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滿族統治者乃至一般貴族、旗人漢化的程度是多方面的，下面選取幾個主要方面來講：
恢復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於隋唐時期，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29年）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擾。”這一次錄取了200名生員。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再次錄取228名生員，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族八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繡錦、樑正大、雷興、馬國柱、蒙古人俄博特、蘇魯木等16人成為大清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於禮部”，此為八旗科舉之始。
對於清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成為一項制度是在入關以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的制度，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以子、午、卯、酉舉行鄉試，辰、戌、醜、未舉行會試。
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滿族統治者乃至一般貴族、旗人漢化的程度是多方面的，下面選取幾個主要方面來講：
恢復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於隋唐時期，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29年）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擾。”這一次錄取了200名生員。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再次錄取228名生員，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族八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繡錦、樑正大、雷興、馬國柱、蒙古人俄博特、蘇魯木等16人成為大清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於禮部”，此為八旗科舉之始。
對於清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成為一項制度是在入關以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的制度，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以子、午、卯、酉舉行鄉試，辰、戌、醜、未舉行會試。
對以騎射為本的旗人，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才開始實行鄉試、會試之制。由於當時尚未實現一統，八旗子弟不遑文治，應試者寥寥無幾，錄取名額比應試人有時還要多，故八旗科舉時開時停，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開始步入正軌。
八旗科舉同一般科舉有很大差異，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要先考騎射，只有騎射通過才能進入以後的考核，而且還要加試滿文或蒙古文。鄉試錄取比列名額屢有變化，順治八年定為滿洲、漢軍各50名、蒙古20名，此後錄取名額則有所減少。至乾隆九年（1744年）定為滿洲、蒙古各27名，漢軍12名，遂成定製，會試錄取名額則降至各4人。
雖然八旗子弟“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但由於八旗兵額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萬左右，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當兵的機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步入考場，尤其是那些就讀於八旗官學的子弟，更是把參加科考作為步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
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滿族統治者乃至一般貴族、旗人漢化的程度是多方面的，下面選取幾個主要方面來講：
恢復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於隋唐時期，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29年）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擾。”這一次錄取了200名生員。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再次錄取228名生員，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族八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繡錦、樑正大、雷興、馬國柱、蒙古人俄博特、蘇魯木等16人成為大清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於禮部”，此為八旗科舉之始。
對於清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成為一項制度是在入關以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的制度，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以子、午、卯、酉舉行鄉試，辰、戌、醜、未舉行會試。
對以騎射為本的旗人，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才開始實行鄉試、會試之制。由於當時尚未實現一統，八旗子弟不遑文治，應試者寥寥無幾，錄取名額比應試人有時還要多，故八旗科舉時開時停，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開始步入正軌。
八旗科舉同一般科舉有很大差異，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要先考騎射，只有騎射通過才能進入以後的考核，而且還要加試滿文或蒙古文。鄉試錄取比列名額屢有變化，順治八年定為滿洲、漢軍各50名、蒙古20名，此後錄取名額則有所減少。至乾隆九年（1744年）定為滿洲、蒙古各27名，漢軍12名，遂成定製，會試錄取名額則降至各4人。
雖然八旗子弟“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但由於八旗兵額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萬左右，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當兵的機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步入考場，尤其是那些就讀於八旗官學的子弟，更是把參加科考作為步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
