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遊行搞手”初露頭角
多數香港民眾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當看到他右耳穿環、腰纏彩虹帶的輕佻身影，多數人會詭異一笑對上號。
他就是岑子傑，其參加街頭政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遊行”。自此，從所謂“佔中”運動、“雨傘革命”到反“修例”騷亂，都活躍著岑子傑的身影。
岑子傑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他手握“大聲公”（揚聲器），初展“毒舌”之才，並獲得現場騷亂分子的簇擁。
他還登上民間非法電臺，在西洋菜街一帶擅自進行FM廣播，大肆鼓吹街頭騷亂，因而被控違反《電訊條例》等。
2009年，岑子傑第一次被捕後，便成為出入警署與法庭的常客。與羅冠聰、周永康出獄後遠奔海外讀書不同，岑子傑卻樂此不疲。
"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遊行搞手”初露頭角
多數香港民眾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當看到他右耳穿環、腰纏彩虹帶的輕佻身影，多數人會詭異一笑對上號。
他就是岑子傑，其參加街頭政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遊行”。自此，從所謂“佔中”運動、“雨傘革命”到反“修例”騷亂，都活躍著岑子傑的身影。
岑子傑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他手握“大聲公”（揚聲器），初展“毒舌”之才，並獲得現場騷亂分子的簇擁。
他還登上民間非法電臺，在西洋菜街一帶擅自進行FM廣播，大肆鼓吹街頭騷亂，因而被控違反《電訊條例》等。
2009年，岑子傑第一次被捕後，便成為出入警署與法庭的常客。與羅冠聰、周永康出獄後遠奔海外讀書不同，岑子傑卻樂此不疲。
“在一面高大、堅固的牆和一隻撞向牆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岑子傑讀書不多，卻不厭其煩地引用村上春樹的耶路撒冷演說。
岑子傑不是“雞蛋”，他是蠱惑“雞蛋”的“遊行搞手”。一個多月前，他還向香港媒體炫耀騷亂經驗與技巧。諸如，怎樣統計騷亂現場的真實人數，如何“控場”讓騷亂者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以及如何瞭解香港警方的部署和變化。
岑子傑生性多疑。2019年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傑帶頭在香港立法會對面進行示威時，他狡猾地感覺到警方的部署生變，迅速地拿起電話以普通市民身份向警用專線套取信息。
“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如岑子傑所料，香港警方不久就從添美道、龍匯道趕來。
儘管頗具街頭騷亂經驗，但是，岑子傑在亂港勢力內部的升遷之路，幾度遭遇天花板。
他不是“學生領袖”，中學畢業後只獲得“專上”文憑，自然難以與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名校學子匹敵。他踏入政治圈也是幾經迂迴。2006年，在友人推薦下，岑子傑才謀得議員助理的職位。兩年後，岑子傑以此為跳板加入“民陣”。
“民陣”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簡稱，大約由50個組織、政黨與社團組成，內部派別林立、相互傾軋。十多年來，岑子傑卻在烏合之眾中伺機而動。
“佔中”運動失敗，岑子傑的機會卻來了。
“我在立法會外示威區，看著四五萬人離開，我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讓別人留下來……當時立法會議員樑國雄，更在同樣位置，雙膝跪下勸市民留下，但依然沒有用。”岑子傑自述。
一時，香港社運界哀鴻遍野，不少叱吒風雲的人物要麼入獄，要麼“金盆洗手”出逃海外。2015年“民陣”換屆之際，岑子傑居然意外當選為“召集人”。
這讓岑子傑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居然“交了狗屎運”。當選召集人後，他語無倫次地接受媒體採訪，“我係一個同志，中學開始已有人鬧我死gay佬、死乸形、太監，但令我更懂得點樣同立場不一嘅其他民間團體溝通，達到求同存異。”
"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遊行搞手”初露頭角
多數香港民眾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當看到他右耳穿環、腰纏彩虹帶的輕佻身影，多數人會詭異一笑對上號。
他就是岑子傑，其參加街頭政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遊行”。自此，從所謂“佔中”運動、“雨傘革命”到反“修例”騷亂，都活躍著岑子傑的身影。
岑子傑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他手握“大聲公”（揚聲器），初展“毒舌”之才，並獲得現場騷亂分子的簇擁。
他還登上民間非法電臺，在西洋菜街一帶擅自進行FM廣播，大肆鼓吹街頭騷亂，因而被控違反《電訊條例》等。
2009年，岑子傑第一次被捕後，便成為出入警署與法庭的常客。與羅冠聰、周永康出獄後遠奔海外讀書不同，岑子傑卻樂此不疲。
“在一面高大、堅固的牆和一隻撞向牆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岑子傑讀書不多，卻不厭其煩地引用村上春樹的耶路撒冷演說。
岑子傑不是“雞蛋”，他是蠱惑“雞蛋”的“遊行搞手”。一個多月前，他還向香港媒體炫耀騷亂經驗與技巧。諸如，怎樣統計騷亂現場的真實人數，如何“控場”讓騷亂者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以及如何瞭解香港警方的部署和變化。
岑子傑生性多疑。2019年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傑帶頭在香港立法會對面進行示威時，他狡猾地感覺到警方的部署生變，迅速地拿起電話以普通市民身份向警用專線套取信息。
“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如岑子傑所料，香港警方不久就從添美道、龍匯道趕來。
儘管頗具街頭騷亂經驗，但是，岑子傑在亂港勢力內部的升遷之路，幾度遭遇天花板。
他不是“學生領袖”，中學畢業後只獲得“專上”文憑，自然難以與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名校學子匹敵。他踏入政治圈也是幾經迂迴。2006年，在友人推薦下，岑子傑才謀得議員助理的職位。兩年後，岑子傑以此為跳板加入“民陣”。
