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產生，及其發展的歷史'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實在不知道，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因為這個信息見於《周禮》的記載，而《周禮》本身也普遍被視為戰國時期的輯著，與其自身所宣稱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創禮的時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實在過於低。不過，具體信息不可考，大膽假設一下還是可以的。夏代的遺址一直髮現的比較少，也有考古學家說根本就沒發現過，所謂的夏代遺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國的遺址而已。退一步講，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遺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過是附屬於夏的方國的遺蹟而已。因此，夏代實在是無法從考古學的角度去探尋，僅僅作為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國的王朝歷史表中作為開頭而已。既是如此，很遺憾，《連山》的問題無法考證了，姑且就當它是真實存在的吧。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實在不知道，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因為這個信息見於《周禮》的記載，而《周禮》本身也普遍被視為戰國時期的輯著，與其自身所宣稱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創禮的時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實在過於低。不過，具體信息不可考，大膽假設一下還是可以的。夏代的遺址一直髮現的比較少，也有考古學家說根本就沒發現過，所謂的夏代遺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國的遺址而已。退一步講，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遺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過是附屬於夏的方國的遺蹟而已。因此，夏代實在是無法從考古學的角度去探尋，僅僅作為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國的王朝歷史表中作為開頭而已。既是如此，很遺憾，《連山》的問題無法考證了，姑且就當它是真實存在的吧。
埋藏大量甲骨的祭祀坑
與夏代不同，商代的遺址尤其是王都的遺址卻在幾十年來有著不小的發現，特別是最近幾年洹北商城的發現，填補了商代中期的空缺，基本上把商早、中、晚的歷史遺蹟全部給補齊了。擁有著如此豐富的考古材料，很多問題就有了一些蛛絲馬跡的答案。
在殷墟的祭祀坑中，發現有數量龐大的占卜用的獸骨和龜甲，它們上面都刻著商王關於一件事的占卜原因及其結果，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與後代的認知明顯不同的是，貞這個在《易經》中經常出現並被通常解釋為正的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占卜的意思。而輔佐王祭祀並從事占卜工作的巫在甲骨文中就被稱為貞人。那麼問題來了，王或者貞人占卜是根據什麼來確定吉凶的，會以傳說中的《歸藏》為標準來判定嗎？
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但還是可以繼續往深探究。今天稍微瞭解中國古代史的人或許會對一些商代的名字比較熟悉，比如商湯、武丁、婦好之類的，其中，前兩個人是王，後一個是武丁的王妃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和我們現在的習慣不同，王的名字是死後才有的，王生前是沒有名字的。人們在王死了之後，根據天干的排列方法，將王殯天的那天的天干選做王的名字，再在前面加上一個類似於諡號之類的東西。既然這樣，這個商湯的名字就和這種命名方法格格不入了，那是因為商湯在甲骨文裡叫做大甲（太甲），湯是在後世典籍中才出現的。之所以會有這種習俗，是因為王在商朝是被視為神祇的存在，活著時只是半神，死了才會成為與天地日月永存的神靈，以半神形式存在的僅僅是一段短暫的時光，所以要在成為全神的時候才適合加上名諱，以便享受萬世祭祀。有趣的是，在甲骨卜辭中，有著大量的祭祀先王的內容，與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祈求自己祖先保佑不同的是，祭祀中王求的卻是祖先成為神之後不要來害自己。這其實也反應了商人的世界觀，神人殊途，雖是自己的祖先，也要小心伺候，神不會因為與自己有著血緣關係就會保護自己。
事實上，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種祭祀制度及祭祀觀念就決定了，天地神靈是及其莊重嚴厲的，除了王和貞人以外，任何人膽敢妄揣天意，就會受到極為嚴酷的懲處。畢竟，殷墟祭祀坑中，被殺掉用來祭祀神靈的高級貴族數目並不少。他們不是因為觸犯這條鐵律而遭受不幸，卻也反應出與祭祀和王權比起來，一兩個乃至數十個大貴族的腦袋根本就無足輕重。掌握國家大政的貴族尚且如此，我們就很難想象會有其他的人日夜研讀著那本傳說中的《歸藏》，就如同今日研究《周易》的盛況那般。
群體性研讀占卜書的現象雖說不可信，但也不能就此否認《歸藏》的存在，王和他身邊輔佐他祭祀的神職人員掌握《歸藏》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於考古資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再像上面那樣繼續推進了。
所幸，歷史的車輪雖不是筆直的前行，但後來的車轍總會帶著一些前代的軌跡。根據大量留存至今的先秦書籍的不經意間的描述，後人明白了卜和筮（音同“是”）是兩種不同的古代猜測天意的做法。一般來說，之所以叫做卜，是因為最早就是像商代那樣，在甲骨上鑽一個小洞，然後放在火上烤，時間一長，骨頭自然開裂，發出“卟”的一聲，然後根據開裂的紋理來判斷吉凶，這就叫做卜；而筮就是拿一定數目的蓍（音同“師”）草按照一定的規律來分，最後剩下的那些便是結果的一部分，反覆多次，出來一個總體的結果。按照這個分類，雖然我們今天把《易經》稱作占卜用書，但是根據大量的記載，它卻是一本筮書無疑。
卜和筮都是我國古代比較常見的求問吉凶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卜卻失傳了，只有筮還存在，《易經》便是最為知名的代表。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結果，原因卻很反常理，卜失傳是因為卜比筮靈驗，頗有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意味。
晉文公重耳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一個十分知名的君主，他早年因後母驪姬迫害，被父親晉獻公追殺，不得已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之下成功回國繼承國君之位。著名的退避三舍、秦晉之好和寒食節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左傳》記載，在晉獻公想要娶驪姬為正妻的時候，曾經因為她低賤的出身有過猶豫，於是就命令卜官和筮官分別佔問吉凶。結果，兩個人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卜官說凶，筮官說吉。晉獻公很高興，他無視了卜，決定採納筮。卜官在事後曾經發牢騷，筮不如卜靈驗，日後晉國必將因此而遭殃。不幸，一語成讖，晉獻公厚此薄彼的做法很快就在他死後得到了報應，晉國陷入了連續十數年的動盪，幾近亡國的邊緣。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實在不知道，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因為這個信息見於《周禮》的記載，而《周禮》本身也普遍被視為戰國時期的輯著，與其自身所宣稱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創禮的時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實在過於低。不過，具體信息不可考，大膽假設一下還是可以的。夏代的遺址一直髮現的比較少，也有考古學家說根本就沒發現過，所謂的夏代遺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國的遺址而已。退一步講，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遺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過是附屬於夏的方國的遺蹟而已。因此，夏代實在是無法從考古學的角度去探尋，僅僅作為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國的王朝歷史表中作為開頭而已。既是如此，很遺憾，《連山》的問題無法考證了，姑且就當它是真實存在的吧。
埋藏大量甲骨的祭祀坑
與夏代不同，商代的遺址尤其是王都的遺址卻在幾十年來有著不小的發現，特別是最近幾年洹北商城的發現，填補了商代中期的空缺，基本上把商早、中、晚的歷史遺蹟全部給補齊了。擁有著如此豐富的考古材料，很多問題就有了一些蛛絲馬跡的答案。
在殷墟的祭祀坑中，發現有數量龐大的占卜用的獸骨和龜甲，它們上面都刻著商王關於一件事的占卜原因及其結果，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與後代的認知明顯不同的是，貞這個在《易經》中經常出現並被通常解釋為正的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占卜的意思。而輔佐王祭祀並從事占卜工作的巫在甲骨文中就被稱為貞人。那麼問題來了，王或者貞人占卜是根據什麼來確定吉凶的，會以傳說中的《歸藏》為標準來判定嗎？
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但還是可以繼續往深探究。今天稍微瞭解中國古代史的人或許會對一些商代的名字比較熟悉，比如商湯、武丁、婦好之類的，其中，前兩個人是王，後一個是武丁的王妃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和我們現在的習慣不同，王的名字是死後才有的，王生前是沒有名字的。人們在王死了之後，根據天干的排列方法，將王殯天的那天的天干選做王的名字，再在前面加上一個類似於諡號之類的東西。既然這樣，這個商湯的名字就和這種命名方法格格不入了，那是因為商湯在甲骨文裡叫做大甲（太甲），湯是在後世典籍中才出現的。之所以會有這種習俗，是因為王在商朝是被視為神祇的存在，活著時只是半神，死了才會成為與天地日月永存的神靈，以半神形式存在的僅僅是一段短暫的時光，所以要在成為全神的時候才適合加上名諱，以便享受萬世祭祀。有趣的是，在甲骨卜辭中，有著大量的祭祀先王的內容，與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祈求自己祖先保佑不同的是，祭祀中王求的卻是祖先成為神之後不要來害自己。這其實也反應了商人的世界觀，神人殊途，雖是自己的祖先，也要小心伺候，神不會因為與自己有著血緣關係就會保護自己。
事實上，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種祭祀制度及祭祀觀念就決定了，天地神靈是及其莊重嚴厲的，除了王和貞人以外，任何人膽敢妄揣天意，就會受到極為嚴酷的懲處。畢竟，殷墟祭祀坑中，被殺掉用來祭祀神靈的高級貴族數目並不少。他們不是因為觸犯這條鐵律而遭受不幸，卻也反應出與祭祀和王權比起來，一兩個乃至數十個大貴族的腦袋根本就無足輕重。掌握國家大政的貴族尚且如此，我們就很難想象會有其他的人日夜研讀著那本傳說中的《歸藏》，就如同今日研究《周易》的盛況那般。
群體性研讀占卜書的現象雖說不可信，但也不能就此否認《歸藏》的存在，王和他身邊輔佐他祭祀的神職人員掌握《歸藏》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於考古資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再像上面那樣繼續推進了。
