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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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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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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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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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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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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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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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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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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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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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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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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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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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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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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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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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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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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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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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只為了富人的世界，太多窮孩子被邊緣化，沒有途徑得到任何東西，而互聯網能夠改變這個現象。
他還透露，是聖人甘地給了他這個啟發。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只為了富人的世界，太多窮孩子被邊緣化，沒有途徑得到任何東西，而互聯網能夠改變這個現象。
他還透露，是聖人甘地給了他這個啟發。
阿爾溫德的行動，非常好地體現了印度的“Jugaad”文化，也就是，在一件事行不通時，印度人總能找到它的替代方案。這在資源短缺的印度，是一個了不起的智慧。
同樣，在極其偏僻的卡拉卡提村，蘇卡塔教授也用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人生。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只為了富人的世界，太多窮孩子被邊緣化，沒有途徑得到任何東西，而互聯網能夠改變這個現象。
他還透露，是聖人甘地給了他這個啟發。
阿爾溫德的行動，非常好地體現了印度的“Jugaad”文化，也就是，在一件事行不通時，印度人總能找到它的替代方案。這在資源短缺的印度，是一個了不起的智慧。
同樣，在極其偏僻的卡拉卡提村，蘇卡塔教授也用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人生。
1990年起，他就開始在貧困地區安裝電腦，讓這些地區的孩子們能夠接觸互聯網。
