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要做金融行業，就一定得做好扛週期的準備。”
“聽說巔峰的時候每天都有投決會，一週投一個項目，大部分都在五千萬左右。”趙躍此時提及公司的“傳說”，語氣中仍摻雜著激動的情緒，但他很清楚，這都與他無關了。
在這傢俬募機構做投資經理的一年，因為投不出項目，趙躍沒有什麼獲得感。繼續呆下去也看不到什麼希望，他想要離開了。
從2018年8月開始，一直以微弱態勢增長的私募基金從業人數開始不增反減，以每月一千人上下的速度流失。這些數字的背後，是一群叫做“投資經理”的人所經歷的變故。
“投資經理”曾是個光鮮的角色。
他們入行時間不算太長，但在外界看來，他們關注行業的最前沿，接觸最頂尖的人才，出入城市的高檔場所，談吐之間是成千萬上億的交易。不僅如此，他們還過著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擁有豐富的興趣愛好，登山、划船、高爾夫……總之，這群人一度描繪出了許多人理想中的奮鬥狀態。
現實卻不盡那樣美好。
2018年資管新規正式實施後，一個新的時間節點到來。募資寒潮下，一大批中小型人民幣基金關停，尚存的非頭部機構在找尋資金和謹慎出手之間徘徊，投資經理們不得不再次審視自己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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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吸引到出走
“中國風險投資之父”成思危在1998年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關於儘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國內風險投資受到推動，機構開始紛紛建立。
此後十年之間，PE、VC領域仍主要掌握在美元基金和少數本土機構手中，前者有如IDG、英特爾投資、霸菱投資，後者則以深創投、聯想投資為代表，行業還未正式迎來爆發期。
2009年10月30日創業板在深交所上線，首批28家公司集體上市，首日平均漲幅達106%，一級市場的退出通道終於被大限度地打開。往日的PE/VC機構開始嚐到甜頭，僅深創投一家就有4家被投公司在創業板上線首日IPO。
國內由此掀起一股強勁的私募股權基金熱潮，這股熱潮在2015年前後的“雙創”勢態和O2O風口中變得更加熾烈，單就2015年一整年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就增加了近三十萬人，是之前基數的兩倍有餘。
在人員精幹的PE、VC基金之中，湧入最多的群體也是自嘲為“金融民工”的投資經理。他們大多是名校理工科出身，或有海外留學背景，或有過三到五年實業經歷，普遍年齡在二十八九至三十歲上下。
趙躍是2018年最新一批加入這個行業的成員之一，他沒有想到自己剛來就會遭遇一個重大週期。
受資管新規影響，整個2018年人民幣基金募資總額同比下降近七成，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今年。據清科旗下私募通統計，2019年第一季度中國早期投資機構新募集13支基金，披露募集金額為13.66億元，募集基金數量同比下降65.8%，募資金額同比下降78.1%。
在資管新規剛剛下發時，已經畢業工作三年多的趙躍從一家資產管理公司跳槽到現在的私募機構，成為一名PE投資經理。
他在美國完成會計學碩士的學業，學生期間就聽說過不少硅谷創業傳奇。有過在資管公司的經歷後，他越發產生一種股權投資才是未來的認知。“市值上億的大公司的成長空間和增速都是有限的，國家要昌盛不能只靠‘錢滾錢’，背後的驅動力還是創新型公司。”
來到現在這家機構後他才發現期望與現實相差太遠。一年到頭，公司募不到錢，趙躍也沒有投出任何項目。“以為逃過了一個‘坑’，沒想到來到了另外一個。”
這一年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小米上市的項目。當時團隊好不容易從基石投資者手中爭取到為數不多的份額，卻因為資金池“缺水”與其失之交臂。即便投資團隊自發募資，也沒能在期限內找足資金。
