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林（界面商學院高級分析師）
農民工外出就業一直以來都給人一種短期化、不穩定的印象，這種認知往往來自身邊個案的觀察或者是基於一定樣本的調查統計，在全國層面上，農民工就業不穩定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卻因為農民工群體的龐大且分佈廣泛而鮮少有一個全面的呈現。事實上，大數據可以成為觀察農民工的一個新窗口。
界面商學院基於大數據公司“智慧足跡”的統計結果發現，農民工外出就業的短期化問題比過去大家以為的更為嚴重，超過三分之一的在外務工農民工務工時間不足6個月，或者說，有將近7000萬的勞動力就業不充分，這意味著人口紅利還有可以挖掘的空間。
官方統計沒有覆蓋的一面
每一年，國家統計局都會在全國範圍內抽選部分農村勞動力作為調查樣本來進行監測，並在此基礎上推斷全國農民工的總體情況，比如2018年在1561個調查縣（區）抽選8484個村、22.6萬名農村勞動力，來推斷當年全國農村戶籍人口7.9億中農民工的就業情況。這無疑為農民工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畫像，但也存在不足之處，誤差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這項統計調查定義的“農民工”，為戶籍在農村，且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也就是說，外出從業6個月以下的“農民工”並沒有覆蓋到，這個群體成為了決策者和研究者的盲區。
有沒有可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外出務工的農民工？ 大數據分析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觀察維度。智慧足跡基於聯通用戶的行為軌跡以及屬性標籤，通過脫敏加工後，監測和統計了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市務工的農民工的就業狀況，不僅基於省份或城市做出了較國家統計局的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等四大區域更為細緻的統計，而且覆蓋了外出就業不足6個月的群體，恰好彌補了這一短板。
大數據揭示三大現象
智慧足跡大數據統計顯示，2018年全國在外務工農民工數量在1.92億人左右。所謂在外務工是指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市務工。這與國家統計局對外出農民工的定義並不一樣，官方口徑的外出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非所在城市）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這意味著智慧足跡的外出農民工統計範圍相對較窄。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離鄉在外務工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總數為1.73億人；而按照智慧足跡的定義，在外務工時間6-10個月的人數約為1.24億。
分析智慧足跡大數據後可以發現，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地市務工農民工的就業存在3大現象。
一是農民工就業狀況呈現短期化態勢。2018年在外務工時間不足6個月的人數達到6800萬人，佔比35.4%。其中，約3279萬農民工的務工天數低於3個月，佔比17.1%；低於1個月的人數大約1030萬、佔比5.37%。
"文 | 劉林（界面商學院高級分析師）
農民工外出就業一直以來都給人一種短期化、不穩定的印象，這種認知往往來自身邊個案的觀察或者是基於一定樣本的調查統計，在全國層面上，農民工就業不穩定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卻因為農民工群體的龐大且分佈廣泛而鮮少有一個全面的呈現。事實上，大數據可以成為觀察農民工的一個新窗口。
界面商學院基於大數據公司“智慧足跡”的統計結果發現，農民工外出就業的短期化問題比過去大家以為的更為嚴重，超過三分之一的在外務工農民工務工時間不足6個月，或者說，有將近7000萬的勞動力就業不充分，這意味著人口紅利還有可以挖掘的空間。
官方統計沒有覆蓋的一面
每一年，國家統計局都會在全國範圍內抽選部分農村勞動力作為調查樣本來進行監測，並在此基礎上推斷全國農民工的總體情況，比如2018年在1561個調查縣（區）抽選8484個村、22.6萬名農村勞動力，來推斷當年全國農村戶籍人口7.9億中農民工的就業情況。這無疑為農民工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畫像，但也存在不足之處，誤差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這項統計調查定義的“農民工”，為戶籍在農村，且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也就是說，外出從業6個月以下的“農民工”並沒有覆蓋到，這個群體成為了決策者和研究者的盲區。
有沒有可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外出務工的農民工？ 大數據分析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觀察維度。智慧足跡基於聯通用戶的行為軌跡以及屬性標籤，通過脫敏加工後，監測和統計了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市務工的農民工的就業狀況，不僅基於省份或城市做出了較國家統計局的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等四大區域更為細緻的統計，而且覆蓋了外出就業不足6個月的群體，恰好彌補了這一短板。
大數據揭示三大現象
