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逸事：民國大師們的逸聞趣事

民國大師們的逸聞趣事，晚近學界典故集大成者！黃侃亂撒尿結識章太炎，胡適看不上徐志摩蒐羅的德文色情書，蔡元培極力聘請“叛徒”劉師培，陳寅恪與王國維惺惺相惜，豐子愷與李叔同師徒情深，等等。民國的大師們治學恭謹、風采各異，令人懷念！文章偏長，有興趣者不妨一讀。

一、大學

二、校長

三、傳道

四、為學

五、純儒

六、博雅

七、國粹

編者按：

此文是我在網上無意間發現的一篇有關晚近學界逸聞趣事記載的集大成者。細緻閱讀了一遍，感覺此文蒐集網羅學界典故之實力確為強大，且內容的選擇和編排仿照《世說新語》之格式，每則典故精簡概要、幽默風趣而又不失大義良德。對於吾儕今日之為人治學，誠可謂大有裨益。故而編者不敢專美，願與諸位同仁共享！

一、大學

束星北

20世紀50年代初，留英回來的王竹溪（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臺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一口氣講了大約四十分鐘。王竹溪一直尷尬的站在一邊。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梁啟超

1914年11月初，梁啟超在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說，引用了《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大家，希望清華學子能夠“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從此清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

陳寅恪

梁啟超推薦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國學院導師，校長曹雲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樑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樑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樑先生氣了，說：“我樑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廖廖數百字有價值。”接著樑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

姜亮夫

姜亮夫回憶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時有這樣一段記述：“在清華這個環境中，你要講不正經的話，找一個人講骯髒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同學與同學，碰見了都是講，某個雜誌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個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

蔡元培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範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範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蔡元培談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是明確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學習趣味化，激起人們的求知慾望，我們決不把北大僅僅看成是這樣一個場所——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訓練他們日後成為工作稱職的人。……這所大學還負有培育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於做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在回覆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談到了自己的兩種辦學主張，第一條便是：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的兼容幷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他說：“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於互相詬罵。如各有主張，儘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

梁漱溟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當即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劉師培

劉師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變革命，甘願充當奸細，出賣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極力為之辯護：“劉申叔，弟與交契頗久，其人確是老實，確是書呆！”章太炎也說：“今者文化陵遲，宿學凋喪，一二博通之才如劉師培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

民國成立後，蔡元培和章太炎聯名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尋找劉師培：“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古今。前為宵人所誤，陷入樊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發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幾年後，劉師培又襄助洪憲帝制，為時人不齒，但蔡元培仍延請他在北大教書。

北大招收女生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學生，五四時期，許多女學生要求入學北大，蔡元培公開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暫離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學長陶孟和准許了9名女生入校旁聽，引起社會上的議論和教育部的批評，甚至總統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當局，認為國立學校應該保持“崇高的道德水準”。

但是當時並無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經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憑這一點，沒有請求政府的許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註冊為北大正式學生。但事實上，美國和中國基督教徒合辦的廣州嶺南大學早在1918年就已經開始男女並校了。嶺南大學即今天中山大學的前身。

胡適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及：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具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辜鴻銘

辜鴻銘剛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學生們看到他腦後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都忍不住鬨笑起來。而他，則不動聲色地走到講臺上，向下面的學生打量一番後，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裡面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一席話把學生統統鎮住了。以後上課就沒人敢笑話他了。

蔣夢麟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陳寅恪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梁漱溟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錢穆

1930年，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校長司徒雷登問他對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心中特別嚮往。我來燕大一看，才發現並非如此。一入校門就看到M樓和S樓，這難道就是中國化嗎？我希望將燕大各建築都改為中國名。”

不久，燕大專門召開會議，決定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施德樓為貝公樓（JamesWhiteBashford（1849-1919），中文名字曾被先後翻譯成貝施德或貝施福，此樓名為施德或貝公皆是為紀念此人，但是否為錢穆所改，尚難證實，且備一說），其他建築一律賦以中國名稱。錢穆還為校園的一個湖取名叫“未名湖”。

蔣百里

蔣百里就任保定軍校校長的第一天，對全體學生訓話道：“我此次奉命來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為最完整的軍事學府，使在座諸君成為最優秀的軍官，將來治軍，能訓練出最精銳的軍隊。我一定獻身於這一任務，實踐斯言。如果做不到，當自殺以謝天下。”後來，他因學校被政府拖欠經費，深感愧對學生，遂寫下遺書，真的當眾自殺，子彈穿過胸膛，幸而未死。

林語堂

林語堂在東吳大學講英文課，開學第一天，先生帶來一個皮包。皮包裡滿滿一包帶殼的花生。他將花生分送給學生享用，課堂變成了茶館。林先生開始講課，操一口簡潔流暢的英語，大講其吃花生之道。然後，他將話鋒一轉，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後我上課不點名，願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生。”學生們鬨堂大笑。

馮友蘭

馮友蘭在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所寫碑文，可與清華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媲美：

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軟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聞一多

聞一多上課別緻。據學生回憶，他身穿黑色長袍昂然走進教室，先掏出煙盒向學生笑問：“哪位吸？”學生們笑而不接，他就自己點了一支，電燈光下煙霧繚繞，拖長聲音念上一句：“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才開始講課。

沈從文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傅斯年

傅斯年之於臺灣大學，一如當年蔡元培之於北大。他的甘棠遺愛幾十年不衰，如劉紹銘在小說《二殘遊記》中說：“傅校長，雖然我在大洋這邊的美國也拿了個什麼博士，但我最驕傲的，還是杜鵑花城的那個學位！”

季羨林

北大新生入學。有名新生拎著很大的包裹來報名，看見路邊一個老頭，就把他叫過來，說：“老頭，給我看下包，我去報名。”老頭等了一個小時，一直不動給他看包。後來新生在開學典禮上看到，講堂上給大家作演講的正是那個老頭，他就是季羨林。

二、校長

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鍊，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於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裡！”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裡！”梅沒有表態。

蔡元培

蔡元培就職後，第一次對學生訓話，就說：“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切中當時北大的病根。後來，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僅兩年多時間，蔡先生就把一個官僚養成所改造成為中國的“精神聖地”。

杜威評論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蔡元培又在跟吳稚暉的一封信中談到：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裡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學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幷蓄”，常招致“國務院”、“參議院”等衙門的橫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氣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世界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宣稱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讀完乃掛冠而去。

傅斯年

曾為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張伯苓

南開是私立學校，經費需向社會各界募捐，有學生提出：“我們不要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的臭錢！”張伯苓校長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張伯苓常講：“人可以有黴運，但不可有黴相！越是倒黴，越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黴運很快就可以好轉。”他還編了句順口溜：“勤梳頭勤洗臉，就是倒黴也不顯！”

張伯苓特別信奉這樣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開另有四十字鏡箴：“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1924年底，大學部師生間發生了點矛盾，張校長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平息了這場內部風波，過後輕描淡寫地說：“兩個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飯。”

