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涼州諸將在漢末動亂中表現得十分暴虐？'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鄉民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鄉土和所在郡國，有深刻的歸屬感的眷戀情緒。所以即使到了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指揮者們也就是各地豪強，都是按照各自的方來行動的，波才、張曼成、卜己等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郡國各自為戰，而不是相互策應的。這樣帶有地方色彩的豪族社會其實是三國割據局面出現的思想和制度性根基。地方的自我組織能力和防衛能力尚強，還沒有被專制帝國徹底摧毀，這也是漢末各種英雄豪傑紛紛起兵、社會煥發出巨大活力的歷史大背景。其實漢末群雄並立的大背景可以看做是漢代制度本身就是秦制和周制的中和。
二.地方豪族和士人間的二重君臣關係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鄉民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鄉土和所在郡國，有深刻的歸屬感的眷戀情緒。所以即使到了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指揮者們也就是各地豪強，都是按照各自的方來行動的，波才、張曼成、卜己等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郡國各自為戰，而不是相互策應的。這樣帶有地方色彩的豪族社會其實是三國割據局面出現的思想和制度性根基。地方的自我組織能力和防衛能力尚強，還沒有被專制帝國徹底摧毀，這也是漢末各種英雄豪傑紛紛起兵、社會煥發出巨大活力的歷史大背景。其實漢末群雄並立的大背景可以看做是漢代制度本身就是秦制和周制的中和。
二.地方豪族和士人間的二重君臣關係
基於這種巨大的地方獨立性，地方豪族和士人之間存在著一層“二重君臣關係” ，即地方上的士人和任用他們的地方長官和豪族首領間也有一層類似於天子-大臣的君臣關係。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鄉民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鄉土和所在郡國，有深刻的歸屬感的眷戀情緒。所以即使到了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指揮者們也就是各地豪強，都是按照各自的方來行動的，波才、張曼成、卜己等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郡國各自為戰，而不是相互策應的。這樣帶有地方色彩的豪族社會其實是三國割據局面出現的思想和制度性根基。地方的自我組織能力和防衛能力尚強，還沒有被專制帝國徹底摧毀，這也是漢末各種英雄豪傑紛紛起兵、社會煥發出巨大活力的歷史大背景。其實漢末群雄並立的大背景可以看做是漢代制度本身就是秦制和周制的中和。
二.地方豪族和士人間的二重君臣關係
基於這種巨大的地方獨立性，地方豪族和士人之間存在著一層“二重君臣關係” ，即地方上的士人和任用他們的地方長官和豪族首領間也有一層類似於天子-大臣的君臣關係。
察舉制
到了東漢，很多之前靠著軍功、商業或者漢末混戰中搞政治投機的豪族，紛紛研習儒家經典文化，和儒家經書以及讖緯之學。這些人經過歷代的研究和學習有了自己的傳家之學，對於經典的解讀日益深刻，這樣的學術世家憑藉著知識水準和地方上積累的盛名、孝道的美德懿行，將察舉、徵辟等人才舉薦制度成為了自己的圈內遊戲規則，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世家壟斷了官僚升遷和選拔制度。東漢士人要為官，可以被中央的徵辟察舉推薦，也可以被地方上的州牧、郡守、將軍所徵辟；一旦士人不是被中央政府徵辟，那麼在為地方政治領袖徵辟之後，在漢朝皇帝之下，地方州牧形成了實際上凌駕於士人之上的第二層君主，這就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提到的二元君臣關係。在對中央政府效命之前，地方上的諸侯也是他們的效忠對象，以至於一些士人會將郡守的府邸稱為郡朝。這樣的教法，其實就體現出了當時士人的二元君臣觀念。很多時候，他們對於郡縣長官和鄉土的認同感甚至高於對於中央朝廷。袁紹號稱家族裡“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其實與察舉制被世家大族和他們的門生壟斷不無關係。
