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達斡爾人族源'

達斡爾民族舞蹈《魯日格勒》

達斡爾民族舞蹈《魯日格勒》

達斡爾民居

關於達斡爾族的族源，從清代以來就一直受到歷史學者的關注，提出了多種達斡爾族源的觀點。其中，得到較多論述並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契丹後裔說。

從清代起，許多文獻史料，就有著達斡爾族族源於契丹的記載。比如，在《黑龍江志稿》中寫道：“達呼爾，……契丹貴族，遼亡徙黑龍江北境。”新中國成立以後，對於達斡爾族源的探索得到進一步深化。歷史學家陳述撰寫《試論達斡爾的族源問題》的論文，比較詳細地論述了契丹後裔說的觀點。還有一些論著論述了契丹後裔說。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達斡爾族簡史》論述了這個觀點，認為契丹後裔說的論據比較全面和充足，具有切合達斡爾族各方面史實的說服力。

契丹是我國古代北方民族。唐朝末年，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各部，於公元916年稱皇帝，947年立國號為大遼。1125年，遼被女真人滅亡後，以庫烈兒為首的一部分契丹人北遷大興安嶺和黑龍江流域。庫烈兒的後代投附成吉思汗，並以族眾組成軍隊參加了蒙古徵金、宋的戰役。這一史實與達斡爾族關於祖先的傳說相合。達斡爾族傳說，遼亡時，有一小部分由西剌木倫、喀剌木倫逃到黑龍江、精奇里江、西勒克爾、格爾必齊、鄂嫩河等流域，以遊牧打獵並種蕎麥、燕麥為生。又傳說達斡爾人的祖先率部南征。

達斡爾族學者孟定恭在1931年出版的《布特哈志略》一書中，記錄了達斡爾族民間流行的一首古謠：“邊壕古蹟兮，吾汗所遺留，泰州原野兮，吾之養牧場。”這裡所說邊壕是指東起於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境內嫩江西岸的金代邊壕，當時修築和看守這一金代邊壕邊堡的，主要是契丹族人民。泰州原野，遼代曾是契丹二十部族的放牧場。所以，這首古謠也反映了達斡爾族與契丹族的淵源關係。達斡爾語把金代邊壕邊堡稱為“烏爾闊”，這一名稱只在達斡爾語中保留著，這是達斡爾族與金代邊壕邊堡具有特殊關係在民族語言中留下的記錄。

從一些史籍中，也可以發現與達幹爾語詞彙相同相近的契丹語詞彙。據《遼史》載：“‘曷術’，鐵也。”在北方各民族中，現在只有達斡爾族仍然把鐵稱“卡索”（或“哈索”）。

這兩種發音是相同的。達斡爾語和契丹語一樣，把人口興旺稱“蒲速碗”、事業興盛稱“耶魯碗“（達斡爾語“耶恩得碗”）、輔佑稱“阿魯碗”（達斡爾語“阿依西魯碗”）、獵鷹稱“稍瓦”、侍衛稱“克依阿”等。歷史上，契丹人曾創制過文字。在對契丹小字的解讀中，也發現達斡爾語和契丹語的一些相同相近的詞彙。如：把孝服稱作“習捻”，兔子稱作“陶裡”，馬稱作“木力”，狗稱作“捏褐”，蛇稱作“莫胡”等。與此相應的，在達斡爾族中也有曾有文字的傳說。另外，“達斡爾”這個名稱，在語音上，與契丹族的“大賀”氏名稱相對應。而且在清代，達斡爾族中也確有過稱為“達虎裡”的哈拉（父系氏族）。這也從語言的角度成為維繫達斡爾族和契丹族源流關係的一個線索。

在生產生活方式方面，達斡爾族也與契丹族有著相承關係。遼代契丹人已經在從事農業耕種，並從事漁獵牧業。這與17世紀中葉以及直到20世紀中葉的達斡爾族既從事農牧業，又從事傳統漁獵業的經濟結構恰好相同。而且在北方，只有達斡爾族才具有這樣的多業並舉的經濟結構。由於農耕的需要，在夏季天旱時，達斡爾族有到河邊互相潑水求雨的習俗。在《遼史》中，也有契丹人以水相潑求雨的記載，說的是“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達斡爾族有鑿冰下網捕魚方法，這是一種較大規模的捕魚方法。遼代契丹人也有過鑿冰下網捕魚，而且還有皇帝前往觀看的記載。達斡爾族很久以來就擅長製作大軲轆車，這種車非常適於在草地、山嶺中行走。宋代沈括也曾稱“契丹人制車，長轂大輪，利於行山”。達斡爾族善馴服獵鷹獵捕野雞和野兔，遼代契丹人也以馴服的海東青獵捕飛禽。達斡爾族有獨特的打曲棍球的傳統體育。在遼代，曾盛行類似打曲棍球的“擊鞠”。

綜上所述，達斡爾族源於古代契丹人，這是目前這個領域研究中多數學者的觀點。儘管如此，從學術發展的要求來說，這個領域仍然需要深入探討、論證，以利於揭示和闡明相應的達斡爾族歷史和文化。

在元明兩代，達斡爾族生活的地域一直受中原王朝管轄，與中原王朝有著密切聯繫。

達斡爾族較為突出地出現在歷史上，是在明末清初。這個時期，達斡爾族居住在黑龍江以北的上中游流域以及精奇里江、牛滿河流域，形成了共同居住的地域。達斡爾族各村落之間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已經以“哈拉”（父系氏族）集中在鄰近村落定居，各哈拉之間也是相鄰而居。從事農牧各業，獵業仍然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以獵產品和糧食與內地及附近民族進行商品交換，具有區別於周圍民族的共同經濟生活方式。達斡爾語在這個時期，已經有了千百年的獨立發展，在基本詞彙、語音系統和語法結構上，都已經是一個獨立的語言，並且是全民族通用的共同語言。在定居村落相鄰而居的地緣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風俗習慣、民間文學藝術和宗教信仰。“達斡爾”這個稱呼，也是在這個時期較多地在中外史籍中得到記載。當時，由於音譯標音不同，曾有打虎兒、達瑚爾、達瑚裡、達呼爾、達虎裡、達呼裡、達烏里、達烏爾等多種寫法。可以說，無論是在達斡爾族自身穩定共同體的形成方面，還是從其他民族對達斡爾族的認識理解上看，在明末清初達斡爾族都已經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共同體。

由於清朝初期對於索倫部的征服，達斡爾族和鄂溫克、鄂倫春族開展了反掠奪保家鄉的正義鬥爭。特別是在17世紀中葉，面對沙俄的野蠻侵略，達斡爾族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抗擊。保衛家鄉和民族利益，保衛祖國領土的鬥爭，把達斡爾族整個民族的命運聯繫得更加緊密，達斡爾族作為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的內在聯繫也就更加緊密。

（摘自《中國達斡爾人》毅鬆 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