1929年南開女中部第一屆學生畢業，張校長的講話既幽默又深刻。他說：“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升官發財。男人升官發財以後，第一個看不順眼的就是你這個元配夫人！”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壤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迴盪，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張校長鼓勵學生苦幹，但又怕年輕人急於求成反而壞事，他以燉肉為例說：“燉肉要慢火，長燉，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爛又好吃。若心急，一會兒揭開看看，一會兒揭開看看，這鍋肉是燉不好的。”

梅貽琦

梅貽琦校長1931年在清華就職演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從1931年到1948年一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祕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

蔣夢麟

蔣夢麟校長上任之初，即叮囑文、理、法三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

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竺可楨

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一次聯歡會上，有人請他“訓話”，他說：“訓字從言從川，是信口開河也。我不訓話。”

馬寅初

馬寅初先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名譽校長，因寫《新人口論》而受批鬥。全國圍攻之時，馬寅初的牛脾氣又起來了，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止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麼，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幾十年後，果然證明他是對的。

傅鍾孫

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孫說：“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王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遭受這麼大的禍殃！”

張百熙

張百熙是京師大學堂第一任管學大臣，對北大而言，功勞決不在蔡元培之下。張一上任即邀請吳汝綸任總教習，三顧茅廬，吳仍拒絕，張竟當場跪下，直到吳答應方罷。但吳汝綸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剛從日本回國就去世了，真稱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蔣百里

蔣百里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面，一點關於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

蔣百里在校長任上時，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樹錚的掣肘，財力時難為繼。蔣便召集學生訓話：“我初到本校時，曾經教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做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做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現在看來，你們一切都好，沒有對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卻不能盡校長的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說完，拔出手槍，對著胸口就是一槍，幸虧搶救得時，悲劇得免。

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中學學生畢業，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劉文典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傅斯年

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學生被打死47人，傷200多人。文化界如蔣夢麟、傅斯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憤慨。多年後，傅斯年遇到了鹿鍾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說：“從前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傅斯年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傅斯年在談到北大的幾位校長時認為：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元培，但辦事卻比蔡高明；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但辦事比胡適高明。蔡、胡的辦事，真是不敢恭維！蔣夢麟又對傅斯年說：“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就任臺灣大學校長時說：“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它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說，“大學是一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按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前途記，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

為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傅斯年拒絕權貴子弟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

三、傳道

馬衡

馬衡在北大講“金石學”，帶學生去故宮看商周青銅器。學生問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真的，先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學生又問：“那麼，又何以知道什麼是假的呢？”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先要知道什麼是真的！”

梁啟超

梁啟超說：“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

1929年，梁啟超身體漸趨惡化，學生謝國楨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加強休息。樑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

謝國楨

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猶堅持看書不已，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看他，勸他養病期間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黃侃

章太炎、劉師培、黃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學問，有一次，劉師培感嘆自己生平沒有資質優秀的弟子堪當傳人，黃侃即朗聲問道：“我來做你的關門弟子如何？”劉師培以為黃侃只是開玩笑，便說：“你自有名師，豈能相屈？”黃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

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前往劉家磕頭拜師。有人認為黃的學問更勝於劉，不必自輕身份，黃說：“《三禮》為劉氏家學，非如此不能繼承絕學，此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黃侃只比劉師培小兩歲。

王闓運

王闓運就任尊經書院的第一天，就對學生傳授學經的方法，說：“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

又說：“說經以說字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為貴”，“文不取裁放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

辜鴻銘

辜鴻銘曾經教授記憶之法，謂第一步是感動（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後一步是回憶（recollection）。

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by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byheart）。”

陳寅恪

陳寅恪執教於中山大學時，講課時校內教授旁聽者常多於學生，陳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稱謂。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裡，汪籛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籛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覆”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週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飢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陳寅恪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認為：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政局》，是在導師陳寅恪的指導下開題的，這是陳寅恪惟一一次指導學生作中國近代史學位論文，在很多細節上對石泉有發矇解惑之力。但陳同時對石泉說：“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必然會動感情，這樣一來，看問題就不客觀了。”

陳垣

陳垣常對人說：“一篇論文或專著，作完了不要忙著發表，要給三類人看：一是水平高於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為這樣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李叔同

據豐子愷在回憶他的老師李叔同時寫到：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豐子愷崇拜李叔同，兩人的師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溫柔高雅，舉手投足間有奪人心魄的寶相，這正是豐子愷崇拜他的意義所在。所以夏丏尊說：“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

趙元任

趙元任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

周作人

周作人說：“科學其實也很道德！”

顧頡剛

一次習作，學生引用《資治通鑑》。顧頡剛說：“引用古書資料，要用原始書，《資治通鑑》是二手貨，不足取信於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寫錯字，老師罵他：“要細心，一個字不可輕輕放過。”

再一次，他出大題目要寫作，這次老師罵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題。要知道大題目費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實；小題目可以做得充實有力，無懈可擊。某些事，可以大題小作，在學問上則要小題大做。”

古直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麼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杜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古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

後來古直緩和下來，才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東藩

蔡東藩有語：“我為我文，不必不學古人，亦不必強學古人；不必不學今人，亦不必盲從今人。”

蒙文通

蒙文通語與學生：“學問可以不做，卻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胡小石

“聰明人要用笨功夫”。這是胡小石先生告誡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話。王季思早年在東南大學受教於胡先生。一次他將自己的一篇論文送請胡先生審閱。

論文評析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王季思用張華“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之言詮釋“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二句。胡小石認為這一典故僅說明了前一句，而後句卻未有著落，因而建議他去查《國語》一書。季思先生遵囑查閱，方知後一句乃用《越語》中勾踐用黃金為范蠡鑄像的典故。

陳中凡

陳中凡研讀古書“審諦九事”：別真偽，識途徑，明詁訓，辨章句，考故實，通條理，知家法，察史實，知流別。

陳望道

陳望道說：“一個人，如果要在事業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學者氣，三分才子氣。學者氣長到十分就會呆，才子氣長到十分就會浮。”

顧隨

顧隨每次步上講臺，常是先拈舉一個他當時有所感發的話頭，然後就此而引申發揮，有時層層深入，可以接連講授好幾小時甚至好幾周而不止。舉例來說，有一次先生來上課，步上講臺後便轉身在黑板上寫了三行字：“自覺，覺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來，這三句話好像與學詩並無重要之關係，而只是講為人與學道之方，但先生卻由此而引發出了不少論詩的妙義。先生所首先闡明的，就是詩歌之主要作用，是在於使人感動，所以寫詩之人便首先須要有推己及人與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為必先具有民胞物與之同心，然後方能具有多情銳感之詩心。

於是先生便又提出說，偉大的詩人必須有將小我化而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擴大之途徑或方法則有二端：一則是對廣大的人世的關懷，另一則是對大自然的融入。

葉嘉瑩

葉嘉瑩學成出師，南下的時候，顧隨對她說：“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

這重託讓葉嘉瑩一生都忘不了，她說：我之所以在半生流離輾轉的生活中，一直把我當年聽先生講課時的筆記始終隨身攜帶，惟恐或失的緣故，就因為我深知先生所傳述的精華妙義，是我在其他書本中所絕然無法獲得的一種無價之寶。古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靈的啟迪與人格的提升。——《顧隨全集·序言》

