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宮廷藏品

乾隆朝宮廷藏品整理探析

清康熙、雍正、乾隆諸帝, 尤其是乾隆帝對收藏的酷愛, 使本已豐富的清宮收藏達到皇室收藏的歷史之最。“單純從收藏的數量來看, 乾隆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皇帝”。[1]73藏品種類繁多, 青銅器、玉器、陶瓷、金銀器、竹木牙角、漆器、琺琅器、名人法帖、名家繪畫、善本古籍, 等等, 在清宮中一應俱有。許多曾藏於宋、元宮中的稀世珍品都曾被收貯在宮中, 如:現藏於臺北故宮的東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的唐代摹本、唐孫過庭《書譜》、唐懷素《自敘帖》等, 以及現藏於北京故宮的晉王珣《伯遠帖》、隋展子虔《遊春圖》、唐韓滉《五牛圖》、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等。

對這數以萬計的藏品, 乾隆帝倍加珍愛, 令當世名儒進行大規模的整理, 並詳加鑑別, 成果極其豐富, 許多著錄為世人所熟知, 並流傳至今。本文將對其進行探討。

一、將藏品著錄成書

對宮廷藏品進行大規模的著錄並非乾隆朝獨有,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皇帝對自己的藏品投入了極大的時間、精力、熱情, 他們不單單是收藏者, 同時也是鑑賞者。他們命人對宮中所貯各類藏品進行統計、甄別、整理、編目、加註釋文, 不僅有利於藏品的有序保存, 也方便了自己的鑑賞, 其中以宋代尤為突出。宋代是文化、藝術極為興盛的時代, 藏品極為豐富, 尤其是徽宗, 他在藏品整理方面做出很大努力, 著錄成果頗豐, 難怪後世有人評論曰:“宣和之政無一可觀而賞鑑則為獨絕。”2其中《宣和博古圖》《宣和書譜》《宣和畫譜》是中國古代收藏史上第一次最為系統、規模最大的著錄工程。而且, 它們也對後世的著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曾被後世許多譜錄的編撰者所效仿, 如明宣德皇帝下令編撰《宣德鼎彝譜》時, 有諭“數目多寡、款式鉅細悉仿《宣和博古圖》及考古諸書”。3清乾隆時期, 以皇室之力敕命臣工仿北宋《宣和博古圖》體例將宮中藏品整理編輯, 產生了《祕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鑑》等著名的藏品圖錄。

乾隆初年, 內府收藏書畫日漸增多, 各類書畫作品盈千累萬, 其中, 釋、道二氏相關作品種類繁多, 數量龐大, 內容十分豐富。乾隆八年 (1743) , 乾隆皇帝命張照、樑詩正、勵宗萬、張若靄將內府所藏釋典、道教方面的書畫作品編錄成書, 為《祕殿珠林》。《祕殿珠林》成書於乾隆九年 (1744) , 共24卷。首載三朝宸翰、皇上御筆, 次為歷代名人書畫並附以印本、繡線、緙絲之屬, 次為臣工書畫, 次為石刻、木刻經典語錄科儀及供奉經像。每件作品分別標註收藏處所, 以重典守。其著錄次序先釋後道, 先書後畫, 次卷, 次軸, 用鑑賞家著錄之通例, 而於絹本、紙本、金書、墨書、水墨書、著色畫一一分別。其標題、款識、印記、題跋、高廣、尺寸亦一一詳列。除了具備詳細、完備這一特點之外, 《祕殿珠林》還是專門著錄宗教題材書畫作品成書的首創。在它之前的此類著述均不獨成一書, 如:晉唐人所書釋道經典均雜列古法帖真跡內而無所區分;《宣和畫譜》分十類, 以道釋為一類;鄭椿《畫繼》分八目, 亦仙佛鬼神為第一目。由此, “其以書畫涉二氏者別為一書, 實是編創始”4。

乾隆朝是清宮藏品迅速積累的一個時期, 書畫尤甚。到了乾隆五十六年 (1791) , 連皇帝自己也為之感慨:“凡四十八年間, 每遇慈宮大慶, 朝廷盛典, 臣工所獻古今書畫之類及幾暇涉筆者, 又不知其凡幾, 無以薈輯, 日久或致舛偽。”5於是, 乾隆皇帝下令按初編章程編撰《祕殿珠林》續編。續編纂修人主要為王傑、董誥、彭元瑞、沈初等。《祕殿珠林》續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 (1793) 。

