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賈樟柯，姜武問：“演啥？”
後來他穿了件發黃的軍大衣，扛著把獵槍，獵槍上裹著虎嘯旗，
殺了會計、村長和煤老闆等六人，像魯智深......
在《天註定》裡，死亡說來就來，從不扭捏，賈樟柯說：
“我只是不顧一切地拍了別人殺人。”
老家有個朋友，開了間小超市，門口擺著的果籃常被城管順走，他說：
“有時走在路上，會自言自語，蹦出一個‘殺’字來。”我對他慘然一笑，說：
“原來你也有很多地方像黃巢。”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發展一騎絕塵。
然而，在全民傾情投入的金錢狂飆中，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這個社會繁榮的受益者。
無數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小人物的屈辱故事俯拾即是。
他們壓抑，他們憤怒，他們說“殺”，而內心卻充滿了無能為力的沮喪。
賈樟柯，可能是這個時代少有的幾個人之一，
能對那些行走在邊緣的沉默的大多數抱以平視的體恤，替他們發出些許卑微的吶喊。
小學三年級，有一次賈樟柯和同學打架，老師說他長得像猴子。
下了課，他追著老師屁股就罵：“你長得才像猴子！”
之後“承包”了早晨在教室生爐子的活，作為懲罰。
山西小縣汾陽的冬很漫長，每早五點他翻身起床，走進漆黑，前去點火，心裡害怕。
可賈樟柯從來不敢回頭，因為教他形意拳的師傅曾告訴他：
“黑暗中頭頂的朗月是明燈，另有兩盞護法燈在人的左右肩上，回頭，會掉下。”
若干年後，他的處女作《小山回家》榮獲香港短片和錄像比賽最佳故事片獎，
有人不解地問，為什麼要用長達七分鐘的時間拍攝民工小山的行走？
賈樟柯回答：“我願意凝視真實，也有力量看下去，因為——我不敢回頭。”
凝視，當我們努力尋覓生命最初的記憶時，往往就會發現那是一段凝視。
上到初一，賈樟柯學會騎自行車的頭一件事，就是和朋友們一起騎車到三十里外看火車。
那天，這群平日裡在街上橫衝直闖的小混混們全部安靜地守在一段鐵軌旁，屏住氣息凝視遠方，像一場儀式。
終於一列拉煤的火車從他們身邊轟隆而過，
“聲音漸漸遠去，成為某種召喚。”
可是那時，賈樟柯並不明白召喚他的是什麼，他只看到了凋零。
小學畢業，他一半的結拜兄弟就輟學了，沒有工作，在街上游蕩。
一個兄弟請他看電影，說去買票，可左等右等不回來，原來那個兄弟去搶別人手錶被抓了。
賈樟柯第一次感到生活的戰慄和命運的詭異，也發現了自己的長大。
高考前，他和一群註定考不上大學的差生們被老師流放到教室最後面的飛地，他們破罐子破摔，成天在宿舍裡打麻將。
當中學語文老師的父親罵他不成器，他嘴上回擊著，“打打麻將，會會朋友，看看電視有什麼不好？”
卻分明看到了自己深不見底的未來，夜晚，他用被子矇住頭，在黑暗中嗚咽。
凌晨三點，賈樟柯又一次被毫不客氣的砸門聲驚醒。
他向那道直射雙眼的手電光遞上身份證......