他把這個項目稱之為“雲中學校”，有點像網吧，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網吧上網，更多是一項個人活動；而在雲中學校，每臺電腦前有很多把椅子，三四個孩子坐在一起，電腦之間也沒有隔板。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只為了富人的世界，太多窮孩子被邊緣化，沒有途徑得到任何東西，而互聯網能夠改變這個現象。
他還透露，是聖人甘地給了他這個啟發。
阿爾溫德的行動，非常好地體現了印度的“Jugaad”文化，也就是，在一件事行不通時，印度人總能找到它的替代方案。這在資源短缺的印度，是一個了不起的智慧。
同樣，在極其偏僻的卡拉卡提村，蘇卡塔教授也用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人生。
1990年起，他就開始在貧困地區安裝電腦，讓這些地區的孩子們能夠接觸互聯網。
他把這個項目稱之為“雲中學校”，有點像網吧，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網吧上網，更多是一項個人活動；而在雲中學校，每臺電腦前有很多把椅子，三四個孩子坐在一起，電腦之間也沒有隔板。
這些可能連衣服都買不起的孩子，一來到這裡，就開始看動畫片，玩遊戲，學習如何使用電腦。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只為了富人的世界，太多窮孩子被邊緣化，沒有途徑得到任何東西，而互聯網能夠改變這個現象。
他還透露，是聖人甘地給了他這個啟發。
阿爾溫德的行動，非常好地體現了印度的“Jugaad”文化，也就是，在一件事行不通時，印度人總能找到它的替代方案。這在資源短缺的印度，是一個了不起的智慧。
同樣，在極其偏僻的卡拉卡提村，蘇卡塔教授也用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人生。
1990年起，他就開始在貧困地區安裝電腦，讓這些地區的孩子們能夠接觸互聯網。
他把這個項目稱之為“雲中學校”，有點像網吧，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網吧上網，更多是一項個人活動；而在雲中學校，每臺電腦前有很多把椅子，三四個孩子坐在一起，電腦之間也沒有隔板。
這些可能連衣服都買不起的孩子，一來到這裡，就開始看動畫片，玩遊戲，學習如何使用電腦。
他們會發現搜索網站，接著可能會嘗試輸入問題，這時候問題來了：如果不懂英文，你將寸步難行。
然後就像魔法一樣，他們開始以小組的形式學習英文了。
這種教學方法，被稱為SOLE（Self-Organised Learning Environment），也就是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重點在於，讓孩子們自己主動學習。
雲中學校通過這種方法，深遠地影響了許多像彌杜爾這樣的畢業生。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只為了富人的世界，太多窮孩子被邊緣化，沒有途徑得到任何東西，而互聯網能夠改變這個現象。
他還透露，是聖人甘地給了他這個啟發。
阿爾溫德的行動，非常好地體現了印度的“Jugaad”文化，也就是，在一件事行不通時，印度人總能找到它的替代方案。這在資源短缺的印度，是一個了不起的智慧。
同樣，在極其偏僻的卡拉卡提村，蘇卡塔教授也用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人生。
1990年起，他就開始在貧困地區安裝電腦，讓這些地區的孩子們能夠接觸互聯網。
他把這個項目稱之為“雲中學校”，有點像網吧，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網吧上網，更多是一項個人活動；而在雲中學校，每臺電腦前有很多把椅子，三四個孩子坐在一起，電腦之間也沒有隔板。
這些可能連衣服都買不起的孩子，一來到這裡，就開始看動畫片，玩遊戲，學習如何使用電腦。
他們會發現搜索網站，接著可能會嘗試輸入問題，這時候問題來了：如果不懂英文，你將寸步難行。
然後就像魔法一樣，他們開始以小組的形式學習英文了。
這種教學方法，被稱為SOLE（Self-Organised Learning Environment），也就是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重點在於，讓孩子們自己主動學習。
雲中學校通過這種方法，深遠地影響了許多像彌杜爾這樣的畢業生。
“Jugaad”文化反映到印度的教育中，就是不接受所謂的正確答案和標準答案。
所以，不像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沉默不語，印度學生總是迫切地想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哪怕他沒有準備好。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只為了富人的世界，太多窮孩子被邊緣化，沒有途徑得到任何東西，而互聯網能夠改變這個現象。
他還透露，是聖人甘地給了他這個啟發。
阿爾溫德的行動，非常好地體現了印度的“Jugaad”文化，也就是，在一件事行不通時，印度人總能找到它的替代方案。這在資源短缺的印度，是一個了不起的智慧。
同樣，在極其偏僻的卡拉卡提村，蘇卡塔教授也用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人生。
1990年起，他就開始在貧困地區安裝電腦，讓這些地區的孩子們能夠接觸互聯網。
他把這個項目稱之為“雲中學校”，有點像網吧，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網吧上網，更多是一項個人活動；而在雲中學校，每臺電腦前有很多把椅子，三四個孩子坐在一起，電腦之間也沒有隔板。
這些可能連衣服都買不起的孩子，一來到這裡，就開始看動畫片，玩遊戲，學習如何使用電腦。
他們會發現搜索網站，接著可能會嘗試輸入問題，這時候問題來了：如果不懂英文，你將寸步難行。
然後就像魔法一樣，他們開始以小組的形式學習英文了。
這種教學方法，被稱為SOLE（Self-Organised Learning Environment），也就是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重點在於，讓孩子們自己主動學習。
雲中學校通過這種方法，深遠地影響了許多像彌杜爾這樣的畢業生。
