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
《易•繫辭上》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魏晉時荀粲引申說：“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因此更大膽地說：“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三國志•魏志》卷十注引荀粲傳）這說法在魏晉時期，風行一時。到今天，“辭不達意”，“言不盡意”，“言外之意”已經成為大家的口頭禪。
不過《易•繫辭》下文又說：“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西晉時，歐陽建著《言盡意論》雲：“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待稱，而黑白已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辨。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辨物，則鑑識不顯。……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嚴可均，《全晉文》109引《藝文類聚》十九及《世說》文學篇注）這說法也很流行。《世說新語》文學篇說西晉的開國名士丞相王導過江以後，只談“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命題。
有人說，20世紀西方的哲學是“語言分析”時代。現代西方分析哲學的語言分析學派，有一種極端的說法，認為思想不能超出語言，並無“言外之意”；哲學研究，不用分析思想，只要分析語言便夠了。這種說法，把人類的思想束縛死了，毛病不少[2]。最近美國一位哲學家ChadHansen，把中國的語言文字加以分析，提出了中國不會作抽象思考甚至沒有真理觀念的說法。對於這種說法的批判論爭，尚未結束。這論爭的關鍵，和一般人說的“辭不達意”、“言外之意”、“未盡之意”有點不同。一般人說的“言辭”、“書”、“文字”，是已經由說話或書寫表達出來的外在“語文”，在“語言分析學”上說是由“語g行為”（SpeechAct）所表達的“語文”（Parlance,Discourse）,所能表達的意義當然有特殊的限制，是屬於“經驗分析”（Pragmatics）和“傳訊學”（Communication）的問題。
Hansen所引發的論爭是關於“語言”對“思想”的普遍和基本的內在約制問題，重點在於人類思維是否能脫離語言的符號意義和語言所具有的觀念範疇。換言之，人能不能不用“方、圓”、“黑、白”等“語言”去想方、圓、黑、白等“觀念”。Hansen認為不可以；他認為沒有“方、圓”、“黑、白”等“語言觀念”，人類所有的只是某種“心理狀況”或“意識狀況”（Memalese）,不能成為思想[<]。這可上索到西方哲學的“唯實論”（Realism）和“唯名論”（Nominlism）的爭論。“唯實論”可上索到柏拉圖，認為觀念範疇意義（中國傳統的“理”）本身實存；“唯名論”則認為觀念範疇意義本身不實存，只是代表實存意義的“名稱”符號。
包括Hansen在內，西方大多數人的看法，中國傳統的“語言哲學”是近於“唯名派”。（《論語•正名》和《荀子•正名篇》是著名例子）。
《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擬之而後言。”又云：“立象以盡其意……繫辭以盡其言。”更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繫辭下》更作出“古者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則取諸身，遠則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一段話。甚至歐陽建“言盡意論”也肯定“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待稱，而黑白已彰。”“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都是“唯名論”的說法：
自然/事物—人的經驗（觀、取）—思維（擬、象、類）/思想（意）—符號象徵（象）/語言文字（名稱）—語文表達（言、辭）。