智慧足跡大數據統計顯示，2018年全國在外務工農民工數量在1.92億人左右。所謂在外務工是指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市務工。這與國家統計局對外出農民工的定義並不一樣，官方口徑的外出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非所在城市）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這意味著智慧足跡的外出農民工統計範圍相對較窄。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離鄉在外務工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總數為1.73億人；而按照智慧足跡的定義，在外務工時間6-10個月的人數約為1.24億。
分析智慧足跡大數據後可以發現，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地市務工農民工的就業存在3大現象。
一是農民工就業狀況呈現短期化態勢。2018年在外務工時間不足6個月的人數達到6800萬人，佔比35.4%。其中，約3279萬農民工的務工天數低於3個月，佔比17.1%；低於1個月的人數大約1030萬、佔比5.37%。
二是農民工就業城市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態勢或更具靈活性。2018年，全國農民工停留超過10天以上的城市統計顯示，停留在2個城市的農民工人數大約3510萬、佔比18.3%。
三是農民工的返鄉時間早於春運，從北上蘇浙粵五個主要農民工務工城市返鄉遷徙數據來看，總體早於春運啟動前一個月時間。
人力資源的閒置浪費
上述三大現象表明，我國人力資源的存在較為嚴重的浪費。數以千萬級的農民工並沒有充分就業，務工天數低於3個月的農民工就超過了3200多萬，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裡停留在兩個城市就業的農民工超過了3500萬。
這與越來越普遍的“招工難”問題形成了鮮明對照。目前，不僅中西部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招工難，以前特別受農民工青睞的長三角和珠三角也在不斷傳來招工難的消息。江蘇南通在7月中發佈的一份面向當地472家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的調查顯示，有84%的企業認為存在“招工難”，有40家企業認為“招工難”問題嚴重；有44.6%的企業缺少普通技工、16.2%缺少高級技工。
而勞動力短缺問題還會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繼續減少、老齡化問題的加劇越來越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過去七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就業人員總量在2018年末也首次出現下降，這種趨勢預計還將繼續。
一面是用工荒，一面卻又存在較為嚴重的勞動力閒置浪費，由此產生了一個相悖的局面。
穩定農民工就業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其實，農民工就業短期化、不穩定的問題長期存在，只不過，那個時候因為勞動力在絕對數量上的壓倒性優勢，使得後補隊伍的龐大足以彌補這一問題對企業的影響。但是現在，就業市場因為人口結構的變化出現了深刻調整，以前不是問題的問題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穩定農民工就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試想一下，如果能充分發揮農民工潛力、實現充分就業，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衝勞動年齡人口快速減少帶來的衝擊，進而降低製造業空心化風險，緩減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速度。
不僅如此，農民工作為中低收入群體的主力，邊際消費傾向高於中高收入者，在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意義越來越重要的當下，如果能有效改善農民工就業不穩定狀況，會推動農民工收入增長、預期改善，進而促進社會消費。
此外，我國的城鎮化還只行進到半途，而穩定就業是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基礎。與發達國家動輒70%以上甚至超過80%、達到90%的水平相比，我國的城鎮化率無論是以常住人口來計算——2018年為59.58%，還是以戶籍人口來計算——2018年為43.37%，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空間，這意味著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將會轉變為城鎮人口，他們的進城都需要有相對穩定的工作。
我們可以試著估計一下未來進城人口，如果以發達國家較低水平70%作為參照、按照我國常住城鎮化率（59.58%）來計算，我們最少還有1.3億人將成為城市常住人口。如果以80%為參照，按照當前戶籍城鎮化率（43.37%），那將是5億的量級。截至2018年末，我國鄉村的戶籍人口7.9億、常住人口5.64億人。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用工市場的不穩定，對供需兩方都十分不利。對農民工而言，在崗時間短，意味著收入低、保障差，也意味著工作經驗積累少、對個人發展不利；對企業而言，職工流動性高，不僅增加招聘、管理成本，不能按時完成訂單的風險也隨之上升，企業還可能因此減少職工培訓的投入，不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
政策夾縫中的農民工
儘管農民工的穩定就業如此重要，但我們的政策顯然還未能有效覆蓋到這一領域。
目前看來，基層政府與農民有關的政策重心有兩個。一個是在農民工的輸出地，在鄉村振興、返鄉創業的大背景下，很多基層政府在資金、政策上推動返鄉創業創新。另一個是在農民工的輸入地，推動已經在城市安家多年、實質上已經是常住人口但戶籍還在家鄉的群體落戶城鎮。無論是返鄉的還是已經紮根城市的，其實已經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工。