高考落榜，父親安排他去山西大學辦的一個美術班補習。
原因很簡單，美術院校對文化課的要求比較低，可以無視他全選C的數學試卷。
那段時間，他和幾個學畫的朋友租住在太原南郊的許西村，
鄰居里有賣水果的小販，工地的泥瓦匠，也有跑長途的卡車司機。
從家裡帶來的錢花完了，他就跟朋友去給農民畫影壁，給飯店畫招牌，聊以謀生。
在那段日子裡，他經常會被盤查，
因為他沒有那個城市的戶口，也似乎失去了在那裡正當生活的權利；
因為他沒有正式的工作單位，也就成為了某些人口中的“社會閒雜人等”。
儘管他和周圍許多討生活的鄰居一樣，
無比艱辛無比努力地生存，卻無法享有基本的平等，只有奢望，
就像流傳於十二世紀北非的一首詩寫的那樣：
可能嗎，我，雅可布·阿爾曼蘇爾的一個臣民，會像玫瑰和亞里士多德一樣死去？
也許真的只有死亡才是人類唯一的平等，非要如此悲愴。
但無論如何，此時的賈樟柯需要一種釋放，至少是一種述說，於是他在長夜孤燈下拿出了紙筆，開始寫他最初的小說
——《太陽掛在樹杈上》。
畫家陳丹青曾在北大做過一次演講，談及當代青年的困境，有學生問他：
“誰能救救我們？”
“這是奴才的思維，”他說，“每個人應該自己救自己，從小救起來。”
什麼叫作救自己呢？
“就是忠實自己的感覺，認真做每一件事。”
我們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陳丹青靠的是一筆一筆地畫畫，賈樟柯靠的是一字一字的書寫以及一寸一寸的膠片。
如果沒有遭遇陳凱歌的電影《黃土地》，賈樟柯可能會成為一名作家。
因為在那段漂在太原的日子裡，他的作品已開始在《山西文學》上發表，
並且他本人也深得時任山西省作協副主席田東照先生的賞識。
但有時命運的轉變就在不經意間發生。
1990年的一天，在離他住處不遠的一家電影院開始放映《黃土地》，他們彼此邂逅。
“我一下子被電影這種方式震住了！”賈樟柯說。
電影是一門奇妙的藝術，儘管只有百年的歷史，但它卻是一門古老的藝術。
電影人與那些遙遠世紀的說書人，那些編纂民間傳說並把它傳唱下去的先輩一樣，他最終將傳遞的仍然是人類的生命體驗。
而這種全新的傳遞方式具有更大的可能，天性包容。
“列寧說過，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我想，我一定要去搞電影！”
三年後，賈樟柯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
這個曾經深陷於內陸小縣，騎著自行車探索火車雄渾，
被現實與未來撕扯，為困頓與迷惘悲傷，痛恨不公，追求自由，
曾站上高樓吟誦“也許我們的心事，總是沒有讀者”，看蒼生忙碌，無人喝彩的青年，終於被自己人生的召喚驚醒了。
時至今日，賈樟柯家裡的陽臺上還擺著一摞杯子，他常看著這些杯子發呆。
1993年的北京，三環正在修建，走進中關村，抱著娃娃的大姐們會問你，“要盤嗎？”
賈樟柯老家的朋友們開始蓄鬍子，為的是騎自行車穿行縣城時有個戶主的模樣。
賈樟柯沒有戶主的模樣，儘管他比他的同學大五歲。
別人有青春作伴，他只有往事相隨。
為了掙學費，他當起了“槍手”——坐在自習室為別人寫劇本。
有一天，一個非常熟的朋友讓他幫寫一部二十集的電視劇，說錢不是問題。
當賈樟柯將最後一集劇本交給朋友並討要稿費時，卻意外收到了一句——“你個傻X！”
那次，朋友扔給他兩箱賣不出去的杯子充當稿費，他第一次領教了人性油膩的罪惡。
如果說，那次“傻X”的體驗還能讓賈樟柯哲學地懷疑人性，
那麼多年以後親見的醜陋，足可令他目瞪口呆地懷疑自己。
1999年，賈樟柯被電影某局喊去談話。
走至門口，忽見七八人一下湧出，眾人拱月，拱出中間正勾肩搭背，親如兄弟的兩人。
其中一人鶴髮童顏，像老年版趙文瑄；另一位，眼熟，特寫他的腦袋，原是第五代導演中的某大師！
見大師一行鑽入吉普車絕塵而去，他不由讚歎，大師玩江湖也如此遊刃有餘。
待到他恭謹步入某領導辦公室，真是巧了，喊他來的竟是送別大師，剛剛落座的老年版趙文瑄。
領導賜茶，說出去一會兒。賈樟柯空屋獨步，瞥見辦公桌上一紙複印件，於是蔣幹盜書般偷窺。
原來是臺灣《大成報》一篇關於他的電影《小武》的報道，再往下看，一行手書小字：
“請局領導關注此事，不能讓這樣的電影，影響我國正常的對外文化交流！”
賈樟柯瞠目結舌，落款“XX”，正是剛才那位第五代大師的文學策劃。
那一天，1999年1月13日，賈樟柯接到正式通知：
從今天起，停止賈樟柯拍攝影視劇的權利。
賈樟柯恍然大悟，明白了列寧說的“重要”的重要。
