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朋友留言給我，問我說：“市面上各種有關《論語》解釋的書籍，到底有什麼區別呢？什麼是好？什麼是壞？”說實話，只要是在正規渠道出版的書籍作品，對於《論語》大多數章節的註解基本是大同小異的。我的版本亦如此。
但是為什麼還會有高下之分呢？作者本人對一些關鍵的，特別是那些容易產生歧義的語句，他怎麼解讀。
拿我個人為例，我接觸《論語》的時候還在讀書，最近十幾年把重點放在儒家經典的講學上，期間我研究了中外400多家註解，比較有心得的有十幾處，和世面上流行的解讀不太一樣。
換句話說，如果你想了解我解讀的《論語》有什麼特色？你可以先從這10句話入手。
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而篇1·1》
孔子說：“學了做人處事的道理，並在適當的時候印證練習，不也覺得高興嗎？志同道合的朋友從遠方來相聚，不也感到快樂嗎？別人不瞭解你，而你並不生氣，不也是君子的風度嗎？”
這句話比較有爭議的地方是“學而時習之”的“時”，很多人翻譯為“時常”，但我認為翻譯為“恰當的時候”更恰當。
在古代，“時”較少當做“時常”講，當做“時機”講的時候較多。好比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樣。譬如，孟子把聖人分成四種，認為孔子是“聖之時者也”，意思是孔子在適當的時候該怎樣就怎樣。
而且，學習時常複習，就會覺得很愉快嗎？這沒有道理。學習過後，在適當的時候進行練習、加強理解，就感到愉快，這樣才說得通。
2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學而篇1·3》
《陽貨篇17·17》
孔子說：“說話美妙動聽，表情討好熱絡，這種人很少有真誠的心意。”
很多人把這句話翻譯為“花言巧語，裝出和顏悅色的樣子，這種人的仁心就很少了。”一個人只是和別人花言巧語、和顏悅色，怎麼就沒有了仁心呢？這個很明顯是不瞭解“仁”代表的意義，根本不知道孔子在說什麼。
“仁”在這裡譯作“真誠的心意”。因為巧言令色只注意到言和色，只是對外，忽略了內在的真誠。
需要強調的是，“鮮矣”不是“完全沒有”。與人交往時，為了互相尊重，順利交換意見，沒有人會反對“巧言令色”，但是要特別提醒自己是否“真誠”。少了真誠就無法自覺其向善的要求。
孔子的目的，無非是希望人可以保有內在真誠的情感，如果一個人能把兩者結合，內外合一，這種人是很值得交往的。
3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為政篇2·2》
孔子說：“《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稱之為‘無不出於真情’。”
有人解釋道：《詩經》的思想是無邪的。這就有疑問了，《詩經》是談思想的嗎？另外，思想的主體是個人，能保證作者的思想無邪嗎？能保證編者的思想無邪嗎？能保證讀者的思想無邪嗎？顯然不能。
“思無邪”一語出自《詩·魯頌·駉》，“思”不是指心思，而是句尾或者句首助詞，無含義；“無邪”，描寫的是馬向前直行時勇健的樣子。這是文學作品中對“真誠”的描寫。
《詩經》之所以感人，就在於它的真誠，不矯揉造作，不堆砌文辭。所以“思無邪”的意思是：一切出自真誠。
人時常戴著面具與人交往，因為擔心會吃虧、上當或被別人欺負，所以有各種自我保護的措施，唯獨沒有真誠的心意。人活在世界上只要真誠，就可以重新開始。
4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為政篇2·16》
孔子說：“批判其他不同立場的說法，難免造成爭論不休的禍害。”
這裡的“攻”字，有人譯成“研究”，但我認為在此是指“批判”。
“攻”字在《論語》裡，還有好幾處做“批判”解。譬如，孔子的學生冉有在政治方面很有才華，但是他不但沒有照顧百姓，反而替他的老闆季氏增加稅收，所以孔子叫學生“鳴鼓而攻之”（《先進篇11·17》）。
“異端”在中國古代即“與我不同的主張”，並不代表一定不對。孔子希望大家“道不同，不相為謀”（《衛靈公篇15·40》），但不必互相批判。
有些人認為“斯害也已”是指禍害就會結束。批判不同立場的說法，禍害就會結束嗎？其實，禍害才剛剛開始。
孔子的原則是，不要批判別人，因為批判不同立場的說法，難免會造成爭論不休的禍害。所以我們應該只談自己的想法，不與人爭吵。
自古以來不同學派互相批判，造成許多禍害。不過，如果不用“攻”，而改以互相切磋請益，則未嘗不能促進學術進步。孔子在做人與為學上顯然都比較寬容。
5
子曰：“吾十有（ｙòｕ）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為政篇2·4》
孔子說：“我十五歲時，立志於學習；三十歲時，可以立身處世；四十歲時，可以免於迷惑；五十歲時，可以領悟天命；六十歲時，可以順從天命；七十歲時，可以隨心所欲都不越出規矩。”
