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杯酒後，他們喚他的小名，告訴他應該要個孩子，他們為他的老年擔憂。賈樟柯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個弱者，他們不關心電影，電影跟他們沒有關係，他們擔心我的生活，我與他們有關。”賈樟柯又開始眷戀這種溫暖。

文 | 翟錦

編輯 | 金匝

賈樟柯決心離開北京。

來北京20年後，他才有了這個打算，要搬回到故鄉汾陽，理由是霧霾。

“可汾陽的空氣也不好。”有人對這個理由不以為然。“不，比這邊好太多了，一定要消除對汾陽的誤解，”賈樟柯語氣帶笑，“而且我住村裡。”

賈樟柯的山河故人飯館 圖 / 翟錦

住在村裡的賈樟柯開了家飯館，叫山河故人。進門一落座就能捕捉到玻璃罩裡一字排開的9座獎盃，這是影片《山河故人》的成績單。賈樟柯當然沒時間經營，但這裡處處有他的痕跡，菜單裡每道菜都是他挑的，比如“賈科長推薦：清水桃仁”，青灰色牆上掛著海報劇照和他的照片，二樓的書架上有他挑的書，旁邊是一摞落灰的2016年的《南方週末》。

飯館開在賈家莊，賈樟柯也住在賈家莊，這兩年裡，他保持著固定的寫作節奏，從每天下午兩、三點開始，那是他思維最活躍的時刻，偶爾也會待在山河故人的二樓，一直寫到天黑。晚上是朋友的聚會，多半是酒局，伴著髒話直呼他的小名“賴賴”，故鄉老友韓宏一度覺著，賈樟柯之所以開飯館，就是為了聚會再不用苦惱去哪吃飯。

賈家莊 圖 / 翟錦

比起灰撲撲的汾陽縣城，賈家莊道路寬闊，安靜閒適，天空也更藍。賈樟柯喜歡在一條路上散步，路邊是兩排挺拔的白楊樹，走路的時候能聽到遠處傳來的民歌，他覺得享受。

從年少時拼命逃離故鄉，到成年後拍攝所有電影的語境都選擇故鄉，再到45歲時重返故鄉，這些年，賈樟柯始終以不同方式和故鄉汾陽保持著一種連結，他出走，再回來，半生過去，最後真正接納了這個地方。

疲倦

9月的最後一天下午，採訪開始前，賈樟柯要求休息10分鐘。他站起身走了幾步，又重新坐下點了支雪茄，抽空錄了一段視頻，似乎是為某個朋友的活動。

為了新片《時間去哪兒了》的上映，時隔兩年後，賈樟柯再次長時間離開汾陽，在北京的一個寫字樓裡接受了高密度的採訪。我們是排在當天的最後一家媒體，一天下來，他已經有些疲倦，可一旦開口說話，又會不自覺陷入思索，以至於雪茄的火光好幾次暗了下去，只能反覆重新點燃。

《時間去哪兒了》

賈樟柯的疲倦或許由來已久，從1995年拍第一個短片開始，他的生活保持著同一種節奏：寫劇本、看景、找演員、建組、拍攝、宣傳。這一切結束後再開始下一輪，循環往復。

與此同時，他還需要和一些力量進行博弈。《時間去哪兒了》是他第四支在國內上映的片子，第一支是2004年的《世界》，很多人記得那次發佈會上他哭了，因為“8年拍了4部電影，這是第一次在國內公開上映……”。

2013年，為了宣傳某部電影，他曾經一個月飛7個國家，接連不斷地接受採訪，甚至頗有信心地宣稱，已經拿到龍標，電影一定會上映。但後來那部電影的公映被取消，賈樟柯去了一趟廣電總局，回來再面對媒體時，上映的問題被迴避了。

那時，在沃爾特·塞勒斯拍的紀錄片《汾陽小子賈樟柯》裡，電影被禁映後，賈樟柯疲憊不堪，燈光昏暗，他坐在沙發上嘆著氣，抽菸，遲緩地吐著菸圈，“我可能是個大的調整，我現在的考慮不是拍哪一個，我第一個選擇是我還要不要拍，是這個問題，這的確不是一時情緒不好，是的確想，沒法在這個行業裡面做了，空間太小……徹底離開一段時間。”