類似的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很多項目都卡在最後階段沒投出去，主要原因是沒錢，其次有條款上的原因，估值砍得太凶。”趙躍告訴記者，“但有錢的話，有時候條款鬆一點也就過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消磨他對投資的熱情，但他漸漸習以為常，並且努力默許動輒兩個月的行研、幾十頁的報告、圍繞條款細節不斷展開的拉鋸戰，最後都成為沉沒成本。
對於這樣一個不滿三十歲、人生還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年輕人，趙躍意識到，自己的職業規劃可能出現一些問題了。
問題並非完全出在他的身上，只是他恰好遇到每個金融行業的人都會遇到的下行週期。
事實上，這個行業在很早的時候就經歷過比現在更為嚴寒的週期。2002年萬眾期待的創業板未能如期上線，理想的退出通道被堵塞。這一年僅深圳當地就有數十家創投機構倒閉，其他機構都試圖通過炒股乃至融資租賃保持存續。
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113家國內企業在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市，較2007年減少129家，合計融資218.30億美元，較2007年減少79％，國內企業上市數量、融資額和平均融資額均創三年來新低。
對這個行業來說，週期是“鐵打”的，機構是“流水”的。而流失的那部分人，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有兩個大致的出走方向：一是企業的戰投部，二是創業。
走向大公司的投資部門是一個職業生涯得以接續的選擇，募資難爆發後，也確實出現了“投資人流向BAT”的論調。
據CVSource投中數據，截至2019年5月，中國私募股權市場投資案例總計679起，其中BAT參與的投資案例共102起（百度25起，阿里24起，騰訊53起），佔比高達15%。但此時此刻進入BAT戰投部的難度並不會低於頭部投資機構。
實體企業的投資部門也並非最佳選擇。據一名前PE投資經理表示，他在2018年年中被辭退後去到一家實體企業的投融資部門，本以為順應了資管新規提倡的“脫虛向實”，但大環境之下這家企業可供投資的資金並不充足。由於所在部門越發邊緣化，其話語權和決策權也變得非常有限。
身處同個行業，這些信息陸續傳到趙躍耳邊。事實上，他的心中早已萌發出走的想法，並且一直惦記著一個去年年末無意中發現的商機。原本的猶豫不決終於在大環境的推動下有了答案，他決定選擇第二種方式：創業。
如同曾經看項目一樣，他從駕輕就熟的行研做起。為了求穩，他的前期準備工作仍在兼職狀態下進行，一旦完成他就會辭職全身心投入。
“這件事不一定成功，但我信它是一件大概率會成功的事。”趙躍說，“當我讓自己投入到這樣的事情當中時，我會得到安全感。”
會做出跟趙躍一樣選擇的投資經理，心路歷程大體是相似的。他們內心深處有野心和抱負，對創業抱有好奇心，穩定並不是當下的首要目標。因為年紀尚輕，也暫未承擔家庭的重任，他們仍有試錯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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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週期的大多數
儘管過去一年來，私募基金從業人數整體呈現下降趨勢，但環比下降速率始終保持在1%以下，選擇與週期做對抗的仍是絕大多數。
在扛著週期的人當中，也分資金充裕和不充裕兩種情況。
前者有如徐明義，他來到現在這家VC機構已經三年多，由於機構的DPI（投資分紅率）一直令LP們頗為滿意，他是今年為數不多未受到募資寒冬影響的人。但他主看的賽道上半年的融資節奏仍不可避免地放緩了，投資人謹慎、資金向少數頭部項目靠攏是一方面，好的項目不如過去數量多是另一方面。
他的工作節奏因此變慢了許多，每週見面的創始人變成五到七個，和繁忙時期相比少了將近一半。