據統計，自順治八年至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飛黃騰達的旗人子弟就有75人，其中名聲顯赫的有範承謨、阿克敦、尹繼善等。
儘管自康熙年間以後，一些有頭腦的滿洲大臣已經意識到八股取士的內容陳舊，提出廢除科舉考試，但清朝統治者從籠絡漢族士大夫的角度出發還是堅持八股取士。
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的變化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後，一直提倡滿語、騎射，實際上自順康以來滿洲貴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於漢族文學、書法、繪畫，不僅精通四書五經及唐詩、宋詞、元曲，長於琴棋書畫，且對宋明理學、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外，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根本不會說滿語，其姓氏也是從原來的複姓變為單姓，有的甚至採用漢姓。
乾隆曾為此頒諭滿洲八旗：“須以清語、騎射為常務，如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儘管乾隆帝強調滿洲會試先試弓馬，合格者方許入試，但由於承平日久騎射多被廢弛，《清文鑑》、《滿洲源流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編纂也並未能喚起八旗子弟學習本民族語言的興趣。
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滿族統治者乃至一般貴族、旗人漢化的程度是多方面的，下面選取幾個主要方面來講：
恢復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於隋唐時期，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29年）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擾。”這一次錄取了200名生員。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再次錄取228名生員，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族八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繡錦、樑正大、雷興、馬國柱、蒙古人俄博特、蘇魯木等16人成為大清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於禮部”，此為八旗科舉之始。
對於清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成為一項制度是在入關以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的制度，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以子、午、卯、酉舉行鄉試，辰、戌、醜、未舉行會試。
對以騎射為本的旗人，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才開始實行鄉試、會試之制。由於當時尚未實現一統，八旗子弟不遑文治，應試者寥寥無幾，錄取名額比應試人有時還要多，故八旗科舉時開時停，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開始步入正軌。
八旗科舉同一般科舉有很大差異，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要先考騎射，只有騎射通過才能進入以後的考核，而且還要加試滿文或蒙古文。鄉試錄取比列名額屢有變化，順治八年定為滿洲、漢軍各50名、蒙古20名，此後錄取名額則有所減少。至乾隆九年（1744年）定為滿洲、蒙古各27名，漢軍12名，遂成定製，會試錄取名額則降至各4人。
雖然八旗子弟“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但由於八旗兵額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萬左右，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當兵的機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步入考場，尤其是那些就讀於八旗官學的子弟，更是把參加科考作為步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
據統計，自順治八年至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飛黃騰達的旗人子弟就有75人，其中名聲顯赫的有範承謨、阿克敦、尹繼善等。
儘管自康熙年間以後，一些有頭腦的滿洲大臣已經意識到八股取士的內容陳舊，提出廢除科舉考試，但清朝統治者從籠絡漢族士大夫的角度出發還是堅持八股取士。
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的變化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後，一直提倡滿語、騎射，實際上自順康以來滿洲貴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於漢族文學、書法、繪畫，不僅精通四書五經及唐詩、宋詞、元曲，長於琴棋書畫，且對宋明理學、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外，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根本不會說滿語，其姓氏也是從原來的複姓變為單姓，有的甚至採用漢姓。
乾隆曾為此頒諭滿洲八旗：“須以清語、騎射為常務，如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儘管乾隆帝強調滿洲會試先試弓馬，合格者方許入試，但由於承平日久騎射多被廢弛，《清文鑑》、《滿洲源流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編纂也並未能喚起八旗子弟學習本民族語言的興趣。
旗地經營方式的轉變
旗地是滿族固有的土地佔有方式、經營方式，其特點在於：嚴禁土地買賣、典當；以莊園的方式組織生產；剝削方式以勞役地租為主，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以超經濟強制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經營方式。
