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陳眾議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經》）。“文”和“化”的結合，也便有了“文化”。它和政治、經濟等眾多現代詞彙一樣，是偏正結構。因此，縱使狹義地說，文化也不僅指人文知識，它還指向教化和傳播、繼承和發展，因而是關於世道人心，乃至對世界萬物和自我的看法、說法與做法；譬如西方語言中的“Culture”，其拉丁文的詞根意為培育、教化。
首先，何謂文化？有關定義之多，可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譬如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有大、中、小和上、中、下之別，有認識與實踐或知與行之說，有“看法”“說法”“做法”“活法”之論，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本人無意否定前人和同道的觀點，卻有意稍加規約，將可能之謂忝列其中，故視文化為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它既是建立在經史子集和人文理想基礎上的優秀傳統，也是我們民族進入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新時期所必須建構和守望的認同感。由是，國家利益和全球關懷的辯證統一將是我們的基本高度。
這當然是概而括之的一種說法，不能涵蓋文化歷時性與共時性所呈現的複雜性。然而，設使我們將文化視為相對狹義的一般價值觀，那麼其多元也就意味著國人的價值觀正處於發散狀態。而所謂核心，也正是相對於一般而言。倘無一般，何謂核心？這是對核心價值觀的一種合理反證。
其次，文化的多元化顯而易見。比如微信微博，它們無疑是文化多元的見證，體現了不同個人、群體（性別、年齡、階層等）的信仰與訴求。加之五花八門的新老媒體及各種表徵，這世界確實充滿了喧譁與騷動、自由與狂歡。這與我國幾千年農耕社會相對穩定、單一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中的歷時性衝擊和共時性矛盾不言而喻。譬如，中華民族及其民族認同感曾較為牢固地建立在鄉情之上。這與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方式有關。從最基本的經濟基礎看，中華民族是農耕民族。中華民族故而歷來崇尚“男耕女織”“自力更生”。由此，相對穩定、自足的“桃花源”式的小農經濟被絕大多數人當作理想境界。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麼依戀故鄉和土地。再反觀我們的文學，最撩人心絃、動人心魄的莫過於思鄉之作。如是，從《詩經》開始，鄉思鄉愁連綿數千年而不絕，其精美程度無與倫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等等，以至於“落葉歸根”成了我們先人的終極追求。
當然，我們的傳統不僅於此，重要的經史子集和儒釋道，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等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且，這裡既有六經注我，也有我注六經；既有入乎其內，也有出乎其外。三言兩語斷不能含括。但它們的共同載體卻只有一個：中文。
正因為如此，當有人問及前輩錢鍾書先生為何在國家危難之際毅然回國時，他的回答是：除了想家，就是想中文，甚至主要是因為想中文。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忘鄉情、守護和豐富母語，無疑是我們創造性轉化優秀文化傳統、創新性發展優秀文化傳統的出發點。我們永遠不能像紀伯倫所說的那樣，因為走得太遠，以至於忘卻了出發的初衷。（陳眾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