所幸，歷史的車輪雖不是筆直的前行，但後來的車轍總會帶著一些前代的軌跡。根據大量留存至今的先秦書籍的不經意間的描述，後人明白了卜和筮（音同“是”）是兩種不同的古代猜測天意的做法。一般來說，之所以叫做卜，是因為最早就是像商代那樣，在甲骨上鑽一個小洞，然後放在火上烤，時間一長，骨頭自然開裂，發出“卟”的一聲，然後根據開裂的紋理來判斷吉凶，這就叫做卜；而筮就是拿一定數目的蓍（音同“師”）草按照一定的規律來分，最後剩下的那些便是結果的一部分，反覆多次，出來一個總體的結果。按照這個分類，雖然我們今天把《易經》稱作占卜用書，但是根據大量的記載，它卻是一本筮書無疑。
卜和筮都是我國古代比較常見的求問吉凶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卜卻失傳了，只有筮還存在，《易經》便是最為知名的代表。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結果，原因卻很反常理，卜失傳是因為卜比筮靈驗，頗有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意味。
晉文公重耳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一個十分知名的君主，他早年因後母驪姬迫害，被父親晉獻公追殺，不得已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之下成功回國繼承國君之位。著名的退避三舍、秦晉之好和寒食節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左傳》記載，在晉獻公想要娶驪姬為正妻的時候，曾經因為她低賤的出身有過猶豫，於是就命令卜官和筮官分別佔問吉凶。結果，兩個人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卜官說凶，筮官說吉。晉獻公很高興，他無視了卜，決定採納筮。卜官在事後曾經發牢騷，筮不如卜靈驗，日後晉國必將因此而遭殃。不幸，一語成讖，晉獻公厚此薄彼的做法很快就在他死後得到了報應，晉國陷入了連續十數年的動盪，幾近亡國的邊緣。
晉文公雕像
這個故事十分著名，而且也並不是孤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除了某些神祕莫測、不可說的因素之外，我個人覺得卜和筮不同的佔問方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卜是觀察甲骨開裂之後的紋理，那就意味著任何只要稍通卜法的人都可說個一二三四——這一點在周公旦創建禮法、神職人員地位大幅下降的時代大背景下成為可能——卜官根本就沒有或者說很少有作弊的可能，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而筮就完全不同了，選擇的蓍草數目雖然在後來已經固定，但怎麼分、分多少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個人主觀性。如果筮官恪盡職守就罷了，一旦筮官想要揣摩君主心思，故意得出君主想要的結果來討得歡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晉獻公的故事裡，筮官的做法明顯帶著一種故意討好的意味，或許是晉獻公太喜歡驪姬表露於世人的眼中，筮官才得出這麼一個結果。
這個可能性相當大，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括神職人員在內的各種職官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卜官和筮官有極大的可能性是世交，代代為晉國佔問，兩人的關係肯定是十分密切的。在卜官得出了凶的結論後，筮官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主觀操作去應和卜官的結果，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選擇了另一種結果。當然只是一種猜測而已。補充一點，司馬光曾經說過，君主不能像常人那樣隨性表露自己的喜怒，因為底下人會將君主的一些隨意之舉當做自身謀得功名利祿利祿的進身之階，而這往往就成為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根源，晉獻公很可能就是個例子。
或許是因為筮法的這種缺陷，它的地位在有著豐富文獻遺存的春秋戰國時代地位一直不如卜。在流傳下來的涉及卜筮內容的文獻中，卜一直被視為用來佔問軍國大事的，而筮的地位則明顯不如。或者如晉獻公的例子一樣，當統治者特別想進行某一件事時，如果卜的結果為不吉，那才會進行筮，頗有種筮是卜的備胎的意思。
不過，就像流行語所說，一個人的主觀努力固然重要，但終究還是要看歷史的進程。卜法是比較靈驗，但是隨著我國曆史的發展，那種以神靈為中心、重視天勝過一切的思維漸漸的被擯棄了。事實上，在周以一個偏僻小國在一個月之內滅掉統治中原長達六百多年的大商之後，這個事實在讓其它部落、方國瞠目結舌，認為周有神助從而紛紛跪伏周朝統治之時，周人也對滅商大業進行的如此順利深感震動。
經過充分總結商亡周興的經驗教訓之後，周人就開始對商文化中那種極端重視神靈的主導部分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周初的實際執政者周公旦在建立周禮時，就儘可能多的將神靈排除在禮法統治秩序之外，這種思想及實踐後來就被孔子精準的總結為“敬鬼神而遠之”。換句話說，我國正是從那個時代開始，逐漸從文化上拋棄了神的統治，走向了人的時代。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實在不知道，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因為這個信息見於《周禮》的記載，而《周禮》本身也普遍被視為戰國時期的輯著，與其自身所宣稱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創禮的時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實在過於低。不過，具體信息不可考，大膽假設一下還是可以的。夏代的遺址一直髮現的比較少，也有考古學家說根本就沒發現過，所謂的夏代遺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國的遺址而已。退一步講，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遺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過是附屬於夏的方國的遺蹟而已。因此，夏代實在是無法從考古學的角度去探尋，僅僅作為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國的王朝歷史表中作為開頭而已。既是如此，很遺憾，《連山》的問題無法考證了，姑且就當它是真實存在的吧。
埋藏大量甲骨的祭祀坑
與夏代不同，商代的遺址尤其是王都的遺址卻在幾十年來有著不小的發現，特別是最近幾年洹北商城的發現，填補了商代中期的空缺，基本上把商早、中、晚的歷史遺蹟全部給補齊了。擁有著如此豐富的考古材料，很多問題就有了一些蛛絲馬跡的答案。
在殷墟的祭祀坑中，發現有數量龐大的占卜用的獸骨和龜甲，它們上面都刻著商王關於一件事的占卜原因及其結果，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與後代的認知明顯不同的是，貞這個在《易經》中經常出現並被通常解釋為正的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占卜的意思。而輔佐王祭祀並從事占卜工作的巫在甲骨文中就被稱為貞人。那麼問題來了，王或者貞人占卜是根據什麼來確定吉凶的，會以傳說中的《歸藏》為標準來判定嗎？
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但還是可以繼續往深探究。今天稍微瞭解中國古代史的人或許會對一些商代的名字比較熟悉，比如商湯、武丁、婦好之類的，其中，前兩個人是王，後一個是武丁的王妃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和我們現在的習慣不同，王的名字是死後才有的，王生前是沒有名字的。人們在王死了之後，根據天干的排列方法，將王殯天的那天的天干選做王的名字，再在前面加上一個類似於諡號之類的東西。既然這樣，這個商湯的名字就和這種命名方法格格不入了，那是因為商湯在甲骨文裡叫做大甲（太甲），湯是在後世典籍中才出現的。之所以會有這種習俗，是因為王在商朝是被視為神祇的存在，活著時只是半神，死了才會成為與天地日月永存的神靈，以半神形式存在的僅僅是一段短暫的時光，所以要在成為全神的時候才適合加上名諱，以便享受萬世祭祀。有趣的是，在甲骨卜辭中，有著大量的祭祀先王的內容，與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祈求自己祖先保佑不同的是，祭祀中王求的卻是祖先成為神之後不要來害自己。這其實也反應了商人的世界觀，神人殊途，雖是自己的祖先，也要小心伺候，神不會因為與自己有著血緣關係就會保護自己。
事實上，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種祭祀制度及祭祀觀念就決定了，天地神靈是及其莊重嚴厲的，除了王和貞人以外，任何人膽敢妄揣天意，就會受到極為嚴酷的懲處。畢竟，殷墟祭祀坑中，被殺掉用來祭祀神靈的高級貴族數目並不少。他們不是因為觸犯這條鐵律而遭受不幸，卻也反應出與祭祀和王權比起來，一兩個乃至數十個大貴族的腦袋根本就無足輕重。掌握國家大政的貴族尚且如此，我們就很難想象會有其他的人日夜研讀著那本傳說中的《歸藏》，就如同今日研究《周易》的盛況那般。
群體性研讀占卜書的現象雖說不可信，但也不能就此否認《歸藏》的存在，王和他身邊輔佐他祭祀的神職人員掌握《歸藏》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於考古資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再像上面那樣繼續推進了。
所幸，歷史的車輪雖不是筆直的前行，但後來的車轍總會帶著一些前代的軌跡。根據大量留存至今的先秦書籍的不經意間的描述，後人明白了卜和筮（音同“是”）是兩種不同的古代猜測天意的做法。一般來說，之所以叫做卜，是因為最早就是像商代那樣，在甲骨上鑽一個小洞，然後放在火上烤，時間一長，骨頭自然開裂，發出“卟”的一聲，然後根據開裂的紋理來判斷吉凶，這就叫做卜；而筮就是拿一定數目的蓍（音同“師”）草按照一定的規律來分，最後剩下的那些便是結果的一部分，反覆多次，出來一個總體的結果。按照這個分類，雖然我們今天把《易經》稱作占卜用書，但是根據大量的記載，它卻是一本筮書無疑。
卜和筮都是我國古代比較常見的求問吉凶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卜卻失傳了，只有筮還存在，《易經》便是最為知名的代表。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結果，原因卻很反常理，卜失傳是因為卜比筮靈驗，頗有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意味。
晉文公重耳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一個十分知名的君主，他早年因後母驪姬迫害，被父親晉獻公追殺，不得已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之下成功回國繼承國君之位。著名的退避三舍、秦晉之好和寒食節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左傳》記載，在晉獻公想要娶驪姬為正妻的時候，曾經因為她低賤的出身有過猶豫，於是就命令卜官和筮官分別佔問吉凶。結果，兩個人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卜官說凶，筮官說吉。晉獻公很高興，他無視了卜，決定採納筮。卜官在事後曾經發牢騷，筮不如卜靈驗，日後晉國必將因此而遭殃。不幸，一語成讖，晉獻公厚此薄彼的做法很快就在他死後得到了報應，晉國陷入了連續十數年的動盪，幾近亡國的邊緣。
晉文公雕像
這個故事十分著名，而且也並不是孤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除了某些神祕莫測、不可說的因素之外，我個人覺得卜和筮不同的佔問方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卜是觀察甲骨開裂之後的紋理，那就意味著任何只要稍通卜法的人都可說個一二三四——這一點在周公旦創建禮法、神職人員地位大幅下降的時代大背景下成為可能——卜官根本就沒有或者說很少有作弊的可能，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而筮就完全不同了，選擇的蓍草數目雖然在後來已經固定，但怎麼分、分多少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個人主觀性。如果筮官恪盡職守就罷了，一旦筮官想要揣摩君主心思，故意得出君主想要的結果來討得歡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晉獻公的故事裡，筮官的做法明顯帶著一種故意討好的意味，或許是晉獻公太喜歡驪姬表露於世人的眼中，筮官才得出這麼一個結果。