“民陣”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簡稱，大約由50個組織、政黨與社團組成，內部派別林立、相互傾軋。十多年來，岑子傑卻在烏合之眾中伺機而動。
“佔中”運動失敗，岑子傑的機會卻來了。
“我在立法會外示威區，看著四五萬人離開，我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讓別人留下來……當時立法會議員樑國雄，更在同樣位置，雙膝跪下勸市民留下，但依然沒有用。”岑子傑自述。
一時，香港社運界哀鴻遍野，不少叱吒風雲的人物要麼入獄，要麼“金盆洗手”出逃海外。2015年“民陣”換屆之際，岑子傑居然意外當選為“召集人”。
這讓岑子傑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居然“交了狗屎運”。當選召集人後，他語無倫次地接受媒體採訪，“我係一個同志，中學開始已有人鬧我死gay佬、死乸形、太監，但令我更懂得點樣同立場不一嘅其他民間團體溝通，達到求同存異。”
“與生俱來的反叛”？
岑子傑身份複雜，他不僅是“民陣”召集人，還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的執行幹事。對於他的性取向，岑子傑已公開“出櫃”多年。
所謂“出櫃”來自英文“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指公開性取向或性別認同。2019年7月，受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批評後，岑子傑更是氣急敗壞地“出櫃”。按照《星島日報》的說法，他開始將“GAY”三個字母鑿在額頭上。
岑子傑公開反對現代婚姻制度，他聲稱：“因為家庭並不只有婚姻，但法律上只有婚姻才能組織家庭，造就特權。”
私下裡，岑子傑卻對這一“特權”樂此不疲。2014年，岑子傑與“丈夫”在美國紐約註冊結婚。他還曾對香港媒體表示：“我丈夫系空少，經常唔喺香港，佢喺香港就要做晒留喺香港要做嘅所有事。”
岑子傑生性矛盾，這也折射到他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上。2019年7月19日，在迴應蔣麗芸議員的指責時，岑子傑聲稱“性傾向不應加入政治議題討論”，但他卻將“性傾向”施展到街頭政治中。
就在回懟蔣麗芸指責的一週前，岑子傑等人被法院裁定犯有猥褻罪，被處以罰金900元港幣，這緣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騷亂活動，他在灣仔軒尼詩道發起“同志全裸遊行”。
"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遊行搞手”初露頭角
多數香港民眾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當看到他右耳穿環、腰纏彩虹帶的輕佻身影，多數人會詭異一笑對上號。
他就是岑子傑，其參加街頭政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遊行”。自此，從所謂“佔中”運動、“雨傘革命”到反“修例”騷亂，都活躍著岑子傑的身影。
岑子傑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他手握“大聲公”（揚聲器），初展“毒舌”之才，並獲得現場騷亂分子的簇擁。
他還登上民間非法電臺，在西洋菜街一帶擅自進行FM廣播，大肆鼓吹街頭騷亂，因而被控違反《電訊條例》等。
2009年，岑子傑第一次被捕後，便成為出入警署與法庭的常客。與羅冠聰、周永康出獄後遠奔海外讀書不同，岑子傑卻樂此不疲。
“在一面高大、堅固的牆和一隻撞向牆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岑子傑讀書不多，卻不厭其煩地引用村上春樹的耶路撒冷演說。
岑子傑不是“雞蛋”，他是蠱惑“雞蛋”的“遊行搞手”。一個多月前，他還向香港媒體炫耀騷亂經驗與技巧。諸如，怎樣統計騷亂現場的真實人數，如何“控場”讓騷亂者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以及如何瞭解香港警方的部署和變化。
岑子傑生性多疑。2019年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傑帶頭在香港立法會對面進行示威時，他狡猾地感覺到警方的部署生變，迅速地拿起電話以普通市民身份向警用專線套取信息。
“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如岑子傑所料，香港警方不久就從添美道、龍匯道趕來。
儘管頗具街頭騷亂經驗，但是，岑子傑在亂港勢力內部的升遷之路，幾度遭遇天花板。
他不是“學生領袖”，中學畢業後只獲得“專上”文憑，自然難以與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名校學子匹敵。他踏入政治圈也是幾經迂迴。2006年，在友人推薦下，岑子傑才謀得議員助理的職位。兩年後，岑子傑以此為跳板加入“民陣”。
“民陣”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簡稱，大約由50個組織、政黨與社團組成，內部派別林立、相互傾軋。十多年來，岑子傑卻在烏合之眾中伺機而動。
“佔中”運動失敗，岑子傑的機會卻來了。
“我在立法會外示威區，看著四五萬人離開，我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讓別人留下來……當時立法會議員樑國雄，更在同樣位置，雙膝跪下勸市民留下，但依然沒有用。”岑子傑自述。
一時，香港社運界哀鴻遍野，不少叱吒風雲的人物要麼入獄，要麼“金盆洗手”出逃海外。2015年“民陣”換屆之際，岑子傑居然意外當選為“召集人”。
這讓岑子傑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居然“交了狗屎運”。當選召集人後，他語無倫次地接受媒體採訪，“我係一個同志，中學開始已有人鬧我死gay佬、死乸形、太監，但令我更懂得點樣同立場不一嘅其他民間團體溝通，達到求同存異。”
“與生俱來的反叛”？
岑子傑身份複雜，他不僅是“民陣”召集人，還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的執行幹事。對於他的性取向，岑子傑已公開“出櫃”多年。
所謂“出櫃”來自英文“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指公開性取向或性別認同。2019年7月，受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批評後，岑子傑更是氣急敗壞地“出櫃”。按照《星島日報》的說法，他開始將“GAY”三個字母鑿在額頭上。
岑子傑公開反對現代婚姻制度，他聲稱：“因為家庭並不只有婚姻，但法律上只有婚姻才能組織家庭，造就特權。”
私下裡，岑子傑卻對這一“特權”樂此不疲。2014年，岑子傑與“丈夫”在美國紐約註冊結婚。他還曾對香港媒體表示：“我丈夫系空少，經常唔喺香港，佢喺香港就要做晒留喺香港要做嘅所有事。”