《祕殿珠林》及續編著錄了清宮所藏自晉唐至清代書畫中佛、道題材的作品, 包括佛、道經卷、語錄、科儀等。其內容詳細、全面, 將內府所藏佛道作品梳理成目, 並精於考證, 給後世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在《祕殿珠林》編纂的同一時期, 另一部書畫著錄作品《石渠寶笈》也應運而生, 並且常常被後人看作是它的姊妹篇。《石渠寶笈》始編於乾隆九年 (1744) , 參加纂修者為張照、樑詩正、勵宗萬、張若靄、裘日修等人。成書於乾隆十年 (1745) , 共44卷, 收錄的是清宮中《祕殿珠林》收錄之外的書畫作品, 主要是唐宋以來直至當朝的歷代書法、繪畫、碑帖、緙絲, 等等。該書以貯藏殿閣依次提綱, 以書冊、畫冊、書畫合冊、書卷、畫卷、書畫合卷、書軸、畫輔、書畫合軸分列條目, 其箴素、尺寸、印記、姓名、賦詠、跋識與奉有御題、御璽者皆一一詳列。6

《石渠寶笈》中所錄書畫作品收貯在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御書房、三希堂、長春書屋、攸芋齋、隨安室、靜宜軒、三友軒、畫禪室等處。[2]651以所貯之所為卷, 不僅使藏品存貯更加清晰、有條理, 方便進一步的保管, 也最大限度地方便了鑑賞者查閱、鑑賞。

乾隆皇帝分別於乾隆五十六年 (1791) 、五十八年 (1793) 下令編纂《石渠寶笈》續編、三編, 二者分別成書於五十八年與嘉慶二十一年 (1816) 。續編、三編的纂修者主要是王傑、董誥、彭元瑞、沈初、英和、黃鉞、姚文田等人。

乾隆朝是宮廷書畫收藏的巔峰時期, 而《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及其續編, 纂修過程歷時70餘年, 是清代宮廷收藏書畫作品的總賬, 也被稱為中國書畫收藏史上的巨觀。兩部鉅著整理、鑑定了清初至嘉慶二十一年間清內府所藏書畫珍品上萬件, 其中“唐宋元三代法書名畫近2000件, 明代作品也達2000件左右”[3]270, 因此, 書中所收除當朝皇帝、大臣作品之外, 清以前的傳世書畫作品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如此大規模的梳理、鑑定, 使這些珍貴的墨跡得以有序流傳和更好地保存。另外, 參與編撰的都是當時著名的文臣雅士, 他們博古通今、精於鑑賞, 具有極高的文化素養, 這也就決定了這兩部鉅著的質量及價值。所以, 每每提及清宮書畫的整理、鑑賞成果, 《祕殿珠林》《石渠寶笈》肯定是位居冠首。

如果說整理鑑別書畫作品是出於乾隆帝的個人愛好, 而對青銅器的整理也許更多的是出於對青銅器作為“禮器”的重視。所謂禮器, 一般認為是古代貴族在進行祭祀、喪葬、征伐和宴享等活動時舉行禮儀所使用的器皿。禮器中, 最重要的要算青銅禮器, 包括鼎、鬲、尊、罍、爵、斝、觚等, 是皇家的重要典藏。乾隆十四年 (1749) , 乾隆皇帝命尚書樑詩正、蔣溥、汪由敦率內廷翰林仿照宋代《宣和博古圖》樣式編撰《西清古鑑》40卷, 將內府所藏古鼎、尊、彝、罍等青銅器繪製器形、款識, 並援據經典一一考證。十六年 (1751) 成書, “其體例雖仿《考古》《博古》二圖, 而描繪精審、毫釐不失則非二圖所及。”7乾隆五十八年 (1793) , 王傑等奉敕撰《西清續鑑》甲編, 之後, 又完成了《西清續鑑》乙編。除此之外, 乾隆年間還編有《寧壽鑑古》, 其編纂時間應在《西清續鑑》甲編之前, 編纂體例仿《西清古鑑》, 收錄青銅器700餘件。

