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 ，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
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釗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發表《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和演說，是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1920年初，李大釗與陳獨秀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活動，籌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負責黨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並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區分部主任。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於北京，時年38歲。
李大釗乳名憨頭，1889年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1905年，李大釗進入永平府中學讀書。當時，清政府正處於崩潰的前夜，教育上科舉制已經廢除，新學正在勃興。因此，在中學期間，李大釗讀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物的著作，也知道了同盟會的成立以及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事蹟，思想進步很快。在伯父的支持下，李大釗決定進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
一次，同學們暢談人生理想，有人說要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有人說願做一位名士，遊歷山水；也有人認為生逢亂世，“今朝有酒今朝醉”，應該及時行樂；更有人懵懵懂懂，不知人生理想為何物，糊里糊塗虛度光陰。聽著同學們高談闊論各抒己見，李大釗笑而不語。一位同學說：“守常，你的理想是什麼呢？”同學們的目光都投了過來，李大釗頓了一下，嚴肅地說：“我的理想，就是要投入時代的洪流，改造我們的中華國土，不愧為黃帝的子孫。就我個人來說，我活著只希望做一個對老百姓有用的人。我死後，一不要棺槨，二不要埋在地下，我希望把我的屍體扔進大海里，喂肥魚蝦，供民食用，也使人民得到一點好處。這就是我最大的快樂！”
1913年冬，李大釗赴日留學，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在日本，李大釗深深地感受到國家貧弱所帶來的恥辱。一次，李大釗參觀東京“遊就館”，發現裡面陳列的很多展品都是日本通過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從中國掠奪而來的寶物。睹物傷懷，李大釗不由感慨：“蓋是館者，人以紀其功，我以銘其恥；人以壯其氣，我以痛其心。唯有揹人咽淚，面壁吞聲而已。”這一時期，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已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翻譯成日文，並且出版了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著作。李大釗如飢似渴地閱讀這些書籍，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最基本的認識。
1916年5月，李大釗回國；6月，應湯化龍之邀赴北京辦《晨鐘》報。李大釗原本想借辦報喚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但很快發現湯化龍不過想通過拉攏利用他收買人心而已，遂毅然離職。1917年1月，李大釗受聘為《甲寅日刊》編輯，發表了許多批判黑暗時局及舊禮教的文章，著重“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引起守舊派的仇視。7月，張勳擁戴廢帝溥儀復辟，李大釗被迫避走上海。正在李大釗愁苦憤懣之際，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李大釗敏銳地覺察到，中國國情與俄國有諸多相似之處，完全可以以俄國為師，實現民族的自救自新。從此，他開啟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而努力奮鬥的人生新篇章。
1918年1月，李大釗被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後，他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併發起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五四運動爆發後，鬥爭形勢的發展催迫著李大釗將全副身心投入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宣傳中去。1919年整整一年，他筆耕不輟幾無閒暇，平均不到一週就寫成一篇宣傳文章。1919年9月，經李大釗等人營救，五四運動期間被捕的陳獨秀出獄。李大釗欣喜之餘，寫下膾炙人口的詩歌《歡迎仲甫出獄》：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竟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
1920年3月，在李大釗領導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發起人有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等十九人。同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李大釗在北京為其舉行了歡迎會、演講會，還召開了座談會。期間，李大釗與維經斯基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辦公室進行了深入交流，對籌建中國共產黨達成一致意見。為了給建黨打下牢固的基礎，4月，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前往上海與陳獨秀會談。這期間，李大釗進一步認識到，在中國僅僅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形勢發展的需要，他明確指出：中國“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5月，陳獨秀在上海準備籌建共產主義小組，但對於黨的名稱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猶豫不定。陳獨秀寫信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明確回覆就叫共產黨。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成員有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等。李大釗高興地說：“我們這些人只是幾顆革命的種子，今後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將來一定會開花結果。”小組的活動地點就在李大釗家裡和他的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裡，小組的活動經費因暫無著落，李大釗遂宣佈每月捐出工資八十元，為各項工作之用。
在1921年6月初中共“一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又派馬林與尼克爾斯基來華，他們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面，進一步就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性的中國共產黨組織等問題交換意見。
雖然中共“一大”召開時，李大釗因公務繁忙而未能親自參加，但北方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都是在李大釗的指導與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是有事實依據的。因此，雖然未出席“一大”，但絲毫不影響李大釗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關於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關係，老革命家林伯渠“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的詩句，應是最為準確而貼切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有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思想創建在先、組織創建在後。組織創建，始於1920年8月陳獨秀領導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正式成立；但思想創建，則肇始於十月革命後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宣傳。李大釗於1919年5月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創建階段最重要的黨課教材。毛澤東曾說，五四時期“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這就是對中國共產黨成立至關重要的思想創建階段。對於自己年輕時思想上的轉變，毛澤東曾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對身邊的同志感嘆：“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呢！”從這個意義上看，李大釗是當之無愧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領袖。關於這一點，就連年長他10歲、在中共“一大”上當選為黨的書記的陳獨秀也曾自謙道：“‘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
節選自《不忘初心：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故事》，有刪減。題目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