岑子傑生性矛盾，這也折射到他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上。2019年7月19日，在迴應蔣麗芸議員的指責時，岑子傑聲稱“性傾向不應加入政治議題討論”，但他卻將“性傾向”施展到街頭政治中。
就在回懟蔣麗芸指責的一週前，岑子傑等人被法院裁定犯有猥褻罪，被處以罰金900元港幣，這緣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騷亂活動，他在灣仔軒尼詩道發起“同志全裸遊行”。
一同受處罰的還有浸會大學學生黃榮鋒，他與岑子傑關係密切。所謂“同志全裸遊行”期間，黃榮鋒赤裸全身，左手執聖經，右手持打火機做點火姿勢，他甚至還用紅繩綁腰部和下體，再用膠紙將紅繩貼在地上，邀請遊行人士一併跨過紅繩。
對於這一系列舉動，岑子傑、黃榮鋒則在法庭上辯解是“行為藝術”。
岑子傑天生具備表演慾望，時常將“出浴照”“內衣照”發佈在社交媒體上。在媒體記者面前，他也毫不避諱下流的本性，他曾半開玩笑地對一名記者說，“當這兒是自己的家吧！脫剩胸圍都可以的，或是把胸圍也脫掉也行。”
對於這些醜態醜行，他卻包裝為“與生俱來的反叛和對平等的追求”。
1987年6月，岑子傑出生在香港一個基層家庭，父母早年離異。其母曾公開表示，岑子傑生性偏激、反叛，時常與同學打架、跟師長鬧翻天。
岑子傑自述，他以前缺乏男子氣概，幾乎所有同學都笑他“娘娘腔”，他沒有朋友。
"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遊行搞手”初露頭角
多數香港民眾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當看到他右耳穿環、腰纏彩虹帶的輕佻身影，多數人會詭異一笑對上號。
他就是岑子傑，其參加街頭政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遊行”。自此，從所謂“佔中”運動、“雨傘革命”到反“修例”騷亂，都活躍著岑子傑的身影。
岑子傑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他手握“大聲公”（揚聲器），初展“毒舌”之才，並獲得現場騷亂分子的簇擁。
他還登上民間非法電臺，在西洋菜街一帶擅自進行FM廣播，大肆鼓吹街頭騷亂，因而被控違反《電訊條例》等。
2009年，岑子傑第一次被捕後，便成為出入警署與法庭的常客。與羅冠聰、周永康出獄後遠奔海外讀書不同，岑子傑卻樂此不疲。
“在一面高大、堅固的牆和一隻撞向牆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岑子傑讀書不多，卻不厭其煩地引用村上春樹的耶路撒冷演說。
岑子傑不是“雞蛋”，他是蠱惑“雞蛋”的“遊行搞手”。一個多月前，他還向香港媒體炫耀騷亂經驗與技巧。諸如，怎樣統計騷亂現場的真實人數，如何“控場”讓騷亂者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以及如何瞭解香港警方的部署和變化。
岑子傑生性多疑。2019年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傑帶頭在香港立法會對面進行示威時，他狡猾地感覺到警方的部署生變，迅速地拿起電話以普通市民身份向警用專線套取信息。
“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如岑子傑所料，香港警方不久就從添美道、龍匯道趕來。
儘管頗具街頭騷亂經驗，但是，岑子傑在亂港勢力內部的升遷之路，幾度遭遇天花板。
他不是“學生領袖”，中學畢業後只獲得“專上”文憑，自然難以與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名校學子匹敵。他踏入政治圈也是幾經迂迴。2006年，在友人推薦下，岑子傑才謀得議員助理的職位。兩年後，岑子傑以此為跳板加入“民陣”。
“民陣”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簡稱，大約由50個組織、政黨與社團組成，內部派別林立、相互傾軋。十多年來，岑子傑卻在烏合之眾中伺機而動。
“佔中”運動失敗，岑子傑的機會卻來了。
“我在立法會外示威區，看著四五萬人離開，我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讓別人留下來……當時立法會議員樑國雄，更在同樣位置，雙膝跪下勸市民留下，但依然沒有用。”岑子傑自述。
一時，香港社運界哀鴻遍野，不少叱吒風雲的人物要麼入獄，要麼“金盆洗手”出逃海外。2015年“民陣”換屆之際，岑子傑居然意外當選為“召集人”。
這讓岑子傑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居然“交了狗屎運”。當選召集人後，他語無倫次地接受媒體採訪，“我係一個同志，中學開始已有人鬧我死gay佬、死乸形、太監，但令我更懂得點樣同立場不一嘅其他民間團體溝通，達到求同存異。”
“與生俱來的反叛”？
岑子傑身份複雜，他不僅是“民陣”召集人，還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的執行幹事。對於他的性取向，岑子傑已公開“出櫃”多年。
所謂“出櫃”來自英文“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指公開性取向或性別認同。2019年7月，受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批評後，岑子傑更是氣急敗壞地“出櫃”。按照《星島日報》的說法，他開始將“GAY”三個字母鑿在額頭上。
岑子傑公開反對現代婚姻制度，他聲稱：“因為家庭並不只有婚姻，但法律上只有婚姻才能組織家庭，造就特權。”
私下裡，岑子傑卻對這一“特權”樂此不疲。2014年，岑子傑與“丈夫”在美國紐約註冊結婚。他還曾對香港媒體表示：“我丈夫系空少，經常唔喺香港，佢喺香港就要做晒留喺香港要做嘅所有事。”
岑子傑生性矛盾，這也折射到他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上。2019年7月19日，在迴應蔣麗芸議員的指責時，岑子傑聲稱“性傾向不應加入政治議題討論”，但他卻將“性傾向”施展到街頭政治中。
就在回懟蔣麗芸指責的一週前，岑子傑等人被法院裁定犯有猥褻罪，被處以罰金900元港幣，這緣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騷亂活動，他在灣仔軒尼詩道發起“同志全裸遊行”。
一同受處罰的還有浸會大學學生黃榮鋒，他與岑子傑關係密切。所謂“同志全裸遊行”期間，黃榮鋒赤裸全身，左手執聖經，右手持打火機做點火姿勢，他甚至還用紅繩綁腰部和下體，再用膠紙將紅繩貼在地上，邀請遊行人士一併跨過紅繩。
對於這一系列舉動，岑子傑、黃榮鋒則在法庭上辯解是“行為藝術”。
岑子傑天生具備表演慾望，時常將“出浴照”“內衣照”發佈在社交媒體上。在媒體記者面前，他也毫不避諱下流的本性，他曾半開玩笑地對一名記者說，“當這兒是自己的家吧！脫剩胸圍都可以的，或是把胸圍也脫掉也行。”
對於這些醜態醜行，他卻包裝為“與生俱來的反叛和對平等的追求”。
1987年6月，岑子傑出生在香港一個基層家庭，父母早年離異。其母曾公開表示，岑子傑生性偏激、反叛，時常與同學打架、跟師長鬧翻天。