夏承燾

夏承燾先生還曾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一個夢，謂其前身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視的還是後天的努力。他說：“我曾經諧笑地告訴一位朋友，‘笨’字從‘本’，‘笨’是我治學的本錢。”他的成就、他的詞學建樹，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謨

周祖謨讀書做學問遵循著“次第讀書法”。他說：“專攻某一門學科，也要先讀有關的基礎書，然後兼及其它。如從事語言研究，語言學就要先學好，要會發音，會用音標記音，這是必要的一個次第；從事文學研究的，文學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個次第；關於語言文字，就得先看《說文解字》，然後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歷史，應先從通史入手，再進行斷代史研究。”

馮至

馮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幾個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義的。他主要提出了幾個問題：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擔當一個大宇宙。像自然一樣默默；

二、平凡中的偉大，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貴白草一樣“不辜負一個名稱“，像往山上鑿路的老人、化緣在孤島上建造燈塔的人一樣做有益的事業，體現平凡中的偉大；

三、以自然為楷模，維持向上的心情。

錢穆

錢穆做小學教師10年，中學教師8年，任大學教師時間更長。但他對小學教師生活卻情有獨鍾。他說，在小學任教時，每校學生都在百人左右，師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師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學校，吃在學校，工作在學校，團體如家庭，職業即人生。學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學任教，總覺心安。而中學、大學規模比小學大，人員比小學雜，師生之間、同事之間來往也比較煩瑣。由此才知中學教師、大學教師更是個職業。

晚年錢穆曾多次對人說，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馬建強：《錢穆是怎樣做小學教師的》

吳世昌

吳世昌先生說：“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導都有效，要養成自問自答自己鑽研的習慣。”

吳世昌先生說：詞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讀懂的。有一條經驗：要讀原料書，少讀或不讀選集和注本，要獨立思考，才不至於上當受騙。

梁漱溟

梁漱溟少時讀書無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將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大類型加以討論，為絕對獨創。蔣百里稱之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胡秋原認為該著“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沒收，樑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這本《人心與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見於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內，將大行其道於共產主義末期。”

吳健雄

三十年代初，吳健雄在中央大學物理系學習時，他的老師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經常向學生講述居里夫人的種種軼事，從此吳健雄以居里夫人為偶像，數十年後，吳健雄被稱作“中國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

熊十力誡張中行語：“每日於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鑽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

張季鸞

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祕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

吳清源

吳清源說：圍棋本身不是一個武的東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圍棋跟政治沒有關係。

張中曉

張中曉說：“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惟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

方東美

高僧大德淨空老和尚回憶他當年跟方東美唸書時候情景：我二十六歲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方先生給我講課的時候，最後一個單元是佛經哲學。他告訴我，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裡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學都沒有辦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說：“學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魯迅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麼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麼命運會這樣註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啟功

啟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一文中說，抗戰勝利後因有人推薦他去北平當局任職，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徵詢老師陳垣意見，援庵先生說：“學校送給你的是聘書，你是教師，是賓客；衙門發給你的是委任狀，你是屬員，是官吏。”

林同濟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四、為學

熊十力

1943年，徐復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熊氏應該讀什麼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些時候，徐復觀再去看熊十力，說《讀通鑑論》已經讀完了。熊問，有什麼心得？於是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他不太滿意的地方。

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鑑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魏源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等湯金釗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髮辮不整，亂草般的髮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面亦是汙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魏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姚學塽極為讚賞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為師，姚不允，辭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為你之師？”魏源道：“師學識淵博，又具極其寬容之治學之境，當為我之師。”姚說：“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計？”

林紓

林紓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牆上畫了一口棺材，旁邊寫道：“讀書則生，不則入棺。”

章太炎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致辭說：“兄弟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心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

章太炎雲：“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因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顧炎武門下，高者不過潘耒之輩；而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上，不斷前進，往往能青出於藍。如江永的門下，就有戴震這樣的高足。”黃侃在音韻學方面，已較乃師章太炎為高，亦是實例之一。

梁啟超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的文字也達致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康有為

梁啟超評其師康有為：“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

張之洞

張之洞在《勸學篇》卷首寫道：“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此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

廖平讀書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採用默識理解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所以創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

他後來回憶這一轉變說：“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復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識其意。”

王國維

梁啟超這樣評論王國維：“學者徒歆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

張伯苓

張伯苓辦教育，重事功而輕學術。經濟學家何廉強調統計的重要性，張便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答：“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假如我們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

又有一次，張問人類學家李濟：“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濟當時想對全國人民做頭部測量，聽到張的問話，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次年，李濟就離開了南開。

陳三立

陳三立有科學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窮理格物及於最纖微之處。他曾取一隻病蠅置於案上，徐觀其狀，久久不倦。其詩精深真摯，根源正在於此。

朱謙之、繆金源

1923年，朱謙之、繆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學生聲明自由聽課，不要北大文憑。這十七個人被稱作“自絕生“，但他們日後大多學有所成。

錢玄同

錢玄同說：“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標榜洛閩理學之偽儒，矜誇宋元槧刻之橫通，方且高距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

他認為其中最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為、宋恕、譚嗣同、梁啟超、嚴復、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他們“或窮究歷史社會之演變，或採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劇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

趙元任

趙元任是語言天才，他會說33種中國方言，到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當地人交談。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臘、拉丁等外語，甚至精通這些語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講巴黎的土語，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個“趙八哥”的綽號。

陳垣

少年時的陳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學者張之洞寫的《書目答問》一書。打開一看，發現這本書開列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典籍，並作了鑑別，為讀者介紹了學習的門徑。陳垣十分高興，連忙按照書目購買了大量書籍。

有人問他：“你買了這麼多書能念得完嗎？”陳垣回答道：“書並不都是要仔細唸的。有的是供瀏覽翻閱的，有的是供參考備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讀記誦的。有的書要必求甚解，有的則可以不求甚解嘛！”

馮友蘭

在《三鬆堂自序》中，馮友蘭講了一件陳漢章（一說陳介石）講哲學史的趣事：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顧頡剛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任教時，以家在北平，向校長戴季陶提出辭職。戴季陶極力挽留，說：“我們這輩人，象樹木一樣，只能斫作柴燒了。我們不肯被燒，則比我們矮小的樹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燒了我們，使得現在矮小的樹木都能成長，這就是好事。”

顧頡剛大受感動，收回了辭呈，並表態要“留中大幾年”。不過，他回了趟北平，結果，“開了我的書箱，理了我的舊稿，我實在不忍再走了”，於是食言而廢。

楊樹達

蔣廷黻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討論過。

熊十力

熊十力長期不和家屬住在一起，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學問。他每天清晨4點起床讀書寫作，中午亦只閉目坐上片刻，書桌邊貼有“說話勿超過3分鐘”的字條。

金嶽霖

汪曾祺《金嶽霖先生》記：陳蘊珍（蕭珊）曾問金先生：“您為什麼要搞邏輯？”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對他的老師金嶽霖是這樣回憶的：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在一個靜寂的黃昏，同我的老師金嶽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時種種宣傳正鬧的很響。我就問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