關於“耳順”，歷來眾說紛紜。“耳順”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不管別人怎麼說，我的耳朵都聽得很順。如此一來，豈不是鄉愿了嗎？這顯然不合孔子的原意。
我認為，“六十而（耳）順”，“順”是指行動，用行動來表示順從天命。由知天命而畏天命（《季氏篇16·8》），然後對天命的具體要求必須順從與實踐。
有些人則認為耳順就是順耳，這也很難說得通。也有些人認為六十歲時人生的境界與耳朵有關，因為聖人的“聖（聖）”字，左邊是耳朵，所以“六十而耳順”與此有關。但是，孔子曾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述而篇7·34》），可見這種說法也不對。
我把“耳”字放在括號裡，因為我認為它是衍文，理由如下：
一、孔子自述的六個階段，都是直接以動詞描寫修行的進展，不宜有例外。
“耳”字在《論語》裡面只出現了四次，有兩次為語氣詞：一次在《陽貨篇17·4》：“前言戲之耳。”另一次在《雍也篇6·14》：“女得人焉耳乎？”而《泰伯篇8·15》提到：“洋洋乎盈耳哉！”這裡的“耳”字指耳朵。由此推知，“耳”字在原文裡並不重要。
二、敦煌石經的版本是“六十如順”，無耳字。
三、孟子私淑孔子，談到“順乎天”，他在宣稱“捨我其誰”時，正是想要順天命。
如果“耳順”如此重要，後代在研究時一定會引申其理，但是，孟子未曾提起過耳順。《易傳》中“順天命”一詞，至少出現了三次。由此可知，“六十而耳順”的“耳”字，很可能是學生抄寫之誤。
四、順天命與孔子生平事蹟完全相應，耳順則無合理的解釋。孔子周遊列國，兩度遭逢殺身之禍。當生命面臨威脅時，他立即訴之於天。
五、先秦典籍中從未談及“耳順”，倒是一再談到“順天命”、“順乎天”等。
一般，生死攸關時一個人的信仰才能體現出來。所以“六十而順”是說：天是我所信仰的，我現在正在順天。最好的證據是儀城的封疆官員請見之後，公開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篇3·24》）
總之，從孔子的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演變中，都找不到“耳順”的合理解釋。將孔子此話和他生平的行為互相印證，可以確定，“六十而順”是指順天命。
6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八佾篇3·12》
祭祀時有如受祭者真的存在。祭鬼神時有如鬼神真的存在。孔子說：“我不贊成那種祭祀時有如不祭祀的態度。”
有人將孔子的話斷為“吾不與祭，如不祭”，意思是：我沒有參與祭祀，就好像沒有真正祭祀一樣。這樣的理解是不對的。
祭祀的對象是祖先與神明，合稱鬼神。鬼神看不見摸不著，但是他們的作用卻不可否定，這是古人祭祀的前提。為了顯示這種作用，行祭者必須齋戒，以求專心與誠意，行祭時更要虔誠恭敬，這才是“如”字之意。
唐代的韓愈說得好，孔子這是在“譏祭如不祭”者。當時顯然有許多人“祭如不祭”，即祭祀時毫不莊重，這當然應該受到批判。
孔子祭祀時非常虔誠嚴肅，好像鬼神就在面前一樣。這句話是說，他不欣賞那種“祭如不祭”的態度。
7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述而篇7·2》
孔子說：“默默存思所見所聞，認真學習而不厭煩，教導別人而不倦怠，做到這些，其他一切與我有何關係呢？”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罕篇·第十六章》
孔子說：“在外服侍有公卿身份的人，回家侍奉長輩親人，為人承辦喪事不敢不盡力而為，不因為喝酒而造成任何困擾，做到這些，其他一切與我有何關係呢？”
這兩段話在結束時都有“何有於我哉？”一語，但歷來的解法頗有差異，使其意義變得模糊了。
對此語的解法有三：一是我做到了哪一點呢？（這種解法太過謙虛而不符實情）；二是這幾點對我有何困難呢？（這種解法稍嫌驕傲，不像孔子的語氣）；三是這幾點我做到了多少？（這種解法有自我期許之意，比較合理）。
但是，正確的解法是：孔子特別提及日常生活的四事及三事，意思是他做到了這些，則其他一切（如富貴榮華、名利權位）“與我有何關係呢？”
正如古人在《擊壤歌》所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我盡好我的本分，帝王的威權又與我何干？
孔子提到的這七件事都是職責所在或做人的基本修養。這告訴我們：人要學會腳踏實地生活，不要好高騖遠。 做到這些，其他一切與我有何關係呢？
8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述而篇7·7》
孔子說：“從十五歲以上的人，我是沒有不教導的。”
一般來說，這段話有幾種解釋，我對此抱有懷疑態度。
第一種最原始：自己帶著十束肉乾來找我的，我沒有不教的。這句翻譯後人最常採用，但邏輯上有問題。