三.涼州漢人豪族的胡化風俗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鄉民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鄉土和所在郡國，有深刻的歸屬感的眷戀情緒。所以即使到了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指揮者們也就是各地豪強，都是按照各自的方來行動的，波才、張曼成、卜己等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郡國各自為戰，而不是相互策應的。這樣帶有地方色彩的豪族社會其實是三國割據局面出現的思想和制度性根基。地方的自我組織能力和防衛能力尚強，還沒有被專制帝國徹底摧毀，這也是漢末各種英雄豪傑紛紛起兵、社會煥發出巨大活力的歷史大背景。其實漢末群雄並立的大背景可以看做是漢代制度本身就是秦制和周制的中和。
二.地方豪族和士人間的二重君臣關係
基於這種巨大的地方獨立性，地方豪族和士人之間存在著一層“二重君臣關係” ，即地方上的士人和任用他們的地方長官和豪族首領間也有一層類似於天子-大臣的君臣關係。
察舉制
到了東漢，很多之前靠著軍功、商業或者漢末混戰中搞政治投機的豪族，紛紛研習儒家經典文化，和儒家經書以及讖緯之學。這些人經過歷代的研究和學習有了自己的傳家之學，對於經典的解讀日益深刻，這樣的學術世家憑藉著知識水準和地方上積累的盛名、孝道的美德懿行，將察舉、徵辟等人才舉薦制度成為了自己的圈內遊戲規則，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世家壟斷了官僚升遷和選拔制度。東漢士人要為官，可以被中央的徵辟察舉推薦，也可以被地方上的州牧、郡守、將軍所徵辟；一旦士人不是被中央政府徵辟，那麼在為地方政治領袖徵辟之後，在漢朝皇帝之下，地方州牧形成了實際上凌駕於士人之上的第二層君主，這就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提到的二元君臣關係。在對中央政府效命之前，地方上的諸侯也是他們的效忠對象，以至於一些士人會將郡守的府邸稱為郡朝。這樣的教法，其實就體現出了當時士人的二元君臣觀念。很多時候，他們對於郡縣長官和鄉土的認同感甚至高於對於中央朝廷。袁紹號稱家族裡“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其實與察舉制被世家大族和他們的門生壟斷不無關係。
三.涼州漢人豪族的胡化風俗
匈奴影響了邊疆漢人的生活模式
除了鄉土觀念和經學豪族把持地方選官這種各地豪族普遍存在的特色之外，具體到涼州本身，還有其具體的人文地理特色。這與東漢政治生態和文化地理不無關係。漢代涼州包括的河西地區其實在漢武帝之前是華夏族勢力的西極邊陲，是漢文明輻射的邊緣之地。在漢武帝派霍去病出擊河西地區之後，這裡才成為了漢人瞭望西域的殖民前哨。 但是在早期歷史上，這裡是漢朝流放罪犯、叛亂者和貶謫官吏的地方，“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這裡的土生豪族和良家子本來就不是孝子慈孫。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鄉民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鄉土和所在郡國，有深刻的歸屬感的眷戀情緒。所以即使到了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指揮者們也就是各地豪強，都是按照各自的方來行動的，波才、張曼成、卜己等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郡國各自為戰，而不是相互策應的。這樣帶有地方色彩的豪族社會其實是三國割據局面出現的思想和制度性根基。地方的自我組織能力和防衛能力尚強，還沒有被專制帝國徹底摧毀，這也是漢末各種英雄豪傑紛紛起兵、社會煥發出巨大活力的歷史大背景。其實漢末群雄並立的大背景可以看做是漢代制度本身就是秦制和周制的中和。
二.地方豪族和士人間的二重君臣關係
基於這種巨大的地方獨立性，地方豪族和士人之間存在著一層“二重君臣關係” ，即地方上的士人和任用他們的地方長官和豪族首領間也有一層類似於天子-大臣的君臣關係。