這個可能性相當大，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括神職人員在內的各種職官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卜官和筮官有極大的可能性是世交，代代為晉國佔問，兩人的關係肯定是十分密切的。在卜官得出了凶的結論後，筮官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主觀操作去應和卜官的結果，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選擇了另一種結果。當然只是一種猜測而已。補充一點，司馬光曾經說過，君主不能像常人那樣隨性表露自己的喜怒，因為底下人會將君主的一些隨意之舉當做自身謀得功名利祿利祿的進身之階，而這往往就成為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根源，晉獻公很可能就是個例子。
或許是因為筮法的這種缺陷，它的地位在有著豐富文獻遺存的春秋戰國時代地位一直不如卜。在流傳下來的涉及卜筮內容的文獻中，卜一直被視為用來佔問軍國大事的，而筮的地位則明顯不如。或者如晉獻公的例子一樣，當統治者特別想進行某一件事時，如果卜的結果為不吉，那才會進行筮，頗有種筮是卜的備胎的意思。
不過，就像流行語所說，一個人的主觀努力固然重要，但終究還是要看歷史的進程。卜法是比較靈驗，但是隨著我國曆史的發展，那種以神靈為中心、重視天勝過一切的思維漸漸的被擯棄了。事實上，在周以一個偏僻小國在一個月之內滅掉統治中原長達六百多年的大商之後，這個事實在讓其它部落、方國瞠目結舌，認為周有神助從而紛紛跪伏周朝統治之時，周人也對滅商大業進行的如此順利深感震動。
經過充分總結商亡周興的經驗教訓之後，周人就開始對商文化中那種極端重視神靈的主導部分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周初的實際執政者周公旦在建立周禮時，就儘可能多的將神靈排除在禮法統治秩序之外，這種思想及實踐後來就被孔子精準的總結為“敬鬼神而遠之”。換句話說，我國正是從那個時代開始，逐漸從文化上拋棄了神的統治，走向了人的時代。
時代的更替，社會的變遷，在秦亡漢興這一歷史事件中最終得以完成。以往列國紛爭，無論是誰佔上風，都會宣稱自己是曾經君臨天下的古帝王的後代，如今得以霸天下不過是在繼承祖先的遺產而已。
然而，漢高祖劉邦起於布衣的事實卻再清晰不過的證明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既然布衣百姓通過順應歷史、個人奮鬥便可成為天子，那神靈的庇護作用到底有幾何呢？隨著這一思想的深入發展，首先覺醒的士人階層就對佔問吉凶的手段產生了懷疑，將其蔑稱為巫術。不幸的是，卜法因為靈驗，而且改造性弱，所以在掌握話語權的士人口中成為了巫術的優秀代表，從此跌落凡間，再也無緣廟堂。與此相反，筮法的代表《易經》因為其主觀改造性非常強，所以在戰國諸子百家紛爭時被各種學說拿來註解，當做本門的學術典籍，儒家也並不例外。隨著後世儒家的越發尊貴，被改造過的《易經》也隨之地位得到了不斷的攀升，終至於成為中國的《聖經》。
此外，卜法的失傳還與另外一個歷史因素相關。雖然作為筮法的《易經》因儒家的興盛而得以尊貴，但當時儒家的地位並非如後世那般穩固，多少經歷過波折。而且，民間一直比較推崇實用性較強的卜法。因此，到西漢末年王朝衰落之時，卜法的流傳還是相當可觀的。日本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有過表述，因為《易經》這本書的功效在當時人看來和卜書相比差的太遠，所以僅在文人士大夫階層中有所收藏。
然而，東漢滅亡之後，群雄紛起，天下殘破，西晉艱難統一不過十數年，又迎來了五胡亂華的大動盪，北方的文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隨後，中國南方經歷東晉、宋、齊的更替，建立數十年的樑又出了侯景之亂。梁元帝歷盡波折平息內亂之後為了保存碩果僅存的文化，又將南方有價值的書籍統統收進新都江陵進行集中保護。還未來得及全部整理，又因為選擇首都不當，遭致北朝的進攻，絕望至極的梁元帝一把火將內廷書籍燒了個乾淨，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破壞性遠超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江陵焚書”。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實在不知道，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因為這個信息見於《周禮》的記載，而《周禮》本身也普遍被視為戰國時期的輯著，與其自身所宣稱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創禮的時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實在過於低。不過，具體信息不可考，大膽假設一下還是可以的。夏代的遺址一直髮現的比較少，也有考古學家說根本就沒發現過，所謂的夏代遺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國的遺址而已。退一步講，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遺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過是附屬於夏的方國的遺蹟而已。因此，夏代實在是無法從考古學的角度去探尋，僅僅作為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國的王朝歷史表中作為開頭而已。既是如此，很遺憾，《連山》的問題無法考證了，姑且就當它是真實存在的吧。
埋藏大量甲骨的祭祀坑
與夏代不同，商代的遺址尤其是王都的遺址卻在幾十年來有著不小的發現，特別是最近幾年洹北商城的發現，填補了商代中期的空缺，基本上把商早、中、晚的歷史遺蹟全部給補齊了。擁有著如此豐富的考古材料，很多問題就有了一些蛛絲馬跡的答案。
在殷墟的祭祀坑中，發現有數量龐大的占卜用的獸骨和龜甲，它們上面都刻著商王關於一件事的占卜原因及其結果，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與後代的認知明顯不同的是，貞這個在《易經》中經常出現並被通常解釋為正的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占卜的意思。而輔佐王祭祀並從事占卜工作的巫在甲骨文中就被稱為貞人。那麼問題來了，王或者貞人占卜是根據什麼來確定吉凶的，會以傳說中的《歸藏》為標準來判定嗎？
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但還是可以繼續往深探究。今天稍微瞭解中國古代史的人或許會對一些商代的名字比較熟悉，比如商湯、武丁、婦好之類的，其中，前兩個人是王，後一個是武丁的王妃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和我們現在的習慣不同，王的名字是死後才有的，王生前是沒有名字的。人們在王死了之後，根據天干的排列方法，將王殯天的那天的天干選做王的名字，再在前面加上一個類似於諡號之類的東西。既然這樣，這個商湯的名字就和這種命名方法格格不入了，那是因為商湯在甲骨文裡叫做大甲（太甲），湯是在後世典籍中才出現的。之所以會有這種習俗，是因為王在商朝是被視為神祇的存在，活著時只是半神，死了才會成為與天地日月永存的神靈，以半神形式存在的僅僅是一段短暫的時光，所以要在成為全神的時候才適合加上名諱，以便享受萬世祭祀。有趣的是，在甲骨卜辭中，有著大量的祭祀先王的內容，與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祈求自己祖先保佑不同的是，祭祀中王求的卻是祖先成為神之後不要來害自己。這其實也反應了商人的世界觀，神人殊途，雖是自己的祖先，也要小心伺候，神不會因為與自己有著血緣關係就會保護自己。
事實上，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種祭祀制度及祭祀觀念就決定了，天地神靈是及其莊重嚴厲的，除了王和貞人以外，任何人膽敢妄揣天意，就會受到極為嚴酷的懲處。畢竟，殷墟祭祀坑中，被殺掉用來祭祀神靈的高級貴族數目並不少。他們不是因為觸犯這條鐵律而遭受不幸，卻也反應出與祭祀和王權比起來，一兩個乃至數十個大貴族的腦袋根本就無足輕重。掌握國家大政的貴族尚且如此，我們就很難想象會有其他的人日夜研讀著那本傳說中的《歸藏》，就如同今日研究《周易》的盛況那般。
群體性研讀占卜書的現象雖說不可信，但也不能就此否認《歸藏》的存在，王和他身邊輔佐他祭祀的神職人員掌握《歸藏》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於考古資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再像上面那樣繼續推進了。
所幸，歷史的車輪雖不是筆直的前行，但後來的車轍總會帶著一些前代的軌跡。根據大量留存至今的先秦書籍的不經意間的描述，後人明白了卜和筮（音同“是”）是兩種不同的古代猜測天意的做法。一般來說，之所以叫做卜，是因為最早就是像商代那樣，在甲骨上鑽一個小洞，然後放在火上烤，時間一長，骨頭自然開裂，發出“卟”的一聲，然後根據開裂的紋理來判斷吉凶，這就叫做卜；而筮就是拿一定數目的蓍（音同“師”）草按照一定的規律來分，最後剩下的那些便是結果的一部分，反覆多次，出來一個總體的結果。按照這個分類，雖然我們今天把《易經》稱作占卜用書，但是根據大量的記載，它卻是一本筮書無疑。
卜和筮都是我國古代比較常見的求問吉凶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卜卻失傳了，只有筮還存在，《易經》便是最為知名的代表。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結果，原因卻很反常理，卜失傳是因為卜比筮靈驗，頗有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意味。
晉文公重耳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一個十分知名的君主，他早年因後母驪姬迫害，被父親晉獻公追殺，不得已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之下成功回國繼承國君之位。著名的退避三舍、秦晉之好和寒食節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左傳》記載，在晉獻公想要娶驪姬為正妻的時候，曾經因為她低賤的出身有過猶豫，於是就命令卜官和筮官分別佔問吉凶。結果，兩個人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卜官說凶，筮官說吉。晉獻公很高興，他無視了卜，決定採納筮。卜官在事後曾經發牢騷，筮不如卜靈驗，日後晉國必將因此而遭殃。不幸，一語成讖，晉獻公厚此薄彼的做法很快就在他死後得到了報應，晉國陷入了連續十數年的動盪，幾近亡國的邊緣。
晉文公雕像
這個故事十分著名，而且也並不是孤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除了某些神祕莫測、不可說的因素之外，我個人覺得卜和筮不同的佔問方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卜是觀察甲骨開裂之後的紋理，那就意味著任何只要稍通卜法的人都可說個一二三四——這一點在周公旦創建禮法、神職人員地位大幅下降的時代大背景下成為可能——卜官根本就沒有或者說很少有作弊的可能，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而筮就完全不同了，選擇的蓍草數目雖然在後來已經固定，但怎麼分、分多少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個人主觀性。如果筮官恪盡職守就罷了，一旦筮官想要揣摩君主心思，故意得出君主想要的結果來討得歡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晉獻公的故事裡，筮官的做法明顯帶著一種故意討好的意味，或許是晉獻公太喜歡驪姬表露於世人的眼中，筮官才得出這麼一個結果。