“Jugaad”文化反映到印度的教育中，就是不接受所謂的正確答案和標準答案。
所以，不像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沉默不語，印度學生總是迫切地想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哪怕他沒有準備好。
這也難怪在世界500強的公司中，有30%的CEO都是由印度人擔任的，因為他們擅長管理不確定的事情，從而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如果說，日本和芬蘭的經驗，離我們非常遙遠，那麼從印度這個老鄰居身上，我們可以學到許多實實在在的東西。
其實，教育，從來不只有從上而下一種選擇，而教育的對象，也並不只有一種模板。
主頁君覺得，這個節目通過發掘和探索其他國家的成功教育模式，讓人深刻地意識到，孩子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熱愛，也有自己的不安。
他們，也是曾經的你們。
就像蓮花幼兒園的園長所說的，孩子也是大人的父母。
"每個小孩都是一張白紙，究竟要填些什麼，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多數中國家長和老師，填上的是焦慮。
前陣子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
“四歲孩子，掌握1500個英語單詞夠嗎？”
“在美國應該是夠了，在海淀肯定不夠。”
還有人，有意無意地，選擇填上他們的偏見。
9012年了，還有校長把性別課程簡單地理解為：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
還有家長真的會花一大筆錢，把孩子送到所謂的“男孩學校”，以消除柔弱、膽小與“娘娘腔”。
某種程度上，教育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性別偏見等問題，就這樣被我們傳遞給了下一代。
一代又一代，惡性的循環。
那麼，有解嗎？
國際記者、主持人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等五個國家，最後又回到中國，一路探討教育這個宏大而又微小的命題。
目前，本劇已經播出日本、芬蘭和印度這三期。下面，就跟著主頁君一起，感受一下這三個國家的教育吧。
日本：集體主義，並不是整齊劃一
位於東京的藤幼兒園，可以說符合主頁君對於幼兒園的所有美好想象。
獨特的圓形設計，四周是教室，中間是大大的操場。孩子們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教室，中間沒有隔離。
許多中國家長擔心的事，在這裡並不是禁忌。
比如，孩子們如果想要爬樹，幼兒園已經做好了基本的防護，儘管爬，老師不會出來阻止。
操場的草地也沒有一味追求安全而設計成平地，看著像是無人打理，事實上園長每年都會耕種兩到三次。
這裡偶爾冒出來一兩朵小花，那裡有一個小土包，給孩子們帶來的思考，遠遠大於它們所造成的不便。
孩子玩水，中國家長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會不會感冒。而在這裡，校長甚至會帶頭和大家一起玩。
你還可以在這裡餵馬，種菜，觀察昆蟲。
幼兒園的午餐裡，就會有大家種的茄子；過生日的孩子，還能享受騎馬走一圈的待遇。
這裡的老師，崇尚自然的力量。比如，讓孩子們親手剝開一個洋蔥，作為接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是一堂非常好的體驗課。
和中國一樣，集體主義也貫穿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
日本人以做事細緻、不給別人添麻煩著稱，因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會開始培養他們這方面的意識。
在藤幼兒園，教室的門口都會設計有鞋印的圖案，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脫鞋後自覺擺正。
不會強制孩子們遵守規定，更沒有違反規定的懲罰，老師更希望孩子們靠的是自己的自覺。
比如，如果要教育他們節約用水，最常見的做法往往是貼上警示牌，但藤幼兒園給出了一個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直接取消水龍頭下方的接水槽。
同樣，教室的門也被特意設計成不能自動關上的。
進出教室的孩子如果沒有把門關嚴，就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自覺養成關好門的習慣。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團體行動很重要，對周邊的人的感情也很重要，所以有的家長會擔心，日本的教育會消磨孩子的個性。
於是，在大阪的蓮花幼兒園，老師會帶著孩子們用腹式呼吸發出洪亮的聲音，從而表達自我的情緒和意識。
孩子們每天的運動量特別大。
園長覺得，這會讓他們的身體產生“完全燃燒”的感覺，比起“累”這種消極的感受，更像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疲勞”。
而每天的課外活動、唱歌、早會等等，都是全員共同努力。他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凝聚成一股力量，為這個集體打下基礎。
他用“共振”來形容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並不要求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而是每個人之間都能產生迴響。
其實從上面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注重對孩子社會性的培養。
這樣做，有好有壞，好處就不用多說了，壞處則是除了上面說到的消磨個性，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霸凌。
霸凌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壓抑情緒，導致同理心的缺乏。
