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佛學隨筆'
□ 沈子悊
隨筆，是收藏自己記憶中的文化殘片。累積起許多文化殘片，會轉化成一定的精神氣勢，沒有這氣勢，我不敢去磕碰葉法善這扇被歷史塵封著的重門深院。
道學與佛學，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人文和五十六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深深地植根其上，忽視了這個根本，就不會是一個懂得尊重歷史的人，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 沈子悊
隨筆，是收藏自己記憶中的文化殘片。累積起許多文化殘片，會轉化成一定的精神氣勢，沒有這氣勢，我不敢去磕碰葉法善這扇被歷史塵封著的重門深院。
道學與佛學，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人文和五十六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深深地植根其上，忽視了這個根本，就不會是一個懂得尊重歷史的人，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我攻讀道學、佛學有些年了，自以為腦子裡很“八卦”，但比比如今年青人中流行的行為心理學，嘴裡開口就是“八卦”，若問他們八卦是什麼？他們就發聲大笑，說：“讓你聽不懂，讓你聽了還想聽，讓你最後明白，我什麼都沒說！”驚愕之下，想想也是，說不定真有學問。學問雖是個人資源，但有虛實兩種，虛是形而上，實是應用上，學問資深者能把虛實結合得很好，多大的難題也難不倒，是非常意義的“八卦”，專門致力務虛者，其實一卦都得不到。八卦是伏羲氏在八千年前畫的，那畫象裡有黑白兩條反相遊動的魚，黑魚代表陰和虛，白魚代表陽和實，陰虛陽實是混沌狀態。在這個原始混沌的圓心外圍衍生出八大等距方位，分別用線條代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種現象（即八卦），再自迭或相迭而成六十四卦，是萬事萬物的最初根源，也是客觀事物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卦”是一種不可知的邏輯語言，需要占卜去理解，占卜又要以陽爻和陰爻相配合而成。六十四卦的發生是人文初始的跡象，不違揹人類文明起源學說的原理。一萬年前，原始人剛剛從樹上爬下來，結束了巢居進入巖洞開始穴居生活，他們信仰女性崇拜，在原始母系氏族社會制度下生活著，到了二千年以後的伏羲時代（距今八千年），伏羲對人類有二大劃時代意義的創舉，一是打破母系氏族制硬殼第一人，構建了原始氏族部落，從而改變人類低齡化死亡和嚴重基因缺失的遺傳災難，是人類進化論的始創者；二是創造性地繪製出混沌模型的八卦，是人文始祖，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作用。在一個沒有完善語境（人類語言只有單音和復單音的語言低級階段）、沒有文字（人類靠結繩和巖畫記憶）、沒有複雜的邏輯思維（只有簡單的直覺）的原生態之中，伏羲傳留給後世的“八卦”之謎有多大，有多深？在此後的八千年歲月裡，中華民族的古先人們，從“八卦”線條裡，從巖畫象形裡，從說話語音裡創造出形音義三者並重的文字，最初刻劃於龜殼和牛骨上的稱甲骨文僅有三百個字，到了青銅器時代的夏朝發展了二千餘字，稱鐘鼎文，商湯時代的木片和竹簡上出現了三千餘字，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個盛世中，漢武盛世有文字五千，唐開元盛世有文字七千，（清）康乾盛世時文字已有一萬二千餘。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初的周王朝，周文王因為掌握了三千餘文字，因此把伏羲八卦推演成《易經》，《史記》中說：“西伯（文王爵號）囚裡，演周易。”至春秋後期，孔子晚年訂易、韋編三絕，他率先把上古八卦，在面臨無解之際演述出經天緯地的大道理，指的就是《易經》中的“十翼”。
人文八卦孕育出了孔子和老子，但兩位聖人的研究方向不同，孔子是作“儒學”研究的，老子是作“道學”研究的。孔子雖不排斥“道學”，但孔子的學生或者說後來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卻對先秦以前的隱士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有過激烈的爭辯和衝突。其實拿到今天來看，這不是問題，楊朱也不是“一毛不拔”的人，因為當時的天下是諸侯的天下，諸侯們只知擴張戰爭，完全不把人民的生命財產當一回事，對於這樣的天下當然“一毛不拔”。孔子不是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嗎？寡助就是沒有人相助。在先秦時期出現了三代道家人物，第一代以楊朱為代表，可惜他沒有著作存世，只有在《列子》、《韓非子》的著作裡可看到一些端倪；第二代以老子為代表，老子的《道德經》是道學的最高境界；第三代以莊子為代表，莊子著述非常個性化，《史記》記載他著書十萬餘言，《莊子》一書分內七篇、外十五篇、雜十二篇。他倡導：最高的自由是無所謂自由，最大的幸福是不知幸與不幸，絕對私人化又絕對忘我。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思維方式天馬行空，審美行為高度內向擴張，中國的文人鉅子如陶淵明、李白、蘇軾以至中國的整部文學藝術史，都可以看到莊子作為一種背景式的龐大存在，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至為巨大。
□ 沈子悊
隨筆，是收藏自己記憶中的文化殘片。累積起許多文化殘片，會轉化成一定的精神氣勢，沒有這氣勢，我不敢去磕碰葉法善這扇被歷史塵封著的重門深院。
道學與佛學，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人文和五十六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深深地植根其上，忽視了這個根本，就不會是一個懂得尊重歷史的人，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我攻讀道學、佛學有些年了，自以為腦子裡很“八卦”，但比比如今年青人中流行的行為心理學，嘴裡開口就是“八卦”，若問他們八卦是什麼？他們就發聲大笑，說：“讓你聽不懂，讓你聽了還想聽，讓你最後明白，我什麼都沒說！”驚愕之下，想想也是，說不定真有學問。學問雖是個人資源，但有虛實兩種，虛是形而上，實是應用上，學問資深者能把虛實結合得很好，多大的難題也難不倒，是非常意義的“八卦”，專門致力務虛者，其實一卦都得不到。八卦是伏羲氏在八千年前畫的，那畫象裡有黑白兩條反相遊動的魚，黑魚代表陰和虛，白魚代表陽和實，陰虛陽實是混沌狀態。在這個原始混沌的圓心外圍衍生出八大等距方位，分別用線條代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種現象（即八卦），再自迭或相迭而成六十四卦，是萬事萬物的最初根源，也是客觀事物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卦”是一種不可知的邏輯語言，需要占卜去理解，占卜又要以陽爻和陰爻相配合而成。六十四卦的發生是人文初始的跡象，不違揹人類文明起源學說的原理。一萬年前，原始人剛剛從樹上爬下來，結束了巢居進入巖洞開始穴居生活，他們信仰女性崇拜，在原始母系氏族社會制度下生活著，到了二千年以後的伏羲時代（距今八千年），伏羲對人類有二大劃時代意義的創舉，一是打破母系氏族制硬殼第一人，構建了原始氏族部落，從而改變人類低齡化死亡和嚴重基因缺失的遺傳災難，是人類進化論的始創者；二是創造性地繪製出混沌模型的八卦，是人文始祖，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作用。在一個沒有完善語境（人類語言只有單音和復單音的語言低級階段）、沒有文字（人類靠結繩和巖畫記憶）、沒有複雜的邏輯思維（只有簡單的直覺）的原生態之中，伏羲傳留給後世的“八卦”之謎有多大，有多深？在此後的八千年歲月裡，中華民族的古先人們，從“八卦”線條裡，從巖畫象形裡，從說話語音裡創造出形音義三者並重的文字，最初刻劃於龜殼和牛骨上的稱甲骨文僅有三百個字，到了青銅器時代的夏朝發展了二千餘字，稱鐘鼎文，商湯時代的木片和竹簡上出現了三千餘字，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個盛世中，漢武盛世有文字五千，唐開元盛世有文字七千，（清）康乾盛世時文字已有一萬二千餘。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初的周王朝，周文王因為掌握了三千餘文字，因此把伏羲八卦推演成《易經》，《史記》中說：“西伯（文王爵號）囚裡，演周易。”至春秋後期，孔子晚年訂易、韋編三絕，他率先把上古八卦，在面臨無解之際演述出經天緯地的大道理，指的就是《易經》中的“十翼”。
