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這部偉大的電影,讓我想起山西過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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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臺》

1997年,賈樟柯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小武》,他違背了長達數十年的電影與現實涇渭分明的傳統。中國電影的歷史植根於由古典戲劇與文學所建立的類型之中,比如,武俠與奇幻。只有在電影被視作政治工具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電影產業對策略技巧的依賴才得到了重視。

賈樟柯對小偷小摸、小鎮弊病以及經濟衰退的描寫逼真而具新意,這也將他推上了風口浪尖,政府還禁映了他早期的作品。然而,二十年之後,他已然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藝術電影作者導演,在至少兩代導演中都具有國際影響力,這些導演都將自己的鏡頭對準時下某些最為緊急的社會議題。

在其新片《江湖兒女》即將於美國上映之際,賈樟柯在標準收藏分享了他對自己最喜愛的電影——維托裡奧·德·西卡的《偷自行車的人》——以及片中某個場景的反思,這一場景讓他看到了電影的力量是如何捕捉鉅變之中的日常的苦與樂。

下文節選自採訪。這次採訪由陳偉文自中文翻譯成英文,並特別感謝Vincent Tzu-Wen Cheng。

賈樟柯:這部偉大的電影,讓我想起山西過油肉

賈樟柯:這部偉大的電影,

讓我想起山西過油肉

我第一次看《偷自行車的人》是在七十年代末,當時的我十來歲。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政府找來許多文革前的老電影,公開放映。我住在汾陽,附近有三家影院,我母親在其中一間工作,所以那裡的工作人員會允許我進場。

我看的電影中便有《偷自行車的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部電影展現了戰後的意大利,這與在世界另一端的我們的生活很相似。即使外國人的鼻子比我們更大,這部電影看起來也像是在我的家鄉拍的。我對那種貧窮的生活很熟悉;有關這一點,不需要再解釋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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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自行車的人》

多年以後,我在大學期間再次看了這部電影,那是在我們學習電影理論和世界電影史的課上。我們主要是將《偷自行車的人》看作是左翼社會批評的模範。

但我完全驚豔於它那非凡的視覺效果。那時候,我甚至在筆記本上寫下德·西卡是怎樣運用天氣變化以及日夜交替來作為某種組織原則的,以此讓觀眾在觸覺上能與角色一同置身於那樣的環境。

導演如果將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那麼電影非常容易成為極具力量、帶有強制性的媒介。但在《偷自行車的人》裡,你完全沒有受到控制的感覺。相反的是,你會覺得自己參與了這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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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西卡的電影讓我重新理解了電影與現實之間的關係。為了明白這一點,我們得回溯過去,看那時候電影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在中國,戲劇改編至電影的傳統根深蒂固——中國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1905)便是一例。

從一開始,我們接受的教育就告訴我們每一部電影都要有很強的戲劇元素,並且銀幕上的世界是完全與現實割離開的。但到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學習電影的時候,中國電影人正在努力探索如何捕捉現實。

你會覺得這件事易如反掌,但實際上,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很大的跳躍。那時候,我們只有商業電影,包括香港電影以及主旋律電影。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啟發了我們,讓我們將鏡頭轉向真正的人和事。我們借鑑了很多他們的方法——實景拍攝、啟用非職業演員以及開放式結局——來構建真實感。

那麼多年過去了,我已經忘記了電影裡的細節,卻始終記得父子兩人一同吃飯的那一幕。那是發生在他們尋找被偷的自行車無果、失望至極之後。父親意識到自己的兒子非常傷心,就帶他去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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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看到他選了一家很不錯的餐廳,裡面顧客的身份背景與他們兩人截然不同。這時候勞工階級和上層階級之間的對比立刻凸顯了出來。一方面,你能感受到父親渴望自己的兒子享受到生活最基本的快樂。你知道,如果他理智思考的話,是不會踏足這家餐廳的。這是出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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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此同時,這一幕也讓人憤怒。為什麼他們不能像其他顧客一樣?為什麼他們不能過上這樣的生活?他們溜進了另一個被他們的經濟狀況所隱藏起來的世界。

當他們點完餐之後,電影用交叉剪輯展現了鄰桌的小男孩,他衣著不俗,在與主人公父子相隔離開的環境中怡然自得。但你能看到,在來自勞工階級的小男孩吃著芝士的時候,食物的快樂讓他暫時忘記了自己的困境。這個部分甜蜜,卻又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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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電影《江湖兒女》裡也有相似的力量。那一幕中,女主人公與《偷自行車的人》裡的父子一樣,闖入了一家華美的餐廳。她身無分文,利用男人沾花惹草的特點來欺詐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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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偷自行車的人》吸引我的不僅僅是其中的階級評論。我還特別喜歡德·西卡調度演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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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幕中,小男孩沒有說什麼,但從他的表情裡可以看到他腦袋裡在想什麼,甚至是他的潛意識——他的興奮與不安,以及一個成長得太快的孩子所擁有的早熟。他與鄰桌的富家男孩兒的眼神交流也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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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西卡如此完美地控制了這個封閉空間,讓它感覺比實際情況更加開放。你會環視很多不同的人——有這對父子,也有鄰桌顧客,還有服務員以及站在背後表演的樂隊。這與今天的電影完全不同,今天的電影傾向於將我們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主演身上,讓我們忽略他們周遭的環境。

該片中非職業演員使用身體語言的方式,以及他們自己找到狀態的方式對我啟發很大。他們不像是跌進窮苦世界的遊客;他們是那一場景統一協調、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雖然德·西卡對中國電影的影響實際上要回溯到第四代導演身上,如謝飛和吳天明,但這種表演以及實景拍攝的方法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導演也很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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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大多數的場景都離現實很遙遠,而且佈景也是人工佈景。新現實主義向我們展示了非職業演員是如何將生活的痕跡帶入電影,並在創造特定的現實質感的時候成為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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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些童年記憶,這一幕對我的衝擊尤為強烈。我還小的時候,我父親是一名中學語文老師,他的工資很低。我們沒有太多吃的,更別說吃得好了,有時候我們都吃不飽。

那時候中國是計劃經濟,我們所有食物都有限額。就連餃子這種尋常食物也並不常有——只有過年和中秋的時候才能吃上。當然,大家體質不同,所以有些人挺得過去,而有些人則常常捱餓。

但是每年過節的時候,我父親會帶我去當地廟會吃我最愛的菜——過油肉。這是一道用豬肉做的山西特色菜。

我至今還記得;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菜。每當我看到《偷自行車的人》裡的那一幕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這道菜。父子共同體驗生活最基本的快樂的時候,有些東西十分美好:吃到飽,好好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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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永遠不希望有人遭遇戰爭與困苦的悲劇,但它們所造成的稀缺教會你許多有關人類處境的知識。這一幕可能只有那些曾經經歷過這些處境的人才寫得出來。

譯者:Issac

校對:奧涅金

來源:《標準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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