結，就可永杜鴉片。當時，他的手下樑廷楠提出，如果不對每一艘到達廣州港的洋人船隻進行細緻檢查，單憑一紙具結，是起不了實際作用的，只能使洋人虛應故事。對此建議，林則徐輕易否定了，否定的理由是逐船檢查實施起來太困難。林則徐寧願相信虛應故事的具結，也不肯堅持眼見為實的檢查，說明在一個深陷官僚體制並以文牘作為主要治理方式的國家，哪怕是幹才如林則徐，也只求表面的光鮮與整齊劃一，並不看重實際功效。然而，就是這麼個具結，英國人也不肯配合——林則徐所遞交的外交文書中那種天朝上國給藩屬下命令的措詞，令英國人大為惱火。後來，雖然經過種種努力，大多數西方商人具了結，但這個結，註定無用。它至多隻能在林則徐給道光彙報禁菸成就時拿出來說道一番。這樣，林則徐的禁菸工作最後只能鋌而走險，那就是我們早已熟知的虎門銷煙。虎門銷煙固然因迎合了民眾情緒而大快人心，但是，民眾情緒往往是不靠譜的。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虎門銷煙以後，用政治和外交解決鴉片問題的大門就此閉上。對古老中國而言，一場將要把它拖入泥潭的戰爭即將爆發。而林則徐，也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福州是林則徐的誕生地和埋骨地，但林則徐並沒有死在這裡。道光三十年，即公元1850年，當林則徐從雲貴總督任上辭職回到福州時，這個六十六歲的老人的人生畫了一個圈，終點又回到起點。這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連接處，就是福州。不過，與少年時代在福州老家讀書的年輕氣盛，以天下大事為己任不同，這時的林則徐已是烈士暮年：疝氣、支氣管炎、鼻衄，它們像一條條小蛇，狠命撕咬著這個老人的健康。比身體的痛苦更甚的是精神的苦悶。這時候，距他以欽差大臣身份在虎門銷煙已過去了整整十一年，距對他和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國如同噩夢般的《南京條約》的簽訂也已過去了八年。十一年前，林則徐意氣風發，那時候，他相信憑藉天朝上國的國力和緊握手中的崇高的道德與正義，再加上他本人對帝國的無限忠誠，為患多年的鴉片完全可以一舉肅清；八年前，儘管他已淪為保全皇帝顏面的替罪羊而行走在通往流放地的路上，但他還是相信，天下大事並非不可為。為此，逆旅之中，他還念念不忘地寫信給在位的朋友，敦請他們造船制炮，組建水師，以便與英夷抗衡。然而，時過境遷，當他在垂暮之年回到老家時，福州不僅已成為中國第一批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而且英國派出的領事及眾多公司，也早已入駐福州。更令他憂憤百集的是，雖然禁菸運動搞了十一年，但煙患卻越禁越烈。據傳教士施美夫當時的記錄，在鴉片戰爭前，福建的鴉片集散地在離福州幾百公里的晉州，鴉片戰爭後，一個巨大的供走私船使用的鴉片倉庫，赫然出現在閩江口的領事館轄區內。單是福州城內，每天零售的鴉片就多達四至八箱，這座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幾乎有一半的人染上了鴉片癮，“甚至貧窮的苦力和乞丐都寧願節衣縮食，享受這一昂貴的奢侈品”。福州城裡，煙館多達上百家，它們就坐落在政府官員的住處和衙門附近，軍人也是這裡的常客。據施美夫估計，每年有兩百萬大洋因鴉片而從福州流往境外。聯想起十一年前林則徐在給道光的奏章中斷言，如聽任鴉片氾濫，則“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現在，他回到老家看到的活生生的現實，遠比他早年的預言更加觸目驚心。
早年，在林則徐的構想裡，禁菸雖有難度，但絕不至於成為壓倒大清帝國這匹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來到廣州後，以強硬手段推行禁菸。但是，在銷煙之前，林則徐最大的希望或者說最主要的禁菸辦法，就是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讓西方商人具結，也就是簽訂不準把鴉片帶入中國境內的保證書。他以為，只憑一紙具結，就可永杜鴉片。當時，他的手下樑廷楠提出，如果不對每一艘到達廣州港的洋人船隻進行細緻檢查，單憑一紙具結，是起不了實際作用的，只能使洋人虛應故事。對此建議，林則徐輕易否定了，否定的理由是逐船檢查實施起來太困難。林則徐寧願相信虛應故事的具結，也不肯堅持眼見為實的檢查，說明在一個深陷官僚體制並以文牘作為主要治理方式的國家，哪怕是幹才如林則徐，也只求表面的光鮮與整齊劃一，並不看重實際功效。