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以歷史和文學為主題繪製的畫作中，有一個獨特的亞類型，稱之為仙靈/仙子畫（fairy painting）。仙靈畫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特有的畫種，儘管它們與奧地利畫家莫里茨·馮·施溫德（Moritz von Schwind）根據童話故事創作的繪畫有類似的地方。英國仙靈畫最早出現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根據莎士比亞戲劇（尤其是《仲夏夜之夢》和《暴風雨》）而作的畫中。仙靈畫的流行也與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超自然的、心靈的，以及玄妙的事物的興趣有關。
文/Nicholas Tromans
譯/Carlyle
校對/火龍果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2/03/14/richard-dadds-master-strok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Carlyle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畫面主體部分的細節展示了樵仙正要劈開堅果的情景。圖源：泰特美術館（理查德·達德：樵仙的妙計，1855-64，泰特美術館）
理查德·達德（Richard Dadd）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輕英國畫家，19世紀40年代早期，他在地中海遊歷時患上了精神疾病，在精神病院呆了40多年，最終於1886年在布羅德穆爾去世，他的一生富有使命感，創作出了許多引人入勝、刻畫細膩的水彩與油畫作品，其中最負盛名的是《樵仙的妙計》（The Fairy Feller's Master-Stroke）。
這幅畫的歷史便是其作者的成名史，並且引出了一個問題：對於任何一位早已離開人世、被人遺忘的天才，當世人重新發現他們之後，將會發生什麼？
達德的疾病症狀包括被害妄想，他甚至認為自己能夠從古埃及神奧斯里斯（Osiris）那裡接受訊息，這在今天聽起來像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種。達德“收到”殺掉自己父親（或者出現在父親身上的惡魔）的指令，在1843年的夏天干淨利落地辦完了這件事，此時距離他結束旅途還沒過去多久。
在經歷了同樣用心策劃的法國逃亡後，這位藝術家最終被送進了位於蘭貝斯的貝特萊姆醫院（Bethlem Hospital，目前是帝國戰爭博物館）的罪犯精神疾病科，正是在這裡，他創作了樵仙。根據畫布背後的文字，他創作這幅畫足足用了9年時間。達德的表述只是“差不多那麼回事”（近9年），這意味著他在1855年到1864年間只是斷斷續續地完成了這幅作品。
這是一幅極其複雜的畫面，人物形象豐富，畫中的角色們都沒有具體行為，除了正在試圖將榛果一劈為二的“樵仙”本人，這樣做是為了給嬌小的仙子女王麥布（Mab）做一駕新的敞篷馬車。
很明顯，達德的靈感是《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茂丘西奧（Mercutio）的戲謔演說，演說中茂丘西奧以一種近乎可怕的詳細程度描繪了麥布一邊在夜間遊蕩、一邊在眠者腦中構建夢境的場景，人們被壓抑的野心和慾望總在夜晚顯現。
達德的題詞進一步告訴我們，這幅畫是為貝特萊姆的管家喬治·約翰·海頓（George Henry Haydon）畫的，並且，在這位畫家1865年寫的一首長詩（或者至少說，是有韻律的記載）中，他給出了一份演員清單，並記載了關於這幅畫是如何繪就的。
顯然，正是海頓提出了將一些“與仙子有關的詩文”作為“投擲點“——也許，這位貝特萊姆的管家本打算用茂丘西奧的演說來傳達鼓勵之意，使達德重回疾病還未來臨的早期人生，那時他作為一名莎士比亞仙子題材的畫家而享有盛譽。