對於想外出尋找發展機會的農民工來說，並沒有太多給力的措施促進他們穩定就業，甚至在一些城市裡有部分措施在實質上起到了排斥農民工在當地工作生活的作用。雖然主要城市正在因為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趨勢開展了對“人”的爭奪大戰，但事實上爭奪的更多的是學歷人口，對所謂的“低端人口”則表現出較差的包容性。大數據也間接揭示了這一點。
智慧足跡大數據顯示的主要城市吸引的農民工數量，與城市政府管理規劃的依據——常住人口、戶籍人口之間，存在非常大的缺口。以廣州為例，2018年末戶籍人口927.69萬人、常住人口1490.44萬人，而大數據顯示的農民工卻有1118萬人。
"文 | 劉林（界面商學院高級分析師）
農民工外出就業一直以來都給人一種短期化、不穩定的印象，這種認知往往來自身邊個案的觀察或者是基於一定樣本的調查統計，在全國層面上，農民工就業不穩定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卻因為農民工群體的龐大且分佈廣泛而鮮少有一個全面的呈現。事實上，大數據可以成為觀察農民工的一個新窗口。
界面商學院基於大數據公司“智慧足跡”的統計結果發現，農民工外出就業的短期化問題比過去大家以為的更為嚴重，超過三分之一的在外務工農民工務工時間不足6個月，或者說，有將近7000萬的勞動力就業不充分，這意味著人口紅利還有可以挖掘的空間。
官方統計沒有覆蓋的一面
每一年，國家統計局都會在全國範圍內抽選部分農村勞動力作為調查樣本來進行監測，並在此基礎上推斷全國農民工的總體情況，比如2018年在1561個調查縣（區）抽選8484個村、22.6萬名農村勞動力，來推斷當年全國農村戶籍人口7.9億中農民工的就業情況。這無疑為農民工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畫像，但也存在不足之處，誤差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這項統計調查定義的“農民工”，為戶籍在農村，且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也就是說，外出從業6個月以下的“農民工”並沒有覆蓋到，這個群體成為了決策者和研究者的盲區。
有沒有可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外出務工的農民工？ 大數據分析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觀察維度。智慧足跡基於聯通用戶的行為軌跡以及屬性標籤，通過脫敏加工後，監測和統計了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市務工的農民工的就業狀況，不僅基於省份或城市做出了較國家統計局的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等四大區域更為細緻的統計，而且覆蓋了外出就業不足6個月的群體，恰好彌補了這一短板。
大數據揭示三大現象
智慧足跡大數據統計顯示，2018年全國在外務工農民工數量在1.92億人左右。所謂在外務工是指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市務工。這與國家統計局對外出農民工的定義並不一樣，官方口徑的外出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非所在城市）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這意味著智慧足跡的外出農民工統計範圍相對較窄。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離鄉在外務工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總數為1.73億人；而按照智慧足跡的定義，在外務工時間6-10個月的人數約為1.24億。
分析智慧足跡大數據後可以發現，在家鄉地所在城市以外地市務工農民工的就業存在3大現象。
一是農民工就業狀況呈現短期化態勢。2018年在外務工時間不足6個月的人數達到6800萬人，佔比35.4%。其中，約3279萬農民工的務工天數低於3個月，佔比17.1%；低於1個月的人數大約1030萬、佔比5.37%。
二是農民工就業城市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態勢或更具靈活性。2018年，全國農民工停留超過10天以上的城市統計顯示，停留在2個城市的農民工人數大約3510萬、佔比18.3%。
三是農民工的返鄉時間早於春運，從北上蘇浙粵五個主要農民工務工城市返鄉遷徙數據來看，總體早於春運啟動前一個月時間。
人力資源的閒置浪費
上述三大現象表明，我國人力資源的存在較為嚴重的浪費。數以千萬級的農民工並沒有充分就業，務工天數低於3個月的農民工就超過了3200多萬，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裡停留在兩個城市就業的農民工超過了3500萬。
這與越來越普遍的“招工難”問題形成了鮮明對照。目前，不僅中西部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招工難，以前特別受農民工青睞的長三角和珠三角也在不斷傳來招工難的消息。江蘇南通在7月中發佈的一份面向當地472家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的調查顯示，有84%的企業認為存在“招工難”，有40家企業認為“招工難”問題嚴重；有44.6%的企業缺少普通技工、16.2%缺少高級技工。
而勞動力短缺問題還會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繼續減少、老齡化問題的加劇越來越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過去七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就業人員總量在2018年末也首次出現下降，這種趨勢預計還將繼續。