然而，就是這麼個具結，英國人也不肯配合——林則徐所遞交的外交文書中那種天朝上國給藩屬下命令的措詞，令英國人大為惱火。後來，雖然經過種種努力，大多數西方商人具了結，但這個結，註定無用。它至多隻能在林則徐給道光彙報禁菸成就時拿出來說道一番。這樣，林則徐的禁菸工作最後只能鋌而走險，那就是我們早已熟知的虎門銷煙。虎門銷煙固然因迎合了民眾情緒而大快人心，但是，民眾情緒往往是不靠譜的。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虎門銷煙以後，用政治和外交解決鴉片問題的大門就此閉上。對古老中國而言，一場將要把它拖入泥潭的戰爭即將爆發。而林則徐，也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林則徐對西方世界的瞭解，並不比他那些同事們更多。在以欽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廣州全權禁菸之前，他曾做過多年地方官。在任上，他興修水利，整頓鹽務，疏浚江河，救災濟貧，顯示出了一個高級官員的卓越才能和公忠體國。顯然，林則徐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清官和忠臣。如果他只是做一個與世界潮流無涉的地方官，他是能吏幹才。但他並不熟悉西方社會和當時的國際局勢，他不知道在鴉片的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工業革命使得西方要尋求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外貿易其實是不平等、不符合現代商業規則的。大清帝國以天朝大國自居，不屑於和蠻夷之國通商或建立外交關係，而是把它交給了指定的十三行。十三行的壟斷，使外商為了貿易而被買辦以及清朝官員大肆勒索。對企圖建立全球市場的西方世界來說，這種桎梏必須打破。可以斷言，英國人即便不用鴉片，也會用其他東西打開大清帝國緊閉的國門，並扭轉越來越大的中英貿易差。因此，從小處說，鴉片戰爭是不平等貿易引發的戰爭，從大處說，鴉片戰爭是兩種文化和文明引發的衝突。然而，就像所有同時代的中國精英一樣，林則徐對此完全不知情。精於文牘，昧於世界，這就是林則徐。
虎門銷煙後，英國對大清的戰爭只是時間問題。林則徐也知道這場戰爭不可避免，不過，在他的潛意識裡，英夷並不可怕。當英軍在義律率領下，不遠萬里撲向中國時，林則徐給道光上了一道奏章。這道奏章，可以看出林則徐這位當時最孚人望的民族英雄，對世界的茫然無知和盲目自信：“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堅，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僕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刃數敵，即鄉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林則徐依然堅定地相信：夷人的腿是無法彎屈的，一旦倒地，根本沒法爬起來。這一不經之說起源於乾隆年間英國使者馬戛爾尼拒絕向乾隆行跪拜禮。從此，中國人就津津樂道地認為，夷人的腿都是僵硬的。
接下來，林則徐又犯了一個錯誤：在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海戰中，清軍二十九隻兵船幾乎全部損壞，只有三隻還能勉強開動，將士陣亡十五人，英軍無一傷亡。但是，林則徐給道光的奏章卻虛構了一場大捷。不僅這次敗績被吹為勝仗，連此前的五次戰鬥，也都彙報為悉數獲勝，所謂“旬日之內，大小戰六次，俱系全勝”。正在戰和不定的道光接到奏章，如同打了強心針，立即以強硬的態度下達了同英國永遠斷絕貿易的上諭：“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正是林則徐的謊報，才導致遠在紫禁城的道光作出這一錯誤決定。真實情況則是，英軍無心在離北京甚遠的廣東與林則徐周旋，他們揮師北上，侵佔定海後，直逼北京門戶大沽口。道光的憤怒和震驚可想而知。於是乎，林則徐被加以辦理不善、誤國誤民的罪名革職查辦。此後，他先被派到浙江負責防務，後又流放伊犁。當林則徐離開廣州時，他受到了民間的最高禮遇：當地商民紛紛贈送牌匾，一些老人甚至痛哭流涕，乞求林則徐留下來。大概就是從那時起，林則徐的民族英雄的地位就已不可動搖。