維多利亞時代的精神病學家都喜歡基於遊吟詩人（Bard，原指古代凱爾特人中專門從事詩歌創作和吟唱的人）描述的“案例”寫作，而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英國作家）觀察到，儘管其涉及仙子的場景中充滿豐富的想象力，莎士比亞本人卻表現出了一種與偏執狂相反的東西，即使在最為離奇的意念旅程中，他仍然保持著一線理智。
亨利·赫令（Henry Hering）攝製（1856年）：達德的繪畫《矛盾：奧伯隆和泰坦尼亞》（Contradiction: Oberon and Titania.）
儘管接受了海頓對其畫一幅仙女題材新畫的委託，但是達德說靈感並沒有成功地具像化。他以非常字面的方式接受精神激勵的想法，並真切地看到了精神在人類所有努力中的作用。個體與整個文化也許渴望取得崇高的成就，但是精神世界的助力或阻礙都是值得考慮的，其本身的性質不會長久地為人類服務。
“嘗試啟蒙有什麼用？”達德在19世紀50年代的一些筆記中問道，“毀滅的天使曾多少次擊敗這個地球上不同的國家——將他們吸乾、打倒。”同樣地，藝術家試圖約束自己的天賦並強迫自己動用天賦去迴應這樣的問題：“繪畫的天賦須得是一個何等聰明的天使，才能逃離這一切狂熱的追求……但是，我想，一旦獲得自由，並不是每一位老同行的所有作品都能將這漂亮的鳥兒引回它自己的恥辱與束縛中去。”
公眾是在浪費時間，並且“一個人可能會想，繪畫就像是與紅塵隔絕的僧侶，甚少為世界所注意；由此，除了少數人在意外，畫的質量又有什麼重要的呢”。這本來證明海頓至少是一個有意義的幫助者，但是對於畫家自己而言，“什麼是比繪畫更加盲從、更加沒有希望的呢？”
因此，當達德試圖開始畫作樵仙時，他唯一的策略是基於對“想象不能被激發/從她那天堂的境界裡”這件事的瞭解，從而接受自己被動的角色，完全清空自己的意念：“我全無所思——這是一種轉變/也許這和用力思考一樣美妙。”
最後這個方法取得了成功，他在題詞中寫道：“無限期的、幾乎不可見的可能性被放空”，“設計與創作”也逐漸變得“沒有目的性”。
達德在這幅畫沿襲了他在《消解畫作及其主題》（Elimination of a Picture and its Subject）一文中的理念，這體現了他對這幅作品奇怪的否認感，彷彿在說畫他只能去告知觀者畫中有哪些人物，而人物重要性已經超出了他的解釋能力。
當達德畫到頭上戴著一頂紅色圓錐形帽子的男子從畫面左上角的風景裡探出頭來，他告訴我們：“在這裡/纏小腳的東方人/他是其中渺小的一員；但是/我已經不再記得是不是孔夫子派他來的了。”
“在這裡/中國的小腳人群/他是其中的一員；但是/如果孔夫子派他來……現在我已經不再記得了。”圖源：泰特美術館（理查德·達德：樵仙的妙計，1855-64）
《樵仙》中的角色大多以成雙、成群的方式出現。有一群在男主角頭頂仔細地觀察他的男子，他們是長著長鬍須的族長，在他們頭頂長長的帽簷上，一群明顯穿著西班牙服裝的舞者歡騰著——實際上，達德觀察到“其中一個人/穿著像德約列”，這指的是波林·德約列（Pauline Duvernay），她是19世紀30年代倫敦舞臺上著名的弗拉明戈舞者。
族長的兩側有一對女僕和男侍，他們的腿部具有誇張的性別特徵。族長的上方是奧伯隆和泰坦尼亞——這是兩位與麥布相匹敵的君主，而麥布位於他們的左下方，正等待著自己新的敞篷馬車。正如茂丘西奧所描述的那樣，她是嬌小的，而達德卻以具有透徹說服力的縮小版的印象派筆觸勾勒了她。
在畫面的左上方，奇怪的生物進一步引來更多的目擊者，見證堅果裂開的偉大時刻，接著，達德以圖畫上方7個人物的順序，提供了一版計數的韻文，在這裡，男孩們允許命運為他們選擇職業，女孩則選擇丈夫：士兵、水手、鐵匠、裁縫、耕童、藥劑師、盜賊。
如果《樵仙》是一部旨在進行批判性解釋的作品——事實上可能並非如此——那麼，我們可能會討論一些被放慢的行動，包括種子的劈裂，性愛延長的瞬間，預示著不存在形成家庭或社群可能的一群人物的精神隔離；並且，我們可能會將這些主題與達德對自己長期作為倫敦戒備森嚴的神經病院的病人的認識連接起來。
在那裡，他“不能進入自然的遊戲”並且“被從大自然的生命之書中驅逐，因為某個處於爭鬥中的天使擁有了更悲慘的命運”，他的命運則是“在愚人的天堂裡得以滿足地生活”。但是達德知道，在創作中加入靈魂、天使與命運後，自傳便成了虛幻的小說，我們同樣應當謹慎地假設，他最著名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是他的遺囑。