儘管他後來對媒體澄清過當時的想法：“我沒有對這個行業不滿意，我只是不喜歡每天為這個行業生活，厭倦自己成為一個電影動物，但這並不是我對行業的厭倦。” 但2016年和許知遠聊天時，賈樟柯還是承認，這20年的生活一直都是電影，他感覺疲倦了，想慢下來。

回到故鄉也許是一個慢下來的方法。去年春節，賈樟柯就是在汾陽度過的，每天奔走在親朋好友的聚會裡，這幾年，他越來越喜歡這樣的聚會，在酒桌上划拳，堆一臉笑，高聲嚷嚷，充滿了煙火氣。

也是在拍攝那部電影的前後，賈樟柯意識到，他需要回到過去熟悉的生活裡。“所以，我在山西開了一家麵館，把它作為一個跟朋友交流和見面的地方。我在北京的時間越來越少，留給家鄉的時間越來越多，在外漂泊後你才會獲得所謂的鄉愁，因為離故鄉太遠了。”

逃離

賈樟柯仔細比較過汾陽和北京的不同：“汾陽下午的陽光非常厚重，那種光感在北京沒有。倒不是說北京的太陽比較單薄，而是從出生、懂事到成長，我都習慣了那種濃厚的光線。到了北京，下午沒有那樣的光線，我都會悵然若失。”

他懷念故鄉的光線、味道和人。今年春節拜訪住在汾陽的大伯，老人年紀大了，有些糊塗，一會叫他的小名“賴賴”，一會又把他誤認為做生意的朋友：“你是從恰克圖回來的嗎？帶沒帶翻譯？”恰克圖是以前山西人在外蒙做生意時常停留的地方，這個名字將他從一個蜚聲國際的導演拉回到汾陽賈家小子的身份。

80年代，在汾陽中學讀書時，賈家小子是校園的風雲人物，留長髮，跳霹靂舞，組詩社，印詩集。詩社就叫“沙派”，7個人天天膩在一塊，不聽課時，會想個什麼命題，各自寫出來，相互傳閱評點，比較著誰寫得好。

第一次油印詩集，他們花了一星期，到處借辦公室，晚上不睡覺，硬是把詩集弄出來了，最後印了七、八十本，各自拿去給非常要好的朋友，關係一般的不給，因為實在太搶手了。

“沙派”的名氣日益壯大，一次，縣公安局派人過來問這是個什麼組織，賈樟柯的高中同學趙海還為此接受過父母的敲打：“你沒加入什麼幫派吧？”

趙海回憶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飯局，在回太原的高速上，賈樟柯一個電話打過來，“趙海，你在哪呢，咱今天晚上喝酒吧，叫上咱們的人”。“好。”找最近的口子，趙海下了高速，掉頭駛向賈家莊，那個晚上是汾陽高中“沙派”7人聚的最全的一次。

故鄉留給賈樟柯很多溫情時刻，但也曾給年少的他造成某種封閉感，他常常想象著遠方，覺得汾陽就是個圍城：到處都是認識的人，舒服自在，但似乎沒有人離開這片土地，但他迫切想要去看看遠方，“早上起來躺在床上，縫隙之間會有一種厭倦感”。

上初一那會兒，賈樟柯剛學會自行車，頭一件事就是約了同學，偷偷去30裡外的孝義看火車。他們一路找，終於看到一條鐵路，幾個人坐在地上，屏著氣息聽遠處的聲音越拉越近，像一場儀式。即使是一列拉煤的慢行火車，也承載著少年對遠方的想象。

相似的場景後來就出現在電影《站臺》裡：縣城文工團的青年們偶然看到一列火車駛來，立刻從載著他們四處演出的大卡車上跳下來，興奮地朝著火車遠去的方向大喊。

對那時的賈樟柯來說，那輛朝他駛來又遠去的火車就是《黃土地》，“那麼熟悉的腰鼓，原來也可以這麼打，可以在野地裡打，可以產生那麼多的塵土，塵土在陽光底下變成了像詩一樣的東西”。他為此立志要走出故鄉，考入電影學院，做一名導演。