他當然也會產生一些焦慮，“在個人不能保證產出穩定的情況下，一年可能就變成自己感覺停滯不前的狀態。”徐明義坦誠的說，“沒怎麼投，也沒怎麼學東西，就算機構的狀態好一點，可能跟你關係也不大，這一年就這麼荒廢了。”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緒，他會主動尋找一些更明確的方向感。比如加強投後管理，這樣至少能幫到下一輪融資的跟進，或是在項目IPO時讓機構有一個更好的品牌露出。再比如開拓新的戰場，只是偶爾會遇到創始人告訴他，自己已經被好幾位同事接觸過了。
“子彈”充足的投資經理是幸運的，他們至少還可以專注在個人提升上，另一些就沒這麼好運了。
張銘在2013年上半年正式踏入VC圈，因為剛剛創業失敗，他選擇了一個門檻較低的機構作為起點。開始的半年一切看似順利，受到老闆賞識的他帶領團隊投出了五六筆一千萬額度的案子。
但沒過多久，作為機構最主要的基石投資人，老闆的現金流被緊緊套在了房地產，機構其他LP的信心一度受到影響而不再出資，張銘由此經歷了職業生涯中的第一次“募資難”。
他不能再專注於自身專業能力的精進上，而是不得不開始陪同老闆外出募資。像創業者曾經給他講故事一樣，他也開始向各個LP講機構的創業故事。“募資不是我最擅長的事情，對我來講很難系統化，如果不是天天做這件事，就算偶爾命中一槍也不意味著什麼。”
據記者瞭解，今年年初不止一家投資機構釋放出“捂錢過冬”的信號，甚至有管理層直接宣佈“KPI減半”的指令，引導投資經理們少看項目少投資，把工作重心轉移至項目的退出上。許多收到指令的投資經理對此大呼“沒意思”。
但曾經也出現過長夜之後黎明降臨的時期。
2004年，隨著一次泡沫洗禮後，中國互聯網迎來上市“窗口期”，空中網、51job、金融界等多達8家互聯網企業集中赴美上市。2013年的最後一天，A股市場歷時四百天的史上最長IPO暫停宣佈結束，“積水”已久的IPO堰塞湖終於等來疏通的機會。
在已知的成就中，奇虎360登陸紐交所帶給鼎暉投資高達36倍回報，京東上市為今日資本帶來150多倍回報，聚美優品為真格基金創下超過一千倍的天使投資回報紀錄。
扛週期的日子雖然不好過，但好在這個行業總有屬於他們的高光時刻讓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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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避免的天花板
就算有足夠的努力和運氣，扛過週期的投資經理還會面對新的現實問題。
在一家PE、VC機構中，最為常見的職級體系有分析師（投資助理）、投資經理、投資總監（高級投資經理）、合夥人四個層級，薪酬水平隨著資歷的上升不斷增長。
據環球企業家的一篇報道，一位曾經為創投機構設計薪酬體系的人士表示，一家基金的人力成本支出可能佔到60%至70%，而在整個薪酬結構中，合夥人又將佔到50%以上，留給投資經理的空間並不大。
一名普通的投資經理的薪酬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固定薪酬、來源於項目的獎金及分成，還有跟投收益。據界面新聞記者瞭解，大部分人每年的固定薪酬在20萬到30萬的區間。
如果單單依靠業績獲得提升，投資經理的收入極限清晰可見。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深層意義上的天花板也會逐步顯現。
2018年的資本寒冬襲來時，李民達入行正好六年。這六年間他輾轉於三家投資機構，從投資經理一路做到投資總監，留下一條清晰的晉升路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也算是扛過幾個週期。
令人有些費解的是，直到第五年李民達才真正意義上有了自己獨立的投資邏輯。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在自己負責的醫療領域中感到迷茫。這個賽道門檻極高，除去利用業務模式進行判斷，他發現自己很難站到同一話語體系下對其進行深入瞭解。
“你至少應該知道去追哪些人，但就這件事情對我來講都是有困難的。”他對這個狀態感到很沮喪，“而且應該讀哪些文獻都是別人投餵給我，很明顯不是我自己去發現和思考的。”