帶著帽冠的族長。圖源：泰特美術館（理查德·達德：樵仙的妙計，1855-64）
《樵仙》之所以成為達德最為著名的作品，是1963年這幅畫被泰特美術館所收藏，很快，這幅作品就成為公眾的最愛。年邁的詩人齊格弗裡德·薩鬆（Siegfried Sasson）將這幅畫作為禮物送給了美術館，而他自己是從岳母那裡得到了這幅畫，他的岳母是一位富有的鑑賞家阿爾弗雷德·莫里森（Alfred Morrison）的女兒。
莫里森百科全書般的收藏品中包括一些達德的作品。薩鬆對這位藝術家有著特別的興趣，在戰壕裡，他與理查德·達德長兄的孫輩三兄弟結為好友。《樵仙》是“由齊格弗裡德·薩鬆為紀念他的朋友、戰友朱利安·達德（Julian Dadd），這位藝術家的侄孫以及他在一戰中獻出生命的兩位兄弟”而贈送給美術館的，如今，這份獻詞依舊伴隨著這幅圖畫。
當然，薩鬆對達德感興趣也有進一步的個人原因，因為他本人也曾是愛丁堡郊外的克雷格洛克哈特（Craiglockhart）的病患，戰爭期間，這裡曾經充當過遭受炮火襲擊而受傷將士的醫院。
仙子女王麥布與其競爭者，君主奧伯隆和泰坦尼亞。圖源：泰特美術館（理查德·達德：樵仙的妙計，1855-64）
《樵仙》來到泰特美術館，使得達德從19世紀40年代以來第一次擁有大量的觀眾。如果薩鬆事先計劃好了，那麼再也沒有比這更合適的時間安排了（事實上他沒有這樣做：他將這幅畫捐贈給公開展覽，是因為受到了驚嚇，一個藝術品經銷商試圖以下流手段使他出讓這幅畫）。
那時，一種反對19世紀精神病院承繼系統的認知共識正在形成，並席捲了所有人，從激進的精神病學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到時任英國衛生大臣的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
自從病症顯現以來，達德或多或少地被遺忘了（如果還不能算是徹底被遺忘的話），現在他似乎以一種英雄的形態出現——他是一個邪惡體系中英勇的倖存者（所以，新故事開始了），這裡封鎖了所有維多利亞時代無法處理的人，很多的人。
還沒有被劈開的堅果與旁觀者。圖源：Tate（理查德·達德：樵仙的妙計，1855-64，Tate）
達德以一種黑暗、無意識的形態存在，他處在勾勒柔弱的少女（相反，達德對健壯的女性十分偏愛）、推崇柔媚畫法（即使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忘記了他，達德的教學線條仍被一些批評家所欽佩）的維多利亞時代主流的底層。1971年，臭名昭著的60年代反文化雜誌《Oz》在藝術家中流傳開來；1974年，弗雷迪·墨丘利（Freddie Mercury）使用了毀滅詩歌的文本來為一首名為《樵仙的妙計》的歌曲作詞，這首歌收錄於Queen樂隊的第二張專輯中。
同樣，在1974年，出現了關於達德的更為冷靜、學術性的結果。20世紀60年代末，帕特麗夏·奧爾德里奇（Patricia Allderidge）新任職古貝特萊姆醫院的檔案管理員，她找回了達德大量被遺忘的傳記與作品，並將她的發現展示在泰特美術館一個專為這位畫家設立的展覽裡不可或缺的目錄中。
此時回過頭來看，一方面，存在著一個“反精神疾病”的浪漫主義達德，另一方面，達德的歷史由醫院內部自身寫就，兩者頗為有效地相互抵消。至少在1974年後，針對這位藝術家公開發表的新研究鳳毛麟角。看起來，無論是在藝術史還是精神病史中，他都沒有自立之地。
那麼：當一個逝世多年、早已被遺忘的天才被再度發現後，應該如何對待他們呢？如果這個問題中的“天才”在活著的時候未被認定成天才，即使後世在他們身後授予殊榮，也很難在他們所處領域的萬神之廟中為他們樹立起一座永久的柱基。一旦鬼魂從暗夜中復活，我們又能將他們安葬在何處？
下圖為該作品完整畫面：
圖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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