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摘要：半個世紀以來，工會似乎總是與科技企業格格不入。強調彈性、靈活、效率、競爭的科技公司總是將工會視為員工自由的牢籠、企業發展的絆腳石。而如今，情況似乎有所變化了。在美國，越來越多的程序員、軟件工程師開始加入到組織工人、組建工會的行列裡。他們不但公然反對公司掙“黑心錢”的行徑，爭取自己的勞動權益，還為科技園區的保安、服務員爭取加入工會的權利。為什麼這群收入不低的“技術宅”開始主動挖資本主義牆角呢？他們是怎樣與藍領工人聯合起來？程序員工會會提出哪些訴求，又會面臨怎樣的挑戰？

“最激進的科技左翼”

紐約曼哈頓一間普通的創業辦公室裡，幾乎沒有傢俱，十幾張辦公椅圍成了一個圈。五十多個人陸續進來簽到坐下。人數似乎遠遠多於組織者預期。晚來的人只能站在圈外，靠在房間各處空空蕩蕩的柱子上。這是2017年7月中旬，附屬於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黨（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科技行動小組（Tech Action）在這裡舉辦了第一次正式會議。

“如果這是你第一次參加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黨會議，請舉手，”弗雷德說，他三十多歲，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金融軟件工程師，這次會議的發起人之一。五隻手舉起來了。

“如果你在科技行業工作，請舉手，”弗雷德繼續道。幾乎房間裡每個人都舉手了。

幾年前，一群程序員聚集在一起組織科技行業的工人是不可想象的。那時人們還對谷歌“不要作惡”的座右銘抱有幻想。但如今，科技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差距越來越明顯。許多人現在都知道這些技術精英是一群厭女且反社會主義的傢伙，他們的公司不分青紅皁白地將所有用戶的隱私數據打包出售給國家情報機構。

弗雷德介紹自己之後，草根組織科技團結（Tech Solidarity）和技術工人聯盟（TWC）的成員彙報了他們最近的活動。科技團結由社交書籤網站Pinboard的創始人Maciej Cegłowski創建。在特朗普的當選之後，灣區喜劇演員Cegłowski和Heather Gold呼籲科技工作者在舊金山會面。他們想與其他人討論如何應對他們的不滿。 超過一百人蔘加了第一次會議。很快Cegłowski飛往美國其他城市舉辦科技團結的集會。

與科技團結相比，技術工人聯盟被衛報的一篇報道稱為“最激進的科技左翼”團隊。該組織由工程師Matt Schaefer和服務業組織者Rachel Melendes創建，於2014年開始會議。技術工人聯盟專注於建立一個藍領和白領科技工作者的聯盟，致力於反對科技公司使用勞務外包以更多僱用低薪工人。這種做法讓科技公司避免在園區內直接僱傭保安和餐廳工作人員。

在硅谷園區，大約有五千名工人加入了工會

近兩年，針對科技公司的工會運動取得了一些顯著的勝利。2017年1月，思科，Facebook和Genentech等硅谷園區的三千名保安人員組建了工會。去年夏天，Facebook的園區內的餐廳工作人員投票要求加入工會。技術工人聯盟參與推動了這項運動，聯盟內的Facebook工程師也參加了。雖然餐廳工作人員受僱於一家餐飲承包商，但承包商不敢損傷Facebook的品牌形象，便沒有阻攔工會。Facebook餐廳工人加入後，工會組織“團結在此”（UNITE HERE）代表了安捷倫、思科、英特爾和Nvidia等所有灣區科技公司餐廳工人。在硅谷園區，大約有五千名工人加入了工會。

圖片來源：UNITEHERE

科技團結和技術工人聯合會介於工人中心和社區組織之間。科技團結要求科技工人們把簽訂的合同拿出來，勞動律師可以分析行業標準並協助工作場所的組織活動。

技術工人聯合會專注於科技園區藍領工人的工作環境。 當Facebook的保安人員開始加入工會時，該團隊已準備好提供幫助。正如灣區技術分析師和技術工人聯合會指導委員會成員Kristen Sheets說，當工會組織者不被允許進入園區時，作為聯合會成員的Facebook員工可以向保安人員分發有關該活動的信息。