《西清古鑑》《西清續鑑》甲編、乙編、《寧壽鑑古》合稱“西清四鑑”, 收錄了清內府所藏4000餘件青銅器[4]167。

乾隆皇帝十分重視對歷代古錢幣的收錄整理工作, 乾隆十五年 (1750) , 命樑詩正、于敏中等編撰《錢錄》。《錢錄》共16卷, 所錄皆清內府所藏曆代古錢, 上自伏羲氏昊錢下至明崇禎通寶, 不僅如此, 還收錄了諸多域外錢幣。不僅數量豐富, 而且俱經詳細鑑別, “凡錢五百六十有七, 辨明真贗, 圖繪形模。”8從普通意義上來看, 古錢幣在紫禁城內盈千累萬的珍品中似乎算不上重要, 它們身上沒有古書畫作品所體現的東方藝術之美, 沒有青銅器在皇家收藏中作為傳國重器的地位, 也沒有金銀玉器所具有的富麗璀璨。但是, “錢幣之利弊可以驗國政之廢休”, 正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 乾隆皇帝在下令編撰《西清古鑑》的第二年便命人編撰《錢錄》, 並且, 編撰完成後, 或自成一書, 或附於《西清古鑑》之後。9

醉心於翰墨的乾隆皇帝對文房四寶尤其是硯十分喜愛:“向詠文房四事, 謂筆硯紙墨, 文房所必資也。然筆最不耐久, 所云老不中書。紙次之, 墨又次之, 惟硯最為耐久。故自米芾、李之彥輩率譜而藏之, 以為藝林佳話。內府硯頗夥, 或傳自勝朝, 或棄自國初, 如晉玉蘭堂硯、璧水暖硯, 久陳之乾清宮東暖閣。因思物繁地博, 散置多年不有以薈綜萃記, 或致遺佚失傳為可惜也。因命內廷翰臣甄復品次, 圖而譜之。”10這是乾隆皇帝於四十三年 (1778) 為《西清硯譜》所作序文中所言。《西清硯譜》共24卷, 由大學士于敏中等奉敕編纂。收錄了自漢代至清代瓦石之屬硯200方, 464幅圖;又附松花、紫金、駝基、紅絲諸品及仿製澄泥各類硯共41方, 108幅圖。每硯各繪其正面、背面、側面。凡奉有御題、御銘、御璽及前人款識、印記皆按體臨摹, 並詳細敘述其尺度、材質、形制。其收藏鑑賞者姓名及舊人題跋、大臣奉敕所題均附於宸章之後。這是一部收羅豐富、著錄詳實的古硯譜錄著作。

二、印製法帖

印製法帖也是乾隆朝整理歷代名人墨跡的一項重要舉措, 它將原帖或複本刻於木板或石頭上, 既可以長久保存, 避免散佚, 也可以反覆拓印, 廣為流傳。法帖之印製、傳拓始於南唐李後主, 北宋時期達到極盛, 明清繼之。清康熙、乾隆年間, 內廷鐫刻了各類法帖多達70餘種[5], 除去許多御臨、御筆及其他當朝作品, 對古法帖的重新整理也湧現了不少作品。

乾隆十二年 (1747) , 鑑於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為稀世珍寶, 乾隆皇帝下令將其貯於紫禁城養心殿內西側一間小小的雅室, 並因之賜名為“三希堂”, 為的是讓“墨跡經數千百年治亂興衰、存亡離合之餘適然薈萃於一堂”。不僅如此, 乾隆還效仿宋太宗刻《淳化閣帖》、宋徽宗刻《大觀帖》, 命樑詩正、蔣溥、汪由敦等人將《石渠寶笈》中存於三希堂內及內府所藏魏晉以來至明末諸家真跡中尤者編次、勾摹上石, 並命人鐫刻而成《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工程巨大, 共32卷, 收錄了魏晉以來至明末135人的340件楷、行、草書作品。另有題跋210多件, 包括鍾繇、王珣、梁武帝、顏真卿、孫虔禮、懷素、宋太宗、趙孟頫、董其昌等諸多書法大家之珍品。11《三希堂法帖》刻成後, 石刻共有500塊, 乾隆皇帝下令在北海白塔山西麓建圍樓, “以石刻列嵌樓壁上下, 翰墨琳琅, 輝映廊廡”[2]361, 而圍樓也因此得名為“閱古樓”。乾隆曾多次以閱古樓為主題題寫詩文, 並將《三希堂法帖》的拓本賞賜給王公大臣。《三希堂法帖》大部分都是根據內府所藏珍品勾摹的, 刻工精細, 收羅作品豐富, 對當時書法藝術的傳播及許多珍貴法帖的保存、流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石刻迄今仍保存在北海公園中。