人文八卦孕育出了孔子和老子，但兩位聖人的研究方向不同，孔子是作“儒學”研究的，老子是作“道學”研究的。孔子雖不排斥“道學”，但孔子的學生或者說後來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卻對先秦以前的隱士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有過激烈的爭辯和衝突。其實拿到今天來看，這不是問題，楊朱也不是“一毛不拔”的人，因為當時的天下是諸侯的天下，諸侯們只知擴張戰爭，完全不把人民的生命財產當一回事，對於這樣的天下當然“一毛不拔”。孔子不是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嗎？寡助就是沒有人相助。在先秦時期出現了三代道家人物，第一代以楊朱為代表，可惜他沒有著作存世，只有在《列子》、《韓非子》的著作裡可看到一些端倪；第二代以老子為代表，老子的《道德經》是道學的最高境界；第三代以莊子為代表，莊子著述非常個性化，《史記》記載他著書十萬餘言，《莊子》一書分內七篇、外十五篇、雜十二篇。他倡導：最高的自由是無所謂自由，最大的幸福是不知幸與不幸，絕對私人化又絕對忘我。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思維方式天馬行空，審美行為高度內向擴張，中國的文人鉅子如陶淵明、李白、蘇軾以至中國的整部文學藝術史，都可以看到莊子作為一種背景式的龐大存在，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至為巨大。
孔子對於“道學”的態度，《史記》是這樣記載的：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孔子回去後，對自己的弟子們感嘆道：“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孔子還說：“朝聞道，夕可死矣！”一位儒宿，拜“道”至此，謙哉。
“道”是什麼？以歷史唯物觀去看，“道”脫胎於伏羲氏的“混沌說”。八千年前，伏羲把宇宙萬物的本質和本原歸納到一個無限的混沌狀態和混沌的無限狀態裡，並濃縮成一幅複雜的陰陽八卦圖。傳說這輻圖因破解了宇宙奧祕，被沉淪到天河裡，四千年後被周公（周文王）所獲，這就是上古神話裡的“河圖”，周公得到河圖，日夜演繹破解，著成一部深不可測的天書，名為變化無窮的《易》，周公將《易》深埋於洛陽山中，後為孔子發現，世稱“洛書”，孔子晚年，嘔心嚦血徹底破解了這部天書，補註出“十翼”，並將其定名為《易經》。河圖就是八卦，洛書就是易經，河圖、洛書是宇宙的濃縮，也是濃縮了的宇宙。這個既看不見、聽不到、無聲無形、不能觸及，又不是虛幻不實，更無法具體描述和形容的“混沌”，這個大到無極的原始統一體，不容易使人明白，直到三千年後，老子把“混沌”易名改稱“道”以後，才使東方這一古老的民族，對宇宙有了系統的、科學的準確定位和認識，這比歐洲人創立的“宇宙學說”理論早三千餘年。老子說：“道”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母。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蕭呵！謬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經》第四十一章：“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是“道”的運動。弱也者（無為）是“道”的表現和產物。天下萬物產生於具體的有形之物，具體的有形之物則產生於無形之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什麼意思呢？“道”（宇宙的本原）產生“一”（統一的元氣），“一”產生“二”（天、地），“二”產生“三”（陰氣、陽氣與陰陽混合之氣），“三”產生萬物。萬物包含著陰陽兩個相反的氣質，以陰陽混合適中之氣作為和諧。（由此產生了孔子的“中庸之道”理論）。老子在論及“道法”時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裡的“法”是指規律和法則，是取法和遵循之義。“道法自然”是並存之意，道即自然。
在道學裡有神仙一詞，神仙應作何解？古籍“六經”有把長生的聖人稱為神仙。其雲：才智勝十人者為英，勝百人者為雄，千人萬人不及為聖，聖人壽者近乎神仙。神仙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聖人，二是長壽。在古時，六十歲為耆，七十歲為稀，八、九十歲為耄，百歲為耋，也稱“期頤”，百歲以上為耇，是個遐齡範疇，可以再延伸上去，幾百歲幾千歲都可以，只限定在一個“耇”字內出入，若非聖人，還不能算是神仙。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把聖人從養生到長生的過程比喻為天長地久，只有一個準則，將自己置於度外（外其身），順乎自然，心境至純（不以其無私），才能成全他個人（或其私）能擁有的長生。老子的長生（養生）哲學思想，在今天仍有廣泛意義，這一古老的長生哲學對我國古代的養生文化如：《山海經》、《莊子》、《楚辭》、《淮南子》等都起到潛移默化作用。老子的“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無中生有”的哲學思想，實質上是對那個時代氾濫的“天命論”，即“神鬼論”的巨大沖擊，是古代樸素的“無神論”的起源。道教典籍《南華真經》有：“混沌是先天混元之氣”，孔子都很認可，《論語·雍也》：“敬鬼神而遠之”，證明孔子對“天命論”也持否定態度。從無形到有形，從有界到無疆，這是“道”的力量。
□ 沈子悊
隨筆，是收藏自己記憶中的文化殘片。累積起許多文化殘片，會轉化成一定的精神氣勢，沒有這氣勢，我不敢去磕碰葉法善這扇被歷史塵封著的重門深院。
道學與佛學，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人文和五十六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深深地植根其上，忽視了這個根本，就不會是一個懂得尊重歷史的人，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我攻讀道學、佛學有些年了，自以為腦子裡很“八卦”，但比比如今年青人中流行的行為心理學，嘴裡開口就是“八卦”，若問他們八卦是什麼？他們就發聲大笑，說：“讓你聽不懂，讓你聽了還想聽，讓你最後明白，我什麼都沒說！”驚愕之下，想想也是，說不定真有學問。學問雖是個人資源，但有虛實兩種，虛是形而上，實是應用上，學問資深者能把虛實結合得很好，多大的難題也難不倒，是非常意義的“八卦”，專門致力務虛者，其實一卦都得不到。八卦是伏羲氏在八千年前畫的，那畫象裡有黑白兩條反相遊動的魚，黑魚代表陰和虛，白魚代表陽和實，陰虛陽實是混沌狀態。在這個原始混沌的圓心外圍衍生出八大等距方位，分別用線條代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種現象（即八卦），再自迭或相迭而成六十四卦，是萬事萬物的最初根源，也是客觀事物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卦”是一種不可知的邏輯語言，需要占卜去理解，占卜又要以陽爻和陰爻相配合而成。六十四卦的發生是人文初始的跡象，不違揹人類文明起源學說的原理。一萬年前，原始人剛剛從樹上爬下來，結束了巢居進入巖洞開始穴居生活，他們信仰女性崇拜，在原始母系氏族社會制度下生活著，到了二千年以後的伏羲時代（距今八千年），伏羲對人類有二大劃時代意義的創舉，一是打破母系氏族制硬殼第一人，構建了原始氏族部落，從而改變人類低齡化死亡和嚴重基因缺失的遺傳災難，是人類進化論的始創者；二是創造性地繪製出混沌模型的八卦，是人文始祖，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作用。在一個沒有完善語境（人類語言只有單音和復單音的語言低級階段）、沒有文字（人類靠結繩和巖畫記憶）、沒有複雜的邏輯思維（只有簡單的直覺）的原生態之中，伏羲傳留給後世的“八卦”之謎有多大，有多深？在此後的八千年歲月裡，中華民族的古先人們，從“八卦”線條裡，從巖畫象形裡，從說話語音裡創造出形音義三者並重的文字，最初刻劃於龜殼和牛骨上的稱甲骨文僅有三百個字，到了青銅器時代的夏朝發展了二千餘字，稱鐘鼎文，商湯時代的木片和竹簡上出現了三千餘字，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個盛世中，漢武盛世有文字五千，唐開元盛世有文字七千，（清）康乾盛世時文字已有一萬二千餘。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初的周王朝，周文王因為掌握了三千餘文字，因此把伏羲八卦推演成《易經》，《史記》中說：“西伯（文王爵號）囚裡，演周易。”至春秋後期，孔子晚年訂易、韋編三絕，他率先把上古八卦，在面臨無解之際演述出經天緯地的大道理，指的就是《易經》中的“十翼”。