科技團結和技術工人聯合會都不是一個工會。一個真正科技工會的潛力將是巨大的。技術工人可能不會在倉庫中出汗，在港口運輸貨物，或在裝配線上修理汽車，但他們在公司的運營中佔據關鍵點。營銷公司的網絡開發人員Cary向我解釋了技術人員如何在系統中製造戰略中斷。因為“管理層通常沒有特定的編程知識，”他說，“我們就在更復雜的代碼片段中調控，讓系統出現問題、減慢速度。”

軟件工程師Jason告訴我，“因為一項科技產品是逐年迭代更新的，所以一個新人很難從頭摸清這項產品。如果來自Slack的開發人員決定罷工，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推出一項更改，讓任何用戶發送的消息都會變成關於罷工的消息”。

技術工人在一個非常緊俏的勞動力市場中工作，人手永遠是短缺的。許多技術工作需要高技能工人和數月的在職培訓。2013年的一項集體訴訟案就能看出，CEO們是多麼害怕科技工人擁有的權力。Adobe、蘋果、谷歌和英特爾之間的“不搶人”名單（公司之間不會招募對方工程師的協議）被曝光後，超過10萬的技術員工對此發起了集體訴訟。根據2010年啟動的司法部反托拉斯調查，該訴訟導致幾家公司賠償4.15億美元和解。“找到一個碼農並不難，”弗雷德告訴我，“滿大街都是碼農。但是，在一家精英科技公司，有技術的工程師是很難被替代的。這為工人提供了很多權力和反抗的籌碼。”

為什麼技術工人會組織起來？

為什麼技術工人會組織起來？他們又不窮。他們在行業中擁有相對的權力。但即使是薪酬最高的科技工作也要長時間加班。科技工作者總是因為在辦公桌上過夜晚而受到稱讚，卻因為請假生孩子而受到懲罰。科技企業也不是特別歡迎有色人種。

工人組織平臺Coworker.org的聯合創始人Michelle Miller解釋說，技術人員想要組織起來已經不再那麼罕見了。“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已經有來自各大科技公司的人們聯繫我們說'我想組織工會'。”

2013年，米勒和Jess Kutch在服務業國際工會（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工作時決定創建一個數字平臺，以幫助工人們組織起來。“沒有參加過工會的工人完全不知道勞工運動在幹嘛”米勒說。工會因為反工會立法的浪潮和資金的束縛無法提供解決方案，她和Kutch決定做一個平臺分享他們的組織經驗。

從那時起，Coworker.org就被廣泛用於工人運動中，優步司機、星巴克服務員和康卡斯特反性騷擾案都有他們的身影。但米勒表示直到去年，組織科技工作者的想法才出現在他們的視線之內。科技行業充斥著善良的人，但特朗普當選後，許多人才認識到，即使他們自己支持自由派者或左派，他們的公司並不是。

coworker.org主頁，用戶可以選擇發起一項運動、加入一個僱員網絡

Alex在成為一家廣告技術公司的系統運營商之前，曾在Securus工作，後者稱自己是“前沿民事和刑事司法技術解決方案”的提供者。Alex前公司為“囚犯的Skype”。他在科技行業工作了12年，在Securus只持續了幾個月。他回憶道：

我們曾經討論美國監獄改革政策將如何影響公司的底線。會議在全公司召開的電話會議上召開。首席財務官會說：“好消息，我們可以在沒有司法部干預的情況下提高我們產品的費率。”公司還會對累犯率進行預測，如果它仍然很高，領導就會很開心，因為明年行情好。公司內部對於囚犯的看法就是，誰讓你搞砸了。 如果你不想被我們公司利用，你就不應該進監獄；無論你有什麼價值，我們都沒有道德上的疑慮。我無法入睡，所以我不得不離開。

