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對洋務的認識
慈禧太后身後堪稱“狼藉”的名聲使她幾乎就成了發洩因中國近代屈辱憤怒的一個理想靶子，一切從1860年到1900年中國遭受的欺辱如果找不到別的“罪魁禍首”的話，一般都會毫無懸念的歸咎到慈禧太后的頭上。比如“她為了過生日修園子挪用了海軍經費最終導致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之類云云。對這種有些“反正已經不乾淨不在乎多倒幾盆髒水”的行為本人並不認同。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本人反對以傳統道德標準上的“好”和“壞”去衡量一個歷史人物，更反對封建歷史上很多文人將王朝的覆滅歸咎到“女人禍國”之類的尋找替罪羊式的託詞。至少在對中國近代海軍的問題上，本人認為將北洋海軍的覆滅責任歸在慈禧太后頭上，認為西太后是幕後元凶的說法是不客觀的。那麼，慈禧太后對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到底起的是什麼樣的作用呢？本人認為首先應該從太后本人對洋務運動的認識談起。
心愛的園林被燒燬深刻的影響了慈禧太后對洋務的認識
作為早年經歷過“木蘭秋闈”的慈禧太后而言，對洋槍洋炮的威力是有比較直觀的認識的。所以在當年輕的慈禧太后以兩宮太后垂簾聽政的方式登上權力舞臺的時候，對於讓她顛沛流離跑到熱河，並在那裡失去了丈夫咸豐皇帝，受盡顧命“八大臣”的威勢逼迫之辱的洋人，慈禧的感受是複雜和矛盾的，一方面是痛恨，而另一方面則是嚮往。其實也可以理解，京城被洋人佔了，最喜歡的園林被破壞了，丈夫被憋屈死了，說不痛恨是不可能的；但是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她的頭腦遠比那些只懂得高喊春秋大義的書呆子要清醒，至少她不反對洋務派所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甚至可以這麼說：作為大清國的聖母皇太后，她的危機感和緊迫感要遠遠高過王爺、督撫和百姓。對沒有國家意識的百姓而言，只要能吃飽不餓死，誰來坐江山不是他們要考慮的問題；對吃俸祿的官員甚至王公們而言，只要能看清形勢、見風使舵，不管是哪一家坐天下，都會有他們的榮華富貴，再不濟靠著之前搜刮的財富，做個“寓公”吃老本也不錯；但是帝王家則不然，失去江山和統治地位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一無所有，甚至是性命的終結。因此，天下人皆有退路，唯獨帝王家沒有退路。所以自從兩宮迴鑾一直到慈禧太后去世，這種對“洋”既痛恨又嚮往的矛盾的感受始終貫穿著她的後半生。
雖然她並沒有意識到大清帝國的落後受欺是由於封建體制的落後，是制度上的落差，作為一個一輩子沒出過國的中國傳統婦女，她對國家落後根源的認識也僅僅限於“器不如人”，總結出失敗的教訓是手裡沒有威力巨大的洋槍洋炮，有朝一日大清的“巴圖魯”們熟練掌握了洋槍洋炮的使用方法，就能將欺負大清的洋人們踩在腳下，至於國家制度，大清是完美無缺的，“中學”永遠為“體”，“西學”只能為“用”。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是抱殘守缺的代名詞，但是在當時的國內環境下，和洋人打過交道的洋務派也只能想到這一層，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婦道人家能有這樣的認識，用“難能可貴”這個詞來形容亦不為過。
有了這樣的認識，對於洋務，只要是能強兵富國的，只要地方上有奏請，只要在太后的權限內可以影響到的，只要不觸及被視為祖宗國本的制度，慈禧太后的態度基本上都是兩個字：“支持”。
慈禧太后對近代海軍非但不是阻礙反而是總後臺老闆
太后是中國近代海軍的有力支持者
咸豐皇帝早喪、同治和光緒兩任皇帝都是年幼登基，主少國疑，雖先後有人稱“鬼子六”恭親王奕和一輩子明哲保身的醇親王奕譞先後執掌軍機處，成為議政王大臣，但是權柄終究是不能被旁支所奪的，因此在同治和光緒皇帝年幼不能主政的時期，作為在封建制度下掣肘相權的皇權，一直是由兩宮太后執掌，而當東太后鈕祜祿氏去世後，這一權柄就完全落入了慈禧的手中。如果說皇帝親政前的大清國國政一半在奕的腦子裡的話，那另一半就在慈禧太后的腦子裡。