人文八卦孕育出了孔子和老子，但兩位聖人的研究方向不同，孔子是作“儒學”研究的，老子是作“道學”研究的。孔子雖不排斥“道學”，但孔子的學生或者說後來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卻對先秦以前的隱士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有過激烈的爭辯和衝突。其實拿到今天來看，這不是問題，楊朱也不是“一毛不拔”的人，因為當時的天下是諸侯的天下，諸侯們只知擴張戰爭，完全不把人民的生命財產當一回事，對於這樣的天下當然“一毛不拔”。孔子不是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嗎？寡助就是沒有人相助。在先秦時期出現了三代道家人物，第一代以楊朱為代表，可惜他沒有著作存世，只有在《列子》、《韓非子》的著作裡可看到一些端倪；第二代以老子為代表，老子的《道德經》是道學的最高境界；第三代以莊子為代表，莊子著述非常個性化，《史記》記載他著書十萬餘言，《莊子》一書分內七篇、外十五篇、雜十二篇。他倡導：最高的自由是無所謂自由，最大的幸福是不知幸與不幸，絕對私人化又絕對忘我。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思維方式天馬行空，審美行為高度內向擴張，中國的文人鉅子如陶淵明、李白、蘇軾以至中國的整部文學藝術史，都可以看到莊子作為一種背景式的龐大存在，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至為巨大。
孔子對於“道學”的態度，《史記》是這樣記載的：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孔子回去後，對自己的弟子們感嘆道：“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孔子還說：“朝聞道，夕可死矣！”一位儒宿，拜“道”至此，謙哉。
“道”是什麼？以歷史唯物觀去看，“道”脫胎於伏羲氏的“混沌說”。八千年前，伏羲把宇宙萬物的本質和本原歸納到一個無限的混沌狀態和混沌的無限狀態裡，並濃縮成一幅複雜的陰陽八卦圖。傳說這輻圖因破解了宇宙奧祕，被沉淪到天河裡，四千年後被周公（周文王）所獲，這就是上古神話裡的“河圖”，周公得到河圖，日夜演繹破解，著成一部深不可測的天書，名為變化無窮的《易》，周公將《易》深埋於洛陽山中，後為孔子發現，世稱“洛書”，孔子晚年，嘔心嚦血徹底破解了這部天書，補註出“十翼”，並將其定名為《易經》。河圖就是八卦，洛書就是易經，河圖、洛書是宇宙的濃縮，也是濃縮了的宇宙。這個既看不見、聽不到、無聲無形、不能觸及，又不是虛幻不實，更無法具體描述和形容的“混沌”，這個大到無極的原始統一體，不容易使人明白，直到三千年後，老子把“混沌”易名改稱“道”以後，才使東方這一古老的民族，對宇宙有了系統的、科學的準確定位和認識，這比歐洲人創立的“宇宙學說”理論早三千餘年。老子說：“道”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母。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蕭呵！謬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經》第四十一章：“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是“道”的運動。弱也者（無為）是“道”的表現和產物。天下萬物產生於具體的有形之物，具體的有形之物則產生於無形之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什麼意思呢？“道”（宇宙的本原）產生“一”（統一的元氣），“一”產生“二”（天、地），“二”產生“三”（陰氣、陽氣與陰陽混合之氣），“三”產生萬物。萬物包含著陰陽兩個相反的氣質，以陰陽混合適中之氣作為和諧。（由此產生了孔子的“中庸之道”理論）。老子在論及“道法”時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裡的“法”是指規律和法則，是取法和遵循之義。“道法自然”是並存之意，道即自然。
在道學裡有神仙一詞，神仙應作何解？古籍“六經”有把長生的聖人稱為神仙。其雲：才智勝十人者為英，勝百人者為雄，千人萬人不及為聖，聖人壽者近乎神仙。神仙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聖人，二是長壽。在古時，六十歲為耆，七十歲為稀，八、九十歲為耄，百歲為耋，也稱“期頤”，百歲以上為耇，是個遐齡範疇，可以再延伸上去，幾百歲幾千歲都可以，只限定在一個“耇”字內出入，若非聖人，還不能算是神仙。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把聖人從養生到長生的過程比喻為天長地久，只有一個準則，將自己置於度外（外其身），順乎自然，心境至純（不以其無私），才能成全他個人（或其私）能擁有的長生。老子的長生（養生）哲學思想，在今天仍有廣泛意義，這一古老的長生哲學對我國古代的養生文化如：《山海經》、《莊子》、《楚辭》、《淮南子》等都起到潛移默化作用。老子的“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無中生有”的哲學思想，實質上是對那個時代氾濫的“天命論”，即“神鬼論”的巨大沖擊，是古代樸素的“無神論”的起源。道教典籍《南華真經》有：“混沌是先天混元之氣”，孔子都很認可，《論語·雍也》：“敬鬼神而遠之”，證明孔子對“天命論”也持否定態度。從無形到有形，從有界到無疆，這是“道”的力量。
徜徉在道學的書海里，我只能感覺自己的渺小和無知，我只能在它深刻的人文哲理之中去接受它的生死關懷，從而汲取人格修養，感知其博大精深的養生法門。道學中的治國方略、軍事智慧、藝術審美、生存環境不僅對先秦諸子百家的言行和論著影響巨大，而且對今天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入借鑑古人的智慧，實現“古為今用”，也是時代的需要，盛世的需要。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東漢明帝（明帝劉莊公元58年），佛教傳入我國之初，佛學在中國的先行者，天竺人攝摩騰和竺法蘭，為便利傳教，常用老子的“虛無，無為”學說去解釋佛學的“涅槃”和“寂靜”及一切皆空的思想，成為後來佛學中盛極一時的《般若學》。其中“本無宗”即受道家何晏、王弼的“貴無論”影響。“本無異宗”更直接拿走了老子的“無中生有”論說。老子生活在史前（公之前770年）的春秋前期，那時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還未出生（釋氏生活在史前六世紀），道學的前身，隱逸文化就已產生，應該說道學是中華民族的文脈源流。《老子》序說：“古今中外，關於《老子》一書的著述甚多，樑若容引嚴靈峰輯《老子知見目錄》，收專著一千一百七十餘種，論文八百七十餘篇。日本有二百多種，歐美超過百種。毛澤東給予極高評價。”老子研究院院長、四川大學詹石窗教授近著《中國道家之精神》指出：”道家精神……深深滲透於中國社會，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一種潛在的價值取向。”（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
在中國與“道學”形成並列的是“佛學”。緣由佛教一進入中國就和中國的道學、中國的儒學文化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世界宗教之一。“三教合一”始於唐代形成。故佛教是中國文化胎記，道教是中國人文文脈。
寫佛學隨筆，就會想起趙樸初，趙樸是姓，單名為初。趙樸老是有世界影響的詩人、書法家，在學術界，有很高的聲望和政治地位，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許多名剎名寺都留有他的楹聯墨寶。二OOO年春，我去舟山“海天佛國”遊，一時興發在留言簿上寫下：“善惡百念總在剎那一瞬，靈臺慧根播入頓悟之中。”寫了也忘了。不料事隔月餘，我十分意外地收到趙樸初老人寄贈的一本《佛教常識問答》。他在書的序言裡說：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見毛澤東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談。他問：“佛教有這麼一個公式——趙樸初，即非趙樸初，是名趙樸初，有沒有這個公式呀？”我說：“有”。毛主席再問：“為什麼？先肯定，後否定？”我說：“不是先肯定，後否定，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這就是“緣起性空”的佛學思想，筆者注），後來毛主席還說，佛教寺廟那是文化；周建人先生說文革初期范文瀾先生向他說，自己正在補課，讀佛書。範老說，佛教在中國將近二千年，對中國文化有那麼深厚的影響，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國文化。錢學森博士也說：“宗教是文化。”三個人，一個是偉大的革命家，一個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一個是當代的大科學家，所見相同，宗教是文化。