儘管旗地嚴禁典當買賣，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徵役甚煩，時有急需，稱貸無門，只得指地借錢或支使長租，其實於賣無二”。迫於旗地典當買賣日盛，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允許旗地在旗內買賣的諭令，以期遏制旗地外流入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統治者再次讓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買賣。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後，“雖分土地，每年並未收成”，為維持生計，常把土地租給漢民，形成了“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實際上，真正按照莊園制進行經營的只有皇莊、王莊。而皇莊、王莊又分為投充莊（投充地所建）、老圈莊（圈地所建）。據《光緒會典》記載：“順治初年，畿輔之民攜地前來投者，各就其地而立莊，計莊百三十有二，不立莊者仍其戶”。投充莊在建立之始即以漢族租佃方式組織生產。
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滿族統治者乃至一般貴族、旗人漢化的程度是多方面的，下面選取幾個主要方面來講：
恢復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於隋唐時期，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29年）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擾。”這一次錄取了200名生員。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再次錄取228名生員，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族八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繡錦、樑正大、雷興、馬國柱、蒙古人俄博特、蘇魯木等16人成為大清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於禮部”，此為八旗科舉之始。
對於清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成為一項制度是在入關以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的制度，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以子、午、卯、酉舉行鄉試，辰、戌、醜、未舉行會試。
對以騎射為本的旗人，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才開始實行鄉試、會試之制。由於當時尚未實現一統，八旗子弟不遑文治，應試者寥寥無幾，錄取名額比應試人有時還要多，故八旗科舉時開時停，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開始步入正軌。
八旗科舉同一般科舉有很大差異，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要先考騎射，只有騎射通過才能進入以後的考核，而且還要加試滿文或蒙古文。鄉試錄取比列名額屢有變化，順治八年定為滿洲、漢軍各50名、蒙古20名，此後錄取名額則有所減少。至乾隆九年（1744年）定為滿洲、蒙古各27名，漢軍12名，遂成定製，會試錄取名額則降至各4人。
雖然八旗子弟“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但由於八旗兵額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萬左右，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當兵的機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步入考場，尤其是那些就讀於八旗官學的子弟，更是把參加科考作為步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
據統計，自順治八年至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飛黃騰達的旗人子弟就有75人，其中名聲顯赫的有範承謨、阿克敦、尹繼善等。
儘管自康熙年間以後，一些有頭腦的滿洲大臣已經意識到八股取士的內容陳舊，提出廢除科舉考試，但清朝統治者從籠絡漢族士大夫的角度出發還是堅持八股取士。
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的變化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後，一直提倡滿語、騎射，實際上自順康以來滿洲貴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於漢族文學、書法、繪畫，不僅精通四書五經及唐詩、宋詞、元曲，長於琴棋書畫，且對宋明理學、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外，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根本不會說滿語，其姓氏也是從原來的複姓變為單姓，有的甚至採用漢姓。
乾隆曾為此頒諭滿洲八旗：“須以清語、騎射為常務，如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儘管乾隆帝強調滿洲會試先試弓馬，合格者方許入試，但由於承平日久騎射多被廢弛，《清文鑑》、《滿洲源流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編纂也並未能喚起八旗子弟學習本民族語言的興趣。
旗地經營方式的轉變
旗地是滿族固有的土地佔有方式、經營方式，其特點在於：嚴禁土地買賣、典當；以莊園的方式組織生產；剝削方式以勞役地租為主，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以超經濟強制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經營方式。
儘管旗地嚴禁典當買賣，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徵役甚煩，時有急需，稱貸無門，只得指地借錢或支使長租，其實於賣無二”。迫於旗地典當買賣日盛，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允許旗地在旗內買賣的諭令，以期遏制旗地外流入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統治者再次讓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買賣。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後，“雖分土地，每年並未收成”，為維持生計，常把土地租給漢民，形成了“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實際上，真正按照莊園制進行經營的只有皇莊、王莊。而皇莊、王莊又分為投充莊（投充地所建）、老圈莊（圈地所建）。據《光緒會典》記載：“順治初年，畿輔之民攜地前來投者，各就其地而立莊，計莊百三十有二，不立莊者仍其戶”。投充莊在建立之始即以漢族租佃方式組織生產。
只有老圈地在較長時間內保留了旗地的經營方式，在老圈莊內從事勞動的大多是被掠漢人的後裔。為保證皇室、王府的供應，一些莊頭將莊園內的壯丁，只是在形式上保留了莊園制。乾隆十年（1745年），清統治者下達放丁為民，聽其自謀生路的諭令，在漢族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影響下，滿族貴族終於拋棄其原有的經營方式。