岑子傑自述，他以前缺乏男子氣概，幾乎所有同學都笑他“娘娘腔”，他沒有朋友。
岑子傑也曾炫耀“天生反叛”：入住“兒童之家”時，因故未能跟其餘十幾個孩子一起搬運冰箱。最後，他被要求一個人清洗整個冰箱。他認為，那樣很不公平，寧可不用冰箱也不清洗冰箱。
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岑子傑自稱受母親影響最大。他的母親五十多歲，性格倔強。早年間，岑母曾在一家商場裡租設店鋪。其間，管理單位要求漲租金，她便聯合多家商戶要求先更新冷氣等硬件，才會支付增加的店租。
在生活小圈子，這對母子以“桀驁不馴”“胡攪蠻纏”聞名。中學時，英文一直是岑子傑的“罩門”，喜歡在課堂上偷看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天龍八部》等書籍。被喚至學校後，岑母不僅沒有嚴加管教兒子還“護犢子”，她當場撕掉家長同意書並對副校長說，“你先封了圖書館，我就籤。”
在茶餐廳的前幾章中，港嘢君曾講過香港社會的“政治代溝”現象，羅冠聰的媽媽林素蘭曾警告他不要涉足政治，“他們要捉一定會先捉拿你的。”同樣，周永康的母親海倫·魏(Helen Ngai)也苦口婆心地規勸兒子，“一定不能反對國家，不能反對黨，因為始終我們是中國人。”
在岑子傑一家，“政治代溝”並不存在。對於兒子的禍港亂港之舉，岑母更是鐵桿支持者，她至少兩次上街參與反“修例”騷亂。
或許，所謂“母以子貴”，這個自稱“習慣絕望”、在香港社會“無力感”的家庭，突然找到了存在感。
"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遊行搞手”初露頭角
多數香港民眾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當看到他右耳穿環、腰纏彩虹帶的輕佻身影，多數人會詭異一笑對上號。
他就是岑子傑，其參加街頭政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遊行”。自此，從所謂“佔中”運動、“雨傘革命”到反“修例”騷亂，都活躍著岑子傑的身影。
岑子傑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他手握“大聲公”（揚聲器），初展“毒舌”之才，並獲得現場騷亂分子的簇擁。
他還登上民間非法電臺，在西洋菜街一帶擅自進行FM廣播，大肆鼓吹街頭騷亂，因而被控違反《電訊條例》等。
2009年，岑子傑第一次被捕後，便成為出入警署與法庭的常客。與羅冠聰、周永康出獄後遠奔海外讀書不同，岑子傑卻樂此不疲。
“在一面高大、堅固的牆和一隻撞向牆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岑子傑讀書不多，卻不厭其煩地引用村上春樹的耶路撒冷演說。
岑子傑不是“雞蛋”，他是蠱惑“雞蛋”的“遊行搞手”。一個多月前，他還向香港媒體炫耀騷亂經驗與技巧。諸如，怎樣統計騷亂現場的真實人數，如何“控場”讓騷亂者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以及如何瞭解香港警方的部署和變化。
岑子傑生性多疑。2019年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傑帶頭在香港立法會對面進行示威時，他狡猾地感覺到警方的部署生變，迅速地拿起電話以普通市民身份向警用專線套取信息。
“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如岑子傑所料，香港警方不久就從添美道、龍匯道趕來。
儘管頗具街頭騷亂經驗，但是，岑子傑在亂港勢力內部的升遷之路，幾度遭遇天花板。
他不是“學生領袖”，中學畢業後只獲得“專上”文憑，自然難以與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名校學子匹敵。他踏入政治圈也是幾經迂迴。2006年，在友人推薦下，岑子傑才謀得議員助理的職位。兩年後，岑子傑以此為跳板加入“民陣”。
“民陣”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簡稱，大約由50個組織、政黨與社團組成，內部派別林立、相互傾軋。十多年來，岑子傑卻在烏合之眾中伺機而動。
“佔中”運動失敗，岑子傑的機會卻來了。
“我在立法會外示威區，看著四五萬人離開，我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讓別人留下來……當時立法會議員樑國雄，更在同樣位置，雙膝跪下勸市民留下，但依然沒有用。”岑子傑自述。
一時，香港社運界哀鴻遍野，不少叱吒風雲的人物要麼入獄，要麼“金盆洗手”出逃海外。2015年“民陣”換屆之際，岑子傑居然意外當選為“召集人”。
這讓岑子傑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居然“交了狗屎運”。當選召集人後，他語無倫次地接受媒體採訪，“我係一個同志，中學開始已有人鬧我死gay佬、死乸形、太監，但令我更懂得點樣同立場不一嘅其他民間團體溝通，達到求同存異。”
“與生俱來的反叛”？
岑子傑身份複雜，他不僅是“民陣”召集人，還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的執行幹事。對於他的性取向，岑子傑已公開“出櫃”多年。
所謂“出櫃”來自英文“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指公開性取向或性別認同。2019年7月，受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批評後，岑子傑更是氣急敗壞地“出櫃”。按照《星島日報》的說法，他開始將“GAY”三個字母鑿在額頭上。
岑子傑公開反對現代婚姻制度，他聲稱：“因為家庭並不只有婚姻，但法律上只有婚姻才能組織家庭，造就特權。”
私下裡，岑子傑卻對這一“特權”樂此不疲。2014年，岑子傑與“丈夫”在美國紐約註冊結婚。他還曾對香港媒體表示：“我丈夫系空少，經常唔喺香港，佢喺香港就要做晒留喺香港要做嘅所有事。”
岑子傑生性矛盾，這也折射到他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上。2019年7月19日，在迴應蔣麗芸議員的指責時，岑子傑聲稱“性傾向不應加入政治議題討論”，但他卻將“性傾向”施展到街頭政治中。
就在回懟蔣麗芸指責的一週前，岑子傑等人被法院裁定犯有猥褻罪，被處以罰金900元港幣，這緣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騷亂活動，他在灣仔軒尼詩道發起“同志全裸遊行”。
一同受處罰的還有浸會大學學生黃榮鋒，他與岑子傑關係密切。所謂“同志全裸遊行”期間，黃榮鋒赤裸全身，左手執聖經，右手持打火機做點火姿勢，他甚至還用紅繩綁腰部和下體，再用膠紙將紅繩貼在地上，邀請遊行人士一併跨過紅繩。
對於這一系列舉動，岑子傑、黃榮鋒則在法庭上辯解是“行為藝術”。
岑子傑天生具備表演慾望，時常將“出浴照”“內衣照”發佈在社交媒體上。在媒體記者面前，他也毫不避諱下流的本性，他曾半開玩笑地對一名記者說，“當這兒是自己的家吧！脫剩胸圍都可以的，或是把胸圍也脫掉也行。”