通過讀佛學，我才知有許多單詞和組詞不屬漢語，如“世界”、“剎那”、“頓悟”、“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是梵語，從佛經裡輸入中國，成為漢語一部分。學道學是為了積澱傳統國學基礎，學佛學是為了積累傳統文化知識，都是形態哲學，它使我懂得尊重，知道敬畏，具有虔誠和信仰。
在佛學裡，最神聖的佛是如來佛。“如來”這個名詞也是從梵語直譯過來的，佛經對“如來”的解釋是“乘真如之道而來”，又說，“如實而來”，是佛陀的異名。如來佛的名字叫悉達多，姓喬達摩，是西印度釋迦族人，人們又尊稱他釋迦牟尼，釋迦族人稱“牟尼”為聖人（古印度是個多民族多宗教的眾多部落地區）。佛是佛陀的簡稱，漢語音譯為“布達”。在印度，佛有三種涵義：（1）正覺；（2）等覺或遍覺；（3）圓覺或無上覺。指的是智慧達到最高最圓滿的境地。佛學裡把一切事物都叫作“法”，佛經中可常見“一切法”、“諸法”。佛根據自己對一切法（一切事物）的瞭解而宣示出來的言教稱“佛經”或“佛法”，梵語譯作“達摩”。釋迦牟尼反對婆羅門教殘酷的種姓制度，主張“眾生平等”、“有生皆苦”，以涅槃（超脫生死）為理想境界而創立佛教，相傳於東漢明帝時（公元58年）傳入我國，至晉後盛行（見《中國文學史》245頁）。最早的佛經翻譯者是天竺人攝摩騰和竺法蘭，譯有《四十二章經》今已亡失（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卷36頁）。後來釋道安譯《四阿含》、《阿毘曇》、《鞞婆沙序》。晉安帝元興元年（公元402年），羅什在長安住了八年，譯經三百多部，所譯有《大品般若》、《法華》、《維摩詰》、《首楞嚴》等大乘重要經典，他偏重意譯。僧叡的《中論序》說他譯《中論》時，對其中“乖闕繁重者，法師皆裁而裨之”（《全晉文》160卷）。當時最為突出的有我國高僧法顯於東晉隆安三年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至天竺，共十四年，遊歷三十餘國，收集到大批梵本佛經。於義熙九年回國後，合譯出“經律論”六部，二十四卷，百餘萬字，又撰成《佛國記》一書，成了佛門佳話。其後，唐僧玄奘，於大唐貞觀元年自長安西行求法，歷經艱難，抵五印度，入戒賢法師門學梵書，鑽研諸部，在印十七年（路上走了二年），至貞觀十九年返回長安，攜回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奉詔在弘法寺、大慈恩寺從事譯經，十年之間與子弟共譯七十三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卷，並撰寫《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玄奘成為佛教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的創宗人（參閱《大慈恩寺“釋”玄奘傳》）。這些佛教精英們廣泛深入地傳播“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並且倡言佛的宗旨在於救苦救難，超度眾生，這些教理，對那個干戈不息、死亡不斷、苦難無邊的時代（從東晉、南北朝及至隋、唐，先後改朝換代十二個，是我國繼戰國後最為多災多難的時期）產生了廣泛影響，佛教所宣揚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使廣大人民對來世充滿了幻想，也成為當時統治集團鞏固自己政權的有力工具。南北朝的蕭衍（樑朝武帝公元502~557年）曾三度捨身施佛，就是最突出的個案。到了大唐時，儒、釋、道三家已經揉合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避免了像歐洲那樣血腥的宗教戰爭！
古印度宗教史記述了釋迦牟尼的檔案，他是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國王的長子。父淨飯，母摩耶。母生他前回到孃家去，路過藍毗尼園，在樹下休息時產下他。母產後不久就死了。幼年釋迦牟尼由姨母波闇波夫人撫育，自小從婆羅門學者學文學、哲學、算學，又學騎射擊劍，知識廣博，身強力壯。父王對他期望極高，要他繼承王位。但他想，學到的知識和未來的王位都不能解決人世間的苦難，就捨棄了王位，十九歲時，去當了一名修行者（印度稱苦行僧），經六年之久，仍徒勞一場。才悟到苦行無益，於是走到尼連禪河裡，洗去了六年積垢（印度苦行僧在修行期間不洗澡不剪髮不削指甲不換衣衫），在畢缽羅樹下，鋪上吉祥草，向東方盤腿坐下，發誓說：“我如證不到無上大覺，寧可讓此身粉碎，終不起此座。”便在樹下苦思解脫之門，終於在一個夜裡的一剎那間，頓悟到戰勝煩惱魔障，獲得徹底覺悟成了佛陀。那棵畢缽羅樹因佛在樹下悟得正果，得到菩提樹之名，菩提是覺悟的梵語，在佛經裡也叫“菩薩”。樹下釋迦牟尼坐處有石刻的金剛座，樹的東面有一座宏偉莊嚴的塔寺，叫大菩提寺，在今天印度比哈爾邦伽耶城南郊。塔寺中的塔，梵語稱“塔波”，塔是省略的音譯，意為“高顯”或“墳”，塔內藏舍利，就是佛的遺體，也可作標幟用。釋迦牟尼成佛的年齡是三十五歲，此後四十五年中，直到八十歲逝世，從未間斷他的說法，他把尋求解脫生老病死的痛苦煩惱，歸納為“四聖諦”：一是世間的苦（苦諦）；二是苦的原因（因諦）；三是苦的消滅（滅諦）；四是滅苦的方法（道諦）。“諦”的意義在梵語中即是真理，佛教經典十分繁多，都不會超過這個“四聖諦”，佛教的所有教義（包括佛學）都從這一源泉流出，並分成大乘和小乘兩大宗，大乘著重利人，小乘著重自己解脫，斷除內心煩惱，以現世止惡行善的因，獲得來世安樂的果，“因果學”是佛學裡的一個核心詞。
□ 沈子悊
隨筆，是收藏自己記憶中的文化殘片。累積起許多文化殘片，會轉化成一定的精神氣勢，沒有這氣勢，我不敢去磕碰葉法善這扇被歷史塵封著的重門深院。
道學與佛學，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人文和五十六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深深地植根其上，忽視了這個根本，就不會是一個懂得尊重歷史的人，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我攻讀道學、佛學有些年了，自以為腦子裡很“八卦”，但比比如今年青人中流行的行為心理學，嘴裡開口就是“八卦”，若問他們八卦是什麼？他們就發聲大笑，說：“讓你聽不懂，讓你聽了還想聽，讓你最後明白，我什麼都沒說！”驚愕之下，想想也是，說不定真有學問。學問雖是個人資源，但有虛實兩種，虛是形而上，實是應用上，學問資深者能把虛實結合得很好，多大的難題也難不倒，是非常意義的“八卦”，專門致力務虛者，其實一卦都得不到。八卦是伏羲氏在八千年前畫的，那畫象裡有黑白兩條反相遊動的魚，黑魚代表陰和虛，白魚代表陽和實，陰虛陽實是混沌狀態。在這個原始混沌的圓心外圍衍生出八大等距方位，分別用線條代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種現象（即八卦），再自迭或相迭而成六十四卦，是萬事萬物的最初根源，也是客觀事物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卦”是一種不可知的邏輯語言，需要占卜去理解，占卜又要以陽爻和陰爻相配合而成。六十四卦的發生是人文初始的跡象，不違揹人類文明起源學說的原理。一萬年前，原始人剛剛從樹上爬下來，結束了巢居進入巖洞開始穴居生活，他們信仰女性崇拜，在原始母系氏族社會制度下生活著，到了二千年以後的伏羲時代（距今八千年），伏羲對人類有二大劃時代意義的創舉，一是打破母系氏族制硬殼第一人，構建了原始氏族部落，從而改變人類低齡化死亡和嚴重基因缺失的遺傳災難，是人類進化論的始創者；二是創造性地繪製出混沌模型的八卦，是人文始祖，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作用。在一個沒有完善語境（人類語言只有單音和復單音的語言低級階段）、沒有文字（人類靠結繩和巖畫記憶）、沒有複雜的邏輯思維（只有簡單的直覺）的原生態之中，伏羲傳留給後世的“八卦”之謎有多大，有多深？在此後的八千年歲月裡，中華民族的古先人們，從“八卦”線條裡，從巖畫象形裡，從說話語音裡創造出形音義三者並重的文字，最初刻劃於龜殼和牛骨上的稱甲骨文僅有三百個字，到了青銅器時代的夏朝發展了二千餘字，稱鐘鼎文，商湯時代的木片和竹簡上出現了三千餘字，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個盛世中，漢武盛世有文字五千，唐開元盛世有文字七千，（清）康乾盛世時文字已有一萬二千餘。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初的周王朝，周文王因為掌握了三千餘文字，因此把伏羲八卦推演成《易經》，《史記》中說：“西伯（文王爵號）囚裡，演周易。”至春秋後期，孔子晚年訂易、韋編三絕，他率先把上古八卦，在面臨無解之際演述出經天緯地的大道理，指的就是《易經》中的“十翼”。