這個可能性相當大，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括神職人員在內的各種職官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卜官和筮官有極大的可能性是世交，代代為晉國佔問，兩人的關係肯定是十分密切的。在卜官得出了凶的結論後，筮官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主觀操作去應和卜官的結果，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選擇了另一種結果。當然只是一種猜測而已。補充一點，司馬光曾經說過，君主不能像常人那樣隨性表露自己的喜怒，因為底下人會將君主的一些隨意之舉當做自身謀得功名利祿利祿的進身之階，而這往往就成為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根源，晉獻公很可能就是個例子。
或許是因為筮法的這種缺陷，它的地位在有著豐富文獻遺存的春秋戰國時代地位一直不如卜。在流傳下來的涉及卜筮內容的文獻中，卜一直被視為用來佔問軍國大事的，而筮的地位則明顯不如。或者如晉獻公的例子一樣，當統治者特別想進行某一件事時，如果卜的結果為不吉，那才會進行筮，頗有種筮是卜的備胎的意思。
不過，就像流行語所說，一個人的主觀努力固然重要，但終究還是要看歷史的進程。卜法是比較靈驗，但是隨著我國曆史的發展，那種以神靈為中心、重視天勝過一切的思維漸漸的被擯棄了。事實上，在周以一個偏僻小國在一個月之內滅掉統治中原長達六百多年的大商之後，這個事實在讓其它部落、方國瞠目結舌，認為周有神助從而紛紛跪伏周朝統治之時，周人也對滅商大業進行的如此順利深感震動。
經過充分總結商亡周興的經驗教訓之後，周人就開始對商文化中那種極端重視神靈的主導部分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周初的實際執政者周公旦在建立周禮時，就儘可能多的將神靈排除在禮法統治秩序之外，這種思想及實踐後來就被孔子精準的總結為“敬鬼神而遠之”。換句話說，我國正是從那個時代開始，逐漸從文化上拋棄了神的統治，走向了人的時代。
時代的更替，社會的變遷，在秦亡漢興這一歷史事件中最終得以完成。以往列國紛爭，無論是誰佔上風，都會宣稱自己是曾經君臨天下的古帝王的後代，如今得以霸天下不過是在繼承祖先的遺產而已。
然而，漢高祖劉邦起於布衣的事實卻再清晰不過的證明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既然布衣百姓通過順應歷史、個人奮鬥便可成為天子，那神靈的庇護作用到底有幾何呢？隨著這一思想的深入發展，首先覺醒的士人階層就對佔問吉凶的手段產生了懷疑，將其蔑稱為巫術。不幸的是，卜法因為靈驗，而且改造性弱，所以在掌握話語權的士人口中成為了巫術的優秀代表，從此跌落凡間，再也無緣廟堂。與此相反，筮法的代表《易經》因為其主觀改造性非常強，所以在戰國諸子百家紛爭時被各種學說拿來註解，當做本門的學術典籍，儒家也並不例外。隨著後世儒家的越發尊貴，被改造過的《易經》也隨之地位得到了不斷的攀升，終至於成為中國的《聖經》。
此外，卜法的失傳還與另外一個歷史因素相關。雖然作為筮法的《易經》因儒家的興盛而得以尊貴，但當時儒家的地位並非如後世那般穩固，多少經歷過波折。而且，民間一直比較推崇實用性較強的卜法。因此，到西漢末年王朝衰落之時，卜法的流傳還是相當可觀的。日本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有過表述，因為《易經》這本書的功效在當時人看來和卜書相比差的太遠，所以僅在文人士大夫階層中有所收藏。
然而，東漢滅亡之後，群雄紛起，天下殘破，西晉艱難統一不過十數年，又迎來了五胡亂華的大動盪，北方的文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隨後，中國南方經歷東晉、宋、齊的更替，建立數十年的樑又出了侯景之亂。梁元帝歷盡波折平息內亂之後為了保存碩果僅存的文化，又將南方有價值的書籍統統收進新都江陵進行集中保護。還未來得及全部整理，又因為選擇首都不當，遭致北朝的進攻，絕望至極的梁元帝一把火將內廷書籍燒了個乾淨，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破壞性遠超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江陵焚書”。
在這些動盪中，曾經盛行一時的卜書因為未能被納入官修正史中，在一場場烈焰中漸漸失去了蹤跡。而《易經》卻因為得到了士人階層的背書，其抵禦風險的能力自然遠超僅流通於民間的卜書，雖歷經萬險仍然得以頑強流傳至今，成為了中國卜筮的唯一的先秦典籍，也成為了占卜的象徵。
在論述清楚了卜法和筮法的不同以及為什麼《易經》由筮法之書成為了今日的占卜之書之後，我們還是要回到那個問題，商代是否存在著以其為佔問判定標準的《歸藏》？根據前文的介紹，我們很容易就會知道商代的甲骨佔問是卜法而不是筮法，那以這個標準來說的話，在今本《易經》系統中，被同樣視為《易經》的《歸藏》明顯是不能拿來作為指導商王進行占卜的。不過，我們還是要多想一想，我們今天之所以能見到這麼多的甲骨，是因為骨頭本來就容易保留。而前面也說了，筮法是以蓍草來進行的，也可能是以別的人們認為的有靈性的植物來進行的，總之就是植物。假使商代在卜的同時也有筮，那它的材料肯定就不會像甲骨一樣被保存下來，以這個來判斷《歸藏》不存在，略顯武斷。
我們再一次從考古材料出發，來看看這個問題是否存在著真正的答案。現存甲骨中有相當的比例是供剛入門的神職人員用來刻字、鑽孔的練習用的，並沒有經過祭祀佔問的流程，這些甲骨中並未發現有關於筮法的記載。我們知道，商代除了甲骨，還有著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之上往往也會刻上一些字，說明鑄造這個青銅器的理由，這些文字就被稱作金文。非常幸運的是，在金文中，關於卦象，考古學家有著重大的發現。北宋時，在今天湖北孝感出土了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一件叫做中方鼎，在這件鼎的金文中，有一些奇怪的符號，一直以來得不到解釋。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實在不知道，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因為這個信息見於《周禮》的記載，而《周禮》本身也普遍被視為戰國時期的輯著，與其自身所宣稱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創禮的時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實在過於低。不過，具體信息不可考，大膽假設一下還是可以的。夏代的遺址一直髮現的比較少，也有考古學家說根本就沒發現過，所謂的夏代遺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國的遺址而已。退一步講，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遺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過是附屬於夏的方國的遺蹟而已。因此，夏代實在是無法從考古學的角度去探尋，僅僅作為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國的王朝歷史表中作為開頭而已。既是如此，很遺憾，《連山》的問題無法考證了，姑且就當它是真實存在的吧。
埋藏大量甲骨的祭祀坑
與夏代不同，商代的遺址尤其是王都的遺址卻在幾十年來有著不小的發現，特別是最近幾年洹北商城的發現，填補了商代中期的空缺，基本上把商早、中、晚的歷史遺蹟全部給補齊了。擁有著如此豐富的考古材料，很多問題就有了一些蛛絲馬跡的答案。
在殷墟的祭祀坑中，發現有數量龐大的占卜用的獸骨和龜甲，它們上面都刻著商王關於一件事的占卜原因及其結果，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與後代的認知明顯不同的是，貞這個在《易經》中經常出現並被通常解釋為正的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占卜的意思。而輔佐王祭祀並從事占卜工作的巫在甲骨文中就被稱為貞人。那麼問題來了，王或者貞人占卜是根據什麼來確定吉凶的，會以傳說中的《歸藏》為標準來判定嗎？
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但還是可以繼續往深探究。今天稍微瞭解中國古代史的人或許會對一些商代的名字比較熟悉，比如商湯、武丁、婦好之類的，其中，前兩個人是王，後一個是武丁的王妃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和我們現在的習慣不同，王的名字是死後才有的，王生前是沒有名字的。人們在王死了之後，根據天干的排列方法，將王殯天的那天的天干選做王的名字，再在前面加上一個類似於諡號之類的東西。既然這樣，這個商湯的名字就和這種命名方法格格不入了，那是因為商湯在甲骨文裡叫做大甲（太甲），湯是在後世典籍中才出現的。之所以會有這種習俗，是因為王在商朝是被視為神祇的存在，活著時只是半神，死了才會成為與天地日月永存的神靈，以半神形式存在的僅僅是一段短暫的時光，所以要在成為全神的時候才適合加上名諱，以便享受萬世祭祀。有趣的是，在甲骨卜辭中，有著大量的祭祀先王的內容，與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祈求自己祖先保佑不同的是，祭祀中王求的卻是祖先成為神之後不要來害自己。這其實也反應了商人的世界觀，神人殊途，雖是自己的祖先，也要小心伺候，神不會因為與自己有著血緣關係就會保護自己。
事實上，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種祭祀制度及祭祀觀念就決定了，天地神靈是及其莊重嚴厲的，除了王和貞人以外，任何人膽敢妄揣天意，就會受到極為嚴酷的懲處。畢竟，殷墟祭祀坑中，被殺掉用來祭祀神靈的高級貴族數目並不少。他們不是因為觸犯這條鐵律而遭受不幸，卻也反應出與祭祀和王權比起來，一兩個乃至數十個大貴族的腦袋根本就無足輕重。掌握國家大政的貴族尚且如此，我們就很難想象會有其他的人日夜研讀著那本傳說中的《歸藏》，就如同今日研究《周易》的盛況那般。
群體性研讀占卜書的現象雖說不可信，但也不能就此否認《歸藏》的存在，王和他身邊輔佐他祭祀的神職人員掌握《歸藏》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於考古資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再像上面那樣繼續推進了。
所幸，歷史的車輪雖不是筆直的前行，但後來的車轍總會帶著一些前代的軌跡。根據大量留存至今的先秦書籍的不經意間的描述，後人明白了卜和筮（音同“是”）是兩種不同的古代猜測天意的做法。一般來說，之所以叫做卜，是因為最早就是像商代那樣，在甲骨上鑽一個小洞，然後放在火上烤，時間一長，骨頭自然開裂，發出“卟”的一聲，然後根據開裂的紋理來判斷吉凶，這就叫做卜；而筮就是拿一定數目的蓍（音同“師”）草按照一定的規律來分，最後剩下的那些便是結果的一部分，反覆多次，出來一個總體的結果。按照這個分類，雖然我們今天把《易經》稱作占卜用書，但是根據大量的記載，它卻是一本筮書無疑。
卜和筮都是我國古代比較常見的求問吉凶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卜卻失傳了，只有筮還存在，《易經》便是最為知名的代表。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結果，原因卻很反常理，卜失傳是因為卜比筮靈驗，頗有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意味。
晉文公重耳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一個十分知名的君主，他早年因後母驪姬迫害，被父親晉獻公追殺，不得已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之下成功回國繼承國君之位。著名的退避三舍、秦晉之好和寒食節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左傳》記載，在晉獻公想要娶驪姬為正妻的時候，曾經因為她低賤的出身有過猶豫，於是就命令卜官和筮官分別佔問吉凶。結果，兩個人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卜官說凶，筮官說吉。晉獻公很高興，他無視了卜，決定採納筮。卜官在事後曾經發牢騷，筮不如卜靈驗，日後晉國必將因此而遭殃。不幸，一語成讖，晉獻公厚此薄彼的做法很快就在他死後得到了報應，晉國陷入了連續十數年的動盪，幾近亡國的邊緣。
晉文公雕像
