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
“熊孩子”犯罪的話題多次走進公眾視野
未成年人犯罪到底是誰的責任？
應不應該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
近年來
“熊孩子”犯罪的話題多次走進公眾視野
未成年人犯罪到底是誰的責任？
應不應該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
孩子怎麼了？
制度怎麼健全？
社會責任如何履行？
普法宣傳到位了嗎？
今天
我們一起來了解
當孩子出現了問題，怎麼辦？
在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看來，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後，首先都是因為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的家庭是生而不養，有的家庭是養而不教，更多的是教育不當。”她說。
“家庭教育這件事上，應該以立法的形式對父母提出要求。建議在法律修改時，明確如果沒有特殊理由，父母必須親自撫養孩子。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監護，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明確替代監護人是誰。”長期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李玫瑾如是說。
當孩子出現了問題時，孩子的父母就應該被警告，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辦家長學校，或者把他們集中到一個地方，看家庭教育的錄像等。
李玫瑾認為，應該讓家長承擔孩子犯罪的民事連帶責任，用民事的方式來促進解決父母對孩子根本不管的問題。
未成年人不可為所欲為
“現在很多孩子不是不懂法，他們知道刑法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但是理解上有重大偏差。社會上也有很多人認為，18歲才算成年人，才開始負刑事責任，低於此年齡，就可以不負責任、無罪釋放，這是非常錯誤的。”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庭副庭長易定君說。
事實上，對於已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強姦、搶劫等重罪的，也一樣要負刑事責任。
而對於那些罪責較輕的未成年人案件，司法機關也有著相應的處罰措施。比如送專門學校、實施收容教養、進行社區矯治等。
“應該對青少年群體進行有效的法治教育。”易定君認為，避免青少年極端惡劣案件發生，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要讓青少年真正懂法尊法守法用法。
這樣，他們才能夠更加自覺有效地約束自己的行為。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是治本之策
是否可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宋英輝認為，不能簡單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有人主張降到12週歲，那還有11歲、10歲怎麼辦？甚至年齡更小的孩子也有犯罪的。所以‘一降了之’不是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治本之策。”
宋英輝認為，“科學研究證明，孩子的大腦發育和心理成熟程度，並沒有因為他們身體發育而提前，他們依然還不完全具備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能力，所以大多數未成年人犯罪都屬於衝動型犯罪，這也是其身心發育不成熟的表現。”
“我們的現實情況是，缺少少年刑法。在執行階段，對於涉罪未成年人的管束矯治措施也不完善。”宋英輝說。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機制
怎樣處置涉罪未成年人才是科學的？
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祕書長田相夏的答案是，要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級處置機制。
“最近《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把行政拘留的年齡從16週歲降到14週歲，應該說是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的舉措。”田相夏說。
他認為，對未成年人犯罪，要建立制度化、體系化、規範化的教育矯治和懲戒制度。
激活、細化收容教養舉措也很必要，應該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確規定收容教養的執行主體、執行對象、時間、場所、程序等，切實發揮其教育和懲戒功效。
輿論引導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一些人認為，未成年人犯罪現象越來越嚴重。事實真是如此嗎？
“其實並不是。媒體報道的都是個案，並不代表未成年人犯罪的整體情況。”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副祕書長、安徽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主任姚煒耀說。
在他看來，未成年人保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媒體尤其重要，應當以促進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為己任，引導公眾樹立未成年人保護的客觀視角，而非針對某一起或幾起極端案件進行放大、渲染或跟風報道。
涉及未成年人，不應該“炒熱點”“蹭流量”，應該儘量往理性方面引導。
近年來
“熊孩子”犯罪的話題多次走進公眾視野
未成年人犯罪到底是誰的責任？
應不應該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
孩子怎麼了？
制度怎麼健全？
社會責任如何履行？
普法宣傳到位了嗎？
今天
我們一起來了解
當孩子出現了問題，怎麼辦？
在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看來，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後，首先都是因為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的家庭是生而不養，有的家庭是養而不教，更多的是教育不當。”她說。
“家庭教育這件事上，應該以立法的形式對父母提出要求。建議在法律修改時，明確如果沒有特殊理由，父母必須親自撫養孩子。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監護，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明確替代監護人是誰。”長期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李玫瑾如是說。
當孩子出現了問題時，孩子的父母就應該被警告，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辦家長學校，或者把他們集中到一個地方，看家庭教育的錄像等。
李玫瑾認為，應該讓家長承擔孩子犯罪的民事連帶責任，用民事的方式來促進解決父母對孩子根本不管的問題。
未成年人不可為所欲為
“現在很多孩子不是不懂法，他們知道刑法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但是理解上有重大偏差。社會上也有很多人認為，18歲才算成年人，才開始負刑事責任，低於此年齡，就可以不負責任、無罪釋放，這是非常錯誤的。”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庭副庭長易定君說。
事實上，對於已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強姦、搶劫等重罪的，也一樣要負刑事責任。
而對於那些罪責較輕的未成年人案件，司法機關也有著相應的處罰措施。比如送專門學校、實施收容教養、進行社區矯治等。
“應該對青少年群體進行有效的法治教育。”易定君認為，避免青少年極端惡劣案件發生，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要讓青少年真正懂法尊法守法用法。
這樣，他們才能夠更加自覺有效地約束自己的行為。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是治本之策