由於先前兩次鴉片戰爭的威脅都是來自於海上，習慣於圍剿北方遊牧民族叛亂的大清國家機器在一夜之間忽然驚恐的發現：原本被視作“安全的大後方”的沿海地區現在成了真正的前線，在這條前線上面臨的對手，遠比大清列祖列宗遭遇過的任何敵人都要可怕十倍。那就是軍艦和大炮，在這些之前從未見過的軍事機器面前，現有的用於和猖獗在沿海的海盜作戰的舊式水師戰船和自明代起就沿用的鑄鐵炮根本就是形同兒戲。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京城都讓洋人佔據了，對於揹著屈辱的黑鍋留在北京和洋人周旋的“鬼子六”而言，切膚之痛自是不必多說；對於帶著兒子跟著丈夫出逃的“懿貴妃”而言，刺激也是終生難忘。因此，在“加強海防、大治水師”這一點上，叔嫂二人的確是一條心的，但是如何具體實施，則是一個十分棘手和頭痛的問題。
同治這個年號某種意義上代表著朝中各方政治勢力相互平衡的妥協結果
1851年-1864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不僅禍及江淮各省的富庶膏腴之地，也徹底葬送了中央政府對各省督撫的直接掌控能力。由於“長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漢族地主招募的“私人武裝”平定的，使得平定髮匪的漢族勳臣們以一種比以前任何時期都要強大的面貌登上了政治舞臺，中樞在藉助這股力量初步穩定了國內的局勢後就發現了這股力量的強大，強大到了自己無法掌控的地步，雖然唯恐功高震主的曾國藩在平亂後十分識相的裁撤了大部分的“湘軍”，但是因為八旗綠營等正規軍已然朽爛不可用，由民兵發展起來的“勇營”還是在事實上取代了八旗綠營承擔起了“國防軍”的重任。
在這種局面下，以往中央命令式的對地方呼來喝去的局面終結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各地方實力派督撫之間尋找平衡、借力打力的局面。事情也從自上而下的“交辦”演化為地方出提案、中央和地方通過一番交流最後形成“上諭”的“民主方式”來辦。雖然程序上繁瑣了些，但是卻奇蹟般的在同治-光緒年形成了中央-地方的權力平衡。一平衡，這事情自然就好辦了。
當然了，近代海軍是個什麼樣子，慈禧太后是沒見過，因此對於督撫們關於是“買船”還是“造船”的爭論，她自然也不會輕易的偏向任何一方，最後她選擇的是一條看似沒立場但卻能使雙方都買賬的決策：買造並重。不過“買”這條路因為稍後發生的“李泰國-阿思本艦隊”事件而暫時被堵死；國造派佔了上風，那麼有限的資源在這一時期比較集中的被用在了“造”上，有關造艦的摺子基本上是一路綠燈，經費也有江海關和閩海關兩大“富關”的關稅作為保障，結果就是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漸成氣候。噴吐著蒸汽濃煙的國造軍艦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沿海各省的巡防航線上，這些船也許在今天看來並不算先進，但畢竟為建立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海軍艦隊打下了基礎。
1874年-1875年的夷州事件使得習慣以天朝上邦自居的清政府大受刺激，由於這次的對手不是西洋人，而是向來被視作“下等人”而瞧不起的日本，斯時正值同治皇帝大行，從妹妹兼妯娌、醇王福晉葉赫那拉-婉貞處抱進宮登基的光緒皇帝年幼不能理政，再度以聖母皇太后身份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會同恭親王商議，認為日本撮爾小邦如今居然也敢欺負到大清頭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商議的結果就是以中央的名義發佈上諭：要求沿海沿江各省督撫對於海防發表意見，提出具體解決方案的大討論，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海防大籌議”。