周圍幾乎所有人都覺得，上大學就是為了找工作，電影學院是幹什麼的？那離生活太遠了。但韓宏覺得，賈樟柯“做的事情和身邊別的朋友都不一樣”，這種氣質深深吸引著他，以至於從1999年到2005年期間，他去北京為開在汾陽的服裝店進完貨，都會打個車，從動物園直奔小西天，就為了見賈樟柯一面，見完再帶著貨回太原。

之所以會被一部電影改變一生，賈樟柯覺得，這和故鄉的閉塞有關。“因為生活裡有許多我們不能想象的事情，這也是電影要拍的事。90年代，我相信和我生活在同樣環境下的孩子裡，99.9%都不會想從事電影工作，太遙遠了，所以就容易被一部電影徹底打動之後才開始敢想。但一個大城市的孩子可能不用想，這就是他的選擇之一。”

考了3次後，他才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也離開了故鄉汾陽。這似乎同時滿足了他的兩個心願，離導演更近，離圍城更遠。

滋養

少年賈樟柯曾經無比渴望離開汾陽，後來他遠去，但他的電影鏡頭卻又對準這裡的人和街道。27歲，他在汾陽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小武》，並接連完成故鄉三部曲的後兩部：《站臺》和《任逍遙》。

汾陽是賈樟柯電影旅程的起點，從山西的自傳式體驗到觀察、虛構中國當下社會經驗，兜兜轉轉，賈樟柯的電影裡一直有汾陽的影子。

儘管一度厭煩汾陽人際關係的負累，但賈樟柯又受益於這種人情熱烈的滋養。拍《小武》時，他還沒什麼錢，膠片都差點買不起，是在電視臺工作的父親和他的朋友們幫忙。他姐夫也資助了不少，很多道具都是從姐夫施工的工地上直接拿的。

在《小武》裡飾演藥鋪老闆更勝的安群雁當時還在汾陽上班，工作不忙，總溜出來，看賈樟柯需要什麼，他就做什麼。暴發戶靳小勇結婚的院子，是安群雁和劇組負責美術的樑景東做的油漆，花了一下午。紅色對聯也是安群雁用毛筆寫的，寫了貼上去。炸的油糕，是安群雁的媽媽在家裡做好帶過來的，拍了一遍又一遍，炸的都發黑了，不能吃，最後都給倒了。

靳小勇和更勝的扮演者與賈樟柯是發小。圖 / 來源網絡

《小武》之後，賈樟柯有了投資，不再那麼窘迫，但只要在山西拍戲，總會得到不少關照。拍《山河故人》時，賈家莊的書記邢萬里常舉全村之力幫忙，張羅著收集各家舊物件。《山河故人》裡樑子遠走他鄉背的那床被子，還是美術組打電話問韓宏，韓宏又找了另一個汾陽同學張銘健，讓他翻出自家舊被子，凌晨兩三點開車送去劇組的。

故鄉成為賈樟柯片子的一種固定語境，他觀察到中國城市之間的同質化，縣城和縣城之間如此相似，“那不如在老家拍”，而片中每一座新的城市，都是此前汾陽的不斷疊加。從1995年拍第一個短片開始，他在創作中無限接近故鄉，受益於故鄉，但實際生活中，又離這座城市和朋友們越來越遠。

故鄉的朋友張曉東就曾經大罵過他。那是在一個酒吧，周圍都是來參加電影展的導演，賈樟柯也進了酒吧，人群有些躁動，很多人上前和他交談。張曉東坐在裡面，沒湊過去，跟人喝著酒，喝大了，開始罵，罵賈樟柯答應的事情沒做到。

《馬咀》是張曉東拍的紀錄片，花了6年，他拿給賈樟柯看，請他提提意見，賈樟柯爽快答應。但張曉東等了一個月、三個月、半年，沒有迴應，他憤怒了。賈樟柯當時什麼反應，張曉東不知道。後來兩人靠共同的朋友韓宏，慢慢修復這段關係。

發小安群雁理解賈樟柯的這種狀態，他聊起賈樟柯的每一句話，末尾總要加上“那很正常”或“這得理解”。賈樟柯幾乎從不主動給他打電話，發短信也會幾天不回，這些是常有的事——他意識到，從走出汾陽開始，賈樟柯就已經跨入另一個圈子，不單單是以前的玩伴了，“當你成為名人，你也在慢慢成為‘壞人’，因為你滿足不了所有人的願望”，安群雁說。

