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學告訴我們，社會上的倫理規範，是從人的生理、心理髮展而來的，具有合理性。目的是要提醒我們，關注生命的全盤發展，在年輕氣盛的時候，也要記得人在幼年時的脆弱，以及都會漸漸變老的現實。”——傅佩榮

孔子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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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儒家，每個人都似懂非懂。

儘管我們總在不經意間受到儒家的影響，卻難以用言語來描述一二。

小時候讀《三字經》的時候，我就覺得，

“人之初，性本善”是錯的。

“與人為善，與已為善”也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句話裡至少包含了三層意思：

1、世上只有好人，沒有壞人；

2、你要做一個好人；

3、只要你對別人好，別人就會對你好。

可但凡有一點常識和社會經驗的人，都會覺得這三句話不切實際。

因為你會發現，

在現實的世界裡，不但有好人，還有壞人；

你對別人好，別人不一定會對你好。

最要命的是，當你以為自己是一個好人的時候，別人可能會因為你侵犯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你當做是一個壞人。

與此同時，你還會發現，

主張“人性本善”的我們，惡行並不比西方的少；

而主張“人有原罪”，“人性本惡”的西方，善行其實和我們差不多。

於是我們開始懷疑，

如果人性“本善”，那為什麼世界上還會有壞人和壞事呢？

如果人性“非本善”？那麼為什麼儒家又要這樣告訴我們呢？

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別人的“不善”？

當別人待我們“不善”時，我們還應該“以善而待之”麼？

說實話，這些疑惑一直困擾著我，

直到最近，我讀到了《傅佩榮的哲學課：先秦儒家哲學》這本書以後，才恍然大悟：

原來不是儒家說錯了，而是我們理解錯了。

而告訴我這個答案的，是臺灣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傅佩榮先生。

02

其實，早在1980年，傅佩榮先生還在耶魯大學當留學生的時候，就已經對人性“本善”提出質疑了。當時他在和一位神學教授探討“人性本質”的過程中發現，如果以善良來定義人性的話，有很多地方都會講不通。

所以從那天起，他萌生了一個念頭：就是一定要把儒家的人性論講清楚，把中國幾千年前的文化跟人講明白。

於是，傅先生翻查了四百多家註解，花了30年潛心研究儒學。經過一番考證，他發現孟子不沒有“本質論”的想法，也不認為人有固定的本質，可以用到的的性質加以分辨。在《孟子·告子上》第二章裡，孟子從水在自然的狀態一定向下流，比喻“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他用水向下流，比喻人向善走。因此，孟子在文中所提到的“性善”，指的是“向善”而非“本善”。

況且，“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也並非為孔孟所言，只是宋代學者朱熹在註釋的過程中，把自己的想法強加了進去，所以才會導致我們對儒家“人性論”兩千多年的誤解。

傅先生在其新作《傅佩榮的哲學課》一書中還指出了現代人對儒家的其它誤解。不過，個人認為，這本書最大的價值，還在於它提供了一個西方文化的視角來看待儒家。

《傅佩榮的哲學課：先秦儒家哲學》

傅先生並沒有把儒家侷限在諸子百家裡，而是把它放置在世界哲學的體系中討論。同時，先生以孔子是出發點，孟子是中繼點，以哲學理性來詮釋儒家思想精髓。在書中，先生不僅依次介紹了五大儒家經典的要旨，系統地串講孔子的一貫之道、孟子的發揮完善，以及先秦歷代孔門弟子的總結積累。而且還用哲學的理性來考量荀子、朱熹、陸九淵和王陽明等人是否屬於真正儒家，最大限度地為我們千年來對儒家的誤解和疑惑。

那麼，我們對儒家到底還有哪些誤解和偏見呢？而如今，當我們再次探討儒家的時候，應該以什麼樣的角度去進入、理解和解讀儒家的經典呢？

03

傅先生認為，儘管大眾對儒家的誤解有很多，但最過分的，莫過於以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鼓吹“愚忠”的行為了。

其實，在所有儒家的典籍和儒者的文章裡，我們是找不到任何有關於主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種愚忠行為的。由此可見，說這句話的不是孔孟，也不是儒家，而是另有其人。

倘若一定要追根溯源，那隻能怪罪到法家學說的代表人——韓非子的頭上。

韓非子曾說過：“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這話大概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源頭了。

那麼既然這話不是儒家的理論，為什麼會有人以訛傳訛，讓大家對儒家存有這麼大的誤解呢？

原因是當年孔子曾說過一句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是因為這八個字，讓儒家兩千多年來都被打上“愚忠、愚孝和愚民”的標籤，被批評為保守、封建和落後的腐朽思想。