當程序員們組織起來，CEO立馬屈服了

Alex並不是唯一厭惡科技公司偽善面孔的工程師。“在我上一家公司，我們做了電子郵件營銷，”社交媒體管理公司的系統管理員Markus告訴我。在進行日常維護時，他發現該公司的一些客戶“不僅僅是保守派，還是極右翼的媒體平臺”。他和同事說了這件事，並要求CEO取消合同。“CEO表示，我們不能基於意識形態對客戶歧視。”但馬庫斯和他的同事組織了一次工作會議，討論了為公司施壓的下一步措施。“我們在一家酒吧見面，公司一共一百名員工，到場的就有十五到三十人。我們決定通過公司的內部反饋渠道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覺得CEO肯定不會同意，於是成立了一個組織來推動這件事。”馬庫斯和他的同事們很驚訝，當他們組織起來，向公司提出這個問題時，CEO立馬屈服了。

從科技企業工會化開始，我們就可以想象一種由工人所有的科技公司。這家公司同樣可以從國家獲得啟動資金，就像美國那些知名科技企業的成功都一定程度上得益於軍方支持。正如弗雷德所說，“我們應該改變風投的運作方式，不應該讓當今四家主要公司決定哪些技術值得被投資。”這對於獲得對該行業的民主控制是必要的。我們應該發展那些更有社會價值的技術，而不是製造更多的應用程序來投放廣告。

Cegłowski建議科技工會可以採用與疾病控制中心或圖書館一樣的公共宣傳模式。 科技工人的組織可以成為公眾與行業之間的溝通渠道。公眾的意見和需要可以輸入給組織，而組織可以向公眾提供專業知識、倡導和警示信息。Cegłowski的願景強調科技並不是與其他行業截然不同的領域，也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創新循環，科技行業一直深深鑲嵌在社會當中。

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可以提出很多改變的方案：將互聯網國有化（互聯網本身就是每年數億公共資金的受益者）; 所有軟件開源和透明，允許公眾審查應用可能應用中存在種族歧視或其他偏見的編碼和算法……

組建美國第一個軟件工程師工會後，公司把他們解僱了

2018年1月，位於舊金山和華盛頓特區的物流技術公司Lanetix的工人向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提交工會選舉。他們本來是美國第一個完全由軟件工程師組成的工會。在向勞委會提交請願書大約十天後，Lanetix解僱了他們，並宣佈計劃將其業務外包給東歐。被解僱的工程師之一BjörnWestergard告訴我，他們組織工會的直接原因是：“在與公司協商的過程中，一直作為員工發言人的同事被報復性解僱了。”

一直以來，員工對於公司都有諸多不滿。Westergard表示： “我們已經厭倦了管理層在薪酬、工作條件和任務方面的朝令夕改。這種改動往往更有利於資歷更老的員工（包括我自己）。其次，我們希望管理層能招募新人，取代兩名離開公司的高素質員工，以便我們能夠跟上整個行業的技能需求。”

Lanetix程序員街頭抗議：“你可以解僱一個員工，但不能阻止一場運動”。

圖片來源：equal times

工會已經向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投訴公司有不公平的勞工行為。大規模裁員之後，技術工人聯盟和科技行動兩個組織率先做出迴應，聲明與被解僱的工程師團結一致。這些組織者可能仍處於建設權力的早期階段，但我們其他人只能希望他們成功，並且很快。馬庫斯總結了這樣的可能性：“我們的社會正朝著一個反烏托邦的方向前進，它是由那些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人創造的。工人需要組織，否則風險資本家和CEO將肆意破壞我們的社會。”

本文摘編自Code Red: Organizing the tech sector, Issue 31: Out There

https://nplusonemag.com/issue-31/politics/co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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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ex Press

編輯：小蠻妖

美編：太子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