但禍不單行的是，1875年的檔口也正值左宗棠磨刀霍霍準備在西北用兵的時候，而此時清政府的財政狀況無論如何也支撐不了東南和西北兩個方向的鉅額開支，最終海防大籌議演變成了直隸總督李鴻章和甘陝總督左宗棠為了爭奪經費的口水大戰。最終在收復失地這一“政治正確”下，廷議支持了左宗棠的主張，將主要資源投入了針對英國在中亞的代理人阿古柏的收復新疆戰爭，但是出於對京畿門戶防守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考慮，李鴻章和沈葆楨聯手提出的海防主張尤其是添購鐵甲艦的動議也在恭親王的支持下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首肯，得到了每年為北洋和南洋各撥付銀兩百萬兩的原則性許諾。而沈葆楨出於京畿優先的考慮，十分高風亮節的讓出了南洋的那二百萬兩份額優先用於建設北洋海防，使原本磕磕絆絆的北洋水師組建進程有了較為靠譜的資金保障。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在沈葆楨締造船政、李鴻章建立北洋水師乃至北洋海軍屈指可數的堅定支持者中，對海患有著直觀認識的慈禧太后是有資格佔有一席之地的。
太后和反對建設海軍一派的鬥爭
作為女人，而且是一個握有權柄但是認知有限的女人，對於海軍顯然是外行，要慈禧太后親自參與海軍建設的謀劃明顯是勉為其難。但是作為近代海軍建設的重要支持者，慈禧太后對海軍建設的支持主要體現在對洋務大員行事的支持上。眾所周知，洋務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差事，無數雙眼睛在盯著這一看似油水很足卻凶險無比的事業，因此洋務派大臣在辦洋務的過程中一直被無數的彈劾、詛咒甚至是辱罵所包圍。按道理作為官場的老油條對於“憤青”式的彈章大多都能做到免疫性的無視。但是這種彈劾多了，也是影響情緒的，有道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才不錯。但是反對洋務的勢力純粹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由於近代海軍牽涉到鋼鐵、航運、煤炭、鐵路等一系列洋務產業，無一不是當時最來錢、油水最足的肥差，根據一般邏輯，只要沾了這些肥差的人或多或少一定有問題，而自己的名聲就依靠扳倒這些人來成就。
為了讓這些需要幹實事的肱股重臣能安心做事，只要在她的權限範圍內，慈禧太后還是會動用她的權力和資源替洋務派擋一些來自反對者的口水。
福建船政初創時期，接替左宗棠擔任閩浙總督的吳棠厭惡洋務，並且對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平白添出一個不歸自己管轄的機構表示不滿，抵達福州任事後就運用自己的權力對新生的船政大肆打壓，大有將新生的船政扼殺在搖籃之中的架勢。此舉無疑惹怒了船政大臣沈葆楨和已經調任甘陝總督的左宗棠，參劾吳棠的摺子放在了慈禧的面前。
最終的結果是閩浙總督吳棠在福州屁股沒坐滿一年就離開了，他被調到了四川，對洋務持開明態度的馬新貽（刺馬案受害者）接替了他的位置，船政由此躲過了一劫。
上書稱李鴻章有“六可殺”大罪的樑鼎芬最終被慈禧太后一擼到底
下一個撞到槍口上的是翰林編修樑鼎芬，在中法衝突期間，因不忿於李鴻章對被認為是“弱國”法國的“軟弱”，腦子一熱上書彈劾李鴻章“六可殺”大罪（其中一條是李鴻章面對母親去世居然不在原籍守制，其實李鴻章是被朝廷奪了情，樑鼎芬這麼說等於是在打朝廷的耳光），李鴻章作為中國近代海軍的靈魂人物，這個時候無論如何是要力挺的，所以慈禧太后顯示了震怒，以“妄劾”的罪名嚴令吏部嚴處。吏部本著“大事化小”的原則在李鴻藻的授意下上報了“降一級”的薄懲，怎料這次太后不依不饒，認為處理得太輕，最後在太后的親自過問下，樑鼎芬被一捋到底，被連降五級，留下了嬌妻龔氏託好友文廷式照顧以及一方“年二十七罷官”的小印後，隻身憤然離京（最後，“朋友妻、不客氣”的文廷式很“體貼”的將龔氏照顧到了床上，送給老朋友樑鼎芬一頂綠油油的綠帽子）。
答應好友照顧其妻結果把人家照顧到床榻之上、“朋友妻、不客氣”的文廷式
在北洋水師擁有了“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超勇”、“揚威”兩艘巡洋艦和一批守口炮艇，初具規模後，李鴻章更是成了眾矢之的，光緒十一年，兵部左侍郎黃體芳以“是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威，恐用以禦敵則不足，挾以自重則有餘”的理由彈劾李鴻章擁兵自重，要朝廷加以掣肘，慈禧太后又一次顯示了震怒，在駁回了黃體芳的彈章後將其降為了通政使。
捏造北洋水師有藩鎮之勢而被慈禧太后處罰的黃體芳
除此之外還有種種多如牛毛的彈劾，但是大多數都被慈禧太后毫不客氣的頂回去了。對於太后而言，督撫是需要掣肘，但是更多的時候需要給他們撐起一把保護傘，不然就會影響到國家機器的運轉。在鼓譟的書生和辦事的督撫的選擇上，慈禧太后的腦子還是十分清醒的。
