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與茶葉：十九世紀前中國武夷茶葉在俄羅斯的傳播歷程'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恰克圖意為“有茶的地方”
輸入俄國的茶葉種類繁多，除福建的紅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綠茶和建德（今貴池）的珠蘭茶（又名千兩茶），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都是由晉商在產區採購加工，一路向北越過戈壁灘經庫倫運輸至恰克圖。
在福建茶輸入俄國的歷史上，位於兩國交界的恰克圖是重要交通樞紐，這裡也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恰克圖中的恰指“茶葉”，克圖是“地方”，俄語翻譯這個詞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圖位於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貝加爾湖南岸，南距庫倫數日路程，屬於庫倫轄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市約》後，中俄雙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稱之為“恰克圖”，中方稱為“買賣城”，兩木城比鄰而建，僅以木柵欄隔開，大批貨物屯於此，雙方以貨易貨，並不使用現金。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恰克圖意為“有茶的地方”
輸入俄國的茶葉種類繁多，除福建的紅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綠茶和建德（今貴池）的珠蘭茶（又名千兩茶），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都是由晉商在產區採購加工，一路向北越過戈壁灘經庫倫運輸至恰克圖。
在福建茶輸入俄國的歷史上，位於兩國交界的恰克圖是重要交通樞紐，這裡也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恰克圖中的恰指“茶葉”，克圖是“地方”，俄語翻譯這個詞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圖位於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貝加爾湖南岸，南距庫倫數日路程，屬於庫倫轄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市約》後，中俄雙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稱之為“恰克圖”，中方稱為“買賣城”，兩木城比鄰而建，僅以木柵欄隔開，大批貨物屯於此，雙方以貨易貨，並不使用現金。
每年9月最後幾天到11月，晉商駝隊開始陸續到達買賣城，隨之帶來各種受歡迎的中國物品，諸如：作料、酒，當然最重要、貨物額最大的就是茶葉。對於華商來說，買賣城是與俄商交易時的駐地。華商在買賣城開設店鋪，並僱傭夥計常駐，而店主掌櫃會在中國貨物運至恰克圖時住三到四個月，此後回到張家口等駐地再次接應中國貨物，運至買賣城與俄商交易。和俄商之間的貨物交易在恰克圖幾乎可以進行一整年，但在12月和第二年的1月、2月和3月份最為集中。
19世紀初，幾乎所有買賣城的華商都會講俄語。通常，華商先到俄商的商鋪裡觀察商品，確定其所需貨物樣品後，雙方商人會坐在一起，一邊喝茶一邊討價還價。價格談妥後，當面將成交的貨物封存。然後俄商來到華商的商鋪，品嚐茶葉並確定所需的茶葉品種與數量，這個過程也是邊喝茶邊進行。價格商定後，即可互換貨物。
雖然市場存續時間久，規則成熟，但在恰克圖做買賣並沒那麼容易。學者雪珥曾撰文描繪過這樣一個些許陰暗的邊貿市場：“大凡與大清國做過生意的外商，無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曾經為茶葉的品質而頭疼。中國茶葉的品質評定，是一項經驗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難勝任；而且，茶葉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檢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況的確常有出現，甚至成為中外商人紛爭的焦點，起訴到美國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國商人抱怨美國人拖欠貨款，美國商人則抱怨中國茶葉質量低劣。相比廣州，恰克圖離中國南方的產茶區，距離更為遼遠運輸難度也很大，茶葉的質量風險自然也大大增加。當然，買家也從來不是傻子。不少美國商人願意接受低質茶葉，是因為中國商人給了他們期限不短的賒賬期，風險不再，也就裝傻，賴賬時還可作為一個理由。但在恰克圖的中俄貿易，嚴禁現金交易，必須以貨易貨，俄國商人的聰明也得到充分發揮，把‘鉛縫到毛皮獸的爪子上，用曼加澤亞的兔子暗中替換白狐，將帶條狐尾的兔子頂替狐狸出售等等’，也並不鮮見。”
“1755—1762年之間，俄國從中國進口了6000普特的茶葉，5000—7000普特的磚茶。”18世紀的後40年，恰克圖貿易額增加了6倍之多。茶葉在貿易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為3萬普特，佔中國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葉已成為布匹之後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18世紀中葉以後，茶葉又逐步取代布匹成為中國輸入俄國的第一大宗商品。18世紀最後3年茶葉交易量增加的速度更是迅猛，“1798年為46997普特，1799年為52343普特，1800年69580普特。”
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下令給俄國商人：在恰克圖互市中要擴大茶葉的購買量，“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時代已經結束了，棉花也差不多完結，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恰克圖意為“有茶的地方”
輸入俄國的茶葉種類繁多，除福建的紅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綠茶和建德（今貴池）的珠蘭茶（又名千兩茶），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都是由晉商在產區採購加工，一路向北越過戈壁灘經庫倫運輸至恰克圖。
在福建茶輸入俄國的歷史上，位於兩國交界的恰克圖是重要交通樞紐，這裡也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恰克圖中的恰指“茶葉”，克圖是“地方”，俄語翻譯這個詞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圖位於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貝加爾湖南岸，南距庫倫數日路程，屬於庫倫轄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市約》後，中俄雙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稱之為“恰克圖”，中方稱為“買賣城”，兩木城比鄰而建，僅以木柵欄隔開，大批貨物屯於此，雙方以貨易貨，並不使用現金。
每年9月最後幾天到11月，晉商駝隊開始陸續到達買賣城，隨之帶來各種受歡迎的中國物品，諸如：作料、酒，當然最重要、貨物額最大的就是茶葉。對於華商來說，買賣城是與俄商交易時的駐地。華商在買賣城開設店鋪，並僱傭夥計常駐，而店主掌櫃會在中國貨物運至恰克圖時住三到四個月，此後回到張家口等駐地再次接應中國貨物，運至買賣城與俄商交易。和俄商之間的貨物交易在恰克圖幾乎可以進行一整年，但在12月和第二年的1月、2月和3月份最為集中。
19世紀初，幾乎所有買賣城的華商都會講俄語。通常，華商先到俄商的商鋪裡觀察商品，確定其所需貨物樣品後，雙方商人會坐在一起，一邊喝茶一邊討價還價。價格談妥後，當面將成交的貨物封存。然後俄商來到華商的商鋪，品嚐茶葉並確定所需的茶葉品種與數量，這個過程也是邊喝茶邊進行。價格商定後，即可互換貨物。