這個故事十分著名，而且也並不是孤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除了某些神祕莫測、不可說的因素之外，我個人覺得卜和筮不同的佔問方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卜是觀察甲骨開裂之後的紋理，那就意味著任何只要稍通卜法的人都可說個一二三四——這一點在周公旦創建禮法、神職人員地位大幅下降的時代大背景下成為可能——卜官根本就沒有或者說很少有作弊的可能，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而筮就完全不同了，選擇的蓍草數目雖然在後來已經固定，但怎麼分、分多少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個人主觀性。如果筮官恪盡職守就罷了，一旦筮官想要揣摩君主心思，故意得出君主想要的結果來討得歡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晉獻公的故事裡，筮官的做法明顯帶著一種故意討好的意味，或許是晉獻公太喜歡驪姬表露於世人的眼中，筮官才得出這麼一個結果。
這個可能性相當大，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括神職人員在內的各種職官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卜官和筮官有極大的可能性是世交，代代為晉國佔問，兩人的關係肯定是十分密切的。在卜官得出了凶的結論後，筮官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主觀操作去應和卜官的結果，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選擇了另一種結果。當然只是一種猜測而已。補充一點，司馬光曾經說過，君主不能像常人那樣隨性表露自己的喜怒，因為底下人會將君主的一些隨意之舉當做自身謀得功名利祿利祿的進身之階，而這往往就成為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根源，晉獻公很可能就是個例子。
或許是因為筮法的這種缺陷，它的地位在有著豐富文獻遺存的春秋戰國時代地位一直不如卜。在流傳下來的涉及卜筮內容的文獻中，卜一直被視為用來佔問軍國大事的，而筮的地位則明顯不如。或者如晉獻公的例子一樣，當統治者特別想進行某一件事時，如果卜的結果為不吉，那才會進行筮，頗有種筮是卜的備胎的意思。
不過，就像流行語所說，一個人的主觀努力固然重要，但終究還是要看歷史的進程。卜法是比較靈驗，但是隨著我國曆史的發展，那種以神靈為中心、重視天勝過一切的思維漸漸的被擯棄了。事實上，在周以一個偏僻小國在一個月之內滅掉統治中原長達六百多年的大商之後，這個事實在讓其它部落、方國瞠目結舌，認為周有神助從而紛紛跪伏周朝統治之時，周人也對滅商大業進行的如此順利深感震動。
經過充分總結商亡周興的經驗教訓之後，周人就開始對商文化中那種極端重視神靈的主導部分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周初的實際執政者周公旦在建立周禮時，就儘可能多的將神靈排除在禮法統治秩序之外，這種思想及實踐後來就被孔子精準的總結為“敬鬼神而遠之”。換句話說，我國正是從那個時代開始，逐漸從文化上拋棄了神的統治，走向了人的時代。
時代的更替，社會的變遷，在秦亡漢興這一歷史事件中最終得以完成。以往列國紛爭，無論是誰佔上風，都會宣稱自己是曾經君臨天下的古帝王的後代，如今得以霸天下不過是在繼承祖先的遺產而已。
然而，漢高祖劉邦起於布衣的事實卻再清晰不過的證明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既然布衣百姓通過順應歷史、個人奮鬥便可成為天子，那神靈的庇護作用到底有幾何呢？隨著這一思想的深入發展，首先覺醒的士人階層就對佔問吉凶的手段產生了懷疑，將其蔑稱為巫術。不幸的是，卜法因為靈驗，而且改造性弱，所以在掌握話語權的士人口中成為了巫術的優秀代表，從此跌落凡間，再也無緣廟堂。與此相反，筮法的代表《易經》因為其主觀改造性非常強，所以在戰國諸子百家紛爭時被各種學說拿來註解，當做本門的學術典籍，儒家也並不例外。隨著後世儒家的越發尊貴，被改造過的《易經》也隨之地位得到了不斷的攀升，終至於成為中國的《聖經》。
此外，卜法的失傳還與另外一個歷史因素相關。雖然作為筮法的《易經》因儒家的興盛而得以尊貴，但當時儒家的地位並非如後世那般穩固，多少經歷過波折。而且，民間一直比較推崇實用性較強的卜法。因此，到西漢末年王朝衰落之時，卜法的流傳還是相當可觀的。日本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有過表述，因為《易經》這本書的功效在當時人看來和卜書相比差的太遠，所以僅在文人士大夫階層中有所收藏。
然而，東漢滅亡之後，群雄紛起，天下殘破，西晉艱難統一不過十數年，又迎來了五胡亂華的大動盪，北方的文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隨後，中國南方經歷東晉、宋、齊的更替，建立數十年的樑又出了侯景之亂。梁元帝歷盡波折平息內亂之後為了保存碩果僅存的文化，又將南方有價值的書籍統統收進新都江陵進行集中保護。還未來得及全部整理，又因為選擇首都不當，遭致北朝的進攻，絕望至極的梁元帝一把火將內廷書籍燒了個乾淨，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破壞性遠超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江陵焚書”。
在這些動盪中，曾經盛行一時的卜書因為未能被納入官修正史中，在一場場烈焰中漸漸失去了蹤跡。而《易經》卻因為得到了士人階層的背書，其抵禦風險的能力自然遠超僅流通於民間的卜書，雖歷經萬險仍然得以頑強流傳至今，成為了中國卜筮的唯一的先秦典籍，也成為了占卜的象徵。
在論述清楚了卜法和筮法的不同以及為什麼《易經》由筮法之書成為了今日的占卜之書之後，我們還是要回到那個問題，商代是否存在著以其為佔問判定標準的《歸藏》？根據前文的介紹，我們很容易就會知道商代的甲骨佔問是卜法而不是筮法，那以這個標準來說的話，在今本《易經》系統中，被同樣視為《易經》的《歸藏》明顯是不能拿來作為指導商王進行占卜的。不過，我們還是要多想一想，我們今天之所以能見到這麼多的甲骨，是因為骨頭本來就容易保留。而前面也說了，筮法是以蓍草來進行的，也可能是以別的人們認為的有靈性的植物來進行的，總之就是植物。假使商代在卜的同時也有筮，那它的材料肯定就不會像甲骨一樣被保存下來，以這個來判斷《歸藏》不存在，略顯武斷。
我們再一次從考古材料出發，來看看這個問題是否存在著真正的答案。現存甲骨中有相當的比例是供剛入門的神職人員用來刻字、鑽孔的練習用的，並沒有經過祭祀佔問的流程，這些甲骨中並未發現有關於筮法的記載。我們知道，商代除了甲骨，還有著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之上往往也會刻上一些字，說明鑄造這個青銅器的理由，這些文字就被稱作金文。非常幸運的是，在金文中，關於卦象，考古學家有著重大的發現。北宋時，在今天湖北孝感出土了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一件叫做中方鼎，在這件鼎的金文中，有一些奇怪的符號，一直以來得不到解釋。
到了近幾十年來，隨著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發展，人們漸漸發現了它的意思，原來它表示的是一種類似於《易經》的卦象。雖然這件鼎的時代是周初，但出土的地點卻不是周的核心統治區，而是方國。這就意味著，雖然商朝被推翻了，但作為方國的此地，有極大的可能仍然在祭祀、占卜方面保留了商代的做法，僅僅是在形式上服從周朝的統治罷了。不過，與今天的《易經》以八卦作為基礎不同，這些金文中的卦象卻是明顯的六卦。這一點發現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它反映了這麼一個事實，今本《易經》即《周易》在創作時並非一蹴而就的，一定會受到早已存在的卦象文化的影響。甚至，可以大膽一點說，《周易》是建立在以往卜筮文化基礎上的，這也符合一般文化演進發展的規律。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周禮》中關於《易經》體系早已完備和後世其它書籍中所說的《連山》、《歸藏》與《周易》成熟度相當的記載現在看來完全是一種附會之詞。而今天考古發現的所謂《連山》、《歸藏》的原本也存在著相當多的疑點，一般傾向於是戰國秦漢時人們的偽作。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周易》的確受到了前代文化的影響，但那種文化遠不如《周易》成熟，甚至於演卦的基礎都不一樣。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如後世所說的《連山》、《歸藏》在夏商占卜體系中的地位極其重要的話，那為何這些卦象的銘文僅在方國地區被發現，而作為核心區且有著無數重量級青銅器的殷墟卻不見蹤影呢？至此，我們可以下結論，《周易》的發展以前代卦象文化為基礎，但卦象文化在夏商並沒有成為獨立、成熟、完整的體系，在國家占卜體系中一直是卜法牢牢的佔據著統治地位。因此，《周易》的出現，相較於前代的功勞，將這種文化體系化、哲學化的周人的功勞要大得多。考慮到《周易》在後代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他們的成就可以用開天闢地的創新來形容。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實在不知道，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因為這個信息見於《周禮》的記載，而《周禮》本身也普遍被視為戰國時期的輯著，與其自身所宣稱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創禮的時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實在過於低。不過，具體信息不可考，大膽假設一下還是可以的。夏代的遺址一直髮現的比較少，也有考古學家說根本就沒發現過，所謂的夏代遺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國的遺址而已。退一步講，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遺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過是附屬於夏的方國的遺蹟而已。因此，夏代實在是無法從考古學的角度去探尋，僅僅作為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國的王朝歷史表中作為開頭而已。既是如此，很遺憾，《連山》的問題無法考證了，姑且就當它是真實存在的吧。
埋藏大量甲骨的祭祀坑
與夏代不同，商代的遺址尤其是王都的遺址卻在幾十年來有著不小的發現，特別是最近幾年洹北商城的發現，填補了商代中期的空缺，基本上把商早、中、晚的歷史遺蹟全部給補齊了。擁有著如此豐富的考古材料，很多問題就有了一些蛛絲馬跡的答案。
在殷墟的祭祀坑中，發現有數量龐大的占卜用的獸骨和龜甲，它們上面都刻著商王關於一件事的占卜原因及其結果，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與後代的認知明顯不同的是，貞這個在《易經》中經常出現並被通常解釋為正的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占卜的意思。而輔佐王祭祀並從事占卜工作的巫在甲骨文中就被稱為貞人。那麼問題來了，王或者貞人占卜是根據什麼來確定吉凶的，會以傳說中的《歸藏》為標準來判定嗎？
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但還是可以繼續往深探究。今天稍微瞭解中國古代史的人或許會對一些商代的名字比較熟悉，比如商湯、武丁、婦好之類的，其中，前兩個人是王，後一個是武丁的王妃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和我們現在的習慣不同，王的名字是死後才有的，王生前是沒有名字的。人們在王死了之後，根據天干的排列方法，將王殯天的那天的天干選做王的名字，再在前面加上一個類似於諡號之類的東西。既然這樣，這個商湯的名字就和這種命名方法格格不入了，那是因為商湯在甲骨文裡叫做大甲（太甲），湯是在後世典籍中才出現的。之所以會有這種習俗，是因為王在商朝是被視為神祇的存在，活著時只是半神，死了才會成為與天地日月永存的神靈，以半神形式存在的僅僅是一段短暫的時光，所以要在成為全神的時候才適合加上名諱，以便享受萬世祭祀。有趣的是，在甲骨卜辭中，有著大量的祭祀先王的內容，與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祈求自己祖先保佑不同的是，祭祀中王求的卻是祖先成為神之後不要來害自己。這其實也反應了商人的世界觀，神人殊途，雖是自己的祖先，也要小心伺候，神不會因為與自己有著血緣關係就會保護自己。