他並沒有特定的答覆這個問題。沉思了一會，他說，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著又問他，什麼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說，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

殷海光

西南聯大開學，殷海光選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這位教授在德國留過學，對康德哲學有很深的造詣。鄭昕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就對他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就好了。”於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在下面看書自學，期末還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數。他選金嶽霖的邏輯課，金教授也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講的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

王浩

西南聯大王浩回憶起當年的生活時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因為每個人品格和常識不等，相互間會有不快，但大體上開誠佈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是好的。

例如在課堂上，有些學生直言指出教師的錯誤，而教師因此對這些學生更欣賞。有兩次教師發現講授有嚴重錯誤，遂當堂宣佈：近幾個星期以來，講得都不對，以後重講。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瞭解。

林語堂

1933年12月8日，林語堂在上海某大學演講《關於讀書之意見》，他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麼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梁實秋

有人從小就使用梁實秋編的英文字典，一次問他，怎樣才能把英文學好，樑回答說：“起碼要翻破我編的三本字典。”

胡小石

學生請教“格”和“律”的異同，胡小石作譬雲：“格可變，律不可動。就好比每人臉上都有兩眼一鼻一口，這便是不變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長短、高低、大小之分，這是可變的格。”

沈從文

沈從文第一次對書發生趣味，得到好處是五本醫書，從中知道魚刺卡喉時，用貓口涎液可以治癒。第二次對書發生趣味，得到好處是讀《西遊記》，培養了他的幻想，他說，使我明白與科學精神相反那一面種種的美麗。第三次看的是部兵書，本來他認為可以世襲雲騎尉，但讀後有了一個轉變，發現自己已沒有拘束別人的興味。沈從文說：“這三種書幫助我，影響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沈從文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煩。

吳世昌

吳世昌先生曾回憶十來歲時，讀杜牧的《阿房宮賦》，舊書沒有標點，一開頭只見十二個字“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麼也看不懂。就跑去問比他大四歲的哥哥吳其昌，哥哥並不教他，反問：“六是什麼？”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國王。”“畢是什麼？”“畢是完了。”“六王畢呢？連起來講。”答：“六個國王完了。”“這不對了，怎麼會不懂呢？”哥哥鼓勵他。

這樣一問一答，只有“兀”字實在不懂，哥哥說是“光禿禿”。他問：“四川的山為什麼光禿禿？”“自己想想看。”“沒有樹了。”“樹到哪裡去了？”“砍了？”“砍下來幹什麼？”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宮了。”這一下全懂了。

楊伯峻

楊伯峻是楊樹達的侄子，黃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帶領下，十分不情願地磕頭拜黃為師。黃對他說：“我的學問是磕頭得來的。”這指的是黃拜劉師培為師的往事。楊伯峻心結頓解，從此拜服。

洪深

洪深說：學生的等級可分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壺，灌以液體，可如數傾出，僅有少許遺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數倒出，則涓滴不剩。最劣為漏斗，傾以汙水，水則流出，渣滓盡留其內。

馮玉祥

馮玉祥在常德時，每天學英文兩小時。學習時，即在門外懸一牌子，上書：“馮玉祥死了！”學完後開門除牌，向人說：“馮玉祥復活了。”後來，他可以在美國的街頭用英文作反蔣演說。

陳寅恪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赴英國治療眼疾，並應邀在牛津大學講授東方學和漢學，歐洲各大學校的學者雲集牛津，以親聆他講學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數人外，大多不能聽懂。因為陳寅恪在演講中廣泛徵引各種文獻，使用10餘種中亞古語，一般學者聽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陳尚君

陳尚君是朱東潤的關門弟子，曾務農八年，屬於工農兵大學生。然而他記憶力超群，博覽典籍，在文學史料的補缺方面成就斐然，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唐詩補編》和《全唐文補編》，補錄唐代詩文達12000多篇，較之前輩學人如逯欽立等，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華羅庚

華羅庚從16歲開始自修，五年後，他動手寫數學論文投稿，當他的《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學》雜誌刊登出來後，驚動了清華大學的熊慶來教授。

熊慶來看完這篇文章，問周圍同事：“這個華羅庚是哪國留學生？”恰好有江蘇籍的教員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個小同鄉名叫華羅庚，便道：“這個華羅庚哪裡教過什麼大學，他只念過初中，聽說在金壇中學當事務員。”熊慶來驚奇不已，迅即作出決定：“這個年輕人應該請他到清華來！”

華羅庚到清華大學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學歷當助教，破了清華先例，但卻是教授會一致通過的。再一年半升講師，然後當了兩年研究員。1936年，他26歲，就到英國留學了，就讀最著名的劍橋大學。

但他不願讀博士學位，只求做個Visitor（訪問者）。因為做訪問者可以衝破束縛，同時攻讀七、八門學科。他說：“我來劍橋，是為了求學問，不是為了得學位的。”直到後來，他擁有的唯一的一張文憑，就是初中畢業文憑。

鄭天挺

鄭天挺回憶說：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其授課多有學者、教授聽講。陳講元白詩，第一課是《長恨歌》，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時有著名話劇導演賀孟斧客居成都，聞陳大名，想去聽課，聽說第一課講處女問題，以為無聊，而罷聽課之念，實不知陳以此帶出唐朝婚禮制度，是極重要的事。

王元化

王元化：如果用知性來掌握美，就會把美的統一體內的各差異面看成分裂開來的孤立的東西，從而把美的內容僅僅看作一抽象的普遍性，而與特殊性的個體形成堅硬的對立，只能從外面生硬地強加到特殊的個體上去，而另一方面，作為美和形式的外在形象也就變成只是拼湊起來勉強粘附到內容上去的贅疣了。

王國維

王國維《人間詞話》雲：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

五、純儒

湯用彤

湯用彤為人溫潤，一團和氣。錢穆與傅斯年有隙，卻都與湯交好；熊十力和呂澂於佛學方面每每相左，卻均與湯相得；湯雖參與學衡派，卻與胡適不傷和氣……湯因此得了個“湯菩薩”的綽號，錢穆說他是“一純儒之典型”。

林紓

林紓有俠義之風，曾有某友向他借錢，他便把剛剛賣畫所得的400元傾囊相授，朋友堅持立下字據後離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紓前往弔唁，就在靈前把借據燒了，並作了祭文，後又憶寫道：若他與朋友都健在，則有無借據都是一樣；現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來日無多，若死後還有借據存在，難保不使兩家產生糾紛，因此燒掉云云。

康有為

袁世凱為籠絡康有為，召他主持清史館。康有為力辭道：“我若修清史，則袁世凱首為罪人，如此必不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羅振玉

1901年，羅振玉在劉鄂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歎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王國維

王國維始終未剪辮子，一次夫人給他洗頭時說：“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個東西做什麼？”王答道：“正是因為已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他做什麼？”