對於這些醜態醜行，他卻包裝為“與生俱來的反叛和對平等的追求”。
1987年6月，岑子傑出生在香港一個基層家庭，父母早年離異。其母曾公開表示，岑子傑生性偏激、反叛，時常與同學打架、跟師長鬧翻天。
岑子傑自述，他以前缺乏男子氣概，幾乎所有同學都笑他“娘娘腔”，他沒有朋友。
岑子傑也曾炫耀“天生反叛”：入住“兒童之家”時，因故未能跟其餘十幾個孩子一起搬運冰箱。最後，他被要求一個人清洗整個冰箱。他認為，那樣很不公平，寧可不用冰箱也不清洗冰箱。
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岑子傑自稱受母親影響最大。他的母親五十多歲，性格倔強。早年間，岑母曾在一家商場裡租設店鋪。其間，管理單位要求漲租金，她便聯合多家商戶要求先更新冷氣等硬件，才會支付增加的店租。
在生活小圈子，這對母子以“桀驁不馴”“胡攪蠻纏”聞名。中學時，英文一直是岑子傑的“罩門”，喜歡在課堂上偷看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天龍八部》等書籍。被喚至學校後，岑母不僅沒有嚴加管教兒子還“護犢子”，她當場撕掉家長同意書並對副校長說，“你先封了圖書館，我就籤。”
在茶餐廳的前幾章中，港嘢君曾講過香港社會的“政治代溝”現象，羅冠聰的媽媽林素蘭曾警告他不要涉足政治，“他們要捉一定會先捉拿你的。”同樣，周永康的母親海倫·魏(Helen Ngai)也苦口婆心地規勸兒子，“一定不能反對國家，不能反對黨，因為始終我們是中國人。”
在岑子傑一家，“政治代溝”並不存在。對於兒子的禍港亂港之舉，岑母更是鐵桿支持者，她至少兩次上街參與反“修例”騷亂。
或許，所謂“母以子貴”，這個自稱“習慣絕望”、在香港社會“無力感”的家庭，突然找到了存在感。
“燕夕岑”遇上“靠山黎”
岑子傑的網名為“燕夕”，他自稱最愛彩虹與燕子，時常在衣服上畫滿燕子的圖案。
“燕子跟人類很接近，但你永遠養不到它，你見過有人養燕子嗎？它永遠在人的附近出現，你走出去簷下便可能看見燕子，但永遠捉不到它。”岑子傑關注的點與別人頗為不同。
2019年7月1日，叛國亂港頭目黎智英控制的《蘋果日報》刊文《捉不到的燕子，觸得到的傷痕》，大肆吹捧岑子傑這一隻毒燕讓“一潭死水”的香港社運死灰復燃。
自打“雨傘運動”失敗後，香港社運掉進臭水坑，黎智英、李柱銘等禍港頭目一直蓄謀東山再起。
不過，樑繼平、周永康、羅冠聰等年輕的亂港馬前卒相繼跑路，禍港組織後繼無人，他們相中了岑子傑——儘管他缺少“學生領袖”的光環，但他勝在可以毫無底線可言。
正如岑子傑自我評價，“（本來）就在無力感當中成長，習慣絕望。再無力、再大壓力的日子都經歷過了，這些很小事。”
與黎智英等禍港大佬勾搭上後，急於上位的岑子傑不僅有了新靠山，還解決了一系列燃眉之急。
街頭政治要燒錢。在兩個多月前“七一遊行”中，岑子傑領導的“民陣”就花費十多萬港幣。到上個財政年度結算時，“民陣”的銀行戶口剩下30萬港幣，頂多支撐一年。沒有金錢支持，一切街頭政治皆會泡湯。
囊中羞澀之際，“大金主”黎智英像及時雨一樣現身了。在上一章《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中，港嘢君講過，“肥佬黎”人肥財更肥，他曾慷慨捐助陳日君至少2600萬港幣，供這名“榮休主教”花前月下、任意揮霍。
黎智英是人盡皆知的禍港亂港“黑金主”。2005至2011年間，他多次捐款給泛民政黨和相關人士。2012至2014年間，黎智英又向亂港組織及相關人士輸送“黑金”，總額高達4080萬港幣，涉及反對派的7家政治組織和14名個人。
岑子傑是最新的受援助者之一。前文所述，“民陣”的銀行戶口已所剩不多，難以再搞大規模的亂港行動。但是，岑子傑在2019年9月6日高調宣佈：“民陣”已向香港警方申請9月15日再次舉辦大規模遊行。
巧合的是，岑子傑等人9月7日便受到黎智英“召見”。當天12時45分，岑子傑與“漢奸李”李柱銘、“AV仁”何俊仁等六人乘坐“肥佬黎”的七座商務車抵達何文田寓所。
大約密謀一個多小時後，黎智英親自送別六人到門口，乘坐同一輛商務車離開。香港《大公報》文章認為，岑子傑得到“肥佬黎”的金援支持後，“令人懷疑黎智英是否要向眾人下達新指令”。
"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遊行搞手”初露頭角
多數香港民眾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當看到他右耳穿環、腰纏彩虹帶的輕佻身影，多數人會詭異一笑對上號。
他就是岑子傑，其參加街頭政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遊行”。自此，從所謂“佔中”運動、“雨傘革命”到反“修例”騷亂，都活躍著岑子傑的身影。
岑子傑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他手握“大聲公”（揚聲器），初展“毒舌”之才，並獲得現場騷亂分子的簇擁。
他還登上民間非法電臺，在西洋菜街一帶擅自進行FM廣播，大肆鼓吹街頭騷亂，因而被控違反《電訊條例》等。
2009年，岑子傑第一次被捕後，便成為出入警署與法庭的常客。與羅冠聰、周永康出獄後遠奔海外讀書不同，岑子傑卻樂此不疲。
“在一面高大、堅固的牆和一隻撞向牆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岑子傑讀書不多，卻不厭其煩地引用村上春樹的耶路撒冷演說。
岑子傑不是“雞蛋”，他是蠱惑“雞蛋”的“遊行搞手”。一個多月前，他還向香港媒體炫耀騷亂經驗與技巧。諸如，怎樣統計騷亂現場的真實人數，如何“控場”讓騷亂者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以及如何瞭解香港警方的部署和變化。
岑子傑生性多疑。2019年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傑帶頭在香港立法會對面進行示威時，他狡猾地感覺到警方的部署生變，迅速地拿起電話以普通市民身份向警用專線套取信息。
“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如岑子傑所料，香港警方不久就從添美道、龍匯道趕來。
儘管頗具街頭騷亂經驗，但是，岑子傑在亂港勢力內部的升遷之路，幾度遭遇天花板。
他不是“學生領袖”，中學畢業後只獲得“專上”文憑，自然難以與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名校學子匹敵。他踏入政治圈也是幾經迂迴。2006年，在友人推薦下，岑子傑才謀得議員助理的職位。兩年後，岑子傑以此為跳板加入“民陣”。
“民陣”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簡稱，大約由50個組織、政黨與社團組成，內部派別林立、相互傾軋。十多年來，岑子傑卻在烏合之眾中伺機而動。
“佔中”運動失敗，岑子傑的機會卻來了。
“我在立法會外示威區，看著四五萬人離開，我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讓別人留下來……當時立法會議員樑國雄，更在同樣位置，雙膝跪下勸市民留下，但依然沒有用。”岑子傑自述。