雖然市場存續時間久，規則成熟，但在恰克圖做買賣並沒那麼容易。學者雪珥曾撰文描繪過這樣一個些許陰暗的邊貿市場：“大凡與大清國做過生意的外商，無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曾經為茶葉的品質而頭疼。中國茶葉的品質評定，是一項經驗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難勝任；而且，茶葉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檢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況的確常有出現，甚至成為中外商人紛爭的焦點，起訴到美國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國商人抱怨美國人拖欠貨款，美國商人則抱怨中國茶葉質量低劣。相比廣州，恰克圖離中國南方的產茶區，距離更為遼遠運輸難度也很大，茶葉的質量風險自然也大大增加。當然，買家也從來不是傻子。不少美國商人願意接受低質茶葉，是因為中國商人給了他們期限不短的賒賬期，風險不再，也就裝傻，賴賬時還可作為一個理由。但在恰克圖的中俄貿易，嚴禁現金交易，必須以貨易貨，俄國商人的聰明也得到充分發揮，把‘鉛縫到毛皮獸的爪子上，用曼加澤亞的兔子暗中替換白狐，將帶條狐尾的兔子頂替狐狸出售等等’，也並不鮮見。”
“1755—1762年之間，俄國從中國進口了6000普特的茶葉，5000—7000普特的磚茶。”18世紀的後40年，恰克圖貿易額增加了6倍之多。茶葉在貿易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為3萬普特，佔中國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葉已成為布匹之後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18世紀中葉以後，茶葉又逐步取代布匹成為中國輸入俄國的第一大宗商品。18世紀最後3年茶葉交易量增加的速度更是迅猛，“1798年為46997普特，1799年為52343普特，1800年69580普特。”
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下令給俄國商人：在恰克圖互市中要擴大茶葉的購買量，“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時代已經結束了，棉花也差不多完結，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下梅村：晉商萬里茶道輝煌起點
18世紀至19世紀末，出現在恰克圖的福建茶大多由山西商人提供，他們深入武夷山等茶葉產區，親自收購運輸販賣甚至開闢茶園自己種植，成為武夷茶北上的重要搬運工。
武夷山的茶行是介於茶農、茶販與茶號、遠程貿易茶商之間的牽線人，主要收購茶農、茶販的初制毛茶和少量精製成品茶，不加工（設備僅有籮篩和秤），直接轉售茶號和以晉商為代表的遠程貿易茶商，實現零碎茶產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茶行多散佈於產茶區的繁茂中心村鎮和水路沿岸。“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諮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
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茶行集中，曾經是重要的茶葉集散基地，這裡的人工運河當溪水面寬不過8米，最繁盛時卻有8個碼頭，連綿1000多米，每日行筏300艘之多，轉運不絕。這裡的寺廟有在別處難得一見的景象，佛教、道教和媽祖信仰安然共處一室。百年前，下梅作為武夷山茶葉貿易的集散地，往來商賈雲集，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這裡為自己即將的遠行求得一份內心的庇佑。
下梅村四面山環，一面水抱，“當溪”從中穿過，將這裡一分為二，如今溪水只沒腳踝，並不能航行竹排，更無法運輸茶葉。修建這條如今看來普普通通的人工溪在當時可謂是一件壯舉，因茶獲利的鄒家富甲一方，才有財力和實力一呼百應，打造這條900米的人工運河。公元1694年，江西人鄒元老攜家眷遷徙至福建下梅村，鄒氏家族與來此販茶的晉商合作經營北上的茶葉貿易100多年，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首富。時至今日，鄒氏家祠依然是這裡最宏偉的民居建築。門前的一條當溪，記錄了晉商萬里茶路的最輝煌起點。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恰克圖意為“有茶的地方”
輸入俄國的茶葉種類繁多，除福建的紅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綠茶和建德（今貴池）的珠蘭茶（又名千兩茶），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都是由晉商在產區採購加工，一路向北越過戈壁灘經庫倫運輸至恰克圖。
在福建茶輸入俄國的歷史上，位於兩國交界的恰克圖是重要交通樞紐，這裡也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恰克圖中的恰指“茶葉”，克圖是“地方”，俄語翻譯這個詞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圖位於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貝加爾湖南岸，南距庫倫數日路程，屬於庫倫轄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市約》後，中俄雙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稱之為“恰克圖”，中方稱為“買賣城”，兩木城比鄰而建，僅以木柵欄隔開，大批貨物屯於此，雙方以貨易貨，並不使用現金。
每年9月最後幾天到11月，晉商駝隊開始陸續到達買賣城，隨之帶來各種受歡迎的中國物品，諸如：作料、酒，當然最重要、貨物額最大的就是茶葉。對於華商來說，買賣城是與俄商交易時的駐地。華商在買賣城開設店鋪，並僱傭夥計常駐，而店主掌櫃會在中國貨物運至恰克圖時住三到四個月，此後回到張家口等駐地再次接應中國貨物，運至買賣城與俄商交易。和俄商之間的貨物交易在恰克圖幾乎可以進行一整年，但在12月和第二年的1月、2月和3月份最為集中。
19世紀初，幾乎所有買賣城的華商都會講俄語。通常，華商先到俄商的商鋪裡觀察商品，確定其所需貨物樣品後，雙方商人會坐在一起，一邊喝茶一邊討價還價。價格談妥後，當面將成交的貨物封存。然後俄商來到華商的商鋪，品嚐茶葉並確定所需的茶葉品種與數量，這個過程也是邊喝茶邊進行。價格商定後，即可互換貨物。
雖然市場存續時間久，規則成熟，但在恰克圖做買賣並沒那麼容易。學者雪珥曾撰文描繪過這樣一個些許陰暗的邊貿市場：“大凡與大清國做過生意的外商，無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曾經為茶葉的品質而頭疼。中國茶葉的品質評定，是一項經驗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難勝任；而且，茶葉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檢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況的確常有出現，甚至成為中外商人紛爭的焦點，起訴到美國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國商人抱怨美國人拖欠貨款，美國商人則抱怨中國茶葉質量低劣。相比廣州，恰克圖離中國南方的產茶區，距離更為遼遠運輸難度也很大，茶葉的質量風險自然也大大增加。當然，買家也從來不是傻子。不少美國商人願意接受低質茶葉，是因為中國商人給了他們期限不短的賒賬期，風險不再，也就裝傻，賴賬時還可作為一個理由。但在恰克圖的中俄貿易，嚴禁現金交易，必須以貨易貨，俄國商人的聰明也得到充分發揮，把‘鉛縫到毛皮獸的爪子上，用曼加澤亞的兔子暗中替換白狐，將帶條狐尾的兔子頂替狐狸出售等等’，也並不鮮見。”
“1755—1762年之間，俄國從中國進口了6000普特的茶葉，5000—7000普特的磚茶。”18世紀的後40年，恰克圖貿易額增加了6倍之多。茶葉在貿易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為3萬普特，佔中國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葉已成為布匹之後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18世紀中葉以後，茶葉又逐步取代布匹成為中國輸入俄國的第一大宗商品。18世紀最後3年茶葉交易量增加的速度更是迅猛，“1798年為46997普特，1799年為52343普特，1800年69580普特。”
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下令給俄國商人：在恰克圖互市中要擴大茶葉的購買量，“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時代已經結束了，棉花也差不多完結，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下梅村：晉商萬里茶道輝煌起點
18世紀至19世紀末，出現在恰克圖的福建茶大多由山西商人提供，他們深入武夷山等茶葉產區，親自收購運輸販賣甚至開闢茶園自己種植，成為武夷茶北上的重要搬運工。