黃侃

黃侃留學日本時，一次內急夜起，隨意向樓下小便，時樓下住客正在挑燈夜讀，見此大罵，黃侃亦反脣相譏。兩人舌戰酣暢，即互報姓名，黃侃才知樓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觸，黃見章學識閎富，為己不及，乃折節而稱弟子。

章太炎

章太炎在《臺灣日日新報》任編輯時，常有讀者向報社反應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讀起來很吃力。主編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見，他說：“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會有人知之。請勿問！”

蔡元培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梁啟超

梁啟超在戴戡死後逐漸淡出政壇，在清華、東南等大學任教，聲稱將以教授與記者的身份終其餘生，不復從政。後因病重入協和醫院，某中國醫生診斷其為腎病，須行手術。手術取出一腎後，病仍不愈，原來是錯取好腎。

朋友們多勸樑起訴該醫生，樑答道：“算了罷！中國人學西醫，能夠開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經算不錯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醫之手！時人深為惋惜，認為別的姑且不論，若其緩死幾年，著述必將十分豐富。

王闓運

王闓運進京供職，有人問他：“民國諸賢，與鹹、同間相比如何？”王說：“以今視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認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劉師培

劉師培屬古文學派，崔適屬今文學派，兩人在北大任教時，恰住對門，朝夕相見，每次必恭敬客氣地互稱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課時便劍拔弩張，互相攻擊，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湯用彤、錢穆、張東蓀、張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證剛、鄧高鏡、馮友蘭、賀麟、張岱年、金嶽霖、沈有鼎、馮文炳、黃艮庸等雲集北大，經常在一起高談闊論，可謂一時盛事。熊十力和馮文炳（廢名）曾為爭論問題而扭打不休，熊聲色俱厲地說：“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對佛！”但絲毫不曾影響關係。

蕭公權

蕭公權說，他在民國二十七年到昆明時，聽見一位朋友說：WhateverTai-sunSays，goes；Whatevergoes，Chih-shengSays。意思是說“岱孫（陳岱孫）說了便行；芝生（馮友蘭）行了便說。”

蒙文通

蒙文通任教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因與學校有糾紛被解聘，他卻照常去上課，說：“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學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湯用彤

湯用彤在北大教書時，傅斯年曾請他兼一個辦事處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當發薪時，他卻如數將薪金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實秋

梁實秋的一句“你走的時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來的時候，無論多大風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讓人長久的感慨。

林庚

林庚的學生袁行霈至今記得先生的一句話：“人走路要昂著頭，我一生都是昂著頭的。”

錢鍾書

1939年秋，錢鍾書和鄒文海、徐燕謀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國立師範學院。途中，錢鍾書手不釋卷，怡然自得。鄒文海好奇，方知錢鍾書看的是英文字典。鄒文海覺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議。

錢鍾書則告訴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隨翻隨玩，遇到幾個生冷的字，還可以多記幾個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記載舊時口語，表現舊時之習俗，趣味之深，不足為外人道也。”——鄒文海《憶錢鍾書》

陳寅恪

1946年，陳寅恪從歐洲回到清華，此時他雙目已盲，身心俱疲。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他不聽，並要求在中文系也開一門課。雷海宗的助手王永興勸他：“一門課已經夠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課了？”陳寅恪嚴肅地說：“我拿國家的薪水，怎能不幹活？”

樑思成

樑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有幾十學生聽課。最後一節課，樑思成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怎麼考好？”學生沒有一人答話。樑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

樑有點明白了，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同學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樑笑著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完向臺下作了一個大揖，飄然而去。

熊十力

吳稚暉、李石曾在北大組織“八不會”，“八不”即不抽菸、不喝酒、不嫖、不賭、不吸毒、不做官、不貪財、不阿諛。他們邀請熊十力參加，熊十力說：“你們這是結黨，我不幹，我是九不。”

梁啟超

胡適評梁啟超：“任公為我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樑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適

唐德剛認為，胡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相埒。

他又評論胡適的人格：“……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多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后天都差與胡適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驊

朱家驊任中研院院長時，擬設立一個民族研究所，並欲請史語所中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美譽的李方桂執掌。但李方桂對語言學以外的東西，向如閒雲野鶴，“一不拜官府，二不見記者”，於是朱就託傅斯年出面邀請。傅斯年去了幾次，李方桂都不肯出任。

最後一次，李方桂坦率向傅斯年說：“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是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那時候傅斯年正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李方桂這樣說，豈不是當面給傅斯年難堪嗎？傅斯年是有名的“大炮”脾氣，當然是有些不高興了，但是也沒發作，就“長揖而退”，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馮友蘭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

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裡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嶽霖，金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蔡元培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現。

胡適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

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嶽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錢穆

錢穆在課堂上批評疑古學派，說：“事有可疑，不專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處。比如有人姓錢，此錢姓便屬古，沒有可疑。近來有人卻不姓錢，改姓‘疑古’，這是什麼道理！”

這是諷刺錢玄同“疑古玄同”的別號。有人提醒錢穆道：“錢玄同的兒子正在聽你的課！”不久，錢穆和錢玄同在一個宴會上碰面，錢玄同說：“我兒子很相信你的話，不聽我的！”

梁漱溟

紅衛兵洗劫了馬一浮家，馬但求留一方硯臺寫字，紅衛兵不答應，反而猛摑其面。

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樑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畫統統付之一炬，樑只是在旁邊冷眼旁觀。但當紅衛兵抱出兩本大部頭精裝本的《辭海》和《辭源》時，樑出來阻止了。他解釋道這兩部書是向外地的學生借的，若燒燬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毫不理睬，輕蔑地說：“不用了，我們革命的紅衛兵，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由於精裝書不易燒燬，紅衛兵就一頁一頁撕著燒。

陳布雷

陳布雷效忠蔣介石，終於在全盤皆輸的前夕絕望自殺，他代表了中國自古已然的一種“士心”，只怕連對手也不忍以“愚忠”視之。抗戰時，他在給王芸生的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可見，他是一箇舊道德意義上的君子。

陳夢家

反右時期，陳夢家出於對古文字的熱愛，說了一句“文字改革應當慎重”，於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文革”開始後，陳夢家遭到殘酷的批鬥，他向一位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於是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不料未死，10天后又自縊而死，足見他已義無反顧。

梁漱溟

林彪死後，針對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十分不滿，他認為孔子和林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他說：“至於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這些道理雖然再明白不過，可是在當時敢於說真話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廢名

廢名很佩服其同鄉熊十力，常跟熊談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著手讀佛書以後，卻與專門學佛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有一次，兩人在一起論僧肇，一言不合，大聲爭論，外人在外聽得酣處中突然靜止，原來兩人已經扭打在一起，很快廢名氣哄哄地離開熊家。但到第二天，廢名又到熊家，跟熊討論起另外的問題了。

晏陽初

晏陽初在接受賽珍珠訪談時曾說：“我向全世界提出這一個問題，請求解答。為什麼不能團結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愚昧、貧困、疾病和腐敗政府呢？”

徐復觀

殷海光臨死前，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他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徐復觀則認為，二十年來，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煩，多半與殷海光有關。