是否可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宋英輝認為，不能簡單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有人主張降到12週歲，那還有11歲、10歲怎麼辦？甚至年齡更小的孩子也有犯罪的。所以‘一降了之’不是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治本之策。”
宋英輝認為，“科學研究證明，孩子的大腦發育和心理成熟程度，並沒有因為他們身體發育而提前，他們依然還不完全具備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能力，所以大多數未成年人犯罪都屬於衝動型犯罪，這也是其身心發育不成熟的表現。”
“我們的現實情況是，缺少少年刑法。在執行階段，對於涉罪未成年人的管束矯治措施也不完善。”宋英輝說。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機制
怎樣處置涉罪未成年人才是科學的？
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祕書長田相夏的答案是，要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級處置機制。
“最近《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把行政拘留的年齡從16週歲降到14週歲，應該說是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的舉措。”田相夏說。
他認為，對未成年人犯罪，要建立制度化、體系化、規範化的教育矯治和懲戒制度。
激活、細化收容教養舉措也很必要，應該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確規定收容教養的執行主體、執行對象、時間、場所、程序等，切實發揮其教育和懲戒功效。
輿論引導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一些人認為，未成年人犯罪現象越來越嚴重。事實真是如此嗎？
“其實並不是。媒體報道的都是個案，並不代表未成年人犯罪的整體情況。”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副祕書長、安徽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主任姚煒耀說。
在他看來，未成年人保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媒體尤其重要，應當以促進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為己任，引導公眾樹立未成年人保護的客觀視角，而非針對某一起或幾起極端案件進行放大、渲染或跟風報道。
涉及未成年人，不應該“炒熱點”“蹭流量”，應該儘量往理性方面引導。
• end •
來源 | 西部法制報
編輯 | 貝貝
近年來
“熊孩子”犯罪的話題多次走進公眾視野
未成年人犯罪到底是誰的責任？
應不應該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
孩子怎麼了？
制度怎麼健全？
社會責任如何履行？
普法宣傳到位了嗎？
今天
我們一起來了解
當孩子出現了問題，怎麼辦？
在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看來，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後，首先都是因為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的家庭是生而不養，有的家庭是養而不教，更多的是教育不當。”她說。
“家庭教育這件事上，應該以立法的形式對父母提出要求。建議在法律修改時，明確如果沒有特殊理由，父母必須親自撫養孩子。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監護，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明確替代監護人是誰。”長期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李玫瑾如是說。
當孩子出現了問題時，孩子的父母就應該被警告，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辦家長學校，或者把他們集中到一個地方，看家庭教育的錄像等。
李玫瑾認為，應該讓家長承擔孩子犯罪的民事連帶責任，用民事的方式來促進解決父母對孩子根本不管的問題。
未成年人不可為所欲為
“現在很多孩子不是不懂法，他們知道刑法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但是理解上有重大偏差。社會上也有很多人認為，18歲才算成年人，才開始負刑事責任，低於此年齡，就可以不負責任、無罪釋放，這是非常錯誤的。”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庭副庭長易定君說。
事實上，對於已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強姦、搶劫等重罪的，也一樣要負刑事責任。
而對於那些罪責較輕的未成年人案件，司法機關也有著相應的處罰措施。比如送專門學校、實施收容教養、進行社區矯治等。
“應該對青少年群體進行有效的法治教育。”易定君認為，避免青少年極端惡劣案件發生，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要讓青少年真正懂法尊法守法用法。
這樣，他們才能夠更加自覺有效地約束自己的行為。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是治本之策
是否可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宋英輝認為，不能簡單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有人主張降到12週歲，那還有11歲、10歲怎麼辦？甚至年齡更小的孩子也有犯罪的。所以‘一降了之’不是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治本之策。”
宋英輝認為，“科學研究證明，孩子的大腦發育和心理成熟程度，並沒有因為他們身體發育而提前，他們依然還不完全具備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能力，所以大多數未成年人犯罪都屬於衝動型犯罪，這也是其身心發育不成熟的表現。”
“我們的現實情況是，缺少少年刑法。在執行階段，對於涉罪未成年人的管束矯治措施也不完善。”宋英輝說。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機制
怎樣處置涉罪未成年人才是科學的？
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祕書長田相夏的答案是，要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級處置機制。
“最近《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把行政拘留的年齡從16週歲降到14週歲，應該說是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的舉措。”田相夏說。
他認為，對未成年人犯罪，要建立制度化、體系化、規範化的教育矯治和懲戒制度。
激活、細化收容教養舉措也很必要，應該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確規定收容教養的執行主體、執行對象、時間、場所、程序等，切實發揮其教育和懲戒功效。
輿論引導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一些人認為，未成年人犯罪現象越來越嚴重。事實真是如此嗎？
“其實並不是。媒體報道的都是個案，並不代表未成年人犯罪的整體情況。”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副祕書長、安徽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主任姚煒耀說。
在他看來，未成年人保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媒體尤其重要，應當以促進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為己任，引導公眾樹立未成年人保護的客觀視角，而非針對某一起或幾起極端案件進行放大、渲染或跟風報道。
涉及未成年人，不應該“炒熱點”“蹭流量”，應該儘量往理性方面引導。
• end •
來源 | 西部法制報
編輯 | 貝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