武夷山的茶行是介於茶農、茶販與茶號、遠程貿易茶商之間的牽線人，主要收購茶農、茶販的初制毛茶和少量精製成品茶，不加工（設備僅有籮篩和秤），直接轉售茶號和以晉商為代表的遠程貿易茶商，實現零碎茶產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茶行多散佈於產茶區的繁茂中心村鎮和水路沿岸。“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諮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
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茶行集中，曾經是重要的茶葉集散基地，這裡的人工運河當溪水面寬不過8米，最繁盛時卻有8個碼頭，連綿1000多米，每日行筏300艘之多，轉運不絕。這裡的寺廟有在別處難得一見的景象，佛教、道教和媽祖信仰安然共處一室。百年前，下梅作為武夷山茶葉貿易的集散地，往來商賈雲集，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這裡為自己即將的遠行求得一份內心的庇佑。
下梅村四面山環，一面水抱，“當溪”從中穿過，將這裡一分為二，如今溪水只沒腳踝，並不能航行竹排，更無法運輸茶葉。修建這條如今看來普普通通的人工溪在當時可謂是一件壯舉，因茶獲利的鄒家富甲一方，才有財力和實力一呼百應，打造這條900米的人工運河。公元1694年，江西人鄒元老攜家眷遷徙至福建下梅村，鄒氏家族與來此販茶的晉商合作經營北上的茶葉貿易100多年，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首富。時至今日，鄒氏家祠依然是這裡最宏偉的民居建築。門前的一條當溪，記錄了晉商萬里茶路的最輝煌起點。
作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下梅村中幾十處上百年曆史的民居建築集中了磚雕、木雕等傳統閩北建築工藝。居民歷來以種茶和果蔬為主業，2006年，一部《喬家大院》不僅捧紅了晉商和山西平遙，也帶動了作為萬里茶路起點下梅村的旅遊資源，村民開始以入股的形式投資辦旅遊。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恰克圖意為“有茶的地方”
輸入俄國的茶葉種類繁多，除福建的紅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綠茶和建德（今貴池）的珠蘭茶（又名千兩茶），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都是由晉商在產區採購加工，一路向北越過戈壁灘經庫倫運輸至恰克圖。
在福建茶輸入俄國的歷史上，位於兩國交界的恰克圖是重要交通樞紐，這裡也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恰克圖中的恰指“茶葉”，克圖是“地方”，俄語翻譯這個詞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圖位於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貝加爾湖南岸，南距庫倫數日路程，屬於庫倫轄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市約》後，中俄雙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稱之為“恰克圖”，中方稱為“買賣城”，兩木城比鄰而建，僅以木柵欄隔開，大批貨物屯於此，雙方以貨易貨，並不使用現金。
每年9月最後幾天到11月，晉商駝隊開始陸續到達買賣城，隨之帶來各種受歡迎的中國物品，諸如：作料、酒，當然最重要、貨物額最大的就是茶葉。對於華商來說，買賣城是與俄商交易時的駐地。華商在買賣城開設店鋪，並僱傭夥計常駐，而店主掌櫃會在中國貨物運至恰克圖時住三到四個月，此後回到張家口等駐地再次接應中國貨物，運至買賣城與俄商交易。和俄商之間的貨物交易在恰克圖幾乎可以進行一整年，但在12月和第二年的1月、2月和3月份最為集中。
19世紀初，幾乎所有買賣城的華商都會講俄語。通常，華商先到俄商的商鋪裡觀察商品，確定其所需貨物樣品後，雙方商人會坐在一起，一邊喝茶一邊討價還價。價格談妥後，當面將成交的貨物封存。然後俄商來到華商的商鋪，品嚐茶葉並確定所需的茶葉品種與數量，這個過程也是邊喝茶邊進行。價格商定後，即可互換貨物。
雖然市場存續時間久，規則成熟，但在恰克圖做買賣並沒那麼容易。學者雪珥曾撰文描繪過這樣一個些許陰暗的邊貿市場：“大凡與大清國做過生意的外商，無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曾經為茶葉的品質而頭疼。中國茶葉的品質評定，是一項經驗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難勝任；而且，茶葉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檢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況的確常有出現，甚至成為中外商人紛爭的焦點，起訴到美國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國商人抱怨美國人拖欠貨款，美國商人則抱怨中國茶葉質量低劣。相比廣州，恰克圖離中國南方的產茶區，距離更為遼遠運輸難度也很大，茶葉的質量風險自然也大大增加。當然，買家也從來不是傻子。不少美國商人願意接受低質茶葉，是因為中國商人給了他們期限不短的賒賬期，風險不再，也就裝傻，賴賬時還可作為一個理由。但在恰克圖的中俄貿易，嚴禁現金交易，必須以貨易貨，俄國商人的聰明也得到充分發揮，把‘鉛縫到毛皮獸的爪子上，用曼加澤亞的兔子暗中替換白狐，將帶條狐尾的兔子頂替狐狸出售等等’，也並不鮮見。”
“1755—1762年之間，俄國從中國進口了6000普特的茶葉，5000—7000普特的磚茶。”18世紀的後40年，恰克圖貿易額增加了6倍之多。茶葉在貿易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為3萬普特，佔中國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葉已成為布匹之後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18世紀中葉以後，茶葉又逐步取代布匹成為中國輸入俄國的第一大宗商品。18世紀最後3年茶葉交易量增加的速度更是迅猛，“1798年為46997普特，1799年為52343普特，1800年69580普特。”
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下令給俄國商人：在恰克圖互市中要擴大茶葉的購買量，“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時代已經結束了，棉花也差不多完結，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下梅村：晉商萬里茶道輝煌起點
18世紀至19世紀末，出現在恰克圖的福建茶大多由山西商人提供，他們深入武夷山等茶葉產區，親自收購運輸販賣甚至開闢茶園自己種植，成為武夷茶北上的重要搬運工。
武夷山的茶行是介於茶農、茶販與茶號、遠程貿易茶商之間的牽線人，主要收購茶農、茶販的初制毛茶和少量精製成品茶，不加工（設備僅有籮篩和秤），直接轉售茶號和以晉商為代表的遠程貿易茶商，實現零碎茶產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茶行多散佈於產茶區的繁茂中心村鎮和水路沿岸。“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諮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
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茶行集中，曾經是重要的茶葉集散基地，這裡的人工運河當溪水面寬不過8米，最繁盛時卻有8個碼頭，連綿1000多米，每日行筏300艘之多，轉運不絕。這裡的寺廟有在別處難得一見的景象，佛教、道教和媽祖信仰安然共處一室。百年前，下梅作為武夷山茶葉貿易的集散地，往來商賈雲集，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這裡為自己即將的遠行求得一份內心的庇佑。
下梅村四面山環，一面水抱，“當溪”從中穿過，將這裡一分為二，如今溪水只沒腳踝，並不能航行竹排，更無法運輸茶葉。修建這條如今看來普普通通的人工溪在當時可謂是一件壯舉，因茶獲利的鄒家富甲一方，才有財力和實力一呼百應，打造這條900米的人工運河。公元1694年，江西人鄒元老攜家眷遷徙至福建下梅村，鄒氏家族與來此販茶的晉商合作經營北上的茶葉貿易100多年，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首富。時至今日，鄒氏家祠依然是這裡最宏偉的民居建築。門前的一條當溪，記錄了晉商萬里茶路的最輝煌起點。
作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下梅村中幾十處上百年曆史的民居建築集中了磚雕、木雕等傳統閩北建築工藝。居民歷來以種茶和果蔬為主業，2006年，一部《喬家大院》不僅捧紅了晉商和山西平遙，也帶動了作為萬里茶路起點下梅村的旅遊資源，村民開始以入股的形式投資辦旅遊。
晉商催生閩茶船幫