得到殷海光死訊時，徐曾繞室彷徨地自言自語：“今後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沒有一個可以談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聽到，立刻責備說：“你怎能說這種話！你說這種話，對得起其他的朋友嗎？”

吳宓

《吳宓日記》出版前，編者想請已八十多歲的錢鍾書為之作序。錢氏為此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請其將此信“附入日記中”。此時錢氏才在日記裡見到，幾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吳宓先生很不愉快。

他在序裡說，“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他還說，將此文附入書裡，“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於削籍而標於頭牆之外乎！”

陳寅恪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記》雲：“解放後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態度，人民政府先後派汪籛、章士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揚說：“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如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太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

季羨林

季羨林入住北大後，住處很特別，是在翠花衚衕裡。而明朝的東廠，就設在翠花衚衕。季羨林的住所，則就是以前東廠特務行刑殺人的地方。當時，那是個很寂靜的院子，樹木蔥鬱，石碑林立，而且寢室外面還擺著一口棺木。

季羨林一個人住在裡面，平時自然少有人找。好友臧克家攜夫人鄭曼去過一次，鄭曼當時就忍不住問道：“季先生，你一個人住在這樣的地方，不害怕嗎？”季羨林則說：“這個地方好啊！正好可以靜下來讀書和工作，也確實不會有人來打擾啊！”

季羨林是健康長壽的老人，有人就好奇他是不是有什麼養生之術。季羨林的回答是，我堅持“三不主義“。“三不主義“指的是：不鍛鍊、不挑食和不嘀咕。

不鍛鍊是不為鍛鍊而鍛鍊，覺得大部分時間還是花在工作上比較好，如果花在鍛鍊上，太可惜了。不挑食則是不管什麼高脂肪、膽固醇，只要合自己口味，張口就吃。不嘀咕則凡事看開些，不要在心裡放著。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腿勤、手勤、腦勤“，自己的祕訣就是：千萬不讓腦筋閒著，腦筋要永遠不停地思考問題。

梁漱溟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六、博雅

豐子愷曾憶及，其師李叔同對他說：“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書也不及馬先生之多。”

曾國藩

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嚴復

張元濟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按十分之四付給嚴復版稅，為中國所僅有。嚴復於是能專力著述。

唐蘭

唐蘭博學。民國時期，他在天津教家館，任教之餘，還給天津《商報》辦學術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辦，用不同筆名發表，內容涉及經學、小學、諸子、金石、校勘以及詩詞等等。吳其昌曾對他壯語：“當今學人中，博極群書者有四個人：梁任公、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

林紓

林紓為最後一位桐城派，他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

辜鴻銘

袁世凱搞善後大借款，六國銀行請辜鴻銘任翻譯。辜臨去時說了一句名言：“所謂的銀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計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凶霸霸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人！”此語被當成英國諺語收入了英國《大不列顛辭典》。

章太炎

章太炎於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門即不能自歸。他在東吳大學的同事黃人也是一個痴人。這兩個痴人一次在茶館小坐，結帳時才發現都沒帶錢，遂決定將章留下作人質，黃回去取錢。不料黃人回家後，正巧收到朋友寄來的書，於是一看成痴，將章拋諸腦後。

胡適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有一次胡適之的朋友們在胡家裡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地衝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適之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

陳獨秀

蔣夢麟和陳獨秀都中過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兩種，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稱“八股秀才”；另一是廢八股改策論後的秀才，稱“策論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為正宗，且更值錢。一次，陳問蔣：“你是什麼秀才？”蔣答：“策論秀才。”陳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可是八股秀才！”

周作人看中國書（包括所有的文學藝術）有一條標準非常獨特，就是看作者“對待人的態度”，特別是“對待女人兒童的態度”，所以中國書惟有《紅樓夢》是好的，《西遊記》和《聊齋志異》可以給兒童帶來樂趣，也可以一讀。《水滸》裡他最喜歡魯達，最憎惡的是武松，原因就是武松殺人太多，殺嫂子，還血濺鴛鴦樓，格殺勿論，雖然是中國傳統中的英雄，其實是狗熊；而魯達在水滸英雄中殺人最少（僅僅一個），也是無奈和失手。

周作人讀書萬卷，他說：“我最為佩服的中國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漢王充，二是明李贄，三是清俞正燮。”

顧頡剛

顧頡剛出身蘇州的詩書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時看到顧氏文風勁盛，特譽其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

黃永玉

廬山鬆門別墅是陳三立的故居之一，陳寅恪一生只去過一次，但是非常喜歡。寅恪的後人想把他遷葬於此，但遇到了很多阻力。後來畫家黃永玉看了《陳寅恪的家族史》一書，非常敬佩，乃主動跟陳美延聯繫。兩人一起致信給相關領導，最終如願以償。黃永玉還題寫了墓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

陳寅恪向羅常培解說中文系之難辦：“現在中國文學的新舊雜糅，青黃不接，恰好象現在的思想和政治一樣。從前模擬《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和李白、杜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可是許多新作品又墮入了西洋文學家的窠臼，真正創作，實在很不容易。在這舊信念已失，新標準未立以前，當然還上不了軌道。”

陳寅恪晚年因撰《柳如是別傳》，頗受不少學人譏諷。陳對摯友吳宓解釋道：“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以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也。”

陳寅恪是一個風趣的人。《事輯》1968年條下引曾做陳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黃萱信件，記載陳對黃說：“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識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難過地說：“陳先生，真對不起，您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用很低沉的聲音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這風趣中微含憤激，語氣仍是那樣從容閒淡，哀而不怨。

曹聚仁

曹聚仁的兒子曹景仲寫信給曹聚仁，沒多久就收到回信，不料打開後發現，竟然是自己寫給父親的信。信中，曹聚仁已將兒子的錯別字改過，並分好段落，點好標點，並重新整齊地謄抄一遍。最後曹寫了三個注意事項：“1.一件事寫成一段，必須分段寫。橫寫直寫都可以。必須斷句。2.想好了再寫，寫好了看一遍再抄。3.如果不分段，不斷句的，就不必寄來。”

袁同禮

民國學人在北平多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也有傳染性。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要蔣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裡。他們一起相互監視，找資料時，袁問蔣對哪一方面特別有興趣。蔣找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文祥年譜》，一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袁似乎不感興趣，蔣私下很高興。兩人分手後，袁回圖書館，蔣回俱樂部。蔣隨即轉回去想買那兩本書，當他半小時後趕到書主處購書時，主人告訴他，袁先生已經先把書買走了。

樑思成和林徽因

費正清回憶抗戰時僻居李莊的樑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這兩位朋友的堅毅精神所感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中，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楊步偉

楊步偉曾說：“我就是我，不是別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時即“膽大妄為”，上家塾時，啟蒙老師說，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飯桌上批評孔夫子浪費東西：“他只吃方塊肉，那誰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邊邊呢。”結果，遭到父母一頓臭罵，罵她對聖人不恭。她還捉弄先生：“趙錢孫李，先生沒米；周吳鄭王，先生沒床；馮陳褚衛，先生沒被；蔣沈韓楊，先生沒娘。”被長輩斥為沒有規矩的“萬人嫌”。