一面是用工荒，一面卻又存在較為嚴重的勞動力閒置浪費，由此產生了一個相悖的局面。
穩定農民工就業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其實，農民工就業短期化、不穩定的問題長期存在，只不過，那個時候因為勞動力在絕對數量上的壓倒性優勢，使得後補隊伍的龐大足以彌補這一問題對企業的影響。但是現在，就業市場因為人口結構的變化出現了深刻調整，以前不是問題的問題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穩定農民工就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試想一下，如果能充分發揮農民工潛力、實現充分就業，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衝勞動年齡人口快速減少帶來的衝擊，進而降低製造業空心化風險，緩減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速度。
不僅如此，農民工作為中低收入群體的主力，邊際消費傾向高於中高收入者，在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意義越來越重要的當下，如果能有效改善農民工就業不穩定狀況，會推動農民工收入增長、預期改善，進而促進社會消費。
此外，我國的城鎮化還只行進到半途，而穩定就業是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基礎。與發達國家動輒70%以上甚至超過80%、達到90%的水平相比，我國的城鎮化率無論是以常住人口來計算——2018年為59.58%，還是以戶籍人口來計算——2018年為43.37%，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空間，這意味著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將會轉變為城鎮人口，他們的進城都需要有相對穩定的工作。
我們可以試著估計一下未來進城人口，如果以發達國家較低水平70%作為參照、按照我國常住城鎮化率（59.58%）來計算，我們最少還有1.3億人將成為城市常住人口。如果以80%為參照，按照當前戶籍城鎮化率（43.37%），那將是5億的量級。截至2018年末，我國鄉村的戶籍人口7.9億、常住人口5.64億人。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用工市場的不穩定，對供需兩方都十分不利。對農民工而言，在崗時間短，意味著收入低、保障差，也意味著工作經驗積累少、對個人發展不利；對企業而言，職工流動性高，不僅增加招聘、管理成本，不能按時完成訂單的風險也隨之上升，企業還可能因此減少職工培訓的投入，不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
政策夾縫中的農民工
儘管農民工的穩定就業如此重要，但我們的政策顯然還未能有效覆蓋到這一領域。
目前看來，基層政府與農民有關的政策重心有兩個。一個是在農民工的輸出地，在鄉村振興、返鄉創業的大背景下，很多基層政府在資金、政策上推動返鄉創業創新。另一個是在農民工的輸入地，推動已經在城市安家多年、實質上已經是常住人口但戶籍還在家鄉的群體落戶城鎮。無論是返鄉的還是已經紮根城市的，其實已經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工。
對於想外出尋找發展機會的農民工來說，並沒有太多給力的措施促進他們穩定就業，甚至在一些城市裡有部分措施在實質上起到了排斥農民工在當地工作生活的作用。雖然主要城市正在因為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趨勢開展了對“人”的爭奪大戰，但事實上爭奪的更多的是學歷人口，對所謂的“低端人口”則表現出較差的包容性。大數據也間接揭示了這一點。
智慧足跡大數據顯示的主要城市吸引的農民工數量，與城市政府管理規劃的依據——常住人口、戶籍人口之間，存在非常大的缺口。以廣州為例，2018年末戶籍人口927.69萬人、常住人口1490.44萬人，而大數據顯示的農民工卻有1118萬人。
應加快補上政策短板
基層政府首先需要改變的就是觀念。
一方面，鄉村振興、返鄉創業與農民工外出打工甚至在當地紮根並不矛盾。前兩者其實是城鄉之間人、財、物的互相流動，是優化鄉村資源配置的需要，也是結構上的質的改善，後者則意味著城鄉比例關係在總量上的調整，是鄉的比重的下降，與城鎮化長期趨勢一致。
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的思維要更具包容性，應該按照人口發展的趨勢來規劃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在城市中，群體的結構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所謂“低端人口”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可能無法得到滿足、僱傭成本上升、城市競爭力也會衰減。
其次，加快推進已達成共識的關鍵性改革，包括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社會保障的全國統籌、面向農民工的保障性住房制度等。
最後，推動面向農民工的職業培訓。今年以來，決策當局對職業教育的支持力度顯著加大，但是，增加的財政資金主要向中高等職業院校傾斜，尚未涉及教育體系外的農民工。
智慧足跡大數據顯示，2018年新生代農民工佔比為69.3%（40歲以下農民工群體），在農民工總體年齡段構成中佔比明顯。儘管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較老一代農民工有了明顯的提升，但是，他們的勞動素質、職業技能整體仍然偏低，難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不僅能改善農民工就業狀況、增加他們的收入，還能提升人力資本的整體水平、提升勞動者運用先進技術的能力，進而滿足用工需求、穩定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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