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端起攝像機之後 才開始與人建立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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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再次從這裡開始》近日由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編輯出版。本書是日本著名導演是枝裕和的最新作品。從未面世的隨筆,極私密的訪談,深入生命的六十六部電影,呈現是枝導演的創作靈感與電影世界。2019年戛納金棕櫚獎獲得者奉俊昊、《小偷家族》主演樹木希林、法國影后朱麗葉·比諾什、電影理論家蓮實重彥等人特撰文推薦,講述他們眼中的是枝裕和。書中還有六十餘幅珍貴照片、是枝裕和年表和最全的作品解說。

島森路子:在您個人的紀錄片時代,也創作了相當多充滿企圖,激起了廣泛討論的話題之作吧?

是枝:我個人從事紀錄片創作的時期,是在1990年前後。那陣子,富士電視臺尚會在深夜時段播出一些具有實驗性的節目。NONFIX是一個時長為一小時的紀錄片欄目,內容和形式基本上任由創作者自行發揮,由通稱“深夜節目編輯部長”的金光修和小川晉一兩位先生,負責評估並敲定節目的選題。

島森路子:可能這樣講會有點奇怪,在我感覺,與其把您稱作“社會派”,倒不如說,您是以一種把自身的人生體驗與社會問題編織在一起的方式,去持續產出作品。這在如今的年輕創作者身上,是極為罕有的品質。

是枝:我自己並沒有這樣的意識,但創作的入口確實如此。我在NONFIX做的第一部片子,報道了環境廳官員山內豐德因負責水俁病的訴訟調解而自殺身亡,以及另外兩名女子因被政府的生活保障體系拒之門外而最終自殺的事情。起初,我是以“生活福利保障的中斷”為該期節目的主題展開調查的。我原計劃以兩位自殺的女性為中心,去反映圍繞她們的各種狀況,讓那些據說曾以惡劣態度對待她們的政府職員出鏡接受採訪。誰知在取材的途中,發生了山內先生的自殺事件。

我看了他的履歷,他在加入厚生省之後,一直升到了社會局福利保障科科長的職位。莫非這個人也是政府福利保障體系中的一名責任官員?我感到好奇,就做了些調查。發現他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曾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通過了國家高級公務員考試,明明可以選擇進入大藏省或外務省,誰知卻並未走上所謂的“精英仕途”,而是去社會局幹起了殘障人士福利保障方面的工作。後來被調到了環境廳。遇到這位身處制度與百姓訴求的夾板之中,不堪其苦而自殺身亡的官員,我才發現自己之前把人強行嵌入到一個多麼俗套且陳舊的思維模板當中,也才意識到自己的認知格局有多麼狹小。

島森路子:在追蹤報道艾滋病患者的那期節目裡,好像您自己也出鏡了吧。

是枝:是的。那次我是被報道對象捲入其中的。我把那種被動捲入的感覺如實地放到了節目裡。其實,能用紀錄片這種形式去呈現的,並不是什麼“事實”“真相”之類宏大的東西,而是在攝影機見證的現場,身處鏡頭中的雙方所共同擁有的時間,以及彼此之間建立的關係。紀錄片只能去拍這些。當我漸漸意識到這一點後,最初在編輯階段漏掉的一些畫面,比如採訪對象投向攝影機的某個眼神,以及衝著攝影機旁的我說話的瞬間……在我看來全都有了意義,或者說它們恰恰反映了紀錄片的本質。

那位身患艾滋病的平田先生,說到底只是想找個傾訴對象,才給我打了電話。我到他那裡以後,他先是說了周圍一大堆人的壞話,然後大喊道:“啊,心裡痛快多了。走,一塊兒吃飯去。”就是這麼個人。(笑)因此,我索性把採訪組成員被動捲入到拍攝對象的影響之中這種狀況,作為節目的主線播了出來。

島森路子:您對自己的出鏡沒有牴觸感嗎?

是枝:起初是有的。但節目製作完成後就消失了。雖說拍攝過程中我還在為這個煩惱。

不過,我這種做法也曾遭受過指責。有的意見認為,記錄者不該出現在鏡頭裡。平田先生的眼睛到後來慢慢看不見了,有時會把藥片掉在地上而漏吃,為了找到掉落的藥片,他就用手在地上摸來摸去。我獨自去採訪的時候,見此情景,一邊開著攝影機,一邊忍不住把藥片撿起來,給他遞了過去。為此,我遭受了狠狠的批評。總之,他們認為我應該去拍攝的,是平田先生尋找藥片的那種境況。我認為這種思考方式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拍攝節目之前,我首先是一個人,想做一點通常是人都會做的事。那種感覺,我至今都不願忘記。

島森路子:您當初加入 TV MAN UNION 是因為想拍紀錄片嗎?

是枝:當時並沒有這種願望。我考慮的是,最後要在某個階段轉去拍電影。那陣子一直為旅行或海外取材的節目擔任助理導演,我心中有一種再也不願得過且過的心情,便辭去了常態性節目的工作。之後,我交出的第一個企劃,就是報道山內先生的自殺事件。所以,若說我是從“社會派”入門的,那我的確算是“社會派”。而從完成的節目來看,我講述的全都是人的脆弱。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走到了一個偏離原有路線的地方。這種偏離感,我自己倒是並不討厭。(笑)

島森路子:您從很早開始就有不俗的工作表現呢。歸根結底,您其實是個新聞工作者。這次的新作《距離》也是如此。可以說,正因為有了這部作品,您才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人。雖說和現今社會對新聞工作者的定位不太一致。

是枝:實際上,我也覺得自己的作品具有“新聞性”。雖說我對一般意義上的所謂“新聞性”“社會派”等詞彙所代表的那一套條條框框表示反感。(笑)所以我自己不怎麼用這些詞。不過,我希望自己不忘保持一種關注社會的視角。

如今,家用攝像機的性能變得非常好,不管什麼東西都可以一個人獨立拍攝,我想對影像製作抱有興趣的人也越來越多。不過,許多年輕人卻沒有用鏡頭去觀察他人的願望,無法與鏡頭對面的人建立關係,因此只能把鏡頭對準早已熟悉的關係,例如家人、戀人或自己。所有人都在向內,而非向外注視。要麼就處於自閉狀態,要麼就突如其來地以暴力方式把注意力向外發洩,徘徊在兩極之間。我認為,假如不能普普通通地,像我們此刻面對面聊天交流一樣去運用攝影機,就無法通過拍攝紀錄片,在過程中獲得成長。

島森路子:年輕人很容易用奇怪的方式去歪曲世界,獲得膨脹的自我感覺。您自身有沒有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獲得了成長的感覺呢?

是枝:我是實際嘗試過之後,才瞭解到這一點的。我這個人,非要說的話,也屬於自閉的那一類。(笑)我覺得自己在端起攝像機之後,反而才開始與人建立了關係,從中獲得了種種發現,學到了怎樣去成長。

……

(島森路子為日本《廣告批評》雜誌主編)

(節選自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新書《是枝裕和:再次從這裡開始》,戛納金棕櫚獎得主、日本電影大師是枝裕和最新作品,2019年6月出版)

文/島森路子 是枝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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