李賦寧

在耶魯時，李賦寧曾和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同學王佐良、許國璋，以及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周珏良通信，相約共同回國執教，“我教中世紀，佐良教文藝復興和莎士比亞，國璋教18世紀，珏良教19世紀”。有人贊曰：“這就是絕配！”

吳宓

吳宓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大時，他見昆明有牛肉館名“瀟湘館”，認為褻瀆了林妹妹，竟去砸館，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葉德輝

葉德輝性情古怪，他藏書甚富，不輕易示人，在書櫥上貼有“老婆不借書不借”的字條。但他對性問題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關性問題的舊書，像《素女經》、《交歡大樂賦》、《雜事祕辛》等都翻印過。潘光旦評說，葉翻印的書還有“幾分科學的價值”。

錢鍾書

錢鍾書常講：“二十歲不狂是沒有志氣，三十歲猶狂是沒有頭腦。”他清華大學畢業後正是二十來歲，陳福田等人想讓錢鍾書讀清華研究所。錢鍾書當時答道：“望眼清華，還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來當我的導師！”

“五馬”、“四陳”、“三沈”、“二週”

北大全盛時期，名流雲集，時有“五馬”、“四陳”、“三沈”、“二週”之稱，“五馬”是指：馬裕藻、馬衡、馬鑑、馬準和馬廉；“四陳”：一說為陳獨秀、陳寅恪、陳垣、陳啟修。“三沈”即沈兼士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三人，他們同在北大任教，同為北大評議會成員，當時在北大被稱為“沈氏三兄弟”。“二週”則是謂周樹人、周作人兄弟

吳組緗

有一次，曹禺見吳組緗進來，便偷偷對他說：“你看，錢鍾書就坐在那裡，還不趕緊叫他給你開幾本英文淫書？”當時清華圖書館藏書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開放，但許多同學都摸不到門。吳組緗聽罷，隨即走到錢鍾書的桌邊，真請他給自己開錄三本英文黃書。錢鍾書也不推辭，隨手拿過桌上一張紙，飛快地寫滿正反兩面。吳組緗接過一看，數了數，竟記錄了40幾本英文淫書的名字，還包括作者姓名與內容特徵，不禁歎服。

直到很久以後，錢鍾書還愛考問吳組緗：“馬克思第三個外孫女嫁給誰了？”吳組緗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擊說：“你專會搞這一套！”

葉公超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讀一遍，葉讚揚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顆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胡適責怪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說：“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胡適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惟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費鞏

1940年，浙江大學流徙到遵義，在艱苦的流亡時期，竺可楨邀請費鞏擔任訓導長。費鞏接受了職位，同時表示：“吾不要訓導長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錢來，可拿這筆省出的錢用在學生物質生活的改善上面。”

他上任後身體力行，親自動手燒開水為學生殺臭蟲。學生宿舍燈光太暗，他花費精力設計了一種亮度大而煙氣小的植物油燈，拿自己的工資購買玻璃、鉛皮等材料，製作了800多盞分發到各宿舍。學生們稱之為“費鞏燈”。

周策縱

周策縱自嘲曰：“妻嬌女嫩成頑敵，室小書多亂似山。”

殷海光

殷海光讚美金嶽霖的《邏輯》：“此書一出，直如彗星臨空，光芒萬丈。”又說，“此書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現代邏輯。僅僅就這本書的文字來說吧，真是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少。”他最後突然把書往桌上一扔，說：“你們聽，真是擲地作金石聲！”

洪述祖

殺害宋教仁的主凶之一洪述祖，是清代大學者洪亮吉的後人，世代書香，曾制有一聯雲：“長安居大不易，天下事尚可為。”可見其才氣！清朝隆裕太后的退位詔書就是由他擬就的。而他還有一個爭氣的兒子，那便是著名的戲劇作家洪深。

陶鑄

陳寅恪是學者，陶鑄是國家官員，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然陶鑄主政華南時，對陳寅恪十分尊敬，兩人結下友誼。文革中，陶鑄幾次要求善待陳寅恪，紅衛兵都置之不理。後來陶鑄也被批鬥，紅衛兵質問他何以如此庇佑陳寅恪，陶鑄正色道：“你們要是有陳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樣待你們！”

黃炎培

黃炎培對黃萬里教育甚嚴，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黃炎培多次教育下屬說，我國自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治階級。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愛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謂真善美實皆包含在愛中。三，戒驕傲。戒驕必須從內心出發，僅在形態上不虛偽猶不足道也。”

季羨林

《季羨林自傳》中曾寫季羨林因為擔任北大副校長後公務纏身，只好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來寫文章。“在會前、會後，甚至是會中，構思或動筆寫文章。有不少會，講話空話廢話居多，傳遞的信息量卻不大，態度欠端，話風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這個’、‘那個’，間之以‘唵’、‘啊’，白白浪費精力，效果卻是很少。在這時候，我就用一個耳朵或者半個耳朵去聽……而把剩下的一個耳朵或一個半耳朵全部關閉，把精力集中在腦海裡，構思，寫文章。當然，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上，甚至是自行車上，特別是步行的時候，我腦海更是思考不停。這就是我所說的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

李敖

李敖說：“胡適和殷海光是我來臺灣後所能看到的算是可以讚美的知識分子，其他的人不夠看。傅斯年死得太早！要是再看了不起的知識分子，我只有照鏡子，看我自己。”由於他崇拜殷海光，便學殷的樣子，一年四季都穿長袍。

七、國粹

黃侃

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太炎先生的經學，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孫詒讓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梁啟超

1906年，清廷正式廢除科舉制。梁啟超說：“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黃仁宇則說：“科舉廢除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頭等大事，從此上下兩層社會被打成兩截，無法得到有效的溝通。”

康有為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慄”，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用“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章太炎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王國維、陳寅恪

王靜安遺體入斂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並三叩頭。陳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國學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曾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他在晚年自挽說：“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時，以為自己再無恢復自由的希望，就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夫人湯國黎女士，信中提到兩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後，國粹便中斷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為莫大憾事。”

沈兼士

1922年，清室曾以經濟困難為由，欲將由瀋陽運抵北京故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日本人，且價已議定，為120萬元。此事被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獲悉，沈致函民國教育部，“竭力反對，其事遂寢”。

劉師培

劉師培曾是同盟會員，思想激進，為較早接觸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之一，認為階級鬥爭學說為“千古不磨之論”，曾為《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作序。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若農民問題不能解決，則民生革命於事無補，可說是超邁時代的高見。

不過事實上他更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不以為然，認為如此一來，此國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為其奴隸。

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會主義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婦女解放先鋒。劉師培曾向湖廣總督端方上言辭激烈的勸降書，但他後來竟投靠端方，轉而惡毒地攻擊革命黨，並曾出賣陶成章、陳其美等舊日同志，轉變之速令人側目。

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將他聘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雖然託名舊派，事實上多少有點支持新派。他逝世時才36歲，蔡元培評論道：“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援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作，其所成就豈可限量？惜哉！”