人文八卦孕育出了孔子和老子，但兩位聖人的研究方向不同，孔子是作“儒學”研究的，老子是作“道學”研究的。孔子雖不排斥“道學”，但孔子的學生或者說後來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卻對先秦以前的隱士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有過激烈的爭辯和衝突。其實拿到今天來看，這不是問題，楊朱也不是“一毛不拔”的人，因為當時的天下是諸侯的天下，諸侯們只知擴張戰爭，完全不把人民的生命財產當一回事，對於這樣的天下當然“一毛不拔”。孔子不是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嗎？寡助就是沒有人相助。在先秦時期出現了三代道家人物，第一代以楊朱為代表，可惜他沒有著作存世，只有在《列子》、《韓非子》的著作裡可看到一些端倪；第二代以老子為代表，老子的《道德經》是道學的最高境界；第三代以莊子為代表，莊子著述非常個性化，《史記》記載他著書十萬餘言，《莊子》一書分內七篇、外十五篇、雜十二篇。他倡導：最高的自由是無所謂自由，最大的幸福是不知幸與不幸，絕對私人化又絕對忘我。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思維方式天馬行空，審美行為高度內向擴張，中國的文人鉅子如陶淵明、李白、蘇軾以至中國的整部文學藝術史，都可以看到莊子作為一種背景式的龐大存在，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至為巨大。
孔子對於“道學”的態度，《史記》是這樣記載的：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孔子回去後，對自己的弟子們感嘆道：“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孔子還說：“朝聞道，夕可死矣！”一位儒宿，拜“道”至此，謙哉。
“道”是什麼？以歷史唯物觀去看，“道”脫胎於伏羲氏的“混沌說”。八千年前，伏羲把宇宙萬物的本質和本原歸納到一個無限的混沌狀態和混沌的無限狀態裡，並濃縮成一幅複雜的陰陽八卦圖。傳說這輻圖因破解了宇宙奧祕，被沉淪到天河裡，四千年後被周公（周文王）所獲，這就是上古神話裡的“河圖”，周公得到河圖，日夜演繹破解，著成一部深不可測的天書，名為變化無窮的《易》，周公將《易》深埋於洛陽山中，後為孔子發現，世稱“洛書”，孔子晚年，嘔心嚦血徹底破解了這部天書，補註出“十翼”，並將其定名為《易經》。河圖就是八卦，洛書就是易經，河圖、洛書是宇宙的濃縮，也是濃縮了的宇宙。這個既看不見、聽不到、無聲無形、不能觸及，又不是虛幻不實，更無法具體描述和形容的“混沌”，這個大到無極的原始統一體，不容易使人明白，直到三千年後，老子把“混沌”易名改稱“道”以後，才使東方這一古老的民族，對宇宙有了系統的、科學的準確定位和認識，這比歐洲人創立的“宇宙學說”理論早三千餘年。老子說：“道”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母。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蕭呵！謬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經》第四十一章：“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是“道”的運動。弱也者（無為）是“道”的表現和產物。天下萬物產生於具體的有形之物，具體的有形之物則產生於無形之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什麼意思呢？“道”（宇宙的本原）產生“一”（統一的元氣），“一”產生“二”（天、地），“二”產生“三”（陰氣、陽氣與陰陽混合之氣），“三”產生萬物。萬物包含著陰陽兩個相反的氣質，以陰陽混合適中之氣作為和諧。（由此產生了孔子的“中庸之道”理論）。老子在論及“道法”時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裡的“法”是指規律和法則，是取法和遵循之義。“道法自然”是並存之意，道即自然。
在道學裡有神仙一詞，神仙應作何解？古籍“六經”有把長生的聖人稱為神仙。其雲：才智勝十人者為英，勝百人者為雄，千人萬人不及為聖，聖人壽者近乎神仙。神仙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聖人，二是長壽。在古時，六十歲為耆，七十歲為稀，八、九十歲為耄，百歲為耋，也稱“期頤”，百歲以上為耇，是個遐齡範疇，可以再延伸上去，幾百歲幾千歲都可以，只限定在一個“耇”字內出入，若非聖人，還不能算是神仙。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把聖人從養生到長生的過程比喻為天長地久，只有一個準則，將自己置於度外（外其身），順乎自然，心境至純（不以其無私），才能成全他個人（或其私）能擁有的長生。老子的長生（養生）哲學思想，在今天仍有廣泛意義，這一古老的長生哲學對我國古代的養生文化如：《山海經》、《莊子》、《楚辭》、《淮南子》等都起到潛移默化作用。老子的“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無中生有”的哲學思想，實質上是對那個時代氾濫的“天命論”，即“神鬼論”的巨大沖擊，是古代樸素的“無神論”的起源。道教典籍《南華真經》有：“混沌是先天混元之氣”，孔子都很認可，《論語·雍也》：“敬鬼神而遠之”，證明孔子對“天命論”也持否定態度。從無形到有形，從有界到無疆，這是“道”的力量。
徜徉在道學的書海里，我只能感覺自己的渺小和無知，我只能在它深刻的人文哲理之中去接受它的生死關懷，從而汲取人格修養，感知其博大精深的養生法門。道學中的治國方略、軍事智慧、藝術審美、生存環境不僅對先秦諸子百家的言行和論著影響巨大，而且對今天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入借鑑古人的智慧，實現“古為今用”，也是時代的需要，盛世的需要。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東漢明帝（明帝劉莊公元58年），佛教傳入我國之初，佛學在中國的先行者，天竺人攝摩騰和竺法蘭，為便利傳教，常用老子的“虛無，無為”學說去解釋佛學的“涅槃”和“寂靜”及一切皆空的思想，成為後來佛學中盛極一時的《般若學》。其中“本無宗”即受道家何晏、王弼的“貴無論”影響。“本無異宗”更直接拿走了老子的“無中生有”論說。老子生活在史前（公之前770年）的春秋前期，那時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還未出生（釋氏生活在史前六世紀），道學的前身，隱逸文化就已產生，應該說道學是中華民族的文脈源流。《老子》序說：“古今中外，關於《老子》一書的著述甚多，樑若容引嚴靈峰輯《老子知見目錄》，收專著一千一百七十餘種，論文八百七十餘篇。日本有二百多種，歐美超過百種。毛澤東給予極高評價。”老子研究院院長、四川大學詹石窗教授近著《中國道家之精神》指出：”道家精神……深深滲透於中國社會，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一種潛在的價值取向。”（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
在中國與“道學”形成並列的是“佛學”。緣由佛教一進入中國就和中國的道學、中國的儒學文化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世界宗教之一。“三教合一”始於唐代形成。故佛教是中國文化胎記，道教是中國人文文脈。
寫佛學隨筆，就會想起趙樸初，趙樸是姓，單名為初。趙樸老是有世界影響的詩人、書法家，在學術界，有很高的聲望和政治地位，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許多名剎名寺都留有他的楹聯墨寶。二OOO年春，我去舟山“海天佛國”遊，一時興發在留言簿上寫下：“善惡百念總在剎那一瞬，靈臺慧根播入頓悟之中。”寫了也忘了。不料事隔月餘，我十分意外地收到趙樸初老人寄贈的一本《佛教常識問答》。他在書的序言裡說：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見毛澤東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談。他問：“佛教有這麼一個公式——趙樸初，即非趙樸初，是名趙樸初，有沒有這個公式呀？”我說：“有”。毛主席再問：“為什麼？先肯定，後否定？”我說：“不是先肯定，後否定，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這就是“緣起性空”的佛學思想，筆者注），後來毛主席還說，佛教寺廟那是文化；周建人先生說文革初期范文瀾先生向他說，自己正在補課，讀佛書。範老說，佛教在中國將近二千年，對中國文化有那麼深厚的影響，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國文化。錢學森博士也說：“宗教是文化。”三個人，一個是偉大的革命家，一個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一個是當代的大科學家，所見相同，宗教是文化。