察舉制
到了東漢，很多之前靠著軍功、商業或者漢末混戰中搞政治投機的豪族，紛紛研習儒家經典文化，和儒家經書以及讖緯之學。這些人經過歷代的研究和學習有了自己的傳家之學，對於經典的解讀日益深刻，這樣的學術世家憑藉著知識水準和地方上積累的盛名、孝道的美德懿行，將察舉、徵辟等人才舉薦制度成為了自己的圈內遊戲規則，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世家壟斷了官僚升遷和選拔制度。東漢士人要為官，可以被中央的徵辟察舉推薦，也可以被地方上的州牧、郡守、將軍所徵辟；一旦士人不是被中央政府徵辟，那麼在為地方政治領袖徵辟之後，在漢朝皇帝之下，地方州牧形成了實際上凌駕於士人之上的第二層君主，這就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提到的二元君臣關係。在對中央政府效命之前，地方上的諸侯也是他們的效忠對象，以至於一些士人會將郡守的府邸稱為郡朝。這樣的教法，其實就體現出了當時士人的二元君臣觀念。很多時候，他們對於郡縣長官和鄉土的認同感甚至高於對於中央朝廷。袁紹號稱家族裡“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其實與察舉制被世家大族和他們的門生壟斷不無關係。
三.涼州漢人豪族的胡化風俗
匈奴影響了邊疆漢人的生活模式
除了鄉土觀念和經學豪族把持地方選官這種各地豪族普遍存在的特色之外，具體到涼州本身，還有其具體的人文地理特色。這與東漢政治生態和文化地理不無關係。漢代涼州包括的河西地區其實在漢武帝之前是華夏族勢力的西極邊陲，是漢文明輻射的邊緣之地。在漢武帝派霍去病出擊河西地區之後，這裡才成為了漢人瞭望西域的殖民前哨。 但是在早期歷史上，這裡是漢朝流放罪犯、叛亂者和貶謫官吏的地方，“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這裡的土生豪族和良家子本來就不是孝子慈孫。
漢朝邊疆守軍
由於迫近戎狄，生存受到直接威脅，所以他們以軍功作為進身體的資本，比如李廣祖孫、蘇建蘇武父子、辛慶忌、辛武賢等，都算是以軍功名世的武力豪族，漢書-地理志概括地非常恰當：“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 這樣的人文地理特徵，與周邊匈奴、小月氏、羌族的涵化作用下，這裡的漢族豪民養成了勇武善戰、高上力氣的特色，特別是董卓等番化漢將，不僅在生活習俗上高度胡化：“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而且這些人在政治生態上缺乏遠見，相互仇殺，經常以缺乏遠見的方式彼此爭奪和劫掠，這樣的政治生態，像極了羌族“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的模式，而董卓夜宿皇宮、凌辱宮女，呂布和董卓婢女私通的混亂私生活，一反儒家的主流道德觀，反倒是與羌族“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嫂”的作風有共同之處。
呂布雖然不是涼州人，但是他所在的五原屬於漢代幷州，屬於趙地遊牧-農耕交接區的北部邊緣，因為“草木茂盛”的地理環境、遊牧民族的習俗影響、官府急需騎兵的政策導向，幷州成為漢時主要的養馬基地之一，景況一度達到司馬遷《平準書》所稱“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程度，在這樣的土地上才有可能進行胡服騎射的改革，而這裡也是兩漢胡漢交戰的前線陣地，所以呂布的“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不是沒有歷史淵源的。而這種胡漢交雜的風格其實和涼州人頗有相似之處。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鄉民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鄉土和所在郡國，有深刻的歸屬感的眷戀情緒。所以即使到了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指揮者們也就是各地豪強，都是按照各自的方來行動的，波才、張曼成、卜己等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郡國各自為戰，而不是相互策應的。這樣帶有地方色彩的豪族社會其實是三國割據局面出現的思想和制度性根基。地方的自我組織能力和防衛能力尚強，還沒有被專制帝國徹底摧毀，這也是漢末各種英雄豪傑紛紛起兵、社會煥發出巨大活力的歷史大背景。其實漢末群雄並立的大背景可以看做是漢代制度本身就是秦制和周制的中和。