一時，香港社運界哀鴻遍野，不少叱吒風雲的人物要麼入獄，要麼“金盆洗手”出逃海外。2015年“民陣”換屆之際，岑子傑居然意外當選為“召集人”。
這讓岑子傑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居然“交了狗屎運”。當選召集人後，他語無倫次地接受媒體採訪，“我係一個同志，中學開始已有人鬧我死gay佬、死乸形、太監，但令我更懂得點樣同立場不一嘅其他民間團體溝通，達到求同存異。”
“與生俱來的反叛”？
岑子傑身份複雜，他不僅是“民陣”召集人，還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的執行幹事。對於他的性取向，岑子傑已公開“出櫃”多年。
所謂“出櫃”來自英文“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指公開性取向或性別認同。2019年7月，受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批評後，岑子傑更是氣急敗壞地“出櫃”。按照《星島日報》的說法，他開始將“GAY”三個字母鑿在額頭上。
岑子傑公開反對現代婚姻制度，他聲稱：“因為家庭並不只有婚姻，但法律上只有婚姻才能組織家庭，造就特權。”
私下裡，岑子傑卻對這一“特權”樂此不疲。2014年，岑子傑與“丈夫”在美國紐約註冊結婚。他還曾對香港媒體表示：“我丈夫系空少，經常唔喺香港，佢喺香港就要做晒留喺香港要做嘅所有事。”
岑子傑生性矛盾，這也折射到他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上。2019年7月19日，在迴應蔣麗芸議員的指責時，岑子傑聲稱“性傾向不應加入政治議題討論”，但他卻將“性傾向”施展到街頭政治中。
就在回懟蔣麗芸指責的一週前，岑子傑等人被法院裁定犯有猥褻罪，被處以罰金900元港幣，這緣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騷亂活動，他在灣仔軒尼詩道發起“同志全裸遊行”。
一同受處罰的還有浸會大學學生黃榮鋒，他與岑子傑關係密切。所謂“同志全裸遊行”期間，黃榮鋒赤裸全身，左手執聖經，右手持打火機做點火姿勢，他甚至還用紅繩綁腰部和下體，再用膠紙將紅繩貼在地上，邀請遊行人士一併跨過紅繩。
對於這一系列舉動，岑子傑、黃榮鋒則在法庭上辯解是“行為藝術”。
岑子傑天生具備表演慾望，時常將“出浴照”“內衣照”發佈在社交媒體上。在媒體記者面前，他也毫不避諱下流的本性，他曾半開玩笑地對一名記者說，“當這兒是自己的家吧！脫剩胸圍都可以的，或是把胸圍也脫掉也行。”
對於這些醜態醜行，他卻包裝為“與生俱來的反叛和對平等的追求”。
1987年6月，岑子傑出生在香港一個基層家庭，父母早年離異。其母曾公開表示，岑子傑生性偏激、反叛，時常與同學打架、跟師長鬧翻天。
岑子傑自述，他以前缺乏男子氣概，幾乎所有同學都笑他“娘娘腔”，他沒有朋友。
岑子傑也曾炫耀“天生反叛”：入住“兒童之家”時，因故未能跟其餘十幾個孩子一起搬運冰箱。最後，他被要求一個人清洗整個冰箱。他認為，那樣很不公平，寧可不用冰箱也不清洗冰箱。
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岑子傑自稱受母親影響最大。他的母親五十多歲，性格倔強。早年間，岑母曾在一家商場裡租設店鋪。其間，管理單位要求漲租金，她便聯合多家商戶要求先更新冷氣等硬件，才會支付增加的店租。
在生活小圈子，這對母子以“桀驁不馴”“胡攪蠻纏”聞名。中學時，英文一直是岑子傑的“罩門”，喜歡在課堂上偷看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天龍八部》等書籍。被喚至學校後，岑母不僅沒有嚴加管教兒子還“護犢子”，她當場撕掉家長同意書並對副校長說，“你先封了圖書館，我就籤。”
在茶餐廳的前幾章中，港嘢君曾講過香港社會的“政治代溝”現象，羅冠聰的媽媽林素蘭曾警告他不要涉足政治，“他們要捉一定會先捉拿你的。”同樣，周永康的母親海倫·魏(Helen Ngai)也苦口婆心地規勸兒子，“一定不能反對國家，不能反對黨，因為始終我們是中國人。”
在岑子傑一家，“政治代溝”並不存在。對於兒子的禍港亂港之舉，岑母更是鐵桿支持者，她至少兩次上街參與反“修例”騷亂。
或許，所謂“母以子貴”，這個自稱“習慣絕望”、在香港社會“無力感”的家庭，突然找到了存在感。
“燕夕岑”遇上“靠山黎”
岑子傑的網名為“燕夕”，他自稱最愛彩虹與燕子，時常在衣服上畫滿燕子的圖案。
“燕子跟人類很接近，但你永遠養不到它，你見過有人養燕子嗎？它永遠在人的附近出現，你走出去簷下便可能看見燕子，但永遠捉不到它。”岑子傑關注的點與別人頗為不同。
2019年7月1日，叛國亂港頭目黎智英控制的《蘋果日報》刊文《捉不到的燕子，觸得到的傷痕》，大肆吹捧岑子傑這一隻毒燕讓“一潭死水”的香港社運死灰復燃。
自打“雨傘運動”失敗後，香港社運掉進臭水坑，黎智英、李柱銘等禍港頭目一直蓄謀東山再起。
不過，樑繼平、周永康、羅冠聰等年輕的亂港馬前卒相繼跑路，禍港組織後繼無人，他們相中了岑子傑——儘管他缺少“學生領袖”的光環，但他勝在可以毫無底線可言。
正如岑子傑自我評價，“（本來）就在無力感當中成長，習慣絕望。再無力、再大壓力的日子都經歷過了，這些很小事。”
與黎智英等禍港大佬勾搭上後，急於上位的岑子傑不僅有了新靠山，還解決了一系列燃眉之急。
街頭政治要燒錢。在兩個多月前“七一遊行”中，岑子傑領導的“民陣”就花費十多萬港幣。到上個財政年度結算時，“民陣”的銀行戶口剩下30萬港幣，頂多支撐一年。沒有金錢支持，一切街頭政治皆會泡湯。
囊中羞澀之際，“大金主”黎智英像及時雨一樣現身了。在上一章《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中，港嘢君講過，“肥佬黎”人肥財更肥，他曾慷慨捐助陳日君至少2600萬港幣，供這名“榮休主教”花前月下、任意揮霍。
黎智英是人盡皆知的禍港亂港“黑金主”。2005至2011年間，他多次捐款給泛民政黨和相關人士。2012至2014年間，黎智英又向亂港組織及相關人士輸送“黑金”，總額高達4080萬港幣，涉及反對派的7家政治組織和14名個人。
岑子傑是最新的受援助者之一。前文所述，“民陣”的銀行戶口已所剩不多，難以再搞大規模的亂港行動。但是，岑子傑在2019年9月6日高調宣佈：“民陣”已向香港警方申請9月15日再次舉辦大規模遊行。
巧合的是，岑子傑等人9月7日便受到黎智英“召見”。當天12時45分，岑子傑與“漢奸李”李柱銘、“AV仁”何俊仁等六人乘坐“肥佬黎”的七座商務車抵達何文田寓所。
大約密謀一個多小時後，黎智英親自送別六人到門口，乘坐同一輛商務車離開。香港《大公報》文章認為，岑子傑得到“肥佬黎”的金援支持後，“令人懷疑黎智英是否要向眾人下達新指令”。
“港獨”組織“民陣”召集人岑子傑(中)首次現身漢奸黎智英的密會，另外二人為李永達(左)及吳文遠(右)
內亂港，外聯獨
臺獨勢力，被曝是岑子傑亂港行動幕後的另一大金主。
從公開報道來看，岑子傑與臺獨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16年。初任“民陣”召集人的岑子傑受邀加入“臺灣觀選團”，與黃之鋒、羅冠聰、周庭、鄭玉碩等赴臺，一道向“太陽花領袖”林飛帆等臺獨分子“取經”。