家鄉朋友對自己的關注和意見，賈樟柯大抵是知道的。他在自己的婚禮上向朋友致歉，去不了同學父親的壽宴，會託朋友帶禮，有時候能順著朋友的意，他會高興。他在《山河故人》的太原路演時推了其他媒體，深夜接受了張曉東的採訪拍攝。

賈樟柯正在重新認識故鄉的人際關係，曾經有一年，他沒拍電影，停止了工作，“生活變得茫然，電影變的無力，少年時有過的頹廢感又襲上心頭”。他回了太原，撥通以前朋友的電話，久違了好幾年的聲音傳出話筒。

三五杯酒後，他們喚他的小名，告訴他應該要個孩子，他們為他的老年擔憂。賈樟柯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個弱者，他們不關心電影，電影跟他們沒有關係，他們擔心我的生活，我與他們有關。”賈樟柯又開始眷戀這種溫暖。

就在張曉東的那個採訪裡，他說：“青春的時候一直只想往前飛，覺得工作最重要，事業最重要，但當你有了人生經驗之後，當然這些還是重要，但這不妨礙你留些時間給家人，不妨礙你留些時間給朋友，我開玩笑說，這是我心痛的領悟。”

重返

現在，賈樟柯越來越樂意在汾陽做些跟電影有關的事。他發起創立平遙國際電影節，第一屆就在今天開幕，開幕的影片是馮小剛的《芳華》。他還辦藝術中心，以及每週日都會在山河故人的二樓放映電影，幾乎從未中斷。看電影的年輕人從汾陽、太原各地趕來，多的時候五六十號人，能將二樓擠滿。賈家莊的年輕人少，而他們，正是賈樟柯最想吸引的一群人。

他們的姿態總讓他想起自己年輕時的樣子，騎著自行車，在太原跑了一天，想為考電影學院買本參考書。最後，大汗淋漓的他只買到一本《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還是上下冊中的一冊，另一冊不知去了哪裡，“小地方的文化資源太匱乏了”。

無論是後來的《站臺》，還是那部無法上映的電影，成為導演後的賈樟柯始終描繪著一個自身和故鄉的故事：進城和出城，離開這裡和去向遠方，一如他在人生23歲的當口面臨的重大命題。

“很多人逃避自己來的一個路，來的一個方向，儘量地割斷自己跟過去的聯繫，我自己就不喜歡這樣。我喜歡用一個詞，我真的是有‘農業背景’的一個導演，我相信很多藝術家其實都有這個背景，而且整個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農業背景，為什麼我們要拋棄這個東西？所以我自己有一個信條，就是不願意隔斷自己跟土地的聯繫。”

不願意隔斷自己跟故鄉聯繫的賈樟柯，在電影裡始終記錄著變革中的小縣城裡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是《小武》裡的縣城小偷，也是《世界》裡世界公園民俗村的舞蹈演員和保安。

賈樟柯注視這些小人物，這些小人物有他在25歲之前在汾陽朝夕相處的人的影子。就像他還在北京讀書時，看到睡在三環工地的農民工，他覺得他們像他的高中同學，像他的表兄弟，“我完全理解他們從哪兒來，為什麼要來到這個城市”。

最近一部《山河故人》的故事也再次發生在汾陽，與此同時，賈樟柯也真正回到了汾陽。“我不願意神化、美化故鄉。故鄉也包括很多過去想逃離的、不能容忍的東西，它們仍然存在，只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能夠包容它們。因為我們有能力出走，也有能力回來，所以這些東西都不重要了。”

《山河故人》

10多年前，還在電影學院上學的時候，賈樟柯總愛待在自習室，拎一卷綠格稿紙，拿著鋼筆劃拉，開始寫自己的劇本，每次拿著筆面對白紙，他的思緒都不由地回到汾陽。

後來春節歸鄉，14個小時的火車，他輾轉回到汾陽，街道上幾百年年齡的老房子，兩邊的店鋪寫了大大的“拆”字，那些店賈樟柯從小進進出出，他在乎，這拆除的縣城，他想用鏡頭記錄，“或許是我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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