二.地方豪族和士人間的二重君臣關係
基於這種巨大的地方獨立性，地方豪族和士人之間存在著一層“二重君臣關係” ，即地方上的士人和任用他們的地方長官和豪族首領間也有一層類似於天子-大臣的君臣關係。
察舉制
到了東漢，很多之前靠著軍功、商業或者漢末混戰中搞政治投機的豪族，紛紛研習儒家經典文化，和儒家經書以及讖緯之學。這些人經過歷代的研究和學習有了自己的傳家之學，對於經典的解讀日益深刻，這樣的學術世家憑藉著知識水準和地方上積累的盛名、孝道的美德懿行，將察舉、徵辟等人才舉薦制度成為了自己的圈內遊戲規則，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世家壟斷了官僚升遷和選拔制度。東漢士人要為官，可以被中央的徵辟察舉推薦，也可以被地方上的州牧、郡守、將軍所徵辟；一旦士人不是被中央政府徵辟，那麼在為地方政治領袖徵辟之後，在漢朝皇帝之下，地方州牧形成了實際上凌駕於士人之上的第二層君主，這就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提到的二元君臣關係。在對中央政府效命之前，地方上的諸侯也是他們的效忠對象，以至於一些士人會將郡守的府邸稱為郡朝。這樣的教法，其實就體現出了當時士人的二元君臣觀念。很多時候，他們對於郡縣長官和鄉土的認同感甚至高於對於中央朝廷。袁紹號稱家族裡“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其實與察舉制被世家大族和他們的門生壟斷不無關係。
三.涼州漢人豪族的胡化風俗
匈奴影響了邊疆漢人的生活模式
除了鄉土觀念和經學豪族把持地方選官這種各地豪族普遍存在的特色之外，具體到涼州本身，還有其具體的人文地理特色。這與東漢政治生態和文化地理不無關係。漢代涼州包括的河西地區其實在漢武帝之前是華夏族勢力的西極邊陲，是漢文明輻射的邊緣之地。在漢武帝派霍去病出擊河西地區之後，這裡才成為了漢人瞭望西域的殖民前哨。 但是在早期歷史上，這裡是漢朝流放罪犯、叛亂者和貶謫官吏的地方，“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這裡的土生豪族和良家子本來就不是孝子慈孫。
漢朝邊疆守軍
由於迫近戎狄，生存受到直接威脅，所以他們以軍功作為進身體的資本，比如李廣祖孫、蘇建蘇武父子、辛慶忌、辛武賢等，都算是以軍功名世的武力豪族，漢書-地理志概括地非常恰當：“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 這樣的人文地理特徵，與周邊匈奴、小月氏、羌族的涵化作用下，這裡的漢族豪民養成了勇武善戰、高上力氣的特色，特別是董卓等番化漢將，不僅在生活習俗上高度胡化：“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而且這些人在政治生態上缺乏遠見，相互仇殺，經常以缺乏遠見的方式彼此爭奪和劫掠，這樣的政治生態，像極了羌族“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的模式，而董卓夜宿皇宮、凌辱宮女，呂布和董卓婢女私通的混亂私生活，一反儒家的主流道德觀，反倒是與羌族“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嫂”的作風有共同之處。
呂布雖然不是涼州人，但是他所在的五原屬於漢代幷州，屬於趙地遊牧-農耕交接區的北部邊緣，因為“草木茂盛”的地理環境、遊牧民族的習俗影響、官府急需騎兵的政策導向，幷州成為漢時主要的養馬基地之一，景況一度達到司馬遷《平準書》所稱“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程度，在這樣的土地上才有可能進行胡服騎射的改革，而這裡也是兩漢胡漢交戰的前線陣地，所以呂布的“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不是沒有歷史淵源的。而這種胡漢交雜的風格其實和涼州人頗有相似之處。
呂布
所以涼州的漢人在文化、特別是到了東漢時代的學術水平層面上是受到關東士族鄙視和壓制的。也許涼州士人勇武有餘，但是在文教水平上，東漢的他們遠遠沒有達到後來前涼時代的水平。可見這裡對於涼州士人是有先天性的不利制約的。雖然涼州歷史上出過皇甫嵩、張煥、段熲等精通儒學、文武兼修的士人，但是到了漢末，忠於漢室的涼州士人要麼戰死、要麼遠在他鄉，涼州本地的羌胡化豪傑基本上對漢室缺乏認同，除了文化和習俗差異，還有什麼其他原因？