事實上，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種祭祀制度及祭祀觀念就決定了，天地神靈是及其莊重嚴厲的，除了王和貞人以外，任何人膽敢妄揣天意，就會受到極為嚴酷的懲處。畢竟，殷墟祭祀坑中，被殺掉用來祭祀神靈的高級貴族數目並不少。他們不是因為觸犯這條鐵律而遭受不幸，卻也反應出與祭祀和王權比起來，一兩個乃至數十個大貴族的腦袋根本就無足輕重。掌握國家大政的貴族尚且如此，我們就很難想象會有其他的人日夜研讀著那本傳說中的《歸藏》，就如同今日研究《周易》的盛況那般。
群體性研讀占卜書的現象雖說不可信，但也不能就此否認《歸藏》的存在，王和他身邊輔佐他祭祀的神職人員掌握《歸藏》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於考古資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再像上面那樣繼續推進了。
所幸，歷史的車輪雖不是筆直的前行，但後來的車轍總會帶著一些前代的軌跡。根據大量留存至今的先秦書籍的不經意間的描述，後人明白了卜和筮（音同“是”）是兩種不同的古代猜測天意的做法。一般來說，之所以叫做卜，是因為最早就是像商代那樣，在甲骨上鑽一個小洞，然後放在火上烤，時間一長，骨頭自然開裂，發出“卟”的一聲，然後根據開裂的紋理來判斷吉凶，這就叫做卜；而筮就是拿一定數目的蓍（音同“師”）草按照一定的規律來分，最後剩下的那些便是結果的一部分，反覆多次，出來一個總體的結果。按照這個分類，雖然我們今天把《易經》稱作占卜用書，但是根據大量的記載，它卻是一本筮書無疑。
卜和筮都是我國古代比較常見的求問吉凶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卜卻失傳了，只有筮還存在，《易經》便是最為知名的代表。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結果，原因卻很反常理，卜失傳是因為卜比筮靈驗，頗有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意味。
晉文公重耳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一個十分知名的君主，他早年因後母驪姬迫害，被父親晉獻公追殺，不得已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之下成功回國繼承國君之位。著名的退避三舍、秦晉之好和寒食節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左傳》記載，在晉獻公想要娶驪姬為正妻的時候，曾經因為她低賤的出身有過猶豫，於是就命令卜官和筮官分別佔問吉凶。結果，兩個人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卜官說凶，筮官說吉。晉獻公很高興，他無視了卜，決定採納筮。卜官在事後曾經發牢騷，筮不如卜靈驗，日後晉國必將因此而遭殃。不幸，一語成讖，晉獻公厚此薄彼的做法很快就在他死後得到了報應，晉國陷入了連續十數年的動盪，幾近亡國的邊緣。
晉文公雕像
這個故事十分著名，而且也並不是孤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除了某些神祕莫測、不可說的因素之外，我個人覺得卜和筮不同的佔問方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卜是觀察甲骨開裂之後的紋理，那就意味著任何只要稍通卜法的人都可說個一二三四——這一點在周公旦創建禮法、神職人員地位大幅下降的時代大背景下成為可能——卜官根本就沒有或者說很少有作弊的可能，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而筮就完全不同了，選擇的蓍草數目雖然在後來已經固定，但怎麼分、分多少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個人主觀性。如果筮官恪盡職守就罷了，一旦筮官想要揣摩君主心思，故意得出君主想要的結果來討得歡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晉獻公的故事裡，筮官的做法明顯帶著一種故意討好的意味，或許是晉獻公太喜歡驪姬表露於世人的眼中，筮官才得出這麼一個結果。
這個可能性相當大，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括神職人員在內的各種職官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卜官和筮官有極大的可能性是世交，代代為晉國佔問，兩人的關係肯定是十分密切的。在卜官得出了凶的結論後，筮官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主觀操作去應和卜官的結果，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選擇了另一種結果。當然只是一種猜測而已。補充一點，司馬光曾經說過，君主不能像常人那樣隨性表露自己的喜怒，因為底下人會將君主的一些隨意之舉當做自身謀得功名利祿利祿的進身之階，而這往往就成為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根源，晉獻公很可能就是個例子。
或許是因為筮法的這種缺陷，它的地位在有著豐富文獻遺存的春秋戰國時代地位一直不如卜。在流傳下來的涉及卜筮內容的文獻中，卜一直被視為用來佔問軍國大事的，而筮的地位則明顯不如。或者如晉獻公的例子一樣，當統治者特別想進行某一件事時，如果卜的結果為不吉，那才會進行筮，頗有種筮是卜的備胎的意思。
不過，就像流行語所說，一個人的主觀努力固然重要，但終究還是要看歷史的進程。卜法是比較靈驗，但是隨著我國曆史的發展，那種以神靈為中心、重視天勝過一切的思維漸漸的被擯棄了。事實上，在周以一個偏僻小國在一個月之內滅掉統治中原長達六百多年的大商之後，這個事實在讓其它部落、方國瞠目結舌，認為周有神助從而紛紛跪伏周朝統治之時，周人也對滅商大業進行的如此順利深感震動。
經過充分總結商亡周興的經驗教訓之後，周人就開始對商文化中那種極端重視神靈的主導部分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周初的實際執政者周公旦在建立周禮時，就儘可能多的將神靈排除在禮法統治秩序之外，這種思想及實踐後來就被孔子精準的總結為“敬鬼神而遠之”。換句話說，我國正是從那個時代開始，逐漸從文化上拋棄了神的統治，走向了人的時代。
時代的更替，社會的變遷，在秦亡漢興這一歷史事件中最終得以完成。以往列國紛爭，無論是誰佔上風，都會宣稱自己是曾經君臨天下的古帝王的後代，如今得以霸天下不過是在繼承祖先的遺產而已。
然而，漢高祖劉邦起於布衣的事實卻再清晰不過的證明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既然布衣百姓通過順應歷史、個人奮鬥便可成為天子，那神靈的庇護作用到底有幾何呢？隨著這一思想的深入發展，首先覺醒的士人階層就對佔問吉凶的手段產生了懷疑，將其蔑稱為巫術。不幸的是，卜法因為靈驗，而且改造性弱，所以在掌握話語權的士人口中成為了巫術的優秀代表，從此跌落凡間，再也無緣廟堂。與此相反，筮法的代表《易經》因為其主觀改造性非常強，所以在戰國諸子百家紛爭時被各種學說拿來註解，當做本門的學術典籍，儒家也並不例外。隨著後世儒家的越發尊貴，被改造過的《易經》也隨之地位得到了不斷的攀升，終至於成為中國的《聖經》。
此外，卜法的失傳還與另外一個歷史因素相關。雖然作為筮法的《易經》因儒家的興盛而得以尊貴，但當時儒家的地位並非如後世那般穩固，多少經歷過波折。而且，民間一直比較推崇實用性較強的卜法。因此，到西漢末年王朝衰落之時，卜法的流傳還是相當可觀的。日本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有過表述，因為《易經》這本書的功效在當時人看來和卜書相比差的太遠，所以僅在文人士大夫階層中有所收藏。
然而，東漢滅亡之後，群雄紛起，天下殘破，西晉艱難統一不過十數年，又迎來了五胡亂華的大動盪，北方的文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隨後，中國南方經歷東晉、宋、齊的更替，建立數十年的樑又出了侯景之亂。梁元帝歷盡波折平息內亂之後為了保存碩果僅存的文化，又將南方有價值的書籍統統收進新都江陵進行集中保護。還未來得及全部整理，又因為選擇首都不當，遭致北朝的進攻，絕望至極的梁元帝一把火將內廷書籍燒了個乾淨，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破壞性遠超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江陵焚書”。
在這些動盪中，曾經盛行一時的卜書因為未能被納入官修正史中，在一場場烈焰中漸漸失去了蹤跡。而《易經》卻因為得到了士人階層的背書，其抵禦風險的能力自然遠超僅流通於民間的卜書，雖歷經萬險仍然得以頑強流傳至今，成為了中國卜筮的唯一的先秦典籍，也成為了占卜的象徵。
在論述清楚了卜法和筮法的不同以及為什麼《易經》由筮法之書成為了今日的占卜之書之後，我們還是要回到那個問題，商代是否存在著以其為佔問判定標準的《歸藏》？根據前文的介紹，我們很容易就會知道商代的甲骨佔問是卜法而不是筮法，那以這個標準來說的話，在今本《易經》系統中，被同樣視為《易經》的《歸藏》明顯是不能拿來作為指導商王進行占卜的。不過，我們還是要多想一想，我們今天之所以能見到這麼多的甲骨，是因為骨頭本來就容易保留。而前面也說了，筮法是以蓍草來進行的，也可能是以別的人們認為的有靈性的植物來進行的，總之就是植物。假使商代在卜的同時也有筮，那它的材料肯定就不會像甲骨一樣被保存下來，以這個來判斷《歸藏》不存在，略顯武斷。
我們再一次從考古材料出發，來看看這個問題是否存在著真正的答案。現存甲骨中有相當的比例是供剛入門的神職人員用來刻字、鑽孔的練習用的，並沒有經過祭祀佔問的流程，這些甲骨中並未發現有關於筮法的記載。我們知道，商代除了甲骨，還有著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之上往往也會刻上一些字，說明鑄造這個青銅器的理由，這些文字就被稱作金文。非常幸運的是，在金文中，關於卦象，考古學家有著重大的發現。北宋時，在今天湖北孝感出土了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一件叫做中方鼎，在這件鼎的金文中，有一些奇怪的符號，一直以來得不到解釋。
到了近幾十年來，隨著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發展，人們漸漸發現了它的意思，原來它表示的是一種類似於《易經》的卦象。雖然這件鼎的時代是周初，但出土的地點卻不是周的核心統治區，而是方國。這就意味著，雖然商朝被推翻了，但作為方國的此地，有極大的可能仍然在祭祀、占卜方面保留了商代的做法，僅僅是在形式上服從周朝的統治罷了。不過，與今天的《易經》以八卦作為基礎不同，這些金文中的卦象卻是明顯的六卦。這一點發現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它反映了這麼一個事實，今本《易經》即《周易》在創作時並非一蹴而就的，一定會受到早已存在的卦象文化的影響。甚至，可以大膽一點說，《周易》是建立在以往卜筮文化基礎上的，這也符合一般文化演進發展的規律。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周禮》中關於《易經》體系早已完備和後世其它書籍中所說的《連山》、《歸藏》與《周易》成熟度相當的記載現在看來完全是一種附會之詞。而今天考古發現的所謂《連山》、《歸藏》的原本也存在著相當多的疑點，一般傾向於是戰國秦漢時人們的偽作。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周易》的確受到了前代文化的影響，但那種文化遠不如《周易》成熟，甚至於演卦的基礎都不一樣。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如後世所說的《連山》、《歸藏》在夏商占卜體系中的地位極其重要的話，那為何這些卦象的銘文僅在方國地區被發現，而作為核心區且有著無數重量級青銅器的殷墟卻不見蹤影呢？至此，我們可以下結論，《周易》的發展以前代卦象文化為基礎，但卦象文化在夏商並沒有成為獨立、成熟、完整的體系，在國家占卜體系中一直是卜法牢牢的佔據著統治地位。因此，《周易》的出現，相較於前代的功勞，將這種文化體系化、哲學化的周人的功勞要大得多。考慮到《周易》在後代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他們的成就可以用開天闢地的創新來形容。
之所以要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討論今本《易經》與傳說中的《連山》、《歸藏》之間的關係，正本溯源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釐清《易經》之中到底是周人得文化佔據主流還是前代的文化佔據主流。這個問題上文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可能性極大的答案，那麼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我們就可以借鑑利用對周代的文化、社會心理、政治制度、傳說等一系列已有的研究成果來對《易經》之中的某些佶屈聱牙的內容進行理解。畢竟，一種文化無論如何高深抽象，總是離不開形成它的土壤。