清代，晉商運茶的船隻從下梅一路向北，由水路進鄱陽湖至湖口，再沿長江西至漢口。在這裡將茶葉分裝，由漢水至襄樊，沿唐河至河南賒店。山西茶商們改走陸路至大本營祁縣，福建茶被再次分配，花茶大部分在華北銷售，而磚茶和紅茶轉運張家口。也是從祁縣開始，改用駝隊運輸，經過100多公里的長途跋涉，行至今天的烏蘭巴托休整，最終到達中俄邊境的買賣城恰克圖，這條漫漫長路全程4500多公里，幾乎被強大的晉商所壟斷。
清代晉商因為經營地域不同被分為“內茶商”與“外茶商”。“內茶商”位於產業鏈的前端，把採購於南方及細緻加工後的茶葉，運至北方的張家口和歸化城賣給“外茶商”。“外茶商”再組織駝馬車隊長途跋涉，將茶葉運至邊疆以及恰克圖進行以貨易貨的直接貿易。外茶商一般以張家口、歸化為大本營，將莊號分設庫倫、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等城鎮。
在晉商採購閩茶之前，福建崇安縣雖然已是閩茶重要產區，但絕大部分茶葉作為貢茶生產，由寺廟僧侶道士經營，產量基本維持在明代水準，商品化程度較低，民間涉茶人數有限。《東瀛志略》載：“（種茶）只建陽、崇安數邑”，“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種茶”，“茶山先為山中和尚道士據為廟產”。
從清初晉閩茶貿開始，直到晉商票號產生初期，茶葉交易結算主要靠攜帶數量有限的現銀，茶貿週期1年僅循環1次，投資成本和風險較高，閩茶貿易數量雖然快速增加，生產規模仍然有限，境內從事與茶相關人口並未顯著增加。隨著票號分號在沿海沿江重要商鎮的設立（特別是江西河口和福建福州、廈門分號，晉商將積累的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在武夷山不斷購買茶山、新闢茶園和開設茶場。以武夷山、建陽為中心的建寧府茶區總人口和流動人口數量激增，武夷山迅速崛起為建寧府茶區核心縣市。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恰克圖意為“有茶的地方”
輸入俄國的茶葉種類繁多，除福建的紅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綠茶和建德（今貴池）的珠蘭茶（又名千兩茶），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都是由晉商在產區採購加工，一路向北越過戈壁灘經庫倫運輸至恰克圖。
在福建茶輸入俄國的歷史上，位於兩國交界的恰克圖是重要交通樞紐，這裡也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恰克圖中的恰指“茶葉”，克圖是“地方”，俄語翻譯這個詞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圖位於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貝加爾湖南岸，南距庫倫數日路程，屬於庫倫轄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市約》後，中俄雙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稱之為“恰克圖”，中方稱為“買賣城”，兩木城比鄰而建，僅以木柵欄隔開，大批貨物屯於此，雙方以貨易貨，並不使用現金。
每年9月最後幾天到11月，晉商駝隊開始陸續到達買賣城，隨之帶來各種受歡迎的中國物品，諸如：作料、酒，當然最重要、貨物額最大的就是茶葉。對於華商來說，買賣城是與俄商交易時的駐地。華商在買賣城開設店鋪，並僱傭夥計常駐，而店主掌櫃會在中國貨物運至恰克圖時住三到四個月，此後回到張家口等駐地再次接應中國貨物，運至買賣城與俄商交易。和俄商之間的貨物交易在恰克圖幾乎可以進行一整年，但在12月和第二年的1月、2月和3月份最為集中。
19世紀初，幾乎所有買賣城的華商都會講俄語。通常，華商先到俄商的商鋪裡觀察商品，確定其所需貨物樣品後，雙方商人會坐在一起，一邊喝茶一邊討價還價。價格談妥後，當面將成交的貨物封存。然後俄商來到華商的商鋪，品嚐茶葉並確定所需的茶葉品種與數量，這個過程也是邊喝茶邊進行。價格商定後，即可互換貨物。
雖然市場存續時間久，規則成熟，但在恰克圖做買賣並沒那麼容易。學者雪珥曾撰文描繪過這樣一個些許陰暗的邊貿市場：“大凡與大清國做過生意的外商，無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曾經為茶葉的品質而頭疼。中國茶葉的品質評定，是一項經驗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難勝任；而且，茶葉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檢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況的確常有出現，甚至成為中外商人紛爭的焦點，起訴到美國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國商人抱怨美國人拖欠貨款，美國商人則抱怨中國茶葉質量低劣。相比廣州，恰克圖離中國南方的產茶區，距離更為遼遠運輸難度也很大，茶葉的質量風險自然也大大增加。當然，買家也從來不是傻子。不少美國商人願意接受低質茶葉，是因為中國商人給了他們期限不短的賒賬期，風險不再，也就裝傻，賴賬時還可作為一個理由。但在恰克圖的中俄貿易，嚴禁現金交易，必須以貨易貨，俄國商人的聰明也得到充分發揮，把‘鉛縫到毛皮獸的爪子上，用曼加澤亞的兔子暗中替換白狐，將帶條狐尾的兔子頂替狐狸出售等等’，也並不鮮見。”
“1755—1762年之間，俄國從中國進口了6000普特的茶葉，5000—7000普特的磚茶。”18世紀的後40年，恰克圖貿易額增加了6倍之多。茶葉在貿易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為3萬普特，佔中國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葉已成為布匹之後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18世紀中葉以後，茶葉又逐步取代布匹成為中國輸入俄國的第一大宗商品。18世紀最後3年茶葉交易量增加的速度更是迅猛，“1798年為46997普特，1799年為52343普特，1800年69580普特。”
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下令給俄國商人：在恰克圖互市中要擴大茶葉的購買量，“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時代已經結束了，棉花也差不多完結，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下梅村：晉商萬里茶道輝煌起點
18世紀至19世紀末，出現在恰克圖的福建茶大多由山西商人提供，他們深入武夷山等茶葉產區，親自收購運輸販賣甚至開闢茶園自己種植，成為武夷茶北上的重要搬運工。
武夷山的茶行是介於茶農、茶販與茶號、遠程貿易茶商之間的牽線人，主要收購茶農、茶販的初制毛茶和少量精製成品茶，不加工（設備僅有籮篩和秤），直接轉售茶號和以晉商為代表的遠程貿易茶商，實現零碎茶產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茶行多散佈於產茶區的繁茂中心村鎮和水路沿岸。“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諮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
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茶行集中，曾經是重要的茶葉集散基地，這裡的人工運河當溪水面寬不過8米，最繁盛時卻有8個碼頭，連綿1000多米，每日行筏300艘之多，轉運不絕。這裡的寺廟有在別處難得一見的景象，佛教、道教和媽祖信仰安然共處一室。百年前，下梅作為武夷山茶葉貿易的集散地，往來商賈雲集，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這裡為自己即將的遠行求得一份內心的庇佑。
下梅村四面山環，一面水抱，“當溪”從中穿過，將這裡一分為二，如今溪水只沒腳踝，並不能航行竹排，更無法運輸茶葉。修建這條如今看來普普通通的人工溪在當時可謂是一件壯舉，因茶獲利的鄒家富甲一方，才有財力和實力一呼百應，打造這條900米的人工運河。公元1694年，江西人鄒元老攜家眷遷徙至福建下梅村，鄒氏家族與來此販茶的晉商合作經營北上的茶葉貿易100多年，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首富。時至今日，鄒氏家祠依然是這裡最宏偉的民居建築。門前的一條當溪，記錄了晉商萬里茶路的最輝煌起點。
作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下梅村中幾十處上百年曆史的民居建築集中了磚雕、木雕等傳統閩北建築工藝。居民歷來以種茶和果蔬為主業，2006年，一部《喬家大院》不僅捧紅了晉商和山西平遙，也帶動了作為萬里茶路起點下梅村的旅遊資源，村民開始以入股的形式投資辦旅遊。
晉商催生閩茶船幫