四.關東對於關西士人的壓制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鄉民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鄉土和所在郡國，有深刻的歸屬感的眷戀情緒。所以即使到了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指揮者們也就是各地豪強，都是按照各自的方來行動的，波才、張曼成、卜己等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郡國各自為戰，而不是相互策應的。這樣帶有地方色彩的豪族社會其實是三國割據局面出現的思想和制度性根基。地方的自我組織能力和防衛能力尚強，還沒有被專制帝國徹底摧毀，這也是漢末各種英雄豪傑紛紛起兵、社會煥發出巨大活力的歷史大背景。其實漢末群雄並立的大背景可以看做是漢代制度本身就是秦制和周制的中和。
二.地方豪族和士人間的二重君臣關係
基於這種巨大的地方獨立性，地方豪族和士人之間存在著一層“二重君臣關係” ，即地方上的士人和任用他們的地方長官和豪族首領間也有一層類似於天子-大臣的君臣關係。
察舉制
到了東漢，很多之前靠著軍功、商業或者漢末混戰中搞政治投機的豪族，紛紛研習儒家經典文化，和儒家經書以及讖緯之學。這些人經過歷代的研究和學習有了自己的傳家之學，對於經典的解讀日益深刻，這樣的學術世家憑藉著知識水準和地方上積累的盛名、孝道的美德懿行，將察舉、徵辟等人才舉薦制度成為了自己的圈內遊戲規則，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世家壟斷了官僚升遷和選拔制度。東漢士人要為官，可以被中央的徵辟察舉推薦，也可以被地方上的州牧、郡守、將軍所徵辟；一旦士人不是被中央政府徵辟，那麼在為地方政治領袖徵辟之後，在漢朝皇帝之下，地方州牧形成了實際上凌駕於士人之上的第二層君主，這就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提到的二元君臣關係。在對中央政府效命之前，地方上的諸侯也是他們的效忠對象，以至於一些士人會將郡守的府邸稱為郡朝。這樣的教法，其實就體現出了當時士人的二元君臣觀念。很多時候，他們對於郡縣長官和鄉土的認同感甚至高於對於中央朝廷。袁紹號稱家族裡“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其實與察舉制被世家大族和他們的門生壟斷不無關係。
三.涼州漢人豪族的胡化風俗
匈奴影響了邊疆漢人的生活模式
除了鄉土觀念和經學豪族把持地方選官這種各地豪族普遍存在的特色之外，具體到涼州本身，還有其具體的人文地理特色。這與東漢政治生態和文化地理不無關係。漢代涼州包括的河西地區其實在漢武帝之前是華夏族勢力的西極邊陲，是漢文明輻射的邊緣之地。在漢武帝派霍去病出擊河西地區之後，這裡才成為了漢人瞭望西域的殖民前哨。 但是在早期歷史上，這裡是漢朝流放罪犯、叛亂者和貶謫官吏的地方，“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這裡的土生豪族和良家子本來就不是孝子慈孫。
漢朝邊疆守軍
由於迫近戎狄，生存受到直接威脅，所以他們以軍功作為進身體的資本，比如李廣祖孫、蘇建蘇武父子、辛慶忌、辛武賢等，都算是以軍功名世的武力豪族，漢書-地理志概括地非常恰當：“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 這樣的人文地理特徵，與周邊匈奴、小月氏、羌族的涵化作用下，這裡的漢族豪民養成了勇武善戰、高上力氣的特色，特別是董卓等番化漢將，不僅在生活習俗上高度胡化：“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而且這些人在政治生態上缺乏遠見，相互仇殺，經常以缺乏遠見的方式彼此爭奪和劫掠，這樣的政治生態，像極了羌族“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的模式，而董卓夜宿皇宮、凌辱宮女，呂布和董卓婢女私通的混亂私生活，一反儒家的主流道德觀，反倒是與羌族“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嫂”的作風有共同之處。