這個困惑他終於在B2B領域得到解決。2017年國慶節的早晨，李民達在電話上跟進一個提高工廠效率的項目。對方名校出身、科研背景，有過幾年產業經歷，商業邏輯也很清晰，是一個綜合能力很強的創始人。結束通話的下一秒李民達決定，這個人他一定要投。
隨後他迅速約見這位創始人，當場簽下了這家機構歷史上單筆金額最大的投資意向書。“到現在我都覺得這可能是我目前為止投得最紮實的一個案子。”李民達甚至為此激動了大半年，他終於發現自己原來如此著迷於效率提升這件事。
但就像硬幣的正反面，極大的滿足感之後，已經投過數十個案子的李民達漸漸產生了與之相反的感受，“開始麻木了。”
這個行業真正依靠業績爬到頂端的人不多，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尚且夠不到晉升合夥人的水平。時間久了，年近四十的他也成為不太喜歡按照老闆意志去執行的一個人。
“年輕人可能會覺得他前面可以爬的臺階還有很多，但對於我來講，怎麼說……就是明顯感覺到天花板。”
“一咬牙一跺腳”，李民達在2019年年初離開VC行業，開張了自己的FA公司。在他的盤算中，長期看來兩者的收入狀況很難比較，但中短期而言做FA勢必會好於做VC，已經完成的五筆交易正在漸漸幫他證明這份猜想。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也久違地獲得了服從自己意志的快感，這讓他得以不那麼在乎身為創業者的無盡壓力。
現如今他再提到週期的時候，語氣中已是輕鬆和平淡，“每隔幾年都會有這麼一個週期，也算是正常現象，所以人來人往我們都看慣了。”他說，“這個行業就這樣子。”
在他的視角里，扛過週期之後會知道週期不是根本，面對物質和精神的天花板做出有關個人價值的抉擇，或許才是最需要思考的問題。
前段時間，李民達遇到一個很有個性的創始人。在向VC講故事時，創始人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執意要突出另一個亮點，大概四五個碰面會後，年輕的創始人發現本以為的“亮點”反而屢次成為爭論點。深諳門道的李民達知道VC要聽什麼，便勸說創始人試試他的想法，事情竟然真的變得順利起來。
“一個人最幸運的就是職業生涯具有連續性，你前面的工作為後面的鋪墊了很好基礎。”這是沈南鵬從創業者轉型成為一名投資人時發出的感慨。
事實上，對於轉型成為創業者的投資人也是同理。他們最後會為了打破天花板而離開，但扛過的週期是他們能夠始終帶在身上的一筆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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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現實
根據中國證券基金投資協會數據，中國私募基金從業人員從2015年年底的37.94萬下降到了2019年5月底的23.87萬人，在此期間，還曾達到一個從未企及的巔峰值44.65萬人。
不可否認，過去的三年是創投行業的一個小高潮，O2O、短視頻、新零售、共享經濟……風口交替，資本追逐。一時之間，去VC，成為投資人，似乎也成了一份“紅利”職業。
當下行週期降臨，單純為了風口和光環而來的人遲早要認清現實，他們極有可能來不及思考和掌握主動權，就因為機構倒閉或收縮而被動離職。
其餘的人如何對抗週期，更多是一場關乎個人意志的鬥爭——嚴寒的資本環境也許是加快抉擇的催化劑，但影響已經退居次位。
投資圈最近出現一個這樣的觀點，未來這個行業可能將更需要有技術或產業背景的人。
真格基金王強在向記者介紹投資邏輯的變與不變時提到，對於早期基金不變的是判斷人最重要，變化的是要不要考慮提升對於技術層面的理解。
“由於新科技會帶來一波商業模式的創新，我們也要求整個團隊的投資人們下沉，理解這些科技的基本規律和本質，這可能會讓我們投資的準確率提升。”
這意味著，投資經理在未來的准入門檻會越來越高。
這個行業仍會人來人往，帶著熱情而來的年輕人不會溫和地走進這個良夜，但他們應該要時刻記得，“你只要做金融行業，就一定得做好扛週期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