看過之前的敘述，難免會給人這麼一種感覺，那就是筮法不如卜法靈，那筮法的代表《易經》作為玄學的研究價值會不會就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高，既然如此，我們何必費那麼大的勁去看它、理解它，進而去研究它呢？其實，我個人覺得，一個結果的產生往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或者不同方面的單個的原因也會導致同一個的結果。就比如說人會感冒，有可能是這個人又累又餓又體質不太好，還碰巧親密接觸了一個重感冒患者，更有可能是隻佔了其中一個因素，就導致了他的感冒，這就是所謂的殊途同歸。
同理，筮法在後來人們的心中不如卜法靈驗可能是多種原因，但更可能的就是上文提及的筮法的主觀操作性太強，如果神職人員的職業操守稍微一下降，就會立即導致佔問結果的南轅北轍。我們今天走在大街上，常常會看到一些算命先生，而且價格低廉，如果你去找他們算，他們一定會察言觀色，要不說你想聽的，要不說你將要發生什麼災禍好從中牟利。相信這些人中真正懂算命的肯定是有的，但即便這些懂算命的，在利益的誘惑下，也不會按照玄學命理來給客戶算，最終形成了這麼一種觀念，人們一提起算命，第一時間就會搖搖頭，皺著眉說：“騙人的！”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因主觀操作性太強加上從業人員職業操守過低導致毀掉一個行業的鮮活例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無法證實和證偽的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僧侶們很少會迎合前來諮詢的信眾，給旁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樣子，但就是這種獨立、不依附的態度，卻吸引了大批在世俗領域堪稱豪傑的人物趨之若鶩，紛紛拜倒。
《易經》或者叫《周易》在我國是一本奇書，之所以會說的這麼複雜，主要在於它的內容及哲理的確配得上奇書二字外，還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現象特別的神奇，尤其是大多數人不管是反對還是虔信，都對它特別的關注。從這種角度來理解的話，似乎是後一種現象更能配得上這個含義。
既然有這麼多人知道它、關注它，那麼，不管有沒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經》其實早已深深地滲透進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們不一定叫的準佛祖的名諱，卻一定能叫準觀音菩薩一般，只有真真能影響普羅大眾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雖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語境中，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的《易經》難免有著或多或少的尷尬，但作為一個願意終身生活於中華傳統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來說，或多或少也應該關注一些，有可能的話，做做研究就再好不過了。
說到尷尬，不得不多說一些。今天喜歡《易經》、願意談論《易經》的人往往會有著這麼一種傾向，他們在對不熟悉或者不願信奉這套理論的人面前會非常自信，總要長篇大論，在這本書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飾語，如我國古代聖人的智慧結晶之類的。粗看起來，這與尷尬好像沾不上什麼關係，不過，仔細想想，人們在談論常識如地球是圓的時還會加上諸如是偉大的航海先驅麥哲倫的親身實踐證明的嗎？顯然不會。
事實上，理直氣壯是一種比較中間的狀態，它雖可表明一種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後投射的卻是自卑的影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多說，人們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不可偏頗，不能光揪住一個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樣的話就會被一葉障目。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還有便是我們文化的不自信，這當然不是抨擊，僅僅是闡述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不管怎樣，哪怕就衝著重新樹立文化自信這一點出發，瞭解一些這本曾被抬升為中國聖經的書總是不錯的。
由於時間的久遠，關於《易經》的很多具體信息都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考證翔實了。按照現在最最通行的說法，今本《易經》之所以又被稱為《周易》，是因為在夏代有《連山》，商代有《歸藏》，它們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也都叫做《易經》，只是後來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僅存的周代的《易經》叫做《周易》了，因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書。
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實在不知道，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因為這個信息見於《周禮》的記載，而《周禮》本身也普遍被視為戰國時期的輯著，與其自身所宣稱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創禮的時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實在過於低。不過，具體信息不可考，大膽假設一下還是可以的。夏代的遺址一直髮現的比較少，也有考古學家說根本就沒發現過，所謂的夏代遺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國的遺址而已。退一步講，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遺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過是附屬於夏的方國的遺蹟而已。因此，夏代實在是無法從考古學的角度去探尋，僅僅作為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國的王朝歷史表中作為開頭而已。既是如此，很遺憾，《連山》的問題無法考證了，姑且就當它是真實存在的吧。
埋藏大量甲骨的祭祀坑
與夏代不同，商代的遺址尤其是王都的遺址卻在幾十年來有著不小的發現，特別是最近幾年洹北商城的發現，填補了商代中期的空缺，基本上把商早、中、晚的歷史遺蹟全部給補齊了。擁有著如此豐富的考古材料，很多問題就有了一些蛛絲馬跡的答案。
在殷墟的祭祀坑中，發現有數量龐大的占卜用的獸骨和龜甲，它們上面都刻著商王關於一件事的占卜原因及其結果，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與後代的認知明顯不同的是，貞這個在《易經》中經常出現並被通常解釋為正的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占卜的意思。而輔佐王祭祀並從事占卜工作的巫在甲骨文中就被稱為貞人。那麼問題來了，王或者貞人占卜是根據什麼來確定吉凶的，會以傳說中的《歸藏》為標準來判定嗎？
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但還是可以繼續往深探究。今天稍微瞭解中國古代史的人或許會對一些商代的名字比較熟悉，比如商湯、武丁、婦好之類的，其中，前兩個人是王，後一個是武丁的王妃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和我們現在的習慣不同，王的名字是死後才有的，王生前是沒有名字的。人們在王死了之後，根據天干的排列方法，將王殯天的那天的天干選做王的名字，再在前面加上一個類似於諡號之類的東西。既然這樣，這個商湯的名字就和這種命名方法格格不入了，那是因為商湯在甲骨文裡叫做大甲（太甲），湯是在後世典籍中才出現的。之所以會有這種習俗，是因為王在商朝是被視為神祇的存在，活著時只是半神，死了才會成為與天地日月永存的神靈，以半神形式存在的僅僅是一段短暫的時光，所以要在成為全神的時候才適合加上名諱，以便享受萬世祭祀。有趣的是，在甲骨卜辭中，有著大量的祭祀先王的內容，與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祈求自己祖先保佑不同的是，祭祀中王求的卻是祖先成為神之後不要來害自己。這其實也反應了商人的世界觀，神人殊途，雖是自己的祖先，也要小心伺候，神不會因為與自己有著血緣關係就會保護自己。
事實上，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種祭祀制度及祭祀觀念就決定了，天地神靈是及其莊重嚴厲的，除了王和貞人以外，任何人膽敢妄揣天意，就會受到極為嚴酷的懲處。畢竟，殷墟祭祀坑中，被殺掉用來祭祀神靈的高級貴族數目並不少。他們不是因為觸犯這條鐵律而遭受不幸，卻也反應出與祭祀和王權比起來，一兩個乃至數十個大貴族的腦袋根本就無足輕重。掌握國家大政的貴族尚且如此，我們就很難想象會有其他的人日夜研讀著那本傳說中的《歸藏》，就如同今日研究《周易》的盛況那般。
群體性研讀占卜書的現象雖說不可信，但也不能就此否認《歸藏》的存在，王和他身邊輔佐他祭祀的神職人員掌握《歸藏》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於考古資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再像上面那樣繼續推進了。
所幸，歷史的車輪雖不是筆直的前行，但後來的車轍總會帶著一些前代的軌跡。根據大量留存至今的先秦書籍的不經意間的描述，後人明白了卜和筮（音同“是”）是兩種不同的古代猜測天意的做法。一般來說，之所以叫做卜，是因為最早就是像商代那樣，在甲骨上鑽一個小洞，然後放在火上烤，時間一長，骨頭自然開裂，發出“卟”的一聲，然後根據開裂的紋理來判斷吉凶，這就叫做卜；而筮就是拿一定數目的蓍（音同“師”）草按照一定的規律來分，最後剩下的那些便是結果的一部分，反覆多次，出來一個總體的結果。按照這個分類，雖然我們今天把《易經》稱作占卜用書，但是根據大量的記載，它卻是一本筮書無疑。
卜和筮都是我國古代比較常見的求問吉凶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卜卻失傳了，只有筮還存在，《易經》便是最為知名的代表。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結果，原因卻很反常理，卜失傳是因為卜比筮靈驗，頗有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意味。
晉文公重耳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一個十分知名的君主，他早年因後母驪姬迫害，被父親晉獻公追殺，不得已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之下成功回國繼承國君之位。著名的退避三舍、秦晉之好和寒食節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左傳》記載，在晉獻公想要娶驪姬為正妻的時候，曾經因為她低賤的出身有過猶豫，於是就命令卜官和筮官分別佔問吉凶。結果，兩個人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卜官說凶，筮官說吉。晉獻公很高興，他無視了卜，決定採納筮。卜官在事後曾經發牢騷，筮不如卜靈驗，日後晉國必將因此而遭殃。不幸，一語成讖，晉獻公厚此薄彼的做法很快就在他死後得到了報應，晉國陷入了連續十數年的動盪，幾近亡國的邊緣。
晉文公雕像