呂布雖然不是涼州人，但是他所在的五原屬於漢代幷州，屬於趙地遊牧-農耕交接區的北部邊緣，因為“草木茂盛”的地理環境、遊牧民族的習俗影響、官府急需騎兵的政策導向，幷州成為漢時主要的養馬基地之一，景況一度達到司馬遷《平準書》所稱“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程度，在這樣的土地上才有可能進行胡服騎射的改革，而這裡也是兩漢胡漢交戰的前線陣地，所以呂布的“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不是沒有歷史淵源的。而這種胡漢交雜的風格其實和涼州人頗有相似之處。
呂布
所以涼州的漢人在文化、特別是到了東漢時代的學術水平層面上是受到關東士族鄙視和壓制的。也許涼州士人勇武有餘，但是在文教水平上，東漢的他們遠遠沒有達到後來前涼時代的水平。可見這裡對於涼州士人是有先天性的不利制約的。雖然涼州歷史上出過皇甫嵩、張煥、段熲等精通儒學、文武兼修的士人，但是到了漢末，忠於漢室的涼州士人要麼戰死、要麼遠在他鄉，涼州本地的羌胡化豪傑基本上對漢室缺乏認同，除了文化和習俗差異，還有什麼其他原因？
四.關東對於關西士人的壓制
首都洛陽
在政治上，涼州豪族的話語權和在中央的影響力是受限制的：具體體現在通過察舉和徵辟制度入朝為官的名額：“幽、並、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在歷史上河西地區的豪族比如竇融，有過聯合河西漢人自保、在四周蠻族的包圍環繞下保衛漢人的生存權，而且還帶著羌胡武裝參與了漢光武帝劉秀平定天下、鎮壓其他豪族的戰鬥，但是基於保衛自己郡縣和家鄉目的的函谷關以東的豪族由於多次羌亂，都多次主張放棄西域乃至河西地區，讓河西的豪族內遷中原，東漢初年的勳貴集團面對羌人侵略，主張放棄涼州，但是因為馬援的堅持而作罷；111年面對先零羌的入侵，關東豪族出身的朝臣主張放棄涼州，老調重彈，最後再次在反對下告終。這一動機的背後充滿了對於關西豪族的鄙視。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因素，所以在漢末大動盪中，涼州諸將大都表現得十分暴戾、在有限的時間和生命裡燃燒自己的兵力和財富，視關東人的性命和產業為草芥。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的行為看似反社會人格，但是其實背後是有對於關東人政治壓制的深刻積怨的。
五.總結
在漢末的大動盪中，以董卓、李傕、郭汜為代表的涼州將領，和後來與他們抱團的呂布以及涼州騎兵橫行一時，但是最終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他們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對待關東和關中的吏民，而且留下了奸詐殘酷的暴虐惡名。透過他們奸臣、三姓家奴的面具分析文學形象背後的歷史事實，就會發現他們的存在，其實象徵著東漢地方相對於中央朝廷的離心力和獨立性，而這其實是漢末三國亂局出現的一個潛在的前提。
一.地方豪族的獨立性
全戰裡的董卓
東漢人的效忠觀念和後代人非常不一樣。由於秦漢帝國強調節約統治成本，再加上帝國在郵政、運輸方面的技術還不夠先進，無法將中央集權制度像後世一樣徹底貫徹，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地方上的兵源和稅源，所以秦漢帝國會限制地方上居民的遷徙和流動，編戶齊民如果要遷徙，需要政府開出的文書才能放行，因此，這導致秦漢時代居民的鄉土情感非常重，是真正的安土重遷，因此鄉民間的認同感非常強烈，外人想要融入到本地社會其實是相對困難的。除了大規模政府組織的人口交換（遷徙、戍邊、流放），一般的居民是相對安土重遷的。
漢代農民勞作
除了平民，漢代地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豪強。漢代的豪強往往不止一個宗族，可能是幾個家庭家族的聯合體，他們往往可以私藏奴婢、豢養私兵、私藏人口，一旦到了亂世時期就非常具有割據性。西漢時代漢朝曾經將關東六國舊貴族和地方豪強強制性的遷徙到關中地區。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時代，遷豪政策在陸續的進行著，到了漢武帝時代遷豪政策對準了靠經營土地和貿易崛起的新豪強，達到了罕見的高潮，雖然遷豪政策配套的，是漢武帝的對民眾盤剝、以壓榨民力、民生凋敝為代價換取自己的千秋功業，遷豪在導致地方活力降低、大戶凋敝，但是在封建傳統依舊在持續的漢初，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叛亂和分離傾向的擴大。遷豪的過程中，很多豪族財資耗盡，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賴以紮根的鄉土之地，而是到關中的茂陵等地為皇帝守陵，受到了天子的就近監視；到了漢元帝時代，隨著入朝豪族在政治上勸諫天子，遷豪政策最終告終，其結果是地方上豪族的大規模發展和繁榮。王莽的上臺和漢末的混戰其實都是以豪族扶持地方勢力為前提的。