對於洋務派而言，如若沒有太后的保護，擋掉了大部分的彈章，不管是左宗棠、沈葆楨創辦的福建船政，還是締造北洋水師的李鴻章，面對的阻力必然還要成倍增加。那麼原本就步履蹣跚的中國近代海軍建設腳步無疑還要被更加拖累。
太后支持國造艦的支持
洋務派在和頑固派就近代海軍問題上爭執的同時，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矛盾最為尖銳的是如何建立一支近代海軍的問題，一部分人主張外購，另一部分人則主張國造。因此，軍艦到底是外購還是國造也成了貫穿洋務運動始終的一個尖銳的話題。1885年爆發的北洋和船政的經費爭奪事件就是這種衝突中一個典型的案例。
中法戰爭後，受到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沒、船政被炮轟、夷州海峽被封鎖這些慘痛教訓的刺激，清政府發起了第二次海防大籌議。1885年6月21日，在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發給沿海督撫們的上諭裡指出“和局雖定，海防不可稍弛”，根據中法戰爭中的實際教訓，得出“……上年法人尋釁，疊次開仗，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應援，何至處處牽制”的結論，雖顯略失偏頗，倒也基本屬實。據此，清政府下定決心“當此事定之時，自以大治水師為主！” 要求各相關的樞臣及地方督撫圍繞如何建設、鞏固海防，提出切實意見。
正是這次關於海防問題的大討論，將中國購買新式軍艦的風潮再度推向高處。第二次海防大籌議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大治水師”，特別是經中法一戰後凸顯出來的東南沿海及夷州海峽的防務問題。就著這一命題，以李鴻章執牛耳的“購船”派和以福建船政大臣裴蔭森為代表的“造船”派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
李鴻章的方案是以剛從德國訂造歸國的穹甲巡洋艦“濟遠”艦為原型，再向英德兩國續訂六艘同式樣的穹甲巡洋艦，部署於閩臺。而裴蔭森則提出以法國“黃泉”級近海防禦鐵甲艦為母型設計一型鐵甲艦，由船政建造三艘用於閩臺海防的設想。“購船”派和“造船”派新一輪的交鋒由此展開。
牽涉到經費的爭奪，李鴻章對船政提交的鐵甲艦方案充滿著敵視情緒
面對福建船政提出的鐵甲艦方案，李鴻章表現出了極度的不滿，倒不是因為船政的方案有什麼毛病，而是船政在這時候提出建造方案，勢必會造成有限的經費資源的分流。更重要的是，李鴻章在提出六艘穹甲巡洋艦方案的初始就沒想將這六條船真正用於閩臺的防禦，而是藉著這個由頭爭取到編制的許可，等到軍艦建成的時候將其設法歸入正在創建中的北洋水師中。這個時候半路突然殺出個程咬金，別說是昂貴的鐵甲艦，就算是福建方面建造一條小木船的資金申請，李鴻章也會反對。為了讓“不識相”的裴蔭森知難而退，李鴻章仗著其掌握技術優勢，上奏將福建方面的鐵甲艦方案批了個體無完膚：“船式、輕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鋒之用”，“欲以此敵西國之鐵甲艦，恐萬萬不能”，“裴臬司於此道素未考究，誤信閩廠學生之蠱惑”，要求清政府“審慎圖維，勿任虛擲帑金”。其評論不可謂不切中要害，船政方面提出的近海防禦鐵甲艦僅僅只是守口之用，也的確沒有考慮到在大洋之上和敵艦正面交鋒，比較能馳騁大洋的穹甲巡洋艦，在使用方面確實有所侷限。資歷、實力和官場經驗都無法望李鴻章項背的裴蔭森得知李鴻章的上奏內容後自覺心灰意冷，準備將自己提出的方案封存入櫃，束之高閣，但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慈禧太后向船政伸出了援手。
在裴蔭森送上的請造鐵甲艦的奏摺上，慈禧太后親筆寫下了很長一段批語：“籌辦海防二十餘年迄無成效，即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謂自強何在？此次請造鋼甲兵船三號，著其（戶部）撥款興辦，惟工繁費巨，該大臣（裴蔭森）等務當實力督促，毋得草率偷減，乃至有名無實。”
如果沒有慈禧太后的強力支持，平遠艦根本就不可能被造出來