岑子傑還一度登上網絡節目，與臺灣“華民書院”核心講師桑普線上互動，大肆鼓吹“港獨”“臺獨”。
今年六月發起“反修例”遊行過程中，岑子傑還高調感謝臺獨勢力的聲援活動，致謝名單包括“在臺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臺灣公民陣線”與“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在這種臭氣相投的“聲援”之外，“臺獨”勢力“基進黨”還為岑子傑出資製作宣獨短片，並在海外視頻網站和社交平臺上傳播，攻擊“一國兩制”，公然鼓吹“臺獨”與“港獨”聯手。
岑子傑還從“臺獨”勢力搞來資金支援，大概在每月5萬港幣，每次發動騷亂時還可追加經費。
港嘢君在《色鬼陳浩天的一足三船》一章中講過，金援往往經由“中間人”現金轉交。來自臺灣交通大學的社會學學者孫治本被曝是“中間人”之一，他多次與陳浩天、黃臺仰、樑天琦、樑頌恆、岑子傑等“港獨”頭目密會。
“港獨”“臺獨”行徑不得人心，“燕夕”岑子傑也成為過街老鼠。2019年8月29日上午11時許，一隊大約50名市民組成的請願隊伍行至佐敦裕華國貨門外，他們原本目的是聲討“民陣”總部，卻誤入香港“彩虹行動”會址。
這也算誤打誤撞。前文所述，岑子傑既是“民陣”召集人，也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的執行幹事。事先得到消息的岑子傑，提前跑到場“恭候”聲討者。
自恃“遊行搞手”反被遊行抗議，這讓岑子傑氣急敗壞。當請願隊伍行至“彩虹行動”附近時，岑子傑惡人先告狀，率先破口大罵。
"上一回茶餐廳講述了《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他自封“香港良心”“當代馬丁·路德”，卻公然違反教義教規與良心，被香港輿論斥責為“偽君子”“大炮樞機”“風流主教”。
這名“大炮樞機”因批評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遭遇“彩虹行動”八名請願人士闖入主教座堂，嚇得瑟瑟發抖的陳日君開始密會“彩虹”。今天，要講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執行幹事岑子傑，他也是“民陣”召集人，更是禍港亂港團伙的馬前卒之一。
“遊行搞手”初露頭角
多數香港民眾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當看到他右耳穿環、腰纏彩虹帶的輕佻身影，多數人會詭異一笑對上號。
他就是岑子傑，其參加街頭政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遊行”。自此，從所謂“佔中”運動、“雨傘革命”到反“修例”騷亂，都活躍著岑子傑的身影。
岑子傑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遊行”中，他手握“大聲公”（揚聲器），初展“毒舌”之才，並獲得現場騷亂分子的簇擁。
他還登上民間非法電臺，在西洋菜街一帶擅自進行FM廣播，大肆鼓吹街頭騷亂，因而被控違反《電訊條例》等。
2009年，岑子傑第一次被捕後，便成為出入警署與法庭的常客。與羅冠聰、周永康出獄後遠奔海外讀書不同，岑子傑卻樂此不疲。
“在一面高大、堅固的牆和一隻撞向牆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岑子傑讀書不多，卻不厭其煩地引用村上春樹的耶路撒冷演說。
岑子傑不是“雞蛋”，他是蠱惑“雞蛋”的“遊行搞手”。一個多月前，他還向香港媒體炫耀騷亂經驗與技巧。諸如，怎樣統計騷亂現場的真實人數，如何“控場”讓騷亂者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以及如何瞭解香港警方的部署和變化。
岑子傑生性多疑。2019年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傑帶頭在香港立法會對面進行示威時，他狡猾地感覺到警方的部署生變，迅速地拿起電話以普通市民身份向警用專線套取信息。
“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如岑子傑所料，香港警方不久就從添美道、龍匯道趕來。
儘管頗具街頭騷亂經驗，但是，岑子傑在亂港勢力內部的升遷之路，幾度遭遇天花板。
他不是“學生領袖”，中學畢業後只獲得“專上”文憑，自然難以與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名校學子匹敵。他踏入政治圈也是幾經迂迴。2006年，在友人推薦下，岑子傑才謀得議員助理的職位。兩年後，岑子傑以此為跳板加入“民陣”。
“民陣”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簡稱，大約由50個組織、政黨與社團組成，內部派別林立、相互傾軋。十多年來，岑子傑卻在烏合之眾中伺機而動。
“佔中”運動失敗，岑子傑的機會卻來了。
“我在立法會外示威區，看著四五萬人離開，我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讓別人留下來……當時立法會議員樑國雄，更在同樣位置，雙膝跪下勸市民留下，但依然沒有用。”岑子傑自述。
一時，香港社運界哀鴻遍野，不少叱吒風雲的人物要麼入獄，要麼“金盆洗手”出逃海外。2015年“民陣”換屆之際，岑子傑居然意外當選為“召集人”。
這讓岑子傑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居然“交了狗屎運”。當選召集人後，他語無倫次地接受媒體採訪，“我係一個同志，中學開始已有人鬧我死gay佬、死乸形、太監，但令我更懂得點樣同立場不一嘅其他民間團體溝通，達到求同存異。”
“與生俱來的反叛”？
岑子傑身份複雜，他不僅是“民陣”召集人，還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的執行幹事。對於他的性取向，岑子傑已公開“出櫃”多年。
所謂“出櫃”來自英文“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指公開性取向或性別認同。2019年7月，受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批評後，岑子傑更是氣急敗壞地“出櫃”。按照《星島日報》的說法，他開始將“GAY”三個字母鑿在額頭上。
岑子傑公開反對現代婚姻制度，他聲稱：“因為家庭並不只有婚姻，但法律上只有婚姻才能組織家庭，造就特權。”
私下裡，岑子傑卻對這一“特權”樂此不疲。2014年，岑子傑與“丈夫”在美國紐約註冊結婚。他還曾對香港媒體表示：“我丈夫系空少，經常唔喺香港，佢喺香港就要做晒留喺香港要做嘅所有事。”
岑子傑生性矛盾，這也折射到他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上。2019年7月19日，在迴應蔣麗芸議員的指責時，岑子傑聲稱“性傾向不應加入政治議題討論”，但他卻將“性傾向”施展到街頭政治中。
就在回懟蔣麗芸指責的一週前，岑子傑等人被法院裁定犯有猥褻罪，被處以罰金900元港幣，這緣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騷亂活動，他在灣仔軒尼詩道發起“同志全裸遊行”。