好在日本的教育者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在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感淚療法師吉田英史就通過播放感人的短片，鼓勵家長和學生們哭出來，以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他讓大家意識到，眼淚並不是羞恥的、消極的，而是有正面效果的。
通過這個療法，他將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置於同一個空間，當他們看到對方眼中的眼淚之後，霸凌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日本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得整個團體、乃至整個社會變得非常強大，而另一方面，它也並沒有消滅個性，對於同樣奉行集體主義的我國，這也許正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同樣，日本實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
芬蘭：平等、寬容、自由
“芬蘭最好的學校是哪一所？”
《憤怒的小鳥》聯合創始人彼得·韋斯特巴卡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最近的那一所。
是的，在芬蘭，社會的高福利和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讓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不問家庭、不問出身，老師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
而這樣的平等，還體現在芬蘭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師培訓和免費午餐，據稱是芬蘭教育的祕密武器。
在芬蘭，不僅所有學校的食堂都是同樣的飲食水準，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同就餐，連校長吃飯也要和孩子們一起排隊，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教師與教師之間，也是平等的。
不用迎接上級檢查，不用寫報告，甚至連職稱也沒有，所有老師在一定工作年限後，會自動獲得加薪，僅此而已。
如此一來，教師們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項目中，實施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
學生與家長之間，也是平等的。
旅居芬蘭的北京人張宇飛，在芬蘭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他給6歲的女兒輔導數學，女兒說不喜歡做，情急之下，他彈了一下女兒的腦門，結果被老師報告給了兒童保護部門。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也難怪幾個9歲小孩在面對“什麼是成功”的問題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平等，也就意味著寬容。
芬蘭提倡“積極教育”。
在初級教育階段，學校不會安排任何考試，避免任何形式的競爭。在老師們眼裡，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
這個優點可能是為人公正、有創造力、有雄心、擅長團隊合作、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有同情心……或者最最重要的，有愛。
學生實在不擅長某個學科，老師也不會斷定他不行，而是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
比如某個孩子數學不好，但是非常喜歡小汽車，老師就會用小汽車來教數學，把數學悄悄地引入到他感興趣的事物裡。
用彼得的話說，芬蘭人其實是在踐行孔子的教育理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反觀我們的教育，這個道理，恐怕早已經不那麼適用了。
所以，當我們坐在教室面對堆積如山的作業時，芬蘭的學生們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每一堂課。
每週五，拉妮老師都會給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現象教育課。
這門課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它打通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時間、年齡和“我”》這節課裡，她會講到藝術、數學、生物和芬蘭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知識。
她還帶孩子們來到康復中心，和當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從而理解年齡和時間。
其中，有個環節是給身邊的人畫一副肖像，沒有比賽，也不會評分。
拉妮說，畫出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畫筆表達自我。
這一幕讓主持人周軼君無比難忘，甚至感動落淚，要知道，生長於國內的她，從小被告知沒有唱歌天分，一直在接受的也是否定教育，而眼前所看到的教育，正是她這麼多年渴望卻不可觸及的夢想。
的確，這樣的教育，誰不會有所觸動呢？
拉妮覺得，這門課的目的不在於學到了多少知識，這些知識他們以後可能都會忘記，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和這些老人的對話，而這樣的溝通與交流，能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卡蘇卡拉小學，同樣有一門神奇的課，這堂課是在森林裡上的。