繼《三希堂法帖》之後, 乾隆皇帝於乾隆十九年 (1754) 再次命人於《石渠寶笈》中選取名人墨跡尤者鉤摹勒石, 為《墨妙軒法帖》, 收錄了自唐褚遂良以下至元趙孟頫18人書, 共4卷。乾隆皇帝將其定為《三希堂法帖》之續, 如其詩中所言:“三希法帖萃名書, 墨妙苕華復繼諸。自是睪然緣望古, 將毋玩物志渝初。”12有趣的是, 乾隆皇帝還專門表示了刻此帖並非與宋代《淳化閣帖》《大觀帖》從數量上爭勝, 而是為了使前人墨跡得以昭示, 也有利於後世研究書法。[2]676-677刻成後, 乾隆命將法帖石刻嵌於萬壽山之惠山園內墨妙軒兩壁間。遺憾的是, 此石刻現在已不得而見。

重新摹刻宋《淳化閣帖》是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四年 (1769) 下令開展的又一項工程。關於《淳化閣帖》, 上文已有所提及, 它的問世, 在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意義深遠。康熙皇帝曾讚譽其“神采煥發, 波磔明潤”“漢晉以來翰墨風規宛然猶在者尚賴此帖之存也”。13雍正皇帝也曾作文以表達對此帖的愛慕之意:“朕批閱再三, 心契神會, 如接古人於硯席, 益悟字學之精微, 見古法之嚴整。書此以識企慕雲。”14嗜古情懷綿綿不絕的乾隆皇帝乾脆在三希、墨妙二帖完成後緊接著下令重刻《淳化閣帖》, 並命于敏中等人詳加考證, 旁註釋文。所刻石板砌於長春園含經堂之後迴廊中, 而廊中原有的“蘊真齋”因此更名為“淳化軒”15。整個刻帖過程始於乾隆三十五年 (1770) , 於三十七年 (1772) 告竣, 于敏中、王際華、裘曰修為之作跋, 稱其為“七百餘年之名跡重複舊觀, 而精核則盛於曩昔。”16乾隆四十三年 (1778) , 侍郎金簡因“石刻貯禁庭, 自宣賜以外罕得瞻仰”, 便抄錄釋文以武英殿聚珍版印製, 使海內“共窺八法之精妙”。 (7)

之後, 乾隆皇帝於四十四年 (1779) 下令刻《快雪堂帖》。《快雪堂帖》由明清之際馮銓所輯、劉光暘摹刻, 得名於馮銓因收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而署堂名為“快雪堂”。福建總督楊景素購得石刻, 於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呈進內府。乾隆皇帝仿淳化軒之例在北海北岸建快雪堂, 將石刻嵌於廊內, 將其中數塊木板重新刻於石, 並作《快雪堂記》以記之。17《快雪堂帖》內輯歷代諸多名家真跡或翻刻, 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晚復帖》, 王獻之《承姑帖》《過節貼》, 歐陽詢《卜商帖》《張翰帖》, 顏真卿《蔡明遠帖》《寒食帖》, 蔡襄《持書帖》, 等等, 是明清匯帖中較好的一部[6]。

同年, 乾隆皇帝將王羲之《蘭亭序》八個摹本真跡, 即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三人鉤摹的《蘭亭序》墨跡, 柳公權《蘭亭詩》, 《戲鴻堂帖》刻柳公權《蘭亭詩》的闕失部分, 明董其昌仿柳公權《蘭亭詩》, 清于敏中《戲鴻堂帖》, 乾隆本人臨摹董其昌仿柳公權《蘭亭詩》, 命工匠摹刻於八個石柱上, 名曰《蘭亭八柱帖》。18王羲之《蘭亭序》原件雖已不復存在, 但是後世書法名家從未停止過對其摹拓, 《蘭亭八柱帖》的摹刻演繹了一段清皇室鑑賞、傳承王羲之《蘭亭序》的歷史。