然而，公允地說，林則徐是一個陰差陽錯的民族英雄。或者說，道光對他的處分，意外地成全了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倘若林則徐不被撤職，而是繼續留任，在接下來的戰與和中，他要麼像關天培、陳化成那樣戰死沙場，要麼像琦善、奕經那樣，在戰敗後收拾殘局——也就是在聖上的首肯下，和入侵的英夷簽訂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誠如是，林則徐還會是民族英雄嗎？儘管他此前的虎門銷煙依然是不爭的事實。
福州是林則徐的誕生地和埋骨地，但林則徐並沒有死在這裡。道光三十年，即公元1850年，當林則徐從雲貴總督任上辭職回到福州時，這個六十六歲的老人的人生畫了一個圈，終點又回到起點。這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連接處，就是福州。不過，與少年時代在福州老家讀書的年輕氣盛，以天下大事為己任不同，這時的林則徐已是烈士暮年：疝氣、支氣管炎、鼻衄，它們像一條條小蛇，狠命撕咬著這個老人的健康。比身體的痛苦更甚的是精神的苦悶。這時候，距他以欽差大臣身份在虎門銷煙已過去了整整十一年，距對他和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國如同噩夢般的《南京條約》的簽訂也已過去了八年。十一年前，林則徐意氣風發，那時候，他相信憑藉天朝上國的國力和緊握手中的崇高的道德與正義，再加上他本人對帝國的無限忠誠，為患多年的鴉片完全可以一舉肅清；八年前，儘管他已淪為保全皇帝顏面的替罪羊而行走在通往流放地的路上，但他還是相信，天下大事並非不可為。為此，逆旅之中，他還念念不忘地寫信給在位的朋友，敦請他們造船制炮，組建水師，以便與英夷抗衡。然而，時過境遷，當他在垂暮之年回到老家時，福州不僅已成為中國第一批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而且英國派出的領事及眾多公司，也早已入駐福州。更令他憂憤百集的是，雖然禁菸運動搞了十一年，但煙患卻越禁越烈。據傳教士施美夫當時的記錄，在鴉片戰爭前，福建的鴉片集散地在離福州幾百公里的晉州，鴉片戰爭後，一個巨大的供走私船使用的鴉片倉庫，赫然出現在閩江口的領事館轄區內。單是福州城內，每天零售的鴉片就多達四至八箱，這座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幾乎有一半的人染上了鴉片癮，“甚至貧窮的苦力和乞丐都寧願節衣縮食，享受這一昂貴的奢侈品”。福州城裡，煙館多達上百家，它們就坐落在政府官員的住處和衙門附近，軍人也是這裡的常客。據施美夫估計，每年有兩百萬大洋因鴉片而從福州流往境外。聯想起十一年前林則徐在給道光的奏章中斷言，如聽任鴉片氾濫，則“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現在，他回到老家看到的活生生的現實，遠比他早年的預言更加觸目驚心。
早年，在林則徐的構想裡，禁菸雖有難度，但絕不至於成為壓倒大清帝國這匹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來到廣州後，以強硬手段推行禁菸。但是，在銷煙之前，林則徐最大的希望或者說最主要的禁菸辦法，就是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讓西方商人具結，也就是簽訂不準把鴉片帶入中國境內的保證書。他以為，只憑一紙具結，就可永杜鴉片。當時，他的手下樑廷楠提出，如果不對每一艘到達廣州港的洋人船隻進行細緻檢查，單憑一紙具結，是起不了實際作用的，只能使洋人虛應故事。對此建議，林則徐輕易否定了，否定的理由是逐船檢查實施起來太困難。林則徐寧願相信虛應故事的具結，也不肯堅持眼見為實的檢查，說明在一個深陷官僚體制並以文牘作為主要治理方式的國家，哪怕是幹才如林則徐，也只求表面的光鮮與整齊劃一，並不看重實際功效。然而，就是這麼個具結，英國人也不肯配合——林則徐所遞交的外交文書中那種天朝上國給藩屬下命令的措詞，令英國人大為惱火。後來，雖然經過種種努力，大多數西方商人具了結，但這個結，註定無用。它至多隻能在林則徐給道光彙報禁菸成就時拿出來說道一番。這樣，林則徐的禁菸工作最後只能鋌而走險，那就是我們早已熟知的虎門銷煙。虎門銷煙固然因迎合了民眾情緒而大快人心，但是，民眾情緒往往是不靠譜的。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虎門銷煙以後，用政治和外交解決鴉片問題的大門就此閉上。