通過讀佛學，我才知有許多單詞和組詞不屬漢語，如“世界”、“剎那”、“頓悟”、“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是梵語，從佛經裡輸入中國，成為漢語一部分。學道學是為了積澱傳統國學基礎，學佛學是為了積累傳統文化知識，都是形態哲學，它使我懂得尊重，知道敬畏，具有虔誠和信仰。
在佛學裡，最神聖的佛是如來佛。“如來”這個名詞也是從梵語直譯過來的，佛經對“如來”的解釋是“乘真如之道而來”，又說，“如實而來”，是佛陀的異名。如來佛的名字叫悉達多，姓喬達摩，是西印度釋迦族人，人們又尊稱他釋迦牟尼，釋迦族人稱“牟尼”為聖人（古印度是個多民族多宗教的眾多部落地區）。佛是佛陀的簡稱，漢語音譯為“布達”。在印度，佛有三種涵義：（1）正覺；（2）等覺或遍覺；（3）圓覺或無上覺。指的是智慧達到最高最圓滿的境地。佛學裡把一切事物都叫作“法”，佛經中可常見“一切法”、“諸法”。佛根據自己對一切法（一切事物）的瞭解而宣示出來的言教稱“佛經”或“佛法”，梵語譯作“達摩”。釋迦牟尼反對婆羅門教殘酷的種姓制度，主張“眾生平等”、“有生皆苦”，以涅槃（超脫生死）為理想境界而創立佛教，相傳於東漢明帝時（公元58年）傳入我國，至晉後盛行（見《中國文學史》245頁）。最早的佛經翻譯者是天竺人攝摩騰和竺法蘭，譯有《四十二章經》今已亡失（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卷36頁）。後來釋道安譯《四阿含》、《阿毘曇》、《鞞婆沙序》。晉安帝元興元年（公元402年），羅什在長安住了八年，譯經三百多部，所譯有《大品般若》、《法華》、《維摩詰》、《首楞嚴》等大乘重要經典，他偏重意譯。僧叡的《中論序》說他譯《中論》時，對其中“乖闕繁重者，法師皆裁而裨之”（《全晉文》160卷）。當時最為突出的有我國高僧法顯於東晉隆安三年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至天竺，共十四年，遊歷三十餘國，收集到大批梵本佛經。於義熙九年回國後，合譯出“經律論”六部，二十四卷，百餘萬字，又撰成《佛國記》一書，成了佛門佳話。其後，唐僧玄奘，於大唐貞觀元年自長安西行求法，歷經艱難，抵五印度，入戒賢法師門學梵書，鑽研諸部，在印十七年（路上走了二年），至貞觀十九年返回長安，攜回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奉詔在弘法寺、大慈恩寺從事譯經，十年之間與子弟共譯七十三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卷，並撰寫《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玄奘成為佛教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的創宗人（參閱《大慈恩寺“釋”玄奘傳》）。這些佛教精英們廣泛深入地傳播“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並且倡言佛的宗旨在於救苦救難，超度眾生，這些教理，對那個干戈不息、死亡不斷、苦難無邊的時代（從東晉、南北朝及至隋、唐，先後改朝換代十二個，是我國繼戰國後最為多災多難的時期）產生了廣泛影響，佛教所宣揚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使廣大人民對來世充滿了幻想，也成為當時統治集團鞏固自己政權的有力工具。南北朝的蕭衍（樑朝武帝公元502~557年）曾三度捨身施佛，就是最突出的個案。到了大唐時，儒、釋、道三家已經揉合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避免了像歐洲那樣血腥的宗教戰爭！
古印度宗教史記述了釋迦牟尼的檔案，他是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國王的長子。父淨飯，母摩耶。母生他前回到孃家去，路過藍毗尼園，在樹下休息時產下他。母產後不久就死了。幼年釋迦牟尼由姨母波闇波夫人撫育，自小從婆羅門學者學文學、哲學、算學，又學騎射擊劍，知識廣博，身強力壯。父王對他期望極高，要他繼承王位。但他想，學到的知識和未來的王位都不能解決人世間的苦難，就捨棄了王位，十九歲時，去當了一名修行者（印度稱苦行僧），經六年之久，仍徒勞一場。才悟到苦行無益，於是走到尼連禪河裡，洗去了六年積垢（印度苦行僧在修行期間不洗澡不剪髮不削指甲不換衣衫），在畢缽羅樹下，鋪上吉祥草，向東方盤腿坐下，發誓說：“我如證不到無上大覺，寧可讓此身粉碎，終不起此座。”便在樹下苦思解脫之門，終於在一個夜裡的一剎那間，頓悟到戰勝煩惱魔障，獲得徹底覺悟成了佛陀。那棵畢缽羅樹因佛在樹下悟得正果，得到菩提樹之名，菩提是覺悟的梵語，在佛經裡也叫“菩薩”。樹下釋迦牟尼坐處有石刻的金剛座，樹的東面有一座宏偉莊嚴的塔寺，叫大菩提寺，在今天印度比哈爾邦伽耶城南郊。塔寺中的塔，梵語稱“塔波”，塔是省略的音譯，意為“高顯”或“墳”，塔內藏舍利，就是佛的遺體，也可作標幟用。釋迦牟尼成佛的年齡是三十五歲，此後四十五年中，直到八十歲逝世，從未間斷他的說法，他把尋求解脫生老病死的痛苦煩惱，歸納為“四聖諦”：一是世間的苦（苦諦）；二是苦的原因（因諦）；三是苦的消滅（滅諦）；四是滅苦的方法（道諦）。“諦”的意義在梵語中即是真理，佛教經典十分繁多，都不會超過這個“四聖諦”，佛教的所有教義（包括佛學）都從這一源泉流出，並分成大乘和小乘兩大宗，大乘著重利人，小乘著重自己解脫，斷除內心煩惱，以現世止惡行善的因，獲得來世安樂的果，“因果學”是佛學裡的一個核心詞。
人生在世，一切皆由命定。這是佛教的回答。
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修行十善，直至三慧宏開，往生極樂世界。這是佛學的回答。佛學是覺悟的意思，就是放下糊塗想，不做糊塗事；放下所知所覺，離開能知能覺，恢復到本知本覺，佛學不是迷信，屬生態心理學範圍。
佛教把世俗世界分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境，三境都為有情之眾生存在。欲界，是具有食慾、謠欲的眾生，包括“五道”中的地獄、畜生、餓鬼、人以及他們所依存的場所。色界，在間於欲界和無色界之中，有情而離不開物質。無色界，為最高境界，無色界眾生，依眾同分，得相同的果報和壽命（壽命即長生），是一個精神烏托邦（只能理想，不能實現）。這和但丁筆下的三個境界：煉獄、地獄、天堂有相似之處，但不可同日而語。
“道學”與“佛學”都是世界上最珍貴的非物質文化，因為它的包容和神祕，才傳留下如此豐厚的精神遺產，形成了一座取之不竭的寶藏：外國人讀不懂中國，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唉，中國的歷史文化和人文背景，真是那樣令人捉摸不透麼？
□ 沈子悊
隨筆，是收藏自己記憶中的文化殘片。累積起許多文化殘片，會轉化成一定的精神氣勢，沒有這氣勢，我不敢去磕碰葉法善這扇被歷史塵封著的重門深院。
道學與佛學，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人文和五十六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深深地植根其上，忽視了這個根本，就不會是一個懂得尊重歷史的人，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我攻讀道學、佛學有些年了，自以為腦子裡很“八卦”，但比比如今年青人中流行的行為心理學，嘴裡開口就是“八卦”，若問他們八卦是什麼？他們就發聲大笑，說：“讓你聽不懂，讓你聽了還想聽，讓你最後明白，我什麼都沒說！”驚愕之下，想想也是，說不定真有學問。學問雖是個人資源，但有虛實兩種，虛是形而上，實是應用上，學問資深者能把虛實結合得很好，多大的難題也難不倒，是非常意義的“八卦”，專門致力務虛者，其實一卦都得不到。八卦是伏羲氏在八千年前畫的，那畫象裡有黑白兩條反相遊動的魚，黑魚代表陰和虛，白魚代表陽和實，陰虛陽實是混沌狀態。在這個原始混沌的圓心外圍衍生出八大等距方位，分別用線條代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種現象（即八卦），再自迭或相迭而成六十四卦，是萬事萬物的最初根源，也是客觀事物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卦”是一種不可知的邏輯語言，需要占卜去理解，占卜又要以陽爻和陰爻相配合而成。