以孔孟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清王朝在入關之前，尚未形成一套系統的統治思想，因而入關後迅速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的治國安邦之道。順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順治在為位於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堂撰寫的碑文中，赫然寫道：“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
康熙即位後，把程朱理學尊為正統，皇帝本人“潛心理學，旁闡六藝”，並於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頒佈上諭十六條，提出：
“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
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滿族統治者乃至一般貴族、旗人漢化的程度是多方面的，下面選取幾個主要方面來講：
恢復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於隋唐時期，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29年）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擾。”這一次錄取了200名生員。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再次錄取228名生員，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族八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繡錦、樑正大、雷興、馬國柱、蒙古人俄博特、蘇魯木等16人成為大清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於禮部”，此為八旗科舉之始。
對於清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成為一項制度是在入關以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的制度，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以子、午、卯、酉舉行鄉試，辰、戌、醜、未舉行會試。
對以騎射為本的旗人，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才開始實行鄉試、會試之制。由於當時尚未實現一統，八旗子弟不遑文治，應試者寥寥無幾，錄取名額比應試人有時還要多，故八旗科舉時開時停，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開始步入正軌。
八旗科舉同一般科舉有很大差異，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要先考騎射，只有騎射通過才能進入以後的考核，而且還要加試滿文或蒙古文。鄉試錄取比列名額屢有變化，順治八年定為滿洲、漢軍各50名、蒙古20名，此後錄取名額則有所減少。至乾隆九年（1744年）定為滿洲、蒙古各27名，漢軍12名，遂成定製，會試錄取名額則降至各4人。
雖然八旗子弟“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但由於八旗兵額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萬左右，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當兵的機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步入考場，尤其是那些就讀於八旗官學的子弟，更是把參加科考作為步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
據統計，自順治八年至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飛黃騰達的旗人子弟就有75人，其中名聲顯赫的有範承謨、阿克敦、尹繼善等。
儘管自康熙年間以後，一些有頭腦的滿洲大臣已經意識到八股取士的內容陳舊，提出廢除科舉考試，但清朝統治者從籠絡漢族士大夫的角度出發還是堅持八股取士。
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的變化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後，一直提倡滿語、騎射，實際上自順康以來滿洲貴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於漢族文學、書法、繪畫，不僅精通四書五經及唐詩、宋詞、元曲，長於琴棋書畫，且對宋明理學、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外，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根本不會說滿語，其姓氏也是從原來的複姓變為單姓，有的甚至採用漢姓。
乾隆曾為此頒諭滿洲八旗：“須以清語、騎射為常務，如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儘管乾隆帝強調滿洲會試先試弓馬，合格者方許入試，但由於承平日久騎射多被廢弛，《清文鑑》、《滿洲源流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編纂也並未能喚起八旗子弟學習本民族語言的興趣。
旗地經營方式的轉變
旗地是滿族固有的土地佔有方式、經營方式，其特點在於：嚴禁土地買賣、典當；以莊園的方式組織生產；剝削方式以勞役地租為主，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以超經濟強制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經營方式。
儘管旗地嚴禁典當買賣，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徵役甚煩，時有急需，稱貸無門，只得指地借錢或支使長租，其實於賣無二”。迫於旗地典當買賣日盛，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允許旗地在旗內買賣的諭令，以期遏制旗地外流入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統治者再次讓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買賣。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後，“雖分土地，每年並未收成”，為維持生計，常把土地租給漢民，形成了“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實際上，真正按照莊園制進行經營的只有皇莊、王莊。而皇莊、王莊又分為投充莊（投充地所建）、老圈莊（圈地所建）。據《光緒會典》記載：“順治初年，畿輔之民攜地前來投者，各就其地而立莊，計莊百三十有二，不立莊者仍其戶”。投充莊在建立之始即以漢族租佃方式組織生產。
只有老圈地在較長時間內保留了旗地的經營方式，在老圈莊內從事勞動的大多是被掠漢人的後裔。為保證皇室、王府的供應，一些莊頭將莊園內的壯丁，只是在形式上保留了莊園制。乾隆十年（1745年），清統治者下達放丁為民，聽其自謀生路的諭令，在漢族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影響下，滿族貴族終於拋棄其原有的經營方式。
