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妙語短評四大名著與《聊齋志異》

元明清時代的文學風光，已經讓給了戲劇、小說。這些作品的體量都很大，就像是一重重山丘，不管是攀越它們還是環繞它們，都要花不少時間。而且遠遠看去，在攀越和環繞的人已經很多，我們還要加入進去嗎？

我不反對年輕朋友攀緣和環繞這些作品，但不贊成沉陷在裡邊。因此，作為一個攀緣和環繞過很多次的過來人，要在山口的坡臺上提示幾句，讓他們從容地進去，從容地出來。

這種提示，不是講解，不是導遊，因此越簡短越好。記得我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時，與各系學生有一個“閃問閃答”的環節，學生的提問和我的回答，都像閃電一樣快速簡短。後來，根據講課記錄整理出版的《北大授課》，不管是海內外的哪一種版本，最受讀者歡迎的總是“閃問閃答”部分。

很想以“閃問閃答”的風格來對付長篇作品。但由於那些作品包含的問題很複雜，幾經試驗都難於“閃答”，而只能“短答”。

這種“短答”，會被很多專家看到，因此要短而準確，短而在行，短而勝長，很不容易。

那就試試吧，請了五位年輕朋友設計了“短問”。

短問：中國四部古典小說，產生的時間順序如何排列？文化的等級順序又如何排列？

短答：時間順序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很巧，文化的等級順序也這樣排列，一階階由低到高。

短問：那就先問第一臺階，《三國演義》。您認為這部歷史小說的文化價值何在？

短答：第一次以長篇故事和鮮明人物，強烈地普及了最正宗的“中國觀念”，即大奸、大義、大智。大奸是曹操，大義是關羽，大智是諸葛亮。這種普及，社會影響巨大。

短問：那麼《水滸傳》呢？

短答：與正宗觀念反著來了，“流寇”被看作了英雄，認為他們是在“替天行道”，這就顛覆了天理和道統。英雄人物武松、魯智深、李逵、林沖寫得很生動。宋江則是一個在“江湖道德”和“正統道德”之間的徘徊者。

短問：金聖嘆為什麼把聚義之後的情節砍了？

短答：砍得好。英雄們上山了，施耐庵就下不了山了。一個總體行動已經結束，他無法繼續，只能硬拖。

短問：您覺得英雄上山後，小說還能寫下去嗎？

短答：能。更換一個方位，加上悲劇意識和宗教意識。我有過幾個具體設想，這兒就不說了。

短問：難道鬧鬧騰騰的《西遊記》也算上了一個臺階？

短答：對。《西遊記》出現了一種寓言式的象徵結構，這在小說中很是難得。魯迅說它“實出於遊戲”，我不同意。

短問：有哪些象徵？

短答：第一象徵是，自由本性，縱橫天地，必受禁錮；第二象徵是，八十一難，大同小異，終能戰勝；第三象徵是，師徒四人，黃金搭配，處處可見。

短問：終於要面對《紅樓夢》了。我們耳邊，有紅學家們的萬千聲浪，您能用一句話，來概括這部小說的意涵嗎？

短答：這部小說通過寫實和象徵，探尋了人性美的存在狀態和幻滅過程。

短問：在小說藝術上您最讚歎它哪一個方面？

短答：以極為恢弘的大結構，寫出了五百多個人物，其中寶玉、黛玉、王熙鳳、晴雯可謂千古絕筆。這麼多人物又分別印證了大結構的大走向，那就是大幻滅。

短問：紅學家們對作者曹雪芹的家族有大量研究，您能用最簡單的語言說兩句嗎？

短答：在清代“康雍乾盛世”中，曹家在康熙初年發達，雍正初年被查，乾隆初年破落。曹雪芹過了十三年的貴族生活後，辛苦流離。三十八歲開始寫這本書，四十八歲就去世了。

短問：有些紅學家對高鶚續書評價極低，您認為呢？

短答：這不公平。高鶚當然比不上曹雪芹，但他保持了全書的悲劇走向，寫出了黛玉之死和寶玉婚禮的重疊情節，都難能可貴。見過幾種續書，他的最好。沒有續書，很難流傳。

短問：您曾多次論述，這四部小說不能並列，因為《紅樓夢》高出太多，是嗎？

短答：是的。

短問：還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影響也很大，《聊齋志異》。這本書內容很雜，又荒誕不經，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短答：《聊齋》的各種故事中，有一抹最亮眼的異色，那就是狐仙和人的戀愛。很多讀者都把這些狐仙看作了幻想中的戀人，因為她們生氣勃勃，非常主動，機智任性，無視規矩，這是人世間的女友很難具備的。

短問：您是說，這些故事突破了現實題材的各種限制？

短答：要彌補現實，當然必須突破現實。一突破，連情節都變得豔麗奇譎、不可思議了。於是，一種特殊而陌生的美，壓過了恐懼心理。為了美，人們寧肯擁抱不安全。為什麼戲曲、電影都喜歡在《聊齋》中取材？因為它在彌補現實的同時也彌補了藝術。

短問：您的回答已經開始有點長了，要不要繼續下去？

短答：一長就違背了我們的約定，那就結束吧。

——以上，就是有關中國古典小說的“短問短答”記錄。

一部部厚厚的小說，竟然用這麼簡潔的語言來評說，似乎包含著一種故意的逆反心理。這也有好處，通過遠視、俯視、掃視，我們發現了這些文學丘壑的靈竅所在。如果反過來，採用近視、逼視、久視，很容易一葉障目。

正是在匆匆掃視中我們發現，僅僅這幾部小說，也都在不長的時間裡完成了勇敢的文化背叛。《三國演義》首先以浩蕩的情節和鮮明的形象，翻轉了歷來儒家的道義傳揚方式；《水滸傳》則以一座梁山，反叛了三國道義；到了《西遊記》，一座梁山已經不夠玩的了，從花果山、天宮到一個個魔窟，都是孫悟空反叛的連綿“梁山”；《聊齋志異》則把人間全都反叛了，送來夜半狐仙的爽朗笑聲；《紅樓夢》的反叛就更大，把繁華、人倫、情愛，全都疑惑地置之其內，又決然地拔身而去……

由此可見，創造就是反叛，反叛得有理有據，又有聲有色。如果把文化創造僅僅看成是順向繼承，那一定是藝術生命的“窮途”，會讓那麼多英雄和非英雄、那麼多人傑和鬼魅，都嗷嗷大叫。

正是在一層層反叛的過程中，藝術創造日新月異。你看，僅僅這幾部小說，僅僅在人物塑造上，《三國演義》的類型化，《水滸傳》的典型化，《西遊記》的寓言化，《聊齋志異》的妖仙化，實在是琳琅滿目，更不必說《紅樓夢》在幻滅祭儀中的整體詩化了。

面對如許美景，我們不能不心生敬佩。與歐洲藝術界形成一個個流派不同，中國的這些小說作家沒有流派，而是一人成派，一書成派，不求追隨，拒絕沿襲，獨立天地，自成春秋。

更讓我們敬佩的是，他們所處的時代並不好，個人的處境更潦倒，卻能進入如此精彩的創作狀態，實在不可思議。我常想，不必去與楚辭、唐詩、宋詞比了，只需拿出古典文化衰落期的這幾部小說，就會令我們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化深深羞愧。知道羞愧還好一點，問題是我們總不羞愧，永遠自信滿滿，宏詞滔滔。

（文章選自餘秋雨新書《雨夜短文》，有刪節，天地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