對古老中國而言，一場將要把它拖入泥潭的戰爭即將爆發。而林則徐，也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林則徐對西方世界的瞭解，並不比他那些同事們更多。在以欽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廣州全權禁菸之前，他曾做過多年地方官。在任上，他興修水利，整頓鹽務，疏浚江河，救災濟貧，顯示出了一個高級官員的卓越才能和公忠體國。顯然，林則徐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清官和忠臣。如果他只是做一個與世界潮流無涉的地方官，他是能吏幹才。但他並不熟悉西方社會和當時的國際局勢，他不知道在鴉片的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工業革命使得西方要尋求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外貿易其實是不平等、不符合現代商業規則的。大清帝國以天朝大國自居，不屑於和蠻夷之國通商或建立外交關係，而是把它交給了指定的十三行。十三行的壟斷，使外商為了貿易而被買辦以及清朝官員大肆勒索。對企圖建立全球市場的西方世界來說，這種桎梏必須打破。可以斷言，英國人即便不用鴉片，也會用其他東西打開大清帝國緊閉的國門，並扭轉越來越大的中英貿易差。因此，從小處說，鴉片戰爭是不平等貿易引發的戰爭，從大處說，鴉片戰爭是兩種文化和文明引發的衝突。然而，就像所有同時代的中國精英一樣，林則徐對此完全不知情。精於文牘，昧於世界，這就是林則徐。
虎門銷煙後，英國對大清的戰爭只是時間問題。林則徐也知道這場戰爭不可避免，不過，在他的潛意識裡，英夷並不可怕。當英軍在義律率領下，不遠萬里撲向中國時，林則徐給道光上了一道奏章。這道奏章，可以看出林則徐這位當時最孚人望的民族英雄，對世界的茫然無知和盲目自信：“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堅，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僕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刃數敵，即鄉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林則徐依然堅定地相信：夷人的腿是無法彎屈的，一旦倒地，根本沒法爬起來。這一不經之說起源於乾隆年間英國使者馬戛爾尼拒絕向乾隆行跪拜禮。從此，中國人就津津樂道地認為，夷人的腿都是僵硬的。
接下來，林則徐又犯了一個錯誤：在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海戰中，清軍二十九隻兵船幾乎全部損壞，只有三隻還能勉強開動，將士陣亡十五人，英軍無一傷亡。但是，林則徐給道光的奏章卻虛構了一場大捷。不僅這次敗績被吹為勝仗，連此前的五次戰鬥，也都彙報為悉數獲勝，所謂“旬日之內，大小戰六次，俱系全勝”。正在戰和不定的道光接到奏章，如同打了強心針，立即以強硬的態度下達了同英國永遠斷絕貿易的上諭：“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正是林則徐的謊報，才導致遠在紫禁城的道光作出這一錯誤決定。真實情況則是，英軍無心在離北京甚遠的廣東與林則徐周旋，他們揮師北上，侵佔定海後，直逼北京門戶大沽口。道光的憤怒和震驚可想而知。於是乎，林則徐被加以辦理不善、誤國誤民的罪名革職查辦。此後，他先被派到浙江負責防務，後又流放伊犁。當林則徐離開廣州時，他受到了民間的最高禮遇：當地商民紛紛贈送牌匾，一些老人甚至痛哭流涕，乞求林則徐留下來。大概就是從那時起，林則徐的民族英雄的地位就已不可動搖。
然而，公允地說，林則徐是一個陰差陽錯的民族英雄。或者說，道光對他的處分，意外地成全了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倘若林則徐不被撤職，而是繼續留任，在接下來的戰與和中，他要麼像關天培、陳化成那樣戰死沙場，要麼像琦善、奕經那樣，在戰敗後收拾殘局——也就是在聖上的首肯下，和入侵的英夷簽訂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誠如是，林則徐還會是民族英雄嗎？儘管他此前的虎門銷煙依然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