三、編纂藏書書目

典籍也是清宮收藏中的重要部分。中國曆代皇室都有藏書之舉, 漢代的蘭臺、晉代祕閣、唐代的乾元殿、宋代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淵閣, 等等, 都是當時皇室藏書之所。皇家藏書頗受重視, 其原因很明確, 無外是歷代帝王講求文治的治國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此不作贅言。到了清代, 皇家藏書建設倍受重視, 宮廷藏書浩如煙海, 藏書處所遍佈整個紫禁城、皇家苑囿及各處行宮。其中最珍貴者, 當屬“天祿琳琅”藏書。

乾隆九年 (1744) , 乾隆皇帝命內廷翰林檢閱內府藏書, 選取其中的宋、元、明善本置於昭仁殿, 列架庋藏, 乾隆帝親題匾聯曰“天祿琳琅”, 懸於殿內。昭仁殿位於乾清宮東側, 原為康熙皇帝讀書及日常起居之所, 乾隆皇帝繼位後“弗敢居焉, 乃貯‘天祿琳琅’宋元鐫本於此”。19“天祿琳琅”藏書不僅收錄了許多堪稱世間珍寶的孤本、祕籍, 還對這些善本書籍進行精心審校與裝潢, 是清宮藏善本書中的精華。而昭仁殿則一直成為宮中專藏宋、遼、金、元、明各朝善本之所。

三十餘年後, 因宮內所藏祕籍珍函日漸充盈, 又加上因編修四庫全書而廣求天下遺書, 一時間, 昭仁殿藏書頗具規模。到了乾隆四十年 (1775) , 乾隆皇帝命于敏中、王傑、彭元瑞、董誥等人將“天祿琳琅”典籍重加整理, 以經史子集為綱, 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為次, 編成《天祿琳琅書目》以“垂示方來, 冠以丁卯”。20《天祿琳琅書目》共10卷, 收書429部, 包括宋版書71部, 影宋抄本書20部, 金版書1部, 元版書85部, 明版書252部。不僅收錄豐富, 而且編訂精審, 著重研究各書刊印流傳的時代、學術鑑賞的源流、收藏家生平事略及藏書印記真偽等, 是不同於前代的內府書目。

嘉慶二年 (1797) , 乾清宮、交泰殿發生火災, 殃及昭仁殿, 殿內藏書付之一炬。復建後, 昭仁殿仍為藏書之處, 保留“天祿琳琅”, 不斷有善本匯於其內。太上皇乾隆命彭元瑞從未編入《天祿琳琅書目》的內府藏書中選取精華部分, 依照《天祿琳琅書目》體例輯成《天祿琳琅書目續編》, 共20卷, 著錄各書, 鑑別精審、考證明確[3]19-26。

後世的研究者對《天祿琳琅書目》及續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被譽為清代目錄書中的典範。此書目記載了收藏家的印章, 是書目著錄的一大創舉。藏書印章是書目流傳的重要依據之一, 它提供了書籍流傳的主要線索, 也是書籍自身價值的重要參照。書目摹刻印章, 並記載印章的文字種類、形狀、印色等, 這對於考證這些傳世善本書方面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補充了藏書的史料, 是一種空前絕後的書目著錄方式。不僅如此, 書目還將所收善本書進行縱向梳理, 交代了書籍的流傳過程[7]。

清代內閣大庫中也藏有一定數量的宋元明善本古籍, 是明代文淵閣藏書遺存下來的。明代從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就注意收集古籍, 並將元代皇室藏書運至南京收藏。南京文淵閣建成後, 前代圖書鹹集於此。正統年間北京紫禁城內文淵閣建成, 所有圖書正式入藏。明末李自成入宮後, 文淵閣被毀, 所有藏書轉移至內閣大庫。這些明文淵閣遺存下來的古籍善本多是襲自宋元內府, 有許多孤本祕籍, 十分珍貴。從明代始, 宮中就針對此部分藏書編撰許多目錄及書單, 清代將之延續下去, 也陸續編出了內閣大庫藏書的許多目錄, 乾隆初年, 乾隆帝下令編纂“清查內閣大庫時所編書目”, 並著錄題名、卷數。清代對內閣大庫藏書有較為規範的整理, 其藏書的變化也會及時反映在書目中[8]188-189。