首先《鄉黨篇10·8》中記載孔子“沽酒市脯，不食”，也就是不吃買來的酒與肉乾，因為孔子很注意養生，外面買來的食物來路不明，不能隨便亂吃。如果有學生送來肉乾，難道孔子會問“是你家人做的還是買的”嗎？顯然不可能。
其次，孔子弟子三千，一人十束，就有三萬束肉乾，這樣的吃法恐怕會得胃癌的。再次，說“自己帶十束肉乾來找我”，顯得孔子高高在上，這合理嗎？
第二種是南懷瑾先生的解釋：自己束帶修飾、服裝整齊，跑來找我的我都教。
事實上，束帶修飾是漢代的禮節，孔子春秋時代“行束脩”不可能是這個意思。假如採取這種解釋，那“以上”的“上”又代表什麼呢？是說孔子高高在上嗎？
其實，以上兩種解釋都把“自”當做“自己”，本身就是錯誤的。我認為，此處應解釋為“從”。在《論語》中“自”有兩種用法，共出現了二十次，十次當做“從”講，如“有朋自遠方來”，“自”就是“從”的意思。
“自”當做“自己”講時也出現了十次，但是一定是作為一個反身動詞的主詞。譬如，“自道”、“躬自厚”等。反身動詞的“自”的受詞就是“我自己，主詞後面不能另有受詞。“自行束脩以上”就是主詞後面又有受詞，這不合《論語》的文法。
古代的貴族子弟十五歲進大學時，要帶著“束脩”——十條幹肉，給老師。後來就用“行束脩”代表年齡（十五歲）。這是古代很常見的用法。所以這句話的解釋應為：從十五歲以上的，我沒有不教的。
古時候平民子弟十五歲之前有鄉學，但是十五歲之後就沒有地方學習了，只能子承父業。而孔子打破當時只有貴族子弟才能繼續升學的限制，開啟了平民教育。這段話足以證明孔子的有教無類，它側重的不是學生的態度，而是孔子身為老師的心願。
9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篇12·1》
顏淵請教如何行仁。孔子說：“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論任何時候，只要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要求，天下人都會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難道還能靠別人嗎？”
“克己復禮為仁”，這句話的解釋歷來有分歧。一般的翻譯是“剋制自己的慾望，然後去遵守禮的規範，就是行仁”。這個譯法有很大的問題。如果把克己復禮分開，那麼“仁”和“己”有沒有關係呢？
要“克己”，代表自己是壞的；要“復禮”，代表禮是好的。如果這就是“仁”，說明孔子的思想根本就沒有任何創造性。因為禮是周公之禮，不是孔子發明的。如果只要把古代的禮掌握住就可以了，何必多此一舉談“仁”呢？
另一種解釋是： “克”是“修”，“克己”就是“修身”，或說是“約身”，“復”是實踐。這種解釋還是不妥當。這句話是孔子思想的關鍵，如果分成兩半，就變成一個難題，代表人性是惡的，本身有問題，所以需要克己或約束。這與孔子人性向善的觀點，顯然不一致。
我認為“克己復禮”不能分成兩段來說，而應一氣呵成，否則“己”與“禮”互相對立，難免淪為性惡說，或認為禮是外加於人的觀點。應該把“克”解釋為“能夠”，這種譯法在古代也是有根據的，如《大學》中的“克明俊德”，意即“能夠”昭明你那高尚的德行。
並且，“為仁由己”和“克己復禮”在同一句話中出現，兩者不可能存在矛盾。假如說“克己復禮”是剋制自己，那麼“為仁由己”的“己”不是有問題的“己”嗎？前面說要“剋制”，後面說要“順著”，豈不是互相矛盾？
這麼一來，“克己復禮”的意思是：人應該自覺而自願，自主而自動，去實踐禮的要求。
10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ｙｕàｎ）之則怨。”
——《陽貨篇17·25》
孔子說：“只有女子與小人是難以共處的，與他們親近，他們就無禮，對他們疏遠，他們就抱怨。”
這句話讓孔子飽受質疑，有人就認為中國人對於女性的看法有偏差，是受儒家的影響。但這樣就曲解了孔子本來的意思。
人說話有兩種可能，第一是敘述事實，第二是表達立場。我認為孔子說這段話只是敘述他所看到的客觀事實，而不是表達他的立場。
古代女子沒有與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經濟上也不能獨立，所以心胸與視野受到很大的限制。“孔子所說的是當時的實情，只是在今日看來，已經不再適用了，女性也不再受歧視。
孔子這句話真正批評的，是一類人，無論男女，別人對自己好一點，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別人對自己差一點，就不免抱怨。
“以孔子為師，與孔子為友”，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圖片 | 蔡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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