漢代塢堡
建立在豪族支持基礎上的東漢也是如此。漢光武帝對於豪族的領土雖然不能不封賞土地，但是對於土地地產的規模需要限制。東漢初年劉秀為了限制豪族，曾經想過清查豪族的土地和戶口，還提出了配套的解散郡國兵，削減地方官吏的措施，但是清查土地的政策因為豪族的刻意隱瞞或者組織盜賊刺殺官吏、干預執法而作罷。因此東漢時代的地方豪族勢力日益增加，朝廷對於豪族的約束力也是越來越低。東漢的豪族不僅包括王公貴族和高官，更包括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比起遠征匈奴或者平定西域，他們更在意自己的鄉土利益，對於邊塞遠征和開疆擴土，他們普遍是缺乏興趣的。因為在地理上東漢王朝統治中心靠近函谷關以東的關東地區，距離關東豪族的核心利益根本盤，所以東漢整體呈現出保守而內向的特點，北伐匈奴的稽洛山之戰有相當比例的南匈奴和其他蠻族戰士參與，和張騫隆重的官方使團相比，班超的三十六騎平西域更像是孤膽英雄的個人冒險。
鄉民
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鄉土和所在郡國，有深刻的歸屬感的眷戀情緒。所以即使到了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指揮者們也就是各地豪強，都是按照各自的方來行動的，波才、張曼成、卜己等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郡國各自為戰，而不是相互策應的。這樣帶有地方色彩的豪族社會其實是三國割據局面出現的思想和制度性根基。地方的自我組織能力和防衛能力尚強，還沒有被專制帝國徹底摧毀，這也是漢末各種英雄豪傑紛紛起兵、社會煥發出巨大活力的歷史大背景。其實漢末群雄並立的大背景可以看做是漢代制度本身就是秦制和周制的中和。
二.地方豪族和士人間的二重君臣關係
基於這種巨大的地方獨立性，地方豪族和士人之間存在著一層“二重君臣關係” ，即地方上的士人和任用他們的地方長官和豪族首領間也有一層類似於天子-大臣的君臣關係。
察舉制
到了東漢，很多之前靠著軍功、商業或者漢末混戰中搞政治投機的豪族，紛紛研習儒家經典文化，和儒家經書以及讖緯之學。這些人經過歷代的研究和學習有了自己的傳家之學，對於經典的解讀日益深刻，這樣的學術世家憑藉著知識水準和地方上積累的盛名、孝道的美德懿行，將察舉、徵辟等人才舉薦制度成為了自己的圈內遊戲規則，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世家壟斷了官僚升遷和選拔制度。東漢士人要為官，可以被中央的徵辟察舉推薦，也可以被地方上的州牧、郡守、將軍所徵辟；一旦士人不是被中央政府徵辟，那麼在為地方政治領袖徵辟之後，在漢朝皇帝之下，地方州牧形成了實際上凌駕於士人之上的第二層君主，這就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提到的二元君臣關係。在對中央政府效命之前，地方上的諸侯也是他們的效忠對象，以至於一些士人會將郡守的府邸稱為郡朝。這樣的教法，其實就體現出了當時士人的二元君臣觀念。很多時候，他們對於郡縣長官和鄉土的認同感甚至高於對於中央朝廷。袁紹號稱家族裡“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其實與察舉制被世家大族和他們的門生壟斷不無關係。
三.涼州漢人豪族的胡化風俗
匈奴影響了邊疆漢人的生活模式
除了鄉土觀念和經學豪族把持地方選官這種各地豪族普遍存在的特色之外，具體到涼州本身，還有其具體的人文地理特色。這與東漢政治生態和文化地理不無關係。漢代涼州包括的河西地區其實在漢武帝之前是華夏族勢力的西極邊陲，是漢文明輻射的邊緣之地。在漢武帝派霍去病出擊河西地區之後，這裡才成為了漢人瞭望西域的殖民前哨。 但是在早期歷史上，這裡是漢朝流放罪犯、叛亂者和貶謫官吏的地方，“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這裡的土生豪族和良家子本來就不是孝子慈孫。
漢朝邊疆守軍