清代對古籍的整理並不限於內府所藏, 其範圍擴大到整個朝野上下。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 是乾隆皇帝訪徵天下書籍, 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纂修而成的一部文化鉅著, 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項浩大工程。《四庫全書》著錄書籍3461種, 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 93551卷;共計10254種, 172860卷, 幾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 堪稱傳統文化的總彙, 是當時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鴻篇鉅著。[9]尤其是對《永樂大典》的輯佚, 發掘出了一大批文化寶藏, 使得許多珍貴的書籍失而復傳。《四庫全書》的總纂官為當時學識淵博的儒學名臣紀昀, 他負責全書的編纂審核工作, 制定凡例, 審核各書決定取捨, 起到了總攬全局的作用。《四庫全書》成稿後, 先後抄出七部, 分藏七閣, 即紫禁城文淵閣, 圓明園文源閣, 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 盛京 (今瀋陽) 文溯閣, 杭州文瀾閣, 揚州文匯閣, 鎮江文宗閣。

在纂修過程中, 纂修官為經手的每一種書籍撰寫提要, 介紹作者生平, 敘述典籍內容, 評論長短得失。提要完成後, 逐一夾在書內, 送交總纂官處, 由紀昀全面審核。在陸錫熊等人的協助下, 紀昀對每一篇提要都要經過反覆考證、修改、潤飾, 方可定稿。紀昀將各篇定稿提要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例排比成編, 通過反覆斟酌調整, 最終編纂成了《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內容分類合理、組織嚴密, 將《四庫全書》所收錄上萬種書籍統括為一個有機整體。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編修過程中, 乾隆皇帝考慮到其內容浩繁, 利用起來不方便, 於是下令編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不收錄存目書籍, 僅記載著錄書籍, 提要文字也很簡練。

四、成就斐然的原因

由上文所述瞭解到, 乾隆朝對宮廷藏品的整理涉及書法、繪畫、青銅器、古硯、古錢幣、典籍等許多方面, 不僅規模大, 涉及門類多, 而且對於每一類的整理都傾其人力、財力, 範圍之廣、水平之高, 都不遜於前朝。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 乾隆帝的個人愛好與高水平的鑑賞力決定了整個乾隆朝對藏品的收藏鑑賞水平。清代皇帝對於漢族傳統文化的接納與喜愛是清史學界所共識的。順治皇帝愛好書畫藝術, 並被認為頗有造詣:其書法宗鍾繇、王羲之, 兼採歐陽詢書;繪畫兼收荊浩、關仝、倪瓚、黃公望之長。他常常創作書畫作品賞賜群臣。紫禁城乾清宮內那塊“正大光明”匾額便是他的手筆;康熙皇帝自幼對儒家文化充滿了濃厚的興趣, 一生孜孜不倦、勤學不輟。他喜歡詩文, 一生寫了千餘首詩, 其詩文涉及政治活動、讀書感悟、自然景物, 等等, 內容廣泛;他怡情翰墨, “自幼好臨池, 每日寫千餘字, 從無間斷, 凡古人之墨跡石刻無不細心臨摹”。21康熙皇帝酷愛董其昌的書法, 曾多次臨寫。他的書法被諸多書畫研究者譽為瀟灑秀麗、蒼勁率真, 頗得董書的精髓。

乾隆朝延續了清初以來確立的尊崇儒學、提倡文治的文化政策, 並進一步發展。乾隆帝對漢文化的熱愛遠遠超過了他的祖父, “他一生盡情地享受著漢族物質文明帶來的一切樂趣, 他嗜好蘇菜, 喜聽崑曲, 陶醉江浙山水, 迷戀南國園林”[10]。除了在朝處理政務, 閒暇時間便是談經論道、題詩作畫、把玩古玩、遊覽江南美景, 徜徉在漢族文化的海洋中。清代發展至乾隆朝, 國家穩定, 國庫充盈, 乾隆皇帝有了充分的條件進行收藏, 他成了中國歷史上一位藏品極豐的收藏家。乾隆酷愛書畫, 因而乾隆朝成為歷史上宮廷收藏字畫最多的一個朝代。乾隆對傳世書畫精品愛不釋手, 鑑賞之餘, 往往加蓋印章。乾隆一生共制印璽1800餘方, 鈐蓋在古今書畫上的也有千餘方, 是中國歷史上在書畫作品上留下印跡最多的一位皇帝。[11]不僅僅限於書畫, 乾隆皇帝對玉器、瓷器、琺琅器、漆器等各類傳世、當朝工藝品無不喜愛備至。在他的詩文中, 對於古物的吟詠隨處可見。許多經他把玩、鑑賞過的玉器、瓷器上都刻有他的御製詩。乾隆皇帝一生創作詩文的數量也是驚人的, 《乾隆御製詩》收詩作4萬餘首, 《乾隆御製文》收文1000多篇, 乾隆帝還將其重要之作刻成玉冊。親自參與創作書法、繪畫作品, 對於乾隆來說也是樂此不疲的。他嘗試繪畫, 故宮博物院現存有他的許多繪畫作品;他推崇東晉王羲之的書法, 練習臨摹王羲之的作品, 並學習古代其他書法名家如趙孟頫、董其昌的作品, 博採眾長, 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並得到了後世許多書法研究者的肯定, 被評論為“章法佈局疏朗大方, 用筆靈活遒勁”。