清代，晉商運茶的船隻從下梅一路向北，由水路進鄱陽湖至湖口，再沿長江西至漢口。在這裡將茶葉分裝，由漢水至襄樊，沿唐河至河南賒店。山西茶商們改走陸路至大本營祁縣，福建茶被再次分配，花茶大部分在華北銷售，而磚茶和紅茶轉運張家口。也是從祁縣開始，改用駝隊運輸，經過100多公里的長途跋涉，行至今天的烏蘭巴托休整，最終到達中俄邊境的買賣城恰克圖，這條漫漫長路全程4500多公里，幾乎被強大的晉商所壟斷。
清代晉商因為經營地域不同被分為“內茶商”與“外茶商”。“內茶商”位於產業鏈的前端，把採購於南方及細緻加工後的茶葉，運至北方的張家口和歸化城賣給“外茶商”。“外茶商”再組織駝馬車隊長途跋涉，將茶葉運至邊疆以及恰克圖進行以貨易貨的直接貿易。外茶商一般以張家口、歸化為大本營，將莊號分設庫倫、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等城鎮。
在晉商採購閩茶之前，福建崇安縣雖然已是閩茶重要產區，但絕大部分茶葉作為貢茶生產，由寺廟僧侶道士經營，產量基本維持在明代水準，商品化程度較低，民間涉茶人數有限。《東瀛志略》載：“（種茶）只建陽、崇安數邑”，“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種茶”，“茶山先為山中和尚道士據為廟產”。
從清初晉閩茶貿開始，直到晉商票號產生初期，茶葉交易結算主要靠攜帶數量有限的現銀，茶貿週期1年僅循環1次，投資成本和風險較高，閩茶貿易數量雖然快速增加，生產規模仍然有限，境內從事與茶相關人口並未顯著增加。隨著票號分號在沿海沿江重要商鎮的設立（特別是江西河口和福建福州、廈門分號，晉商將積累的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在武夷山不斷購買茶山、新闢茶園和開設茶場。以武夷山、建陽為中心的建寧府茶區總人口和流動人口數量激增，武夷山迅速崛起為建寧府茶區核心縣市。
大德通票號前身是打得大德興茶莊。此票號是20世紀20年代由著名晉商喬致庸在周村創設的大德通分號。
山西茶商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貨物往還，絡繹不絕，不僅充當茶文化的傳播者，還對荼葉種植起了因勢利導的作用。晉商首先在福建的武夷山、下梅、星村釆購茶葉。在晉閩茶貿初期和票號前期，採茶季規模龐大的茶葉運輸需求與運輸中人力肩挑效率低下、成本高昂逐漸產生矛盾，催生出專業運輸工具（獨輪車和竹筏木船）及運輸隊伍，閩茶船幫轉運業的興起，以茶區當地農民為主體的轉運隊伍應運而生。
明末以來，由於收購福建茶葉受阻，他們開始前往湖南安化及湘江沿岸釆購茶葉，經過武昌府的蒲折、崇陽和湖南嶽州府的臨湘和巴陵之地時，發現這些地方都是天然的種茶良區，於是就地取材，包買茶山，指導當地的農民種植茶葉，建立自己的茶葉生產加工基地，既確保茶葉供應，又節省費用。他們在南方產茶區開設的茶葉加工工廠，既推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解決了農民的就業問題，又帶動了許多其他手工行業，比如木工、包裝業等等。1822年，星村僅一個專制茶箱的廠店年造箱木板就達700餘擔。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恰克圖意為“有茶的地方”
輸入俄國的茶葉種類繁多，除福建的紅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綠茶和建德（今貴池）的珠蘭茶（又名千兩茶），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都是由晉商在產區採購加工，一路向北越過戈壁灘經庫倫運輸至恰克圖。
在福建茶輸入俄國的歷史上，位於兩國交界的恰克圖是重要交通樞紐，這裡也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恰克圖中的恰指“茶葉”，克圖是“地方”，俄語翻譯這個詞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圖位於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貝加爾湖南岸，南距庫倫數日路程，屬於庫倫轄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市約》後，中俄雙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稱之為“恰克圖”，中方稱為“買賣城”，兩木城比鄰而建，僅以木柵欄隔開，大批貨物屯於此，雙方以貨易貨，並不使用現金。
每年9月最後幾天到11月，晉商駝隊開始陸續到達買賣城，隨之帶來各種受歡迎的中國物品，諸如：作料、酒，當然最重要、貨物額最大的就是茶葉。對於華商來說，買賣城是與俄商交易時的駐地。華商在買賣城開設店鋪，並僱傭夥計常駐，而店主掌櫃會在中國貨物運至恰克圖時住三到四個月，此後回到張家口等駐地再次接應中國貨物，運至買賣城與俄商交易。和俄商之間的貨物交易在恰克圖幾乎可以進行一整年，但在12月和第二年的1月、2月和3月份最為集中。
19世紀初，幾乎所有買賣城的華商都會講俄語。通常，華商先到俄商的商鋪裡觀察商品，確定其所需貨物樣品後，雙方商人會坐在一起，一邊喝茶一邊討價還價。價格談妥後，當面將成交的貨物封存。然後俄商來到華商的商鋪，品嚐茶葉並確定所需的茶葉品種與數量，這個過程也是邊喝茶邊進行。價格商定後，即可互換貨物。
雖然市場存續時間久，規則成熟，但在恰克圖做買賣並沒那麼容易。學者雪珥曾撰文描繪過這樣一個些許陰暗的邊貿市場：“大凡與大清國做過生意的外商，無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曾經為茶葉的品質而頭疼。中國茶葉的品質評定，是一項經驗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難勝任；而且，茶葉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檢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況的確常有出現，甚至成為中外商人紛爭的焦點，起訴到美國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國商人抱怨美國人拖欠貨款，美國商人則抱怨中國茶葉質量低劣。相比廣州，恰克圖離中國南方的產茶區，距離更為遼遠運輸難度也很大，茶葉的質量風險自然也大大增加。當然，買家也從來不是傻子。不少美國商人願意接受低質茶葉，是因為中國商人給了他們期限不短的賒賬期，風險不再，也就裝傻，賴賬時還可作為一個理由。但在恰克圖的中俄貿易，嚴禁現金交易，必須以貨易貨，俄國商人的聰明也得到充分發揮，把‘鉛縫到毛皮獸的爪子上，用曼加澤亞的兔子暗中替換白狐，將帶條狐尾的兔子頂替狐狸出售等等’，也並不鮮見。”
“1755—1762年之間，俄國從中國進口了6000普特的茶葉，5000—7000普特的磚茶。”18世紀的後40年，恰克圖貿易額增加了6倍之多。茶葉在貿易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為3萬普特，佔中國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葉已成為布匹之後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18世紀中葉以後，茶葉又逐步取代布匹成為中國輸入俄國的第一大宗商品。18世紀最後3年茶葉交易量增加的速度更是迅猛，“1798年為46997普特，1799年為52343普特，1800年69580普特。”
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下令給俄國商人：在恰克圖互市中要擴大茶葉的購買量，“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時代已經結束了，棉花也差不多完結，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下梅村：晉商萬里茶道輝煌起點
18世紀至19世紀末，出現在恰克圖的福建茶大多由山西商人提供，他們深入武夷山等茶葉產區，親自收購運輸販賣甚至開闢茶園自己種植，成為武夷茶北上的重要搬運工。
武夷山的茶行是介於茶農、茶販與茶號、遠程貿易茶商之間的牽線人，主要收購茶農、茶販的初制毛茶和少量精製成品茶，不加工（設備僅有籮篩和秤），直接轉售茶號和以晉商為代表的遠程貿易茶商，實現零碎茶產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茶行多散佈於產茶區的繁茂中心村鎮和水路沿岸。“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諮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
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茶行集中，曾經是重要的茶葉集散基地，這裡的人工運河當溪水面寬不過8米，最繁盛時卻有8個碼頭，連綿1000多米，每日行筏300艘之多，轉運不絕。這裡的寺廟有在別處難得一見的景象，佛教、道教和媽祖信仰安然共處一室。百年前，下梅作為武夷山茶葉貿易的集散地，往來商賈雲集，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這裡為自己即將的遠行求得一份內心的庇佑。