六十四卦的發生是人文初始的跡象，不違揹人類文明起源學說的原理。一萬年前，原始人剛剛從樹上爬下來，結束了巢居進入巖洞開始穴居生活，他們信仰女性崇拜，在原始母系氏族社會制度下生活著，到了二千年以後的伏羲時代（距今八千年），伏羲對人類有二大劃時代意義的創舉，一是打破母系氏族制硬殼第一人，構建了原始氏族部落，從而改變人類低齡化死亡和嚴重基因缺失的遺傳災難，是人類進化論的始創者；二是創造性地繪製出混沌模型的八卦，是人文始祖，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作用。在一個沒有完善語境（人類語言只有單音和復單音的語言低級階段）、沒有文字（人類靠結繩和巖畫記憶）、沒有複雜的邏輯思維（只有簡單的直覺）的原生態之中，伏羲傳留給後世的“八卦”之謎有多大，有多深？在此後的八千年歲月裡，中華民族的古先人們，從“八卦”線條裡，從巖畫象形裡，從說話語音裡創造出形音義三者並重的文字，最初刻劃於龜殼和牛骨上的稱甲骨文僅有三百個字，到了青銅器時代的夏朝發展了二千餘字，稱鐘鼎文，商湯時代的木片和竹簡上出現了三千餘字，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個盛世中，漢武盛世有文字五千，唐開元盛世有文字七千，（清）康乾盛世時文字已有一萬二千餘。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初的周王朝，周文王因為掌握了三千餘文字，因此把伏羲八卦推演成《易經》，《史記》中說：“西伯（文王爵號）囚裡，演周易。”至春秋後期，孔子晚年訂易、韋編三絕，他率先把上古八卦，在面臨無解之際演述出經天緯地的大道理，指的就是《易經》中的“十翼”。
人文八卦孕育出了孔子和老子，但兩位聖人的研究方向不同，孔子是作“儒學”研究的，老子是作“道學”研究的。孔子雖不排斥“道學”，但孔子的學生或者說後來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卻對先秦以前的隱士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有過激烈的爭辯和衝突。其實拿到今天來看，這不是問題，楊朱也不是“一毛不拔”的人，因為當時的天下是諸侯的天下，諸侯們只知擴張戰爭，完全不把人民的生命財產當一回事，對於這樣的天下當然“一毛不拔”。孔子不是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嗎？寡助就是沒有人相助。在先秦時期出現了三代道家人物，第一代以楊朱為代表，可惜他沒有著作存世，只有在《列子》、《韓非子》的著作裡可看到一些端倪；第二代以老子為代表，老子的《道德經》是道學的最高境界；第三代以莊子為代表，莊子著述非常個性化，《史記》記載他著書十萬餘言，《莊子》一書分內七篇、外十五篇、雜十二篇。他倡導：最高的自由是無所謂自由，最大的幸福是不知幸與不幸，絕對私人化又絕對忘我。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思維方式天馬行空，審美行為高度內向擴張，中國的文人鉅子如陶淵明、李白、蘇軾以至中國的整部文學藝術史，都可以看到莊子作為一種背景式的龐大存在，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至為巨大。
孔子對於“道學”的態度，《史記》是這樣記載的：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孔子回去後，對自己的弟子們感嘆道：“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孔子還說：“朝聞道，夕可死矣！”一位儒宿，拜“道”至此，謙哉。
“道”是什麼？以歷史唯物觀去看，“道”脫胎於伏羲氏的“混沌說”。八千年前，伏羲把宇宙萬物的本質和本原歸納到一個無限的混沌狀態和混沌的無限狀態裡，並濃縮成一幅複雜的陰陽八卦圖。傳說這輻圖因破解了宇宙奧祕，被沉淪到天河裡，四千年後被周公（周文王）所獲，這就是上古神話裡的“河圖”，周公得到河圖，日夜演繹破解，著成一部深不可測的天書，名為變化無窮的《易》，周公將《易》深埋於洛陽山中，後為孔子發現，世稱“洛書”，孔子晚年，嘔心嚦血徹底破解了這部天書，補註出“十翼”，並將其定名為《易經》。河圖就是八卦，洛書就是易經，河圖、洛書是宇宙的濃縮，也是濃縮了的宇宙。這個既看不見、聽不到、無聲無形、不能觸及，又不是虛幻不實，更無法具體描述和形容的“混沌”，這個大到無極的原始統一體，不容易使人明白，直到三千年後，老子把“混沌”易名改稱“道”以後，才使東方這一古老的民族，對宇宙有了系統的、科學的準確定位和認識，這比歐洲人創立的“宇宙學說”理論早三千餘年。老子說：“道”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母。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蕭呵！謬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經》第四十一章：“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是“道”的運動。弱也者（無為）是“道”的表現和產物。天下萬物產生於具體的有形之物，具體的有形之物則產生於無形之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什麼意思呢？“道”（宇宙的本原）產生“一”（統一的元氣），“一”產生“二”（天、地），“二”產生“三”（陰氣、陽氣與陰陽混合之氣），“三”產生萬物。萬物包含著陰陽兩個相反的氣質，以陰陽混合適中之氣作為和諧。（由此產生了孔子的“中庸之道”理論）。老子在論及“道法”時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裡的“法”是指規律和法則，是取法和遵循之義。“道法自然”是並存之意，道即自然。
在道學裡有神仙一詞，神仙應作何解？古籍“六經”有把長生的聖人稱為神仙。其雲：才智勝十人者為英，勝百人者為雄，千人萬人不及為聖，聖人壽者近乎神仙。神仙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聖人，二是長壽。在古時，六十歲為耆，七十歲為稀，八、九十歲為耄，百歲為耋，也稱“期頤”，百歲以上為耇，是個遐齡範疇，可以再延伸上去，幾百歲幾千歲都可以，只限定在一個“耇”字內出入，若非聖人，還不能算是神仙。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把聖人從養生到長生的過程比喻為天長地久，只有一個準則，將自己置於度外（外其身），順乎自然，心境至純（不以其無私），才能成全他個人（或其私）能擁有的長生。老子的長生（養生）哲學思想，在今天仍有廣泛意義，這一古老的長生哲學對我國古代的養生文化如：《山海經》、《莊子》、《楚辭》、《淮南子》等都起到潛移默化作用。老子的“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無中生有”的哲學思想，實質上是對那個時代氾濫的“天命論”，即“神鬼論”的巨大沖擊，是古代樸素的“無神論”的起源。道教典籍《南華真經》有：“混沌是先天混元之氣”，孔子都很認可，《論語·雍也》：“敬鬼神而遠之”，證明孔子對“天命論”也持否定態度。從無形到有形，從有界到無疆，這是“道”的力量。
徜徉在道學的書海里，我只能感覺自己的渺小和無知，我只能在它深刻的人文哲理之中去接受它的生死關懷，從而汲取人格修養，感知其博大精深的養生法門。道學中的治國方略、軍事智慧、藝術審美、生存環境不僅對先秦諸子百家的言行和論著影響巨大，而且對今天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入借鑑古人的智慧，實現“古為今用”，也是時代的需要，盛世的需要。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東漢明帝（明帝劉莊公元58年），佛教傳入我國之初，佛學在中國的先行者，天竺人攝摩騰和竺法蘭，為便利傳教，常用老子的“虛無，無為”學說去解釋佛學的“涅槃”和“寂靜”及一切皆空的思想，成為後來佛學中盛極一時的《般若學》。其中“本無宗”即受道家何晏、王弼的“貴無論”影響。“本無異宗”更直接拿走了老子的“無中生有”論說。老子生活在史前（公之前770年）的春秋前期，那時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還未出生（釋氏生活在史前六世紀），道學的前身，隱逸文化就已產生，應該說道學是中華民族的文脈源流。《老子》序說：“古今中外，關於《老子》一書的著述甚多，樑若容引嚴靈峰輯《老子知見目錄》，收專著一千一百七十餘種，論文八百七十餘篇。日本有二百多種，歐美超過百種。毛澤東給予極高評價。”老子研究院院長、四川大學詹石窗教授近著《中國道家之精神》指出：”道家精神……深深滲透於中國社會，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一種潛在的價值取向。”（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