其次, 乾隆帝在整理藏品中重用了一大批優秀的漢族文人主持編纂工作, 這一群體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 都是博學之士, 這也決定了編纂成果的水平之高。作為儒臣, 他們不僅協助皇帝處理政務, 而且在清朝以“稽古右文”為指導的文化建設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乾隆時期有著名的五詞臣——張照、樑詩正、汪由敦、錢陳群、沈德潛, 乾隆對他們的學識讚賞有加:張照“性穎敏, 博學多識……文筆亦雋秀拔俗, 尤工書”, 樑詩正“老成勤恪, 詩筆工整, 亦能書……其資望為內廷翰林所推”, 汪由敦“學問淵純, 古文雅飭有法”, 錢陳群“深於詩學, 書法亦蒼老”, 沈德潛“早以詩鳴, 非時輩所能及”。而錢陳群與沈德潛曾被乾隆皇帝稱為“江浙二老”, 認為“詞臣退居林下, 齒爵學問, 足為縉紳領袖者惟錢陳群、沈德潛二人”。22前文所述清代著名的宮廷收藏著錄《石渠寶笈》《祕殿珠林》《西清古鑑》便是由張照、樑詩正等人編纂而成。而《石渠寶笈》續編、《祕殿珠林》續編、《天祿琳琅書目》編纂者董誥也是清代著名的儒學之臣, 董誥為尚書董邦達之子, 董邦達善書畫, 董誥繼承家學, 在書畫方面很有造詣, 深受乾隆帝賞識。他還主持了《國史》《皇朝禮器圖》《三通》的編纂, 併入職南書房。之後作為《四庫全書》的副總裁, 接辦《全書薈要》, 命輯《滿洲源流考》。23

最後, 乾隆朝官修圖書的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縱觀中國曆代王朝, 實行文治總是與編纂書籍分不開的。對於圖書的編纂, 清代皇帝下了相當大的力氣。清代的官方修書機構, 除了翰林院外, 還有一些機構分設於其他各處, 如專修天文、歷數、音律諸書的蒙養齋, 專修經史、文學書籍的佩文、淵鑑二齋, 專司翻譯滿蒙少數民族文字的清文經館、會典館、方略館等。另外, 內務府設有專門機構——御書處, 負責鐫刻、刷拓法帖等刻石。宮中武英殿也設有修書處, 最初為武英殿造辦處, 雍正七年 (1729) 改名為武英殿修書處, 在宮廷中負責圖書刊印。康、雍兩朝, 官修圖書有數十種, 《三朝實錄》《太祖太宗聖訓》《大清會典》《平定三逆方略》《古今圖書集成》《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字典》《淵鑑類函》《全唐詩》, 等等。而到了乾隆時期, 他將更多的人力、才力、物力投入到文化建設中。數十年間, 官修各類書籍多達120餘種。如《周易述義》《清文鑑》《欽定蒙古源流》《平定兩金川方略》《滿漢名臣傳》《大清一統志》《大清通典》《皇朝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石渠寶笈》《祕殿珠林》《天祿琳琅書目》, 等等。這一時期官修書籍“不僅在數量和卷帙上堪為中國曆代封建帝王修書之冠, 而且在內容和部類方面也包羅廣泛, 門類齊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