下梅村四面山環，一面水抱，“當溪”從中穿過，將這裡一分為二，如今溪水只沒腳踝，並不能航行竹排，更無法運輸茶葉。修建這條如今看來普普通通的人工溪在當時可謂是一件壯舉，因茶獲利的鄒家富甲一方，才有財力和實力一呼百應，打造這條900米的人工運河。公元1694年，江西人鄒元老攜家眷遷徙至福建下梅村，鄒氏家族與來此販茶的晉商合作經營北上的茶葉貿易100多年，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首富。時至今日，鄒氏家祠依然是這裡最宏偉的民居建築。門前的一條當溪，記錄了晉商萬里茶路的最輝煌起點。
作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下梅村中幾十處上百年曆史的民居建築集中了磚雕、木雕等傳統閩北建築工藝。居民歷來以種茶和果蔬為主業，2006年，一部《喬家大院》不僅捧紅了晉商和山西平遙，也帶動了作為萬里茶路起點下梅村的旅遊資源，村民開始以入股的形式投資辦旅遊。
晉商催生閩茶船幫
清代，晉商運茶的船隻從下梅一路向北，由水路進鄱陽湖至湖口，再沿長江西至漢口。在這裡將茶葉分裝，由漢水至襄樊，沿唐河至河南賒店。山西茶商們改走陸路至大本營祁縣，福建茶被再次分配，花茶大部分在華北銷售，而磚茶和紅茶轉運張家口。也是從祁縣開始，改用駝隊運輸，經過100多公里的長途跋涉，行至今天的烏蘭巴托休整，最終到達中俄邊境的買賣城恰克圖，這條漫漫長路全程4500多公里，幾乎被強大的晉商所壟斷。
清代晉商因為經營地域不同被分為“內茶商”與“外茶商”。“內茶商”位於產業鏈的前端，把採購於南方及細緻加工後的茶葉，運至北方的張家口和歸化城賣給“外茶商”。“外茶商”再組織駝馬車隊長途跋涉，將茶葉運至邊疆以及恰克圖進行以貨易貨的直接貿易。外茶商一般以張家口、歸化為大本營，將莊號分設庫倫、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等城鎮。
在晉商採購閩茶之前，福建崇安縣雖然已是閩茶重要產區，但絕大部分茶葉作為貢茶生產，由寺廟僧侶道士經營，產量基本維持在明代水準，商品化程度較低，民間涉茶人數有限。《東瀛志略》載：“（種茶）只建陽、崇安數邑”，“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種茶”，“茶山先為山中和尚道士據為廟產”。
從清初晉閩茶貿開始，直到晉商票號產生初期，茶葉交易結算主要靠攜帶數量有限的現銀，茶貿週期1年僅循環1次，投資成本和風險較高，閩茶貿易數量雖然快速增加，生產規模仍然有限，境內從事與茶相關人口並未顯著增加。隨著票號分號在沿海沿江重要商鎮的設立（特別是江西河口和福建福州、廈門分號，晉商將積累的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在武夷山不斷購買茶山、新闢茶園和開設茶場。以武夷山、建陽為中心的建寧府茶區總人口和流動人口數量激增，武夷山迅速崛起為建寧府茶區核心縣市。
大德通票號前身是打得大德興茶莊。此票號是20世紀20年代由著名晉商喬致庸在周村創設的大德通分號。
山西茶商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貨物往還，絡繹不絕，不僅充當茶文化的傳播者，還對荼葉種植起了因勢利導的作用。晉商首先在福建的武夷山、下梅、星村釆購茶葉。在晉閩茶貿初期和票號前期，採茶季規模龐大的茶葉運輸需求與運輸中人力肩挑效率低下、成本高昂逐漸產生矛盾，催生出專業運輸工具（獨輪車和竹筏木船）及運輸隊伍，閩茶船幫轉運業的興起，以茶區當地農民為主體的轉運隊伍應運而生。
明末以來，由於收購福建茶葉受阻，他們開始前往湖南安化及湘江沿岸釆購茶葉，經過武昌府的蒲折、崇陽和湖南嶽州府的臨湘和巴陵之地時，發現這些地方都是天然的種茶良區，於是就地取材，包買茶山，指導當地的農民種植茶葉，建立自己的茶葉生產加工基地，既確保茶葉供應，又節省費用。他們在南方產茶區開設的茶葉加工工廠，既推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解決了農民的就業問題，又帶動了許多其他手工行業，比如木工、包裝業等等。1822年，星村僅一個專制茶箱的廠店年造箱木板就達700餘擔。
用不平等條約和蒸汽機打敗華商
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輸入西方國家的中國商品中，茶葉一直處在支配地位。西方的貿易商甚至提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他們從中國茶葉中獲取鉅額利潤，中西方貿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終結了這一切。
1840年之後的約20餘年時間裡，俄國先後迫使清政府訂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東起黑龍江，西到新疆的萬里北部邊疆全部對俄國開放，俄商還可以在沿海口岸和內地城市，特別是產茶區直接收購販運茶葉，茶葉貿易不再侷限於小小的恰克圖。晉商在恰克圖的商號生意一落千丈，大多數只能關張大吉。
在中國南方產茶區，俄商憑藉特權購買低廉的原料和勞動力，採用先進的機器生產，很快擊垮了晉商。“1880年俄國人在漢口已有6家茶廠，其中兩家工廠共有6臺蒸汽鍋爐135馬力。”中國茶商所經營的茶廠技術落後，製作工藝仍以手工壓制為主，效率低下。俄商蒸汽機壓制的磚茶比手工壓制磚茶堅實耐用，且外形美觀，能經得起長途顛簸而很少損壞。這些茶磚充作貨幣時，流通能力也大，因此在蒙古和西伯利亞地區極受歡迎。“手壓機每天出茶磚60筐，25%是廢品，而蒸汽壓機出茶磚80筐，只有5%的廢品”。此一項俄商每天可省銀80兩，生產效率也遠高於晉商。
鑑於華商競爭失利，一些買辦商人將眼光也投向機器生產。福州“茶商購入英國機械設廠製造，大獲厚利，同時開辦三廠，光緒六年磚茶產額13700萬磅”。這些茶廠起初與俄商有過競爭，但仍抵不過時局，1892年後相繼倒閉。
1905年，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水路運茶至海參崴轉運鐵路。不僅運輸價格低廉，且極為便捷，華商茶葉則銷路維艱。俄商每年直接從中國販茶數量年近60—70萬擔，而晉商年輸出量下降到區區幾萬擔。
除了控制中國南方茶葉產區，俄國人也試圖把茶樹移植在自己的土地上。1883年起俄國從中國購買茶籽茶苗栽植於尼基特植物園內，由於當地自然條件不適宜種茶，生長並不理想。1884年，尼基特植物園內的茶樹被移植到蘇呼米和索格茨基的植物園，及奧索爾格斯克的馴化苗圃內；後又從馴化苗圃移植一部分於奧索爾格斯克縣別列苑法，製成樣茶。1884年，俄國人又從我國漢口運去1.2萬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統附近開闢了一個小茶園，從事茶樹栽培。這次製成的茶葉品質良好。
1888年俄國人波波夫來中國訪問寧波的一個茶廠，回國時不僅帶去了幾百特的茶籽和幾萬株茶苗，還聘了以中國人劉峻周為首的茶葉技工10名。3年間，劉峻周等人完全按照中國茶廠的形式在俄國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廠，正式開始茶葉生產。1896年合同期滿時，波波夫委託劉峻周再次招聘技工，次年，劉峻周又帶領12名技工攜帶家眷前往俄國，在阿扎里亞種植茶樹150公頃，並建立了茶葉加工廠。劉峻周從1893年應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鄉，在俄國從事移植茶葉和製作茶葉長達30年，被蘇聯政府認定為阿扎里亞栽茶事業的創始人之一。
文/周冉
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人的飲食多以肉食為主，蔬菜供應量很少。大量攝入肉類必然產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國茶葉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飲品。18世紀中葉的俄國學者瓦西里·帕爾申在《外貝爾加邊區紀行》一書中寫道：“（這裡）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5次之多。愛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論你什麼時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來款待你。”
19世紀的俄國，茶室遍佈都市、城鎮及鄉村，有的還24小時營業，甚至列車上給服務員小費的行為，也像中國某地一樣稱為“給茶錢”。每當運茶貨的駝隊到達貝加爾湖就被團團圍住，俄國人爭著用皮毛、牲畜換取茶葉，有時還會跳起舞來，迎接駝隊的到來。在極寒的西伯利亞，中國茶葉不僅被當地人廣泛接受，甚至可以作為通貨使用，必要時可以替代銀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塊的福建磚茶，已經征服了這個戰鬥的民族。
30多斤茶葉相當於100張貂皮
和西歐國家相比，俄國人飲茶的歷史並不長，起初他們還十分排斥這種奇怪的樹葉。早在1237——1240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攻佔梁贊、莫斯科和基輔等地後，便把茶葉帶到了俄羅斯國家形成前的羅斯諸公國，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轟動。1581年，俄羅斯民族英雄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率領的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大舉進攻遼闊的西伯利亞，他們看到當地的土著民族，特別是遊牧的蒙古人都習慣於飲用一種叫荼的奇葩飲料依然驚奇不已，更談不上接受。