在中國與“道學”形成並列的是“佛學”。緣由佛教一進入中國就和中國的道學、中國的儒學文化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世界宗教之一。“三教合一”始於唐代形成。故佛教是中國文化胎記，道教是中國人文文脈。
寫佛學隨筆，就會想起趙樸初，趙樸是姓，單名為初。趙樸老是有世界影響的詩人、書法家，在學術界，有很高的聲望和政治地位，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許多名剎名寺都留有他的楹聯墨寶。二OOO年春，我去舟山“海天佛國”遊，一時興發在留言簿上寫下：“善惡百念總在剎那一瞬，靈臺慧根播入頓悟之中。”寫了也忘了。不料事隔月餘，我十分意外地收到趙樸初老人寄贈的一本《佛教常識問答》。他在書的序言裡說：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見毛澤東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談。他問：“佛教有這麼一個公式——趙樸初，即非趙樸初，是名趙樸初，有沒有這個公式呀？”我說：“有”。毛主席再問：“為什麼？先肯定，後否定？”我說：“不是先肯定，後否定，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這就是“緣起性空”的佛學思想，筆者注），後來毛主席還說，佛教寺廟那是文化；周建人先生說文革初期范文瀾先生向他說，自己正在補課，讀佛書。範老說，佛教在中國將近二千年，對中國文化有那麼深厚的影響，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國文化。錢學森博士也說：“宗教是文化。”三個人，一個是偉大的革命家，一個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一個是當代的大科學家，所見相同，宗教是文化。
通過讀佛學，我才知有許多單詞和組詞不屬漢語，如“世界”、“剎那”、“頓悟”、“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是梵語，從佛經裡輸入中國，成為漢語一部分。學道學是為了積澱傳統國學基礎，學佛學是為了積累傳統文化知識，都是形態哲學，它使我懂得尊重，知道敬畏，具有虔誠和信仰。
在佛學裡，最神聖的佛是如來佛。“如來”這個名詞也是從梵語直譯過來的，佛經對“如來”的解釋是“乘真如之道而來”，又說，“如實而來”，是佛陀的異名。如來佛的名字叫悉達多，姓喬達摩，是西印度釋迦族人，人們又尊稱他釋迦牟尼，釋迦族人稱“牟尼”為聖人（古印度是個多民族多宗教的眾多部落地區）。佛是佛陀的簡稱，漢語音譯為“布達”。在印度，佛有三種涵義：（1）正覺；（2）等覺或遍覺；（3）圓覺或無上覺。指的是智慧達到最高最圓滿的境地。佛學裡把一切事物都叫作“法”，佛經中可常見“一切法”、“諸法”。佛根據自己對一切法（一切事物）的瞭解而宣示出來的言教稱“佛經”或“佛法”，梵語譯作“達摩”。釋迦牟尼反對婆羅門教殘酷的種姓制度，主張“眾生平等”、“有生皆苦”，以涅槃（超脫生死）為理想境界而創立佛教，相傳於東漢明帝時（公元58年）傳入我國，至晉後盛行（見《中國文學史》245頁）。最早的佛經翻譯者是天竺人攝摩騰和竺法蘭，譯有《四十二章經》今已亡失（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卷36頁）。後來釋道安譯《四阿含》、《阿毘曇》、《鞞婆沙序》。晉安帝元興元年（公元402年），羅什在長安住了八年，譯經三百多部，所譯有《大品般若》、《法華》、《維摩詰》、《首楞嚴》等大乘重要經典，他偏重意譯。僧叡的《中論序》說他譯《中論》時，對其中“乖闕繁重者，法師皆裁而裨之”（《全晉文》160卷）。當時最為突出的有我國高僧法顯於東晉隆安三年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至天竺，共十四年，遊歷三十餘國，收集到大批梵本佛經。於義熙九年回國後，合譯出“經律論”六部，二十四卷，百餘萬字，又撰成《佛國記》一書，成了佛門佳話。其後，唐僧玄奘，於大唐貞觀元年自長安西行求法，歷經艱難，抵五印度，入戒賢法師門學梵書，鑽研諸部，在印十七年（路上走了二年），至貞觀十九年返回長安，攜回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奉詔在弘法寺、大慈恩寺從事譯經，十年之間與子弟共譯七十三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卷，並撰寫《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玄奘成為佛教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的創宗人（參閱《大慈恩寺“釋”玄奘傳》）。這些佛教精英們廣泛深入地傳播“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並且倡言佛的宗旨在於救苦救難，超度眾生，這些教理，對那個干戈不息、死亡不斷、苦難無邊的時代（從東晉、南北朝及至隋、唐，先後改朝換代十二個，是我國繼戰國後最為多災多難的時期）產生了廣泛影響，佛教所宣揚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使廣大人民對來世充滿了幻想，也成為當時統治集團鞏固自己政權的有力工具。南北朝的蕭衍（樑朝武帝公元502~557年）曾三度捨身施佛，就是最突出的個案。到了大唐時，儒、釋、道三家已經揉合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避免了像歐洲那樣血腥的宗教戰爭！
古印度宗教史記述了釋迦牟尼的檔案，他是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國王的長子。父淨飯，母摩耶。母生他前回到孃家去，路過藍毗尼園，在樹下休息時產下他。母產後不久就死了。幼年釋迦牟尼由姨母波闇波夫人撫育，自小從婆羅門學者學文學、哲學、算學，又學騎射擊劍，知識廣博，身強力壯。父王對他期望極高，要他繼承王位。但他想，學到的知識和未來的王位都不能解決人世間的苦難，就捨棄了王位，十九歲時，去當了一名修行者（印度稱苦行僧），經六年之久，仍徒勞一場。才悟到苦行無益，於是走到尼連禪河裡，洗去了六年積垢（印度苦行僧在修行期間不洗澡不剪髮不削指甲不換衣衫），在畢缽羅樹下，鋪上吉祥草，向東方盤腿坐下，發誓說：“我如證不到無上大覺，寧可讓此身粉碎，終不起此座。”便在樹下苦思解脫之門，終於在一個夜裡的一剎那間，頓悟到戰勝煩惱魔障，獲得徹底覺悟成了佛陀。那棵畢缽羅樹因佛在樹下悟得正果，得到菩提樹之名，菩提是覺悟的梵語，在佛經裡也叫“菩薩”。樹下釋迦牟尼坐處有石刻的金剛座，樹的東面有一座宏偉莊嚴的塔寺，叫大菩提寺，在今天印度比哈爾邦伽耶城南郊。塔寺中的塔，梵語稱“塔波”，塔是省略的音譯，意為“高顯”或“墳”，塔內藏舍利，就是佛的遺體，也可作標幟用。釋迦牟尼成佛的年齡是三十五歲，此後四十五年中，直到八十歲逝世，從未間斷他的說法，他把尋求解脫生老病死的痛苦煩惱，歸納為“四聖諦”：一是世間的苦（苦諦）；二是苦的原因（因諦）；三是苦的消滅（滅諦）；四是滅苦的方法（道諦）。“諦”的意義在梵語中即是真理，佛教經典十分繁多，都不會超過這個“四聖諦”，佛教的所有教義（包括佛學）都從這一源泉流出，並分成大乘和小乘兩大宗，大乘著重利人，小乘著重自己解脫，斷除內心煩惱，以現世止惡行善的因，獲得來世安樂的果，“因果學”是佛學裡的一個核心詞。
人生在世，一切皆由命定。這是佛教的回答。
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修行十善，直至三慧宏開，往生極樂世界。這是佛學的回答。佛學是覺悟的意思，就是放下糊塗想，不做糊塗事；放下所知所覺，離開能知能覺，恢復到本知本覺，佛學不是迷信，屬生態心理學範圍。
佛教把世俗世界分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境，三境都為有情之眾生存在。欲界，是具有食慾、謠欲的眾生，包括“五道”中的地獄、畜生、餓鬼、人以及他們所依存的場所。色界，在間於欲界和無色界之中，有情而離不開物質。無色界，為最高境界，無色界眾生，依眾同分，得相同的果報和壽命（壽命即長生），是一個精神烏托邦（只能理想，不能實現）。這和但丁筆下的三個境界：煉獄、地獄、天堂有相似之處，但不可同日而語。
“道學”與“佛學”都是世界上最珍貴的非物質文化，因為它的包容和神祕，才傳留下如此豐厚的精神遺產，形成了一座取之不竭的寶藏：外國人讀不懂中國，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唉，中國的歷史文化和人文背景，真是那樣令人捉摸不透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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