以孔孟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清王朝在入關之前，尚未形成一套系統的統治思想，因而入關後迅速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的治國安邦之道。順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順治在為位於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堂撰寫的碑文中，赫然寫道：“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
康熙即位後，把程朱理學尊為正統，皇帝本人“潛心理學，旁闡六藝”，並於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頒佈上諭十六條，提出：
“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十六年（1678年）十二月為《四書解義》作序：
“蓋有四子（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道統在是，治統也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學問，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
對漢族倫理綱常觀念的皈依
順治初年，清政府不僅為崇禎帝發喪，且對前明甲申死事諸臣“皆褒獎之”。順治九年（1653年）議修明史，理學名臣湯斌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禮、巴顏布哈之義。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抗節不屈、臨危受命者，不可概以叛書。”
乾隆時期開館修史，特增設《貳臣傳》，即使像李永芳、孟喬芳、張存仁、洪承疇這些在清開國時期立有特殊功勳的人物，也要被冠以貳臣之名。對於在明清之際堅持抗清的史可法等明廷官員，或建祠，或賜諡。
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滿族統治者乃至一般貴族、旗人漢化的程度是多方面的，下面選取幾個主要方面來講：
恢復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於隋唐時期，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29年）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擾。”這一次錄取了200名生員。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再次錄取228名生員，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族八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繡錦、樑正大、雷興、馬國柱、蒙古人俄博特、蘇魯木等16人成為大清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於禮部”，此為八旗科舉之始。
對於清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成為一項制度是在入關以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的制度，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以子、午、卯、酉舉行鄉試，辰、戌、醜、未舉行會試。
對以騎射為本的旗人，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才開始實行鄉試、會試之制。由於當時尚未實現一統，八旗子弟不遑文治，應試者寥寥無幾，錄取名額比應試人有時還要多，故八旗科舉時開時停，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開始步入正軌。
八旗科舉同一般科舉有很大差異，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要先考騎射，只有騎射通過才能進入以後的考核，而且還要加試滿文或蒙古文。鄉試錄取比列名額屢有變化，順治八年定為滿洲、漢軍各50名、蒙古20名，此後錄取名額則有所減少。至乾隆九年（1744年）定為滿洲、蒙古各27名，漢軍12名，遂成定製，會試錄取名額則降至各4人。
雖然八旗子弟“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但由於八旗兵額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萬左右，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當兵的機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步入考場，尤其是那些就讀於八旗官學的子弟，更是把參加科考作為步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
據統計，自順治八年至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飛黃騰達的旗人子弟就有75人，其中名聲顯赫的有範承謨、阿克敦、尹繼善等。
儘管自康熙年間以後，一些有頭腦的滿洲大臣已經意識到八股取士的內容陳舊，提出廢除科舉考試，但清朝統治者從籠絡漢族士大夫的角度出發還是堅持八股取士。
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的變化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後，一直提倡滿語、騎射，實際上自順康以來滿洲貴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於漢族文學、書法、繪畫，不僅精通四書五經及唐詩、宋詞、元曲，長於琴棋書畫，且對宋明理學、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外，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根本不會說滿語，其姓氏也是從原來的複姓變為單姓，有的甚至採用漢姓。
乾隆曾為此頒諭滿洲八旗：“須以清語、騎射為常務，如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儘管乾隆帝強調滿洲會試先試弓馬，合格者方許入試，但由於承平日久騎射多被廢弛，《清文鑑》、《滿洲源流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編纂也並未能喚起八旗子弟學習本民族語言的興趣。
旗地經營方式的轉變
旗地是滿族固有的土地佔有方式、經營方式，其特點在於：嚴禁土地買賣、典當；以莊園的方式組織生產；剝削方式以勞役地租為主，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以超經濟強制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經營方式。