1616年，俄國人出使明萬曆朝，在招待宴會上，他們對於端上來的熱牛奶裡投放的不知名樹葉十分牴觸，這些葉子就是中國茶葉。俄國人真正接觸中國茶是在兩年後（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節攜帶茶葉數箱前往俄國，贈送給沙皇，企圖打開華茶在俄國的銷售市場，但沒有成功。
1638年，俄國貴族瓦西里·斯達科夫攜帶大批貴重禮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後者回贈沙皇的禮單中除了錦緞和毛皮，還有幾包叫作茶葉的“幹樹葉”——阿勒坦汗送給俄國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國使團最初不想接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怪東西，更不懂得它們的價值，斯達爾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這是樹葉還是草葉”（而事實上，這些茶葉按當時蒙古人的估價竟相當於100張貂皮。）斯達爾科夫對茶葉一項提出了異議，說在俄國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沒有人想要的東西，因此莫斯科宮廷寧願請可汗贈以相等價值的貂皮，但沒有得到迴應。這248公斤多一點、價值約合30箇舊盧布的茶葉，成為華茶輸俄的開端，此後的俄國使節陸續將中國的茶葉帶回本國。
清順治時，俄國使臣出訪中國受到熱情款待。使臣費·巴依科夫回國時，順治皇帝贈給沙皇各色花緞25塊、虎皮3張、茶葉10普特等，遺憾的是這位使臣將10普特茶葉在北京就地出售，換得銀子3俄磅（俄國採用的重量單位，1俄磅等於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於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則把順治皇帝所贈的5竹簍茶葉順利帶回獻給了沙皇。沙皇喝茶前，還讓宮廷御醫先品嚐了這種醫書上沒有記載的草藥，據說他當時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熱茶後症狀立刻消失，從此俄國上層對中國茶葉的奇效讚歎不已，貴族們開始瞭解和接受中國茶葉，出現了茶葉的買賣現象。
1657年俄國商人“阿勃林在北京買茶葉一皮囊”，這是俄商在華購茶的最早記載。而茶葉作為商品在俄國銷售始於17世紀中葉以後，“託波爾斯克市場上有華茶銷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華茶售賣。此後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幾乎是俄國唯一的茶葉供應國。華茶輸入俄國的路線與方式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其他西方國家為海上貿易，俄國則是陸路通商，這些中國茶都來自商貿繁華的恰克圖。
在17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茶被俄國上層社會作為一種能夠醒腦的藥物和彰顯貴族身份的奢侈品，與精美的中國瓷器、絲綢和古董等並駕齊驅。由於價格昂貴，茶葉在普通百姓中難得一見。直到18世紀60年代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俄國貿易進一步擴大，恰克圖成了中俄貿易市場並迅速發展。茶葉才逐漸成為普通百姓喜愛的飲料之一。
恰克圖意為“有茶的地方”
輸入俄國的茶葉種類繁多，除福建的紅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綠茶和建德（今貴池）的珠蘭茶（又名千兩茶），鄂南湘北的磚茶等，都是由晉商在產區採購加工，一路向北越過戈壁灘經庫倫運輸至恰克圖。
在福建茶輸入俄國的歷史上，位於兩國交界的恰克圖是重要交通樞紐，這裡也是晉商與俄商進行茶葉交易的城鎮，恰克圖中的恰指“茶葉”，克圖是“地方”，俄語翻譯這個詞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圖位於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貝加爾湖南岸，南距庫倫數日路程，屬於庫倫轄區。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市約》後，中俄雙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稱之為“恰克圖”，中方稱為“買賣城”，兩木城比鄰而建，僅以木柵欄隔開，大批貨物屯於此，雙方以貨易貨，並不使用現金。
每年9月最後幾天到11月，晉商駝隊開始陸續到達買賣城，隨之帶來各種受歡迎的中國物品，諸如：作料、酒，當然最重要、貨物額最大的就是茶葉。對於華商來說，買賣城是與俄商交易時的駐地。華商在買賣城開設店鋪，並僱傭夥計常駐，而店主掌櫃會在中國貨物運至恰克圖時住三到四個月，此後回到張家口等駐地再次接應中國貨物，運至買賣城與俄商交易。和俄商之間的貨物交易在恰克圖幾乎可以進行一整年，但在12月和第二年的1月、2月和3月份最為集中。
19世紀初，幾乎所有買賣城的華商都會講俄語。通常，華商先到俄商的商鋪裡觀察商品，確定其所需貨物樣品後，雙方商人會坐在一起，一邊喝茶一邊討價還價。價格談妥後，當面將成交的貨物封存。然後俄商來到華商的商鋪，品嚐茶葉並確定所需的茶葉品種與數量，這個過程也是邊喝茶邊進行。價格商定後，即可互換貨物。
雖然市場存續時間久，規則成熟，但在恰克圖做買賣並沒那麼容易。學者雪珥曾撰文描繪過這樣一個些許陰暗的邊貿市場：“大凡與大清國做過生意的外商，無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曾經為茶葉的品質而頭疼。中國茶葉的品質評定，是一項經驗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難勝任；而且，茶葉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檢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況的確常有出現，甚至成為中外商人紛爭的焦點，起訴到美國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國商人抱怨美國人拖欠貨款，美國商人則抱怨中國茶葉質量低劣。相比廣州，恰克圖離中國南方的產茶區，距離更為遼遠運輸難度也很大，茶葉的質量風險自然也大大增加。當然，買家也從來不是傻子。不少美國商人願意接受低質茶葉，是因為中國商人給了他們期限不短的賒賬期，風險不再，也就裝傻，賴賬時還可作為一個理由。但在恰克圖的中俄貿易，嚴禁現金交易，必須以貨易貨，俄國商人的聰明也得到充分發揮，把‘鉛縫到毛皮獸的爪子上，用曼加澤亞的兔子暗中替換白狐，將帶條狐尾的兔子頂替狐狸出售等等’，也並不鮮見。”
“1755—1762年之間，俄國從中國進口了6000普特的茶葉，5000—7000普特的磚茶。”18世紀的後40年，恰克圖貿易額增加了6倍之多。茶葉在貿易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為3萬普特，佔中國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葉已成為布匹之後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18世紀中葉以後，茶葉又逐步取代布匹成為中國輸入俄國的第一大宗商品。18世紀最後3年茶葉交易量增加的速度更是迅猛，“1798年為46997普特，1799年為52343普特，1800年69580普特。”
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下令給俄國商人：在恰克圖互市中要擴大茶葉的購買量，“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時代已經結束了，棉花也差不多完結，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下梅村：晉商萬里茶道輝煌起點
18世紀至19世紀末，出現在恰克圖的福建茶大多由山西商人提供，他們深入武夷山等茶葉產區，親自收購運輸販賣甚至開闢茶園自己種植，成為武夷茶北上的重要搬運工。
武夷山的茶行是介於茶農、茶販與茶號、遠程貿易茶商之間的牽線人，主要收購茶農、茶販的初制毛茶和少量精製成品茶，不加工（設備僅有籮篩和秤），直接轉售茶號和以晉商為代表的遠程貿易茶商，實現零碎茶產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茶行多散佈於產茶區的繁茂中心村鎮和水路沿岸。“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諮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