有了太后的強力撐腰，福建船政如願以償的得到了戶部的撥款，開始了其建造鐵甲艦的工程。雖然福建船政鐵甲艦的建造數量從計劃中的三艘縮水為一艘，並且建成後要調撥給北洋海軍使用（李鴻章提出的購買六艘穹甲巡洋艦的資金申請也被太后拍板通過，但是訂購的數量被縮水成了四艘，分別化作為穹甲巡洋艦“致遠”、“靖遠”和裝甲巡洋艦“經遠”、“來遠”）。但畢竟是有力的支持了國造軍艦的建造，在原本就因為馬江之戰遭受極大破壞、陷入困頓之中的福建船政提供了保留產能和有經驗技工的寶貴機會。也許太后是出於制衡北洋的角度刻意的扶植一個能和北洋分庭抗禮的勢力，可是從結果來看，中國造船史上一條里程碑式的軍艦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強力支持下得以逃過胎死腹中的厄運。
同樣在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向船政協款為廣東水師建造四大四小八艘軍艦的具體操作遇到戶部的刁難時慈禧太后也及時伸出了援手：
張之洞向船政協款造艦的過程中遭到了戶部尚書翁同龢的百般刁難
當這批訂單正處在緊鑼密鼓的進行過程中時，翁同龢把持的戶部突然橫插一槓，以兩廣造艦協款來自各界捐款，不能援引兩江用官款協造軍艦的舊例為由，拒絕為這八艘“廣”字軍艦協款以外的款項報銷。要求“造船價銀，該大臣（指船政大臣）既與粵省自行議定，將來由該大臣與粵省自行清算，不得於官款內先行墊付”。
得到消息的船政大臣裴蔭森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慌了。戶部不認賬，那除了協款以外剩下的錢從哪裡去弄？船政經費本身就緊張，兩廣手中也沒有“餘糧”，難道這筆買賣要半途而廢不成麼？裴蔭森當即上奏抗辯：“粵省協造兵輪八艘，原與外洋購買合同訂價者不同，雖曰捐款而成，船均為公家海防之用，與通商口岸鳩資造船、裝貨貿易者更自有別，既於閩廠可資週轉，復於粵洋有裨巡防，事屬一家，計為兩得”。
話都說到這地步了，翁同龢依舊冥頑不化、不為所動。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手執“南清流”牛耳的翁同龢與“北清流”魁首李鴻藻素有矛盾，南北兩派清流多年來分歧巨大、不可調和，張之洞正是出自李鴻藻的門下。其背後的玄機被此時閒居於福州，曾經的“清流四諫”之一的陳寶琛一眼看穿，稱翁同龢此舉看似是在刁難船政，其實是在與張之洞為難，進而噁心李鴻藻。
對翁同龢的伎倆心知肚明的陳寶琛
正當張之洞和裴蔭森這對同年進士的年兄年弟和翁同龢相持不下的時候，慈禧太后的強勢介入使得僵局頓時被打破：太后支持了船政的報銷申請，在裴蔭森的奏摺上批下了“依議，欽此”四字的懿旨硃批，強行壓服了翁同龢，解決了這批國造軍艦建造款項的報銷問題。
廣甲艦也是在慈禧太后的強力支持下得以建成
正確看待太后在海軍建設的作用
對於洋人的仇恨，終慈禧太后一生都不曾有片刻的忘卻，在勉慰首任赴英公使郭嵩燾的詔對上，慈禧太后說出了她對西洋的態度：“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可以看出，雖然對於洋人有刻骨的仇恨，但是對於“天朝”和“洋夷”實力的巨大差距，太后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隨咸豐皇帝的“西狩”以及圓明園的大火也使得慈禧太后相較那些滿口春秋大義道德文章的書生而言更實際、更務實。所以，對於加強海防建設，慈禧太后始終是持肯定的態度，動機很明白，要是大清國沒有了，臣民和官員督撫們都有後路可退，而身為愛新覺羅家的媳婦，她代表著是皇家，覆巢之下只有皇家無有完卵，她無路可退。
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在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階段，慈禧太后發揮了她獨特的作用，這點是必須要承認的。
慈禧太后對中國近代海軍建設的作用需要客觀看待
作為後人，我們是不是該這麼看待慈禧太后對中國近代海軍發展的作用：她是一個對新事物有著敏銳眼光和較為開明態度的女人，但是她也是一個目光短淺並且只侷限於權力爭奪的女人。她對海軍建設的態度是積極的，但只是有限的積極，支持洋務也好、支持國造也罷，動機終歸還是出於維護她自己的地位和榮華，所以，慈禧太后是一個對中國近代海軍乃至洋務運動發展起到過一定作用的人，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