儘管旗地嚴禁典當買賣，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徵役甚煩，時有急需，稱貸無門，只得指地借錢或支使長租，其實於賣無二”。迫於旗地典當買賣日盛，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允許旗地在旗內買賣的諭令，以期遏制旗地外流入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統治者再次讓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買賣。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後，“雖分土地，每年並未收成”，為維持生計，常把土地租給漢民，形成了“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實際上，真正按照莊園制進行經營的只有皇莊、王莊。而皇莊、王莊又分為投充莊（投充地所建）、老圈莊（圈地所建）。據《光緒會典》記載：“順治初年，畿輔之民攜地前來投者，各就其地而立莊，計莊百三十有二，不立莊者仍其戶”。投充莊在建立之始即以漢族租佃方式組織生產。
只有老圈地在較長時間內保留了旗地的經營方式，在老圈莊內從事勞動的大多是被掠漢人的後裔。為保證皇室、王府的供應，一些莊頭將莊園內的壯丁，只是在形式上保留了莊園制。乾隆十年（1745年），清統治者下達放丁為民，聽其自謀生路的諭令，在漢族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影響下，滿族貴族終於拋棄其原有的經營方式。
以孔孟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清王朝在入關之前，尚未形成一套系統的統治思想，因而入關後迅速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的治國安邦之道。順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順治在為位於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堂撰寫的碑文中，赫然寫道：“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
康熙即位後，把程朱理學尊為正統，皇帝本人“潛心理學，旁闡六藝”，並於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頒佈上諭十六條，提出：
“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十六年（1678年）十二月為《四書解義》作序：
“蓋有四子（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道統在是，治統也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學問，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
對漢族倫理綱常觀念的皈依
順治初年，清政府不僅為崇禎帝發喪，且對前明甲申死事諸臣“皆褒獎之”。順治九年（1653年）議修明史，理學名臣湯斌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禮、巴顏布哈之義。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抗節不屈、臨危受命者，不可概以叛書。”
乾隆時期開館修史，特增設《貳臣傳》，即使像李永芳、孟喬芳、張存仁、洪承疇這些在清開國時期立有特殊功勳的人物，也要被冠以貳臣之名。對於在明清之際堅持抗清的史可法等明廷官員，或建祠，或賜諡。
乾隆帝在批閱《明史》時，看到“忠於所事”的明薊遼總督袁崇煥因“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闢”，特傳諭軍機大臣查明袁崇煥“有無子孫，曾否出仕”。在得悉袁崇煥無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繼為嗣，現有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後，即傳諭廣東巡撫，將其以訓導諮補，如查明能粗曉字義，人尚明白，即以佐雜官補用。
清王朝入關後對孝悌也十分提倡。順治親政後，親自主持修定《孝經注》、《孝經衍義》頒行天下。康熙即位後，對於太皇太后孝順備至，數十年如一日。其後的乾隆帝也以孝聞名，並將“以孝治天下”定為王朝的治國理念之一。
清代是滿族人建立的政權，儘管有清一代滿洲貴族享有特權，但總體上來說卻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縱觀古代中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要被那些他們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定律”。在明清之際，滿族文化、經濟較漢族落後，伴隨著清軍入關、定鼎中原，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均因受漢族影響而發生變化，史稱“漢化”。
滿族統治者乃至一般貴族、旗人漢化的程度是多方面的，下面選取幾個主要方面來講：
恢復科舉取士
科舉取士原本是漢族地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始於隋唐時期，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應試的制度。清入關以前，即已對科舉取士的做法進行過嘗試，天聰三年（1629年）九月舉行“考取生員”的考試，“諸貝勒以下及滿漢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家主不得阻擾。”這一次錄取了200名生員。
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再次錄取228名生員，同年四月又進行選拔舉人的考試，滿族八旗的剛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漢人齊國如、宜成格、朱燦然、羅繡錦、樑正大、雷興、馬國柱、蒙古人俄博特、蘇魯木等16人成為大清的第一批舉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於禮部”，此為八旗科舉之始。
對於清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成為一項制度是在入關以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三十日，順治帝在皇極門頒詔，表示要沿用明代科舉取士的制度，每三年開科一次，仍以子、午、卯、酉舉行鄉試，辰、戌、醜、未舉行會試。
對以騎射為本的旗人，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才開始實行鄉試、會試之制。由於當時尚未實現一統，八旗子弟不遑文治，應試者寥寥無幾，錄取名額比應試人有時還要多，故八旗科舉時開時停，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開始步入正軌。
八旗科舉同一般科舉有很大差異，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第一場要先考騎射，只有騎射通過才能進入以後的考核，而且還要加試滿文或蒙古文。鄉試錄取比列名額屢有變化，順治八年定為滿洲、漢軍各50名、蒙古20名，此後錄取名額則有所減少。至乾隆九年（1744年）定為滿洲、蒙古各27名，漢軍12名，遂成定製，會試錄取名額則降至各4人。