這個故事十分著名，而且也並不是孤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除了某些神祕莫測、不可說的因素之外，我個人覺得卜和筮不同的佔問方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卜是觀察甲骨開裂之後的紋理，那就意味著任何只要稍通卜法的人都可說個一二三四——這一點在周公旦創建禮法、神職人員地位大幅下降的時代大背景下成為可能——卜官根本就沒有或者說很少有作弊的可能，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而筮就完全不同了，選擇的蓍草數目雖然在後來已經固定，但怎麼分、分多少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個人主觀性。如果筮官恪盡職守就罷了，一旦筮官想要揣摩君主心思，故意得出君主想要的結果來討得歡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晉獻公的故事裡，筮官的做法明顯帶著一種故意討好的意味，或許是晉獻公太喜歡驪姬表露於世人的眼中，筮官才得出這麼一個結果。
這個可能性相當大，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括神職人員在內的各種職官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卜官和筮官有極大的可能性是世交，代代為晉國佔問，兩人的關係肯定是十分密切的。在卜官得出了凶的結論後，筮官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主觀操作去應和卜官的結果，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選擇了另一種結果。當然只是一種猜測而已。補充一點，司馬光曾經說過，君主不能像常人那樣隨性表露自己的喜怒，因為底下人會將君主的一些隨意之舉當做自身謀得功名利祿利祿的進身之階，而這往往就成為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根源，晉獻公很可能就是個例子。
或許是因為筮法的這種缺陷，它的地位在有著豐富文獻遺存的春秋戰國時代地位一直不如卜。在流傳下來的涉及卜筮內容的文獻中，卜一直被視為用來佔問軍國大事的，而筮的地位則明顯不如。或者如晉獻公的例子一樣，當統治者特別想進行某一件事時，如果卜的結果為不吉，那才會進行筮，頗有種筮是卜的備胎的意思。
不過，就像流行語所說，一個人的主觀努力固然重要，但終究還是要看歷史的進程。卜法是比較靈驗，但是隨著我國曆史的發展，那種以神靈為中心、重視天勝過一切的思維漸漸的被擯棄了。事實上，在周以一個偏僻小國在一個月之內滅掉統治中原長達六百多年的大商之後，這個事實在讓其它部落、方國瞠目結舌，認為周有神助從而紛紛跪伏周朝統治之時，周人也對滅商大業進行的如此順利深感震動。
經過充分總結商亡周興的經驗教訓之後，周人就開始對商文化中那種極端重視神靈的主導部分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周初的實際執政者周公旦在建立周禮時，就儘可能多的將神靈排除在禮法統治秩序之外，這種思想及實踐後來就被孔子精準的總結為“敬鬼神而遠之”。換句話說，我國正是從那個時代開始，逐漸從文化上拋棄了神的統治，走向了人的時代。
時代的更替，社會的變遷，在秦亡漢興這一歷史事件中最終得以完成。以往列國紛爭，無論是誰佔上風，都會宣稱自己是曾經君臨天下的古帝王的後代，如今得以霸天下不過是在繼承祖先的遺產而已。
然而，漢高祖劉邦起於布衣的事實卻再清晰不過的證明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既然布衣百姓通過順應歷史、個人奮鬥便可成為天子，那神靈的庇護作用到底有幾何呢？隨著這一思想的深入發展，首先覺醒的士人階層就對佔問吉凶的手段產生了懷疑，將其蔑稱為巫術。不幸的是，卜法因為靈驗，而且改造性弱，所以在掌握話語權的士人口中成為了巫術的優秀代表，從此跌落凡間，再也無緣廟堂。與此相反，筮法的代表《易經》因為其主觀改造性非常強，所以在戰國諸子百家紛爭時被各種學說拿來註解，當做本門的學術典籍，儒家也並不例外。隨著後世儒家的越發尊貴，被改造過的《易經》也隨之地位得到了不斷的攀升，終至於成為中國的《聖經》。
此外，卜法的失傳還與另外一個歷史因素相關。雖然作為筮法的《易經》因儒家的興盛而得以尊貴，但當時儒家的地位並非如後世那般穩固，多少經歷過波折。而且，民間一直比較推崇實用性較強的卜法。因此，到西漢末年王朝衰落之時，卜法的流傳還是相當可觀的。日本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有過表述，因為《易經》這本書的功效在當時人看來和卜書相比差的太遠，所以僅在文人士大夫階層中有所收藏。
然而，東漢滅亡之後，群雄紛起，天下殘破，西晉艱難統一不過十數年，又迎來了五胡亂華的大動盪，北方的文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隨後，中國南方經歷東晉、宋、齊的更替，建立數十年的樑又出了侯景之亂。梁元帝歷盡波折平息內亂之後為了保存碩果僅存的文化，又將南方有價值的書籍統統收進新都江陵進行集中保護。還未來得及全部整理，又因為選擇首都不當，遭致北朝的進攻，絕望至極的梁元帝一把火將內廷書籍燒了個乾淨，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破壞性遠超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江陵焚書”。
在這些動盪中，曾經盛行一時的卜書因為未能被納入官修正史中，在一場場烈焰中漸漸失去了蹤跡。而《易經》卻因為得到了士人階層的背書，其抵禦風險的能力自然遠超僅流通於民間的卜書，雖歷經萬險仍然得以頑強流傳至今，成為了中國卜筮的唯一的先秦典籍，也成為了占卜的象徵。
在論述清楚了卜法和筮法的不同以及為什麼《易經》由筮法之書成為了今日的占卜之書之後，我們還是要回到那個問題，商代是否存在著以其為佔問判定標準的《歸藏》？根據前文的介紹，我們很容易就會知道商代的甲骨佔問是卜法而不是筮法，那以這個標準來說的話，在今本《易經》系統中，被同樣視為《易經》的《歸藏》明顯是不能拿來作為指導商王進行占卜的。不過，我們還是要多想一想，我們今天之所以能見到這麼多的甲骨，是因為骨頭本來就容易保留。而前面也說了，筮法是以蓍草來進行的，也可能是以別的人們認為的有靈性的植物來進行的，總之就是植物。假使商代在卜的同時也有筮，那它的材料肯定就不會像甲骨一樣被保存下來，以這個來判斷《歸藏》不存在，略顯武斷。
我們再一次從考古材料出發，來看看這個問題是否存在著真正的答案。現存甲骨中有相當的比例是供剛入門的神職人員用來刻字、鑽孔的練習用的，並沒有經過祭祀佔問的流程，這些甲骨中並未發現有關於筮法的記載。我們知道，商代除了甲骨，還有著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之上往往也會刻上一些字，說明鑄造這個青銅器的理由，這些文字就被稱作金文。非常幸運的是，在金文中，關於卦象，考古學家有著重大的發現。北宋時，在今天湖北孝感出土了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一件叫做中方鼎，在這件鼎的金文中，有一些奇怪的符號，一直以來得不到解釋。
到了近幾十年來，隨著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發展，人們漸漸發現了它的意思，原來它表示的是一種類似於《易經》的卦象。雖然這件鼎的時代是周初，但出土的地點卻不是周的核心統治區，而是方國。這就意味著，雖然商朝被推翻了，但作為方國的此地，有極大的可能仍然在祭祀、占卜方面保留了商代的做法，僅僅是在形式上服從周朝的統治罷了。不過，與今天的《易經》以八卦作為基礎不同，這些金文中的卦象卻是明顯的六卦。這一點發現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它反映了這麼一個事實，今本《易經》即《周易》在創作時並非一蹴而就的，一定會受到早已存在的卦象文化的影響。甚至，可以大膽一點說，《周易》是建立在以往卜筮文化基礎上的，這也符合一般文化演進發展的規律。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周禮》中關於《易經》體系早已完備和後世其它書籍中所說的《連山》、《歸藏》與《周易》成熟度相當的記載現在看來完全是一種附會之詞。而今天考古發現的所謂《連山》、《歸藏》的原本也存在著相當多的疑點，一般傾向於是戰國秦漢時人們的偽作。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周易》的確受到了前代文化的影響，但那種文化遠不如《周易》成熟，甚至於演卦的基礎都不一樣。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如後世所說的《連山》、《歸藏》在夏商占卜體系中的地位極其重要的話，那為何這些卦象的銘文僅在方國地區被發現，而作為核心區且有著無數重量級青銅器的殷墟卻不見蹤影呢？至此，我們可以下結論，《周易》的發展以前代卦象文化為基礎，但卦象文化在夏商並沒有成為獨立、成熟、完整的體系，在國家占卜體系中一直是卜法牢牢的佔據著統治地位。因此，《周易》的出現，相較於前代的功勞，將這種文化體系化、哲學化的周人的功勞要大得多。考慮到《周易》在後代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他們的成就可以用開天闢地的創新來形容。
之所以要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討論今本《易經》與傳說中的《連山》、《歸藏》之間的關係，正本溯源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釐清《易經》之中到底是周人得文化佔據主流還是前代的文化佔據主流。這個問題上文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可能性極大的答案，那麼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我們就可以借鑑利用對周代的文化、社會心理、政治制度、傳說等一系列已有的研究成果來對《易經》之中的某些佶屈聱牙的內容進行理解。畢竟，一種文化無論如何高深抽象，總是離不開形成它的土壤。
看過之前的敘述，難免會給人這麼一種感覺，那就是筮法不如卜法靈，那筮法的代表《易經》作為玄學的研究價值會不會就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高，既然如此，我們何必費那麼大的勁去看它、理解它，進而去研究它呢？其實，我個人覺得，一個結果的產生往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或者不同方面的單個的原因也會導致同一個的結果。就比如說人會感冒，有可能是這個人又累又餓又體質不太好，還碰巧親密接觸了一個重感冒患者，更有可能是隻佔了其中一個因素，就導致了他的感冒，這就是所謂的殊途同歸。
同理，筮法在後來人們的心中不如卜法靈驗可能是多種原因，但更可能的就是上文提及的筮法的主觀操作性太強，如果神職人員的職業操守稍微一下降，就會立即導致佔問結果的南轅北轍。我們今天走在大街上，常常會看到一些算命先生，而且價格低廉，如果你去找他們算，他們一定會察言觀色，要不說你想聽的，要不說你將要發生什麼災禍好從中牟利。相信這些人中真正懂算命的肯定是有的，但即便這些懂算命的，在利益的誘惑下，也不會按照玄學命理來給客戶算，最終形成了這麼一種觀念，人們一提起算命，第一時間就會搖搖頭，皺著眉說：“騙人的！”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因主觀操作性太強加上從業人員職業操守過低導致毀掉一個行業的鮮活例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無法證實和證偽的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僧侶們很少會迎合前來諮詢的信眾，給旁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樣子，但就是這種獨立、不依附的態度，卻吸引了大批在世俗領域堪稱豪傑的人物趨之若鶩，紛紛拜倒。
總之，筮法與《易經》未見得就會在玄學領域全面輸於卜法，但卻在實踐操作中落了下風。歸根結底，這是人的因素，與佔問方法關係真的非常非常小。從而，我們應該明確兩點認識，首先，《易經》是有著巨大的玄學、哲學、文學、歷史價值的，這點不能因為以往人的利用不當而否認。從這一點來說，它是值得我們花大力氣去一點一點的細緻研讀的。
其次，今天研究《易經》的人有著相當大的比例是去試圖從中窺測天地之道，掌握自己命運或者是去替別人答疑解惑。不評論這些想法是否妥當，只是說如果要有這樣的想法，一定要注意前車之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因為不喜歡或者別人不喜歡某個佔問結果就去試圖強行改變。這樣的研究毫無意義，不僅浪費時間，長此以往，還會造成佔問者一種只想聽自己想聽的的扭曲的人格，得不償失。正如《周易》第4卦“蒙”的卦辭所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君子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