賈樟柯恍然大悟，明白了北島的《我不相信》的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小武》矇昧而粗糙，像路邊的雜草，是被忽視的生機。
小武也是個自稱幹手藝活的扒手，在汾陽混亂的街道，嘈雜的聲音中游蕩。
搖身變為大款的同夥瞧不起他，給過他一瞬愛情的歌女與他不辭而別，連老父都舉著棍子趕他出門，
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從他生活中迅速消失，像頹敗老城的坍塌。
1996年，賈樟柯回家過年，兒時的朋友重聚，把酒歡顏。可熱情退去，他卻發現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種困境中。
夫妻之間，兄弟之間，父母子女，街坊鄰里......各種現實利益的衝突正淡漠著這個小縣城裡的人情。
於是，他想記錄，記錄當下真實的氛圍，記錄在這氛圍中的芸芸蒼生。
《小武》榮獲了包括第17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龍虎獎在內的七項國際大獎，
但《小武》也被那個時代傲慢的幼稚和虛偽的自信禁了十一年。
曾拍攝過《出租車司機》、《紐約黑幫》和《禁閉島》的大導演馬丁·斯科塞斯非常喜歡《小武》。
一次，他邀請賈樟柯去他的工作室做客，他說小武很像他的叔叔，
“有一年我跟他說我要掙錢，叔叔就給了我一個地址和一把槍。”
馬丁最終沒有去追債，而是做了一個導演。
拜訪結束，就在電梯門即將合住的瞬間，馬丁突然對賈樟柯大聲喊道：“保持低成本！”
馬丁讓他堅持，堅持看世界的角度，堅持自己的理想，堅持導演的自由。
賈樟柯一直在堅持，他流著淚寫完《站臺》，在充滿慾望的大同寫了《任逍遙》；
他拍《世界》展現了一個正在裝修的中國，他拍《二十四城記》述說記憶的消逝。
2006年，斬獲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三峽好人》在北大首映，
賈樟柯說：“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有誰還關心好人。”
那一次，他固執地說服制片人，安排《三峽好人》與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同一天上映。
有文痞嘲諷：“一部收入只有二十萬元可忽略不計的影片，竟敢挑戰一部兩億元票房的影片。”
賈樟柯說不，“不是挑戰，是阻擊。挑戰還軟了一點兒！”
中國電影的沒落在於附和，附和消費時代唯一認同的經濟價值；
中國電影的沒落在於虛榮，渴望世界的讚許，同時也蔑視自身的真實；
中國電影的沒落也在於傲慢，堅信自己的高明，也堅信大眾的懦弱。
2010年，賈樟柯帶著新作《海上傳奇》去多倫多做北美首映。
放映後，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生問他：
“導演，你為什麼要拍這樣髒兮兮的上海？”
“我在拍上海的某一個側面，上海除了浦東、淮海路，還有蘇州河兩岸密集的工業區和南市的小弄堂呀。”
那個女生突然憤怒起來：“但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的印象！”
賈樟柯也憤怒了，反問：
“中國十三億人口，有很多人依舊生活在貧困中，難道我們可以無視嗎？”
女生卻輕蔑一笑，說道：
“是啊！為了祖國的尊嚴，我們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情況。”
女生揚長而去，賈樟柯久久站立。他的憤怒消退了，代之以恐懼。
作家畢淑敏曾說過一段話：
“許多年來，沒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不重要’，當今看來不免讓人感到‘悲劇性’。”
可使這個“悲劇性”更悲劇的是，已經有人在說“我很重要”了，但他們卻不允許別人重要。
二十多年來，賈樟柯一直在用一種再小眾不過的獨立電影人的視角切入社會，
將自己的攝像機聚焦在那些“不允許重要”的邊緣人身上，捕捉他們的情緒，訴說他們的困境，記錄時代的印記，
使我們得以在個人與國家走向成熟的未來，不必遺憾於時空扭曲而失落的記憶。
基於此，我們也更希望他能永遠生活在邊緣——始終熱愛大地——將光影投在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