黃侃

黃侃處處維護國故。他認為木版書便於批點、執持和躺著閱讀，譏諷精裝的西式圖書為“皮靴硬領”；又說中裝的文明和舒適遠勝西裝，一邊說一邊將腳上的布鞋脫下又穿上，並指著一位同學說：“看，你穿皮鞋，就沒有這麼方便！”

胡適評論道：“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黃侃挺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張慧劍

張慧劍說：“中國有三大天才皆死於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國文藝史——第一千年為屈原，第二千年為李白，第三千年為王國維。”

辜鴻銘

辜鴻銘少時在英國讀書，曾依中國禮節在房間裡備下酒饌，遙祭祖先。房東太太問他：“你的祖先何時能來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獻鮮花的時候！”

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認為中日之爭為兄弟鬩牆，而日本之所以能禦侮於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實中國傳統之功。西方人言性惡，互為猜忌攻伐，衍為歐戰，若聽任之，必成人類之浩劫。日本若持續西化，亦必將擾亂東方，因此應喝止西化，荷擔起復興東方文明的使命，進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國之西化，日本須將純正的中華文明反饋中國，這是上天給予日本的使命。這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化建設之論，日本人因之而成大東亞的政治理論。

辜鴻銘學中文較晚，以《康熙字典》為入，六經子史為出，自以為不須旁求。沈曾植很輕視他，說：“爾所言吾盡知，然爾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辜鴻銘在北大的講壇上說：“我們之所以學習英文，是為了用我國溫柔敦厚的詩教，去化諭那些蠻夷。”他居北京時，洋人絡繹來訪，都說：“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一次有英國作家毛姆來訪，抱怨他的油燈太過昏暗，他說：“我們中國人講求明心見性，其燈自亮，不像你們西洋人專務外表。”

民國始肇，鴻銘時為南洋公學校長，不肯易其辮服，自詡老大中國之最後代表。嘗笑解雲：“常人笑我愚忠於清室，吾豈止如是。吾非僅效忠於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於中國之政教，即系忠於中國之文明也。”

蔣廷黼

蔣廷黼在德國出版協會演講：“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再成為一個偉大國家，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並不想建立一個大帝國。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過程中，曾經作出許多種嘗試，包括建立大帝國。但中國詩人對唐代的開疆拓土、豐功偉業並不歌頌，反而有許多慘痛的描述。我們中國人對建立大帝國的確有豐富的經驗，但卻堅定認為建立帝國或是佔領其他人的土地是人類的謬想。”

柳詒徵

某新學者對柳詒徵說：“線裝書在新社會已毫無用處，不如付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贊同，且應做得徹底！否則此處焚燬，別處未焚燬，終究無益。應該號召全國一致行動，將線裝書焚盡。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夠妥當，因為世界各國的圖書館裡尚有不計其數的中國線裝古籍，故應動員他們一起焚燬。否則國外有些漢學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漢學，倘使有朝一日他們來華，就經史子集向我們提出問題，我們卻瞠目結舌難以應對，豈不會貽笑於世界麼？”

梁漱溟

梁漱溟說：“中國傳統中該變化的早就變了，不該變的永遠都不會改變，而這些永遠都不會改變的中國傳統將統領世界。”他認為中國有以貢獻與世界者，不外八個字：“人生向上，倫理情誼。”而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礎。

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只有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彭華《賀麟年譜新編》

吳稚暉

吳稚暉批評“整理國故”：“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為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裡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

陳寅恪

胡適認為陳寅恪是當世“治史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陳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實際上，陳寅恪畢生以文言寫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標點。

林語堂

林語堂在哥倫比亞大學講“中國文化”課，對中國文化的稱頌可謂不遺餘力，一個女學生有點生氣地發問：“什麼東西都是中國的好，難道我們美國就沒有一樣東西比得上你們中國嗎？”林語堂答道：“有的，你們的抽水馬桶比中國的好！”

殷海光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傳人自命，崇尚進取，輕視和疏遠傳統。60年代臺灣發生中西文化大論戰後，他才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認識上的轉變。1969年他臨歿前，在病中遺言中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蔣百里

蔣百里說：“國粹者，特色而帶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樑思成

樑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樑思成去揚州主持籌建鑑真紀念館時，作了有關古建築維修問題的報告。他說：“我是個無齒之徒——我的牙齒沒有了，在美國裝了這副假牙。因為上了年紀，所以沒裝純白色的，而是略帶點兒黃，因此看不出是假牙，這叫整舊如舊。我們修復古建築也要如此，不能煥然一新。”

于右任

于右任有“草聖“之稱，他說：“餘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即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捨，後之學人，當更易易……”

王韜

王韜說：“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忮惟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魯迅

魯迅批評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他說：“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

沈曾植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

鄭振鐸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餘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陳濟棠

陳濟棠跟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認為生產建設可以要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求。胡適說：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陳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弘一法師李叔同

弘一法師圓寂，豐子愷悲痛之餘，悵然若失，繼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質生活，此大多數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學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數。三曰靈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諦者極少數耳。弘一法師則安步閱此三層樓臺也。事母孝，待妻愛，精深藝術，精研佛法，實最完美一人也。藝術家之最高境界，實與宗教相近。藝術之情景交融，與宗教之諸相非相，實止差一步耳。故所謂格律詩、山水畫之屬，絕非雕蟲之技，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腳力甚小，故不能隨法師更上層樓，惟斤斤於小技，但可攀其欄杆作一窺視，深自慚愧雲耳。”

蘇曼殊

蘇曼殊雲：凡諸學術，義精則用愈微。

張元濟

毛澤東和張元濟等人遊天壇。毛問張說：“你以前做京官的時候，可曾來此？”張元濟說：“天壇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著又批評了戊戌變法的不足。張元濟曾先後與光緒、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五位巔峰人物促膝而談，這樣的人是絕無僅有的。

杜維明

杜維明對唐德剛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唐德剛

唐德剛總結道：我國軍界素有“無湘不成軍”之說，現在美國的高等教育界，也有“無華不成校”的現象。北美稍為像樣點的專科以上的學校，差不多都有中國教授，其總人數蓋在千人以上。中國人之所以能在美國高等學校內一支獨秀的道理，實在是因為美國教授生活最適合“百無一用”的中國書生的脾胃。

做教授要有專業知識，要有最高學位。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國知識分子多不願為、不屑為、也不易為之事，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之所長、之所好。教書生活安定，人事單純。經濟收入雖脹不昏，也餓不死。一個“清高”的頭銜，也足使禮儀之邦出來的窮秀才，發生足夠阿Q式的自滿；也可使遠在港臺的父母親大人，乃至丈母孃、未婚妻，提起來笑逐顏開。教授！教授！你真是個中西通用、長幼咸宜，港臺大陸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熊十力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陳毅哭訴道：“我的學問無人可傳呵！”文革中，紅衛兵抄熊十力家，焚燬無數手稿和書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處吟遊，喃喃自語：“中國文化已亡！”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遊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殷海光

殷海光對弟子陳鼓應說：“要好好的讀莊子，莊子對人性的了悟這麼深切，比現在的存在主義要高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