一同受處罰的還有浸會大學學生黃榮鋒，他與岑子傑關係密切。所謂“同志全裸遊行”期間，黃榮鋒赤裸全身，左手執聖經，右手持打火機做點火姿勢，他甚至還用紅繩綁腰部和下體，再用膠紙將紅繩貼在地上，邀請遊行人士一併跨過紅繩。
對於這一系列舉動，岑子傑、黃榮鋒則在法庭上辯解是“行為藝術”。
岑子傑天生具備表演慾望，時常將“出浴照”“內衣照”發佈在社交媒體上。在媒體記者面前，他也毫不避諱下流的本性，他曾半開玩笑地對一名記者說，“當這兒是自己的家吧！脫剩胸圍都可以的，或是把胸圍也脫掉也行。”
對於這些醜態醜行，他卻包裝為“與生俱來的反叛和對平等的追求”。
1987年6月，岑子傑出生在香港一個基層家庭，父母早年離異。其母曾公開表示，岑子傑生性偏激、反叛，時常與同學打架、跟師長鬧翻天。
岑子傑自述，他以前缺乏男子氣概，幾乎所有同學都笑他“娘娘腔”，他沒有朋友。
岑子傑也曾炫耀“天生反叛”：入住“兒童之家”時，因故未能跟其餘十幾個孩子一起搬運冰箱。最後，他被要求一個人清洗整個冰箱。他認為，那樣很不公平，寧可不用冰箱也不清洗冰箱。
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岑子傑自稱受母親影響最大。他的母親五十多歲，性格倔強。早年間，岑母曾在一家商場裡租設店鋪。其間，管理單位要求漲租金，她便聯合多家商戶要求先更新冷氣等硬件，才會支付增加的店租。
在生活小圈子，這對母子以“桀驁不馴”“胡攪蠻纏”聞名。中學時，英文一直是岑子傑的“罩門”，喜歡在課堂上偷看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天龍八部》等書籍。被喚至學校後，岑母不僅沒有嚴加管教兒子還“護犢子”，她當場撕掉家長同意書並對副校長說，“你先封了圖書館，我就籤。”
在茶餐廳的前幾章中，港嘢君曾講過香港社會的“政治代溝”現象，羅冠聰的媽媽林素蘭曾警告他不要涉足政治，“他們要捉一定會先捉拿你的。”同樣，周永康的母親海倫·魏(Helen Ngai)也苦口婆心地規勸兒子，“一定不能反對國家，不能反對黨，因為始終我們是中國人。”
在岑子傑一家，“政治代溝”並不存在。對於兒子的禍港亂港之舉，岑母更是鐵桿支持者，她至少兩次上街參與反“修例”騷亂。
或許，所謂“母以子貴”，這個自稱“習慣絕望”、在香港社會“無力感”的家庭，突然找到了存在感。
“燕夕岑”遇上“靠山黎”
岑子傑的網名為“燕夕”，他自稱最愛彩虹與燕子，時常在衣服上畫滿燕子的圖案。
“燕子跟人類很接近，但你永遠養不到它，你見過有人養燕子嗎？它永遠在人的附近出現，你走出去簷下便可能看見燕子，但永遠捉不到它。”岑子傑關注的點與別人頗為不同。
2019年7月1日，叛國亂港頭目黎智英控制的《蘋果日報》刊文《捉不到的燕子，觸得到的傷痕》，大肆吹捧岑子傑這一隻毒燕讓“一潭死水”的香港社運死灰復燃。
自打“雨傘運動”失敗後，香港社運掉進臭水坑，黎智英、李柱銘等禍港頭目一直蓄謀東山再起。
不過，樑繼平、周永康、羅冠聰等年輕的亂港馬前卒相繼跑路，禍港組織後繼無人，他們相中了岑子傑——儘管他缺少“學生領袖”的光環，但他勝在可以毫無底線可言。
正如岑子傑自我評價，“（本來）就在無力感當中成長，習慣絕望。再無力、再大壓力的日子都經歷過了，這些很小事。”
與黎智英等禍港大佬勾搭上後，急於上位的岑子傑不僅有了新靠山，還解決了一系列燃眉之急。
街頭政治要燒錢。在兩個多月前“七一遊行”中，岑子傑領導的“民陣”就花費十多萬港幣。到上個財政年度結算時，“民陣”的銀行戶口剩下30萬港幣，頂多支撐一年。沒有金錢支持，一切街頭政治皆會泡湯。
囊中羞澀之際，“大金主”黎智英像及時雨一樣現身了。在上一章《陳日君的鄉愿風流》中，港嘢君講過，“肥佬黎”人肥財更肥，他曾慷慨捐助陳日君至少2600萬港幣，供這名“榮休主教”花前月下、任意揮霍。
黎智英是人盡皆知的禍港亂港“黑金主”。2005至2011年間，他多次捐款給泛民政黨和相關人士。2012至2014年間，黎智英又向亂港組織及相關人士輸送“黑金”，總額高達4080萬港幣，涉及反對派的7家政治組織和14名個人。
岑子傑是最新的受援助者之一。前文所述，“民陣”的銀行戶口已所剩不多，難以再搞大規模的亂港行動。但是，岑子傑在2019年9月6日高調宣佈：“民陣”已向香港警方申請9月15日再次舉辦大規模遊行。
巧合的是，岑子傑等人9月7日便受到黎智英“召見”。當天12時45分，岑子傑與“漢奸李”李柱銘、“AV仁”何俊仁等六人乘坐“肥佬黎”的七座商務車抵達何文田寓所。
大約密謀一個多小時後，黎智英親自送別六人到門口，乘坐同一輛商務車離開。香港《大公報》文章認為，岑子傑得到“肥佬黎”的金援支持後，“令人懷疑黎智英是否要向眾人下達新指令”。
“港獨”組織“民陣”召集人岑子傑(中)首次現身漢奸黎智英的密會，另外二人為李永達(左)及吳文遠(右)
內亂港，外聯獨
臺獨勢力，被曝是岑子傑亂港行動幕後的另一大金主。
從公開報道來看，岑子傑與臺獨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16年。初任“民陣”召集人的岑子傑受邀加入“臺灣觀選團”，與黃之鋒、羅冠聰、周庭、鄭玉碩等赴臺，一道向“太陽花領袖”林飛帆等臺獨分子“取經”。
岑子傑還一度登上網絡節目，與臺灣“華民書院”核心講師桑普線上互動，大肆鼓吹“港獨”“臺獨”。
今年六月發起“反修例”遊行過程中，岑子傑還高調感謝臺獨勢力的聲援活動，致謝名單包括“在臺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臺灣公民陣線”與“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在這種臭氣相投的“聲援”之外，“臺獨”勢力“基進黨”還為岑子傑出資製作宣獨短片，並在海外視頻網站和社交平臺上傳播，攻擊“一國兩制”，公然鼓吹“臺獨”與“港獨”聯手。
岑子傑還從“臺獨”勢力搞來資金支援，大概在每月5萬港幣，每次發動騷亂時還可追加經費。
港嘢君在《色鬼陳浩天的一足三船》一章中講過，金援往往經由“中間人”現金轉交。來自臺灣交通大學的社會學學者孫治本被曝是“中間人”之一，他多次與陳浩天、黃臺仰、樑天琦、樑頌恆、岑子傑等“港獨”頭目密會。
“港獨”“臺獨”行徑不得人心，“燕夕”岑子傑也成為過街老鼠。2019年8月29日上午11時許，一隊大約50名市民組成的請願隊伍行至佐敦裕華國貨門外，他們原本目的是聲討“民陣”總部，卻誤入香港“彩虹行動”會址。
這也算誤打誤撞。前文所述，岑子傑既是“民陣”召集人，也是香港“彩虹行動”組織的執行幹事。事先得到消息的岑子傑，提前跑到場“恭候”聲討者。
自恃“遊行搞手”反被遊行抗議，這讓岑子傑氣急敗壞。當請願隊伍行至“彩虹行動”附近時，岑子傑惡人先告狀，率先破口大罵。
請願人士並不退縮，紛紛指責岑子傑為“暴徒”“美國契弟”“收錢遊行”，並批評他“攪亂”香港，令不少市民失去工作和收入。
在後者義正辭嚴的譴責下，岑子傑很快就敗下陣來，一時之間理屈詞窮。最後，令人意想不到又極為諷刺的是，他開始反誣請願人士為“暴徒”，根本忘記了自己早就是聞名全港、擅長打砸搶等街頭暴亂的“街頭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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