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兩次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職時間長達近13年。那時候的李鴻章，內政外交一把抓，堪稱權傾朝野。
不過，李鴻章雖然權力如此之大，可對轄區的下屬順天府尹卻客客氣氣的，從來不干涉順天府的軍政要務。就連最重要的人事權，如順天府屬各州縣官員的升遷，李鴻章也從不輕易發表意見。而順天府尹有什麼麻煩事，李鴻章還得出錢出力。
1872年，剛剛接替曾國藩擔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發起修纂《畿輔通志》，需要參閱直隸全省各府、州、縣的地方誌書。他發現，各府、州、縣的地方誌書都有，唯獨順天府沒有。於是，李鴻章無奈地從直隸總督的辦公經費裡拿出9000兩銀子，作為《順天府志》修纂的啟動經費。
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李鴻章管不了順天府尹。
順天府尹，是清朝時期順天府的最高行政長官。順天府的轄區為通州、涿州、大興縣、宛平縣等24個州縣。顯然，這就相當於把整個北京城圈進來了。鑑於順天府的重要性，清朝給予了順天府尹許多“特殊”待遇。
一是抬高順天府尹的官級。我們知道，清朝時期，一般知府的官級為從四品，而順天府尹的官級為正三品，足足高了3級，比各省守巡道員的級別還高，與按察使一個級別。
二是允許順天府尹專摺奏事。這就意味著，順天府尹能夠與總督、巡撫、尚書、侍郎、翰林、御史等人一樣，針對某件事情提出個人的報告，供皇帝作出決斷，享受“直達聖聽”的待遇。一般的道員和知府是沒有這項權力的。
三是授權順天府尹接受全國各地訴狀。清朝司法訴訟實行“屬地管理”，順天府尹本應該只負責順天府轄區的司法訴訟。但是，由於順天府位置的特殊，經常遇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訴狀，朝廷便授權順天府尹接受全國各地訴狀。這樣一來，順天府有了“小刑部”之稱，順天府尹自然就有了“小刑部尚書”的派頭。
其實，在清朝初期和中期，順天府尹的權力還沒有這麼大。那時候，直隸總督不但可以直接考核順天府所轄各州縣官員，還掌握著他們的升遷大權。順天府尹無異於直隸總督的屬下。
1813年發生的天理教事件，改變了這一切。當年9月15日，200多名天理教徒潛入北京城，攻入紫禁城東華門、西華門，直插皇宮重地。只是由於力量太過懸殊，宣告失敗。這次事件，給嘉慶皇帝太大的震動，他在《遇變罪己詔》中稱之為“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事後，嘉慶皇帝採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減少直隸總督權力，提升順天府尹作用。當年11月，嘉慶皇帝批准了《順天府屬州縣官考察升調例》：
“查順天府所屬二十四州縣，定例均系直隸總督專主，府尹會銜。嗣後大興、宛平二縣缺出，請歸府尹於所屬之員詳加遴選，出具考語，奏請升調。其外二十二州縣揀選題調，均令府尹主稿，總督會銜。如順天府所屬官員無可保題，再諮行總督於通省揀選，令總督主稿、府尹會銜。順天府屬佐雜各缺，亦歸府尹專主辦理。”
按照這個條例，順天府尹擁有了轄區24州縣官員的人事自主權，直隸總督只是協助辦理。只有當順天府尹在本轄區選不出官員了，才會提請直隸總督在全省範圍內挑選官員。
有了人事權為主導，順天府就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獨立的區域，直隸總督很難插手。
【參考資料：《清史稿》《順天府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