課堂上，老師勞拉先給孩子們分發色卡，讓他們在森林裡尋找與色卡顏色相符的東西。
接下來，她又帶著孩子們尋找不同的植物，並形容它們的氣味。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學生只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說出自己的感受。
她告訴主持人，在森林裡，什麼課都可以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想通過這門課培養孩子和自然的關係。
其實從這門課可以看出，芬蘭人樸實的教育觀：學習與實踐是不能分開的。
於爾基雖然是位於芬蘭全國納稅榜前列的大富翁，但他兒子的喬丹鞋，都是靠自己送報紙賺的錢買來的。
他在採訪中特意提到，中國年輕人學習與實踐互相割裂的問題：
他的這番話，對於中國的教育者來說，似乎也是一個很好的警醒。
芬蘭的孩子學習好、創意強，是世界公認的。
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照搬他們的教學模式，但某些好的教育理念，也許可以用來改進我們的教育中，一些詬病已久的問題。
印度：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女性地位極其低下的國家。
然而就在第三集印度篇結尾，幾位女生表達了她們對於性別平等的看法：
在這一點上，她們的所思所想，簡直秒殺文章一開頭那位讓“女生織毛衣，男生造火箭”的糟心校長。
印度貧窮、混亂，教育也不是這個國家值得稱道的事情。不過，一個個優秀個體的出現，正在讓印度慢慢發生改變。
阿迪提和圖印這對設計師夫婦，就通過一本漫畫，改變了許多女孩的人生。
這本漫畫的名字叫做，《月經百科全書》。
因為從小沒人告訴她月經是怎麼回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阿迪提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不潔的。如果像她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這麼認為，就更別說其他女生了。
由此，她和同是設計師的丈夫，開始了製作本書的計劃。
一開始，並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一本關於月經的漫畫書。於是，他們通過眾籌的方式，讓本書得以成功面世。目前為止，這本書已經有了許多語言的版本，其中就有中文版。
圖印表示，所有的重大改變都是從個人開始的。
許多印度女生輟學，是因為學校裡沒有合適的衛生設施，而他們這本小小的書，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也因此改變了成千上萬女孩子的選擇。
“廢物變玩具”倡導者阿爾溫德也是這群優秀個體中的一員。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工程師的他，發現許多窮孩子沒有玩具，便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從垃圾中尋找材料，動手製造玩具。
他的書和視頻都放到了網上，免費供人下載和觀看。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只為了富人的世界，太多窮孩子被邊緣化，沒有途徑得到任何東西，而互聯網能夠改變這個現象。
他還透露，是聖人甘地給了他這個啟發。
阿爾溫德的行動，非常好地體現了印度的“Jugaad”文化，也就是，在一件事行不通時，印度人總能找到它的替代方案。這在資源短缺的印度，是一個了不起的智慧。
同樣，在極其偏僻的卡拉卡提村，蘇卡塔教授也用互聯網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人生。
1990年起，他就開始在貧困地區安裝電腦，讓這些地區的孩子們能夠接觸互聯網。
他把這個項目稱之為“雲中學校”，有點像網吧，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網吧上網，更多是一項個人活動；而在雲中學校，每臺電腦前有很多把椅子，三四個孩子坐在一起，電腦之間也沒有隔板。
這些可能連衣服都買不起的孩子，一來到這裡，就開始看動畫片，玩遊戲，學習如何使用電腦。
他們會發現搜索網站，接著可能會嘗試輸入問題，這時候問題來了：如果不懂英文，你將寸步難行。
然後就像魔法一樣，他們開始以小組的形式學習英文了。
這種教學方法，被稱為SOLE（Self-Organised Learning Environment），也就是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重點在於，讓孩子們自己主動學習。
雲中學校通過這種方法，深遠地影響了許多像彌杜爾這樣的畢業生。
“Jugaad”文化反映到印度的教育中，就是不接受所謂的正確答案和標準答案。
所以，不像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沉默不語，印度學生總是迫切地想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哪怕他沒有準備好。
這也難怪在世界500強的公司中，有30%的CEO都是由印度人擔任的，因為他們擅長管理不確定的事情，從而在混亂中製造秩序。
如果說，日本和芬蘭的經驗，離我們非常遙遠，那麼從印度這個老鄰居身上，我們可以學到許多實實在在的東西。
其實，教育，從來不只有從上而下一種選擇，而教育的對象，也並不只有一種模板。
主頁君覺得，這個節目通過發掘和探索其他國家的成功教育模式，讓人深刻地意識到，孩子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熱愛，也有自己的不安。
他們，也是曾經的你們。
就像蓮花幼兒園的園長所說的，孩子也是大人的父母。
因此，和學習一樣，教育也在時時刻刻發生，希望大人在教育孩子的同時，也能從他們身上學到點什麼。
然後，一起成長。
"後臺回覆關鍵詞【教育】，閱讀文章《這部豆瓣9.1、全球5億人看過的恐怖片，拆穿了中國教育的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