如果孔子和孟子泉下有知，那得多傷心啊：你們現代人，不僅拿我的話亂講，而且還汙衊我，給我亂貼標籤。

其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講的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君主要有君主的樣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像個父親，做孩子的要像個孩子。大家都應該根據自己的身份，來做好自己的本分。

這個道理放在今天，也是行得通的。

比如，現在有很多妻子都在抱怨自己的丈夫，說他們“當丈夫的不像丈夫”，“當爹的不像爹”，不僅從不主動分擔家務，而且也不曾參與孩子的日常教育和生活。因為沒有做好一個丈夫和父親的本分，才會讓許多妻子在婚姻裡“獨挑大樑”，成為大哥的大哥，又或是“既當爹又當媽”，忍受著“喪偶式育兒”的無奈與疲憊。

所以說，孔子講錯了麼？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麼？

事實上，孔子並不贊同臣子對君王盲目的絕對效忠與服從。相反，儒家強調的君臣各有義務。只有彼此間相互尊重，君臣關係才得以維持。因此才會有:“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若不尊重臣，則臣大可不必效忠於君)。

而所謂“君君，臣臣”、“君不君，則臣不臣”講的也是這個意思。

孔子還認為，“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主雖然尊貴，卻必須接受“道”的約束。如果君主的行事違背了“道”，臣也可以解除君臣關係，拂袖離開。

因此，傅佩榮先生指出，儘管有人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等同於“三綱五常”，但那不是儒家的思想，而是經過西漢董仲舒的提倡，直到東漢班固的《白虎通義》才確定下來，用來統治天下百姓的。真正的儒家只有父子（父母、子女）這一綱。君臣之間的倫理，都是相對的。

如果這個還不足以說明儒家對君臣關係的定義和主張，那麼我們不妨看看孟子到底是怎麼說的。

孟子畫像

較之於孔子，孟子的立場更加鮮明，思想也更為激進。他主張“民貴君輕”，曾說過：“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意思是說，如果君不君，則臣可提出批評；如果君不聽，則異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關係，貴戚之卿更是可廢掉君主，另立新君。

孟子還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若君主無道，臣民甚至可以起而革命，“誅一獨夫”。

因此，把國君當成最重要的人，不是儒家的思想，而是法家的思想。試想一下，兩千多年依賴，有哪一個儒家學者敢在帝皇面前說一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呢？誰敢當著帝皇的面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呢？從秦始皇實施帝王專制以來，就已經沒有儒家了。

不僅如此，傅先生還認為，從鄭玄一路下來，到朱熹、王陽明，他們講的都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本質上，是與帝王專制相抗衡的。只有瞭解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有機會學習到真正的孔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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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畫像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儒家呢？

首先，在外觀上，儒家一定尊重傳統，學習經典就是尊重傳統的表現；

其次，儒家一定關懷社會，投入社會工作；

最後，儒家一定重視教育，教育下一代。

傳統是過去，社會是現在，教育是未來。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外觀上幾乎都是儒家：尊重傳統、關懷社會、重視教育。

因此，我們還要從核心上，來判斷一個人是否符合儒家的衡量標準，主要有三點：

其一，儒家相信人皆“可以”成為君子；

其二，人皆“應該”成為君子，

其三，人在成為君子的時候，也可以讓相關的人成為君子。

第三點，也是儒家最重要的成效：任何一個人在成為君子以後，他的善意和善行可以影響別人也成為君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堯。舜設法做好的兒子，父親為其感動；他設法做好哥哥，弟弟也被其感化。

這就是“善”的力量，也是儒家為什麼要去肯定一個人生命價值的最重要原因：“任何一個人跟別人相處的時候，先不管別人怎麼對待你，也不管社會風氣如何，先從自己內在的真誠出發，設法做自己該做的事、行自己的善、儘自己的責任。絕不因為身邊出現幾個小人，自己也變成小人。"

傅佩榮先生還說，“人最遺憾的，就是當身邊出現幾個小人時，自己也顯示出小人的面目，與他們針鋒相對，纏鬥幾年之後才發現不值得。”

今天，我們在瞭解和學習儒家思想的時候，並不只是為了空喊一句“人性本善”或“人性向善”的口號。學習儒學和學習其它哲學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惑”。當我們處在在人生中不同階段、位置、身份、地位的時候，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又應該去履行什麼義務。怎樣去安排自己的人生，才能在生命結束的時候無怨無悔？

就像傅先生說的那樣：“學習儒家之後，目的不是讓你在社會上更容易與人相處，而是瞭解人性本身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