雖然八旗子弟“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但由於八旗兵額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萬左右，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當兵的機會，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步入考場，尤其是那些就讀於八旗官學的子弟，更是把參加科考作為步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
據統計，自順治八年至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飛黃騰達的旗人子弟就有75人，其中名聲顯赫的有範承謨、阿克敦、尹繼善等。
儘管自康熙年間以後，一些有頭腦的滿洲大臣已經意識到八股取士的內容陳舊，提出廢除科舉考試，但清朝統治者從籠絡漢族士大夫的角度出發還是堅持八股取士。
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的變化
清朝統治者在入關後，一直提倡滿語、騎射，實際上自順康以來滿洲貴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於漢族文學、書法、繪畫，不僅精通四書五經及唐詩、宋詞、元曲，長於琴棋書畫，且對宋明理學、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外，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根本不會說滿語，其姓氏也是從原來的複姓變為單姓，有的甚至採用漢姓。
乾隆曾為此頒諭滿洲八旗：“須以清語、騎射為常務，如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儘管乾隆帝強調滿洲會試先試弓馬，合格者方許入試，但由於承平日久騎射多被廢弛，《清文鑑》、《滿洲源流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編纂也並未能喚起八旗子弟學習本民族語言的興趣。
旗地經營方式的轉變
旗地是滿族固有的土地佔有方式、經營方式，其特點在於：嚴禁土地買賣、典當；以莊園的方式組織生產；剝削方式以勞役地租為主，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以超經濟強制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經營方式。
儘管旗地嚴禁典當買賣，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徵役甚煩，時有急需，稱貸無門，只得指地借錢或支使長租，其實於賣無二”。迫於旗地典當買賣日盛，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允許旗地在旗內買賣的諭令，以期遏制旗地外流入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統治者再次讓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買賣。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後，“雖分土地，每年並未收成”，為維持生計，常把土地租給漢民，形成了“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實際上，真正按照莊園制進行經營的只有皇莊、王莊。而皇莊、王莊又分為投充莊（投充地所建）、老圈莊（圈地所建）。據《光緒會典》記載：“順治初年，畿輔之民攜地前來投者，各就其地而立莊，計莊百三十有二，不立莊者仍其戶”。投充莊在建立之始即以漢族租佃方式組織生產。
只有老圈地在較長時間內保留了旗地的經營方式，在老圈莊內從事勞動的大多是被掠漢人的後裔。為保證皇室、王府的供應，一些莊頭將莊園內的壯丁，只是在形式上保留了莊園制。乾隆十年（1745年），清統治者下達放丁為民，聽其自謀生路的諭令，在漢族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影響下，滿族貴族終於拋棄其原有的經營方式。
以孔孟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清王朝在入關之前，尚未形成一套系統的統治思想，因而入關後迅速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的治國安邦之道。順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順治在為位於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堂撰寫的碑文中，赫然寫道：“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
康熙即位後，把程朱理學尊為正統，皇帝本人“潛心理學，旁闡六藝”，並於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頒佈上諭十六條，提出：
“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十六年（1678年）十二月為《四書解義》作序：
“蓋有四子（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道統在是，治統也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學問，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
對漢族倫理綱常觀念的皈依
順治初年，清政府不僅為崇禎帝發喪，且對前明甲申死事諸臣“皆褒獎之”。順治九年（1653年）議修明史，理學名臣湯斌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禮、巴顏布哈之義。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抗節不屈、臨危受命者，不可概以叛書。”
乾隆時期開館修史，特增設《貳臣傳》，即使像李永芳、孟喬芳、張存仁、洪承疇這些在清開國時期立有特殊功勳的人物，也要被冠以貳臣之名。對於在明清之際堅持抗清的史可法等明廷官員，或建祠，或賜諡。
乾隆帝在批閱《明史》時，看到“忠於所事”的明薊遼總督袁崇煥因“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闢”，特傳諭軍機大臣查明袁崇煥“有無子孫，曾否出仕”。在得悉袁崇煥無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繼為嗣，現有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後，即傳諭廣東巡撫，將其以訓導諮補，如查明能粗曉字義，人尚明白，即以佐雜官補用。
清王朝入關後對孝悌也十分提倡。順治親政後，親自主持修定《孝經注》、《孝經衍義》頒行天下。康熙即位後，對於太皇太后孝順備至，數十年如一日。其後的乾隆帝也以孝聞名，並將“以孝治天下”定為王朝的治國理念之一。
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清代雖然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但在很多方面其實是對中原文化的繼承，很多對清代歷史有所誤解的讀者往往視其統治者為“蠻夷”，實者大謬，滿漢雖然有別，但終究還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