由於迫近戎狄，生存受到直接威脅，所以他們以軍功作為進身體的資本，比如李廣祖孫、蘇建蘇武父子、辛慶忌、辛武賢等，都算是以軍功名世的武力豪族，漢書-地理志概括地非常恰當：“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 這樣的人文地理特徵，與周邊匈奴、小月氏、羌族的涵化作用下，這裡的漢族豪民養成了勇武善戰、高上力氣的特色，特別是董卓等番化漢將，不僅在生活習俗上高度胡化：“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而且這些人在政治生態上缺乏遠見，相互仇殺，經常以缺乏遠見的方式彼此爭奪和劫掠，這樣的政治生態，像極了羌族“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的模式，而董卓夜宿皇宮、凌辱宮女，呂布和董卓婢女私通的混亂私生活，一反儒家的主流道德觀，反倒是與羌族“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嫂”的作風有共同之處。
呂布雖然不是涼州人，但是他所在的五原屬於漢代幷州，屬於趙地遊牧-農耕交接區的北部邊緣，因為“草木茂盛”的地理環境、遊牧民族的習俗影響、官府急需騎兵的政策導向，幷州成為漢時主要的養馬基地之一，景況一度達到司馬遷《平準書》所稱“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程度，在這樣的土地上才有可能進行胡服騎射的改革，而這裡也是兩漢胡漢交戰的前線陣地，所以呂布的“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不是沒有歷史淵源的。而這種胡漢交雜的風格其實和涼州人頗有相似之處。
呂布
所以涼州的漢人在文化、特別是到了東漢時代的學術水平層面上是受到關東士族鄙視和壓制的。也許涼州士人勇武有餘，但是在文教水平上，東漢的他們遠遠沒有達到後來前涼時代的水平。可見這裡對於涼州士人是有先天性的不利制約的。雖然涼州歷史上出過皇甫嵩、張煥、段熲等精通儒學、文武兼修的士人，但是到了漢末，忠於漢室的涼州士人要麼戰死、要麼遠在他鄉，涼州本地的羌胡化豪傑基本上對漢室缺乏認同，除了文化和習俗差異，還有什麼其他原因？
四.關東對於關西士人的壓制
首都洛陽
在政治上，涼州豪族的話語權和在中央的影響力是受限制的：具體體現在通過察舉和徵辟制度入朝為官的名額：“幽、並、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在歷史上河西地區的豪族比如竇融，有過聯合河西漢人自保、在四周蠻族的包圍環繞下保衛漢人的生存權，而且還帶著羌胡武裝參與了漢光武帝劉秀平定天下、鎮壓其他豪族的戰鬥，但是基於保衛自己郡縣和家鄉目的的函谷關以東的豪族由於多次羌亂，都多次主張放棄西域乃至河西地區，讓河西的豪族內遷中原，東漢初年的勳貴集團面對羌人侵略，主張放棄涼州，但是因為馬援的堅持而作罷；111年面對先零羌的入侵，關東豪族出身的朝臣主張放棄涼州，老調重彈，最後再次在反對下告終。這一動機的背後充滿了對於關西豪族的鄙視。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因素，所以在漢末大動盪中，涼州諸將大都表現得十分暴戾、在有限的時間和生命裡燃燒自己的兵力和財富，視關東人的性命和產業為草芥。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的行為看似反社會人格，但是其實背後是有對於關東人政治壓制的深刻積怨的。
五.總結
在肆虐之後涼州諸將只能退場
以董卓為代表的的涼州諸將一方面肆虐於關西，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原有的權利平衡，成長與漢羌戰爭中的他們，在以看似偶然的方式進入關中之後，這些人的學識、知識和羌胡化性格不適合融入關東，更難以獲得依舊有重大影響力的關東名士和強大底盤的關東豪族的承認，即使董卓希望拉攏關東豪族，他也是以失敗告終；而董卓和所有的涼州胡化漢人一樣，更樂於為了眼前利益而彼此仇殺，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敏感度，被叫做“三姓家奴”的呂布，雖然不適涼州人，但是與之有著類似的作風和行為。他們無法組成強大的重整秩序的力量，所以在董卓等人退出的歷史舞臺之後，涼州諸將的命運不是被擊滅、絞殺，就是投入其他豪族出身的軍閥門下，早期奮鬥的成果成為他人的嫁衣。因此涼州諸將代表的關係豪強地主在三國早期角逐中的敗落，體現了在關東寒族地主和關東世族地主的鬥爭中，這些人除了強悍的武力，無法在更高的維度為自己的勢力和家鄉贏得獨立的一席之地。推動三國曆史運動的，終究是孫、曹、劉這樣的庶族地主、寒族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