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茶行集中，曾經是重要的茶葉集散基地，這裡的人工運河當溪水面寬不過8米，最繁盛時卻有8個碼頭，連綿1000多米，每日行筏300艘之多，轉運不絕。這裡的寺廟有在別處難得一見的景象，佛教、道教和媽祖信仰安然共處一室。百年前，下梅作為武夷山茶葉貿易的集散地，往來商賈雲集，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這裡為自己即將的遠行求得一份內心的庇佑。
下梅村四面山環，一面水抱，“當溪”從中穿過，將這裡一分為二，如今溪水只沒腳踝，並不能航行竹排，更無法運輸茶葉。修建這條如今看來普普通通的人工溪在當時可謂是一件壯舉，因茶獲利的鄒家富甲一方，才有財力和實力一呼百應，打造這條900米的人工運河。公元1694年，江西人鄒元老攜家眷遷徙至福建下梅村，鄒氏家族與來此販茶的晉商合作經營北上的茶葉貿易100多年，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首富。時至今日，鄒氏家祠依然是這裡最宏偉的民居建築。門前的一條當溪，記錄了晉商萬里茶路的最輝煌起點。
作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下梅村中幾十處上百年曆史的民居建築集中了磚雕、木雕等傳統閩北建築工藝。居民歷來以種茶和果蔬為主業，2006年，一部《喬家大院》不僅捧紅了晉商和山西平遙，也帶動了作為萬里茶路起點下梅村的旅遊資源，村民開始以入股的形式投資辦旅遊。
晉商催生閩茶船幫
清代，晉商運茶的船隻從下梅一路向北，由水路進鄱陽湖至湖口，再沿長江西至漢口。在這裡將茶葉分裝，由漢水至襄樊，沿唐河至河南賒店。山西茶商們改走陸路至大本營祁縣，福建茶被再次分配，花茶大部分在華北銷售，而磚茶和紅茶轉運張家口。也是從祁縣開始，改用駝隊運輸，經過100多公里的長途跋涉，行至今天的烏蘭巴托休整，最終到達中俄邊境的買賣城恰克圖，這條漫漫長路全程4500多公里，幾乎被強大的晉商所壟斷。
清代晉商因為經營地域不同被分為“內茶商”與“外茶商”。“內茶商”位於產業鏈的前端，把採購於南方及細緻加工後的茶葉，運至北方的張家口和歸化城賣給“外茶商”。“外茶商”再組織駝馬車隊長途跋涉，將茶葉運至邊疆以及恰克圖進行以貨易貨的直接貿易。外茶商一般以張家口、歸化為大本營，將莊號分設庫倫、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等城鎮。
在晉商採購閩茶之前，福建崇安縣雖然已是閩茶重要產區，但絕大部分茶葉作為貢茶生產，由寺廟僧侶道士經營，產量基本維持在明代水準，商品化程度較低，民間涉茶人數有限。《東瀛志略》載：“（種茶）只建陽、崇安數邑”，“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種茶”，“茶山先為山中和尚道士據為廟產”。
從清初晉閩茶貿開始，直到晉商票號產生初期，茶葉交易結算主要靠攜帶數量有限的現銀，茶貿週期1年僅循環1次，投資成本和風險較高，閩茶貿易數量雖然快速增加，生產規模仍然有限，境內從事與茶相關人口並未顯著增加。隨著票號分號在沿海沿江重要商鎮的設立（特別是江西河口和福建福州、廈門分號，晉商將積累的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在武夷山不斷購買茶山、新闢茶園和開設茶場。以武夷山、建陽為中心的建寧府茶區總人口和流動人口數量激增，武夷山迅速崛起為建寧府茶區核心縣市。
大德通票號前身是打得大德興茶莊。此票號是20世紀20年代由著名晉商喬致庸在周村創設的大德通分號。
山西茶商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貨物往還，絡繹不絕，不僅充當茶文化的傳播者，還對荼葉種植起了因勢利導的作用。晉商首先在福建的武夷山、下梅、星村釆購茶葉。在晉閩茶貿初期和票號前期，採茶季規模龐大的茶葉運輸需求與運輸中人力肩挑效率低下、成本高昂逐漸產生矛盾，催生出專業運輸工具（獨輪車和竹筏木船）及運輸隊伍，閩茶船幫轉運業的興起，以茶區當地農民為主體的轉運隊伍應運而生。
明末以來，由於收購福建茶葉受阻，他們開始前往湖南安化及湘江沿岸釆購茶葉，經過武昌府的蒲折、崇陽和湖南嶽州府的臨湘和巴陵之地時，發現這些地方都是天然的種茶良區，於是就地取材，包買茶山，指導當地的農民種植茶葉，建立自己的茶葉生產加工基地，既確保茶葉供應，又節省費用。他們在南方產茶區開設的茶葉加工工廠，既推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解決了農民的就業問題，又帶動了許多其他手工行業，比如木工、包裝業等等。1822年，星村僅一個專制茶箱的廠店年造箱木板就達700餘擔。
用不平等條約和蒸汽機打敗華商
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輸入西方國家的中國商品中，茶葉一直處在支配地位。西方的貿易商甚至提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他們從中國茶葉中獲取鉅額利潤，中西方貿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終結了這一切。
1840年之後的約20餘年時間裡，俄國先後迫使清政府訂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東起黑龍江，西到新疆的萬里北部邊疆全部對俄國開放，俄商還可以在沿海口岸和內地城市，特別是產茶區直接收購販運茶葉，茶葉貿易不再侷限於小小的恰克圖。晉商在恰克圖的商號生意一落千丈，大多數只能關張大吉。
在中國南方產茶區，俄商憑藉特權購買低廉的原料和勞動力，採用先進的機器生產，很快擊垮了晉商。“1880年俄國人在漢口已有6家茶廠，其中兩家工廠共有6臺蒸汽鍋爐135馬力。”中國茶商所經營的茶廠技術落後，製作工藝仍以手工壓制為主，效率低下。俄商蒸汽機壓制的磚茶比手工壓制磚茶堅實耐用，且外形美觀，能經得起長途顛簸而很少損壞。這些茶磚充作貨幣時，流通能力也大，因此在蒙古和西伯利亞地區極受歡迎。“手壓機每天出茶磚60筐，25%是廢品，而蒸汽壓機出茶磚80筐，只有5%的廢品”。此一項俄商每天可省銀80兩，生產效率也遠高於晉商。
鑑於華商競爭失利，一些買辦商人將眼光也投向機器生產。福州“茶商購入英國機械設廠製造，大獲厚利，同時開辦三廠，光緒六年磚茶產額13700萬磅”。這些茶廠起初與俄商有過競爭，但仍抵不過時局，1892年後相繼倒閉。
1905年，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水路運茶至海參崴轉運鐵路。不僅運輸價格低廉，且極為便捷，華商茶葉則銷路維艱。俄商每年直接從中國販茶數量年近60—70萬擔，而晉商年輸出量下降到區區幾萬擔。
除了控制中國南方茶葉產區，俄國人也試圖把茶樹移植在自己的土地上。1883年起俄國從中國購買茶籽茶苗栽植於尼基特植物園內，由於當地自然條件不適宜種茶，生長並不理想。1884年，尼基特植物園內的茶樹被移植到蘇呼米和索格茨基的植物園，及奧索爾格斯克的馴化苗圃內；後又從馴化苗圃移植一部分於奧索爾格斯克縣別列苑法，製成樣茶。1884年，俄國人又從我國漢口運去1.2萬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統附近開闢了一個小茶園，從事茶樹栽培。這次製成的茶葉品質良好。
1888年俄國人波波夫來中國訪問寧波的一個茶廠，回國時不僅帶去了幾百特的茶籽和幾萬株茶苗，還聘了以中國人劉峻周為首的茶葉技工10名。3年間，劉峻周等人完全按照中國茶廠的形式在俄國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廠，正式開始茶葉生產。1896年合同期滿時，波波夫委託劉峻周再次招聘技工，次年，劉峻周又帶領12名技工攜帶家眷前往俄國，在阿扎里亞種植茶樹150公頃，並建立了茶葉加工廠。劉峻周從1893年應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鄉，在俄國從事移植茶葉和製作茶葉長達30年，被蘇聯政府認定為阿扎里亞栽茶事業的創始人之一。
俄羅斯人認為，飲茶具有舒心、提神、養氣和解憂的功效，能消除疲勞、恢復精力，可以使人們沉睡在靈魂深處的能量得到釋放。如今俄羅斯的許多家庭仍保持有以茶奉客的習慣，主人通常會問你想喝點什麼，茶還是咖啡？他們採用俄羅斯傳統的沏茶方法：將乾淨的茶壺用滾開水燙一下，放入茶葉，再倒入開水後蒙餐巾置於茶炊壺託上5分鐘左右。同時加進一小塊砂糖，以使茶葉片片舒展開。茶葉泡好後往杯中倒半杯，再從茶炊兌入適量白開水。茶炊是用銅或不鏽鋼製作的茶水壺，結構類似中國的火鍋，中間有一個空心圓筒用於燃燒木炭。木炭可以用刨花或松果代替。壺的下部有一個水龍頭。喝茶時用茶炊續水以控制濃淡，根據客人的喜好而定。
在現代俄羅斯，茶加檸檬片、煉乳就餅乾、點心吃比較普遍。他們常飲茶視為三餐中的一餐或三餐外的填補，甚至代替食物，平時除了睡覺，終日喝茶不斷，供應量充足，再也不需要從遙遠的恰克圖用毛皮交換中國茶了。
參考資料
《晉商與茶葉：十九世紀前中國武夷茶葉在俄羅斯的傳播歷程》
《晉商茶幫的困厄與出路》
《中國茶在歐洲的傳播及其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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