包括Hansen在內不少西方學者的看法是，中國人很注重經驗，想法很實際，很直截了當，很現實、很注重功利。因為客觀的事物對人直接來說，只是“有利”、“無利”、或“有害”；而人的經驗，直接地說，只能分成“成功”或“不成功”；其間並未牽涉到“是、非”和“真、不真”的問題。在現代西方分析哲學的“邏輯實證論”或“分析驗證論”來看，這隻屬於下半節“實證”“經驗”的範圍。根據“邏輯實證論”和“分析經驗論”的說法，人類的知識雖然由經驗實證的基礎上得來，但這些經驗實證卻要靠“邏輯”和“分析”去處理。（“邏輯”的簡例，如A=B，B=C，則A=C;或A>B，B>C,則A>C為真，不用經驗實證。“分析”的簡例，如一加一等於二為真，因為二的意義就是一加一，也不用經驗實證）。愈是龐雜的事物，愈是高深的理論，愈要靠“邏輯”和“分析”去處理。根據這種說法，中囿古代思想過於注重經驗實證，在邏輯分析方面，除了“名家”和“墨經”討論以外，並未發展成一套理論傳統，這對中國近代科學的落後，甚至在政治上“成王、敗寇”只注重權謀和權力鬥爭的傳統有很大關係。這可能是中國思想傳統的弱點；這傳統愈接近現代龐雜的世界，髙度的文明，其弱點愈嚴重，這是值得注意的。
最近Hansen所引起的爭論（尤其本人和Hansen爭辯的問題），不是現代邏輯分析重不重要，和應不應該在中國發展的問題。而是古代中國思想有沒有“抽象思考”和“真理觀念”，和這問題能不能只從“語言分析”和怎樣從“語言分析”去解決。主要的關鍵，在從“經驗”到“思維”到“行動”的階段。根據Hansen的說法，古代中國人是主張由“經驗”（感覺）直接發為“行動”包括“心態活動”和“語言行為”（SpeechActs）和處理“行動”，再由“行為”、“行動”直接得到“經驗”……這也可以說是極端“知行合一”的說法。由“經驗”（感覺）到“行動”“行為”之間的“思維”，由於古代中國哲學的主張不注重“語言/觀念”上的“理念”範疇的重要性和真實性，因此所謂“思維”只是一些“心態活動”和“感性活動”，不是經過“邏輯分析”的真理觀念。
Hansen的分析，在方法論和取證上缺點很多。在此僅就《易經》本意上加以辯正。
（1）《易•繫辭》對由（甲）自然事物，到（乙）人的感覺知覺經驗，到（丙）思維上的比擬、取象、分類、作意，到（丁）符號象徵的語言文字，再到（戊）語言行為的一貫敘說，層次分明。分析“語言行為”，分析“語言象徵”，和分析“思維”，應各有分別（“表層”和“深層”）。最近西方語言分析學，包括Hansen在內，把層次混亂了。我們不能因為古代中國語言沒有“真理”一辭，文法不明確，就推定古代中國思想沒有“真理”觀念，沒有“邏輯”。俗語說：“我口裡不說，心裡明白”，就是兩種不同的層次。
（2）《易•繫辭》說明了思想是思想，語言是語言，更提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能說分析語言便盡了分析思想的責任。更不能說，古代中國語言沒有“真理分析”而古代中國思想便沒有“真理”觀念或不懂分析真理。
（3）《易•繫辭》主張“語言”是傳達“思想”的工具，不是構成“思想”的要素，這主張不一定正確。但《易•繫辭》既表明了這主張，便不會用“語言”一名來象徵“思想”要素；要象徵“思想”，會另用一名（如“理”、“意”、“志”）。命名用辭定義要一貫，這是邏輯分析最重要的原則。根據《易•繫辭》的原則，要分析古代中國思想，應從“言、辭”所要表達的“理”、“意”、“志”上著眼，不能單從“言”、“辭”上著眼。
（4）古代中國思想，既把“語言”看為表達“意思”的工具，“辭不達意”只是語文工具的毛病，思想上的毛病要另從思想上分析。孟子：“不以辭害言，不以言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也是說思想要有思想分析，知識要有知識的分析，經驗要有經驗的分析，語言要有語言的分析，不能混為一談。
《易•繫辭》顯示了由自然發展到語文，由個人的活動發展到社會、政治、經濟的組織和制度，文明愈高，層次愈多，問題愈“煩碎”（“書不盡言”節，《正義疏》語）。近代西方哲學由“知識論”發展到“分析哲學”、“語言分析學”，到上述的“語言分析”就是一例。漢儒解經“曰若稽古”四字至數萬言。現代西方哲學討論“真理”（Truth）—辭的文字在數千萬言以上。如何由繁入簡，大是不易……“簡易不易”便倒回到易學處理困難的第一種態度上。
近二三百年來，西方科技文明有極高的發展，尤其是美國近五十年來科技發展飛速，但也產生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是不是依靠科學技術所能解決，尚是未知之數；常常是一個問題解決了，又產生了更多的問題（“易”既濟、未濟）。因此不少人希望“由繁入簡”、“返璞歸真”。能不能如此是另一個問題，但這一種思想和要求是現代西方文化、學術和思想的重要現象：“分析哲學”希望把許多問題歸納到關於普遍“真理”的問題，把許多方法論歸納到“邏輯實證論”、“分析驗證論”或“科學哲學”；“語言分析學”把許多層次簡化成一個基點（或在“名稱義”，或在“言辭觀念範疇”，或在“思維文法”）；“心理分析”把心理歸人性或權力慾的基點；在文化心態上，希望由繁雜的科技迴歸到渾一的宗教意識、宗教精神、宗教理想……“現象學”提出把許多問題都放在“括號”裡（Bracketing）;“存在主義”要求擺脫一切回到赤裸裸的“實在自我”，都屬於這種現象。下面從“易學”的觀點，略為討論這種從人性和文化中產生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