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43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經說過，恩來同志有三大長處：一是對敵鬥爭勇敢，二是對工作拼命，三是廣泛的群眾聯繫。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還說過：“恩來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同黨內外都有廣泛的聯繫，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會的悼詞中說：周恩來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鬥爭，鞠躬盡瘁，無私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江澤民在周恩來同志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周恩來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忠實兒子，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代表。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一個不朽的名字。”“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著一代一代共產黨人，已經成為推進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一種巨大力量。” 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週恩來誕辰110週年大會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在周恩來“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我們緬懷周恩來同志，就是要永遠銘記和認真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斷髮揚光大”。弘揚周恩來精神已經成為我們全黨的共識。
周恩來之所以得到黨內外廣大人民群眾持久而深切的懷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是大功大德集於一身的世紀偉人。他功勳卓著，如李琦同志所說，他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黨的領袖、開國元勳、世界偉人。他道德高尚，是黨和人民認可度很高的人民公僕，“全黨楷模”。他的大功中浸透著他的大德，體現著他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昌盛英勇奮鬥的崇高理想，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偉大胸懷，“立大志，不存大己”的高尚人格。“大功”是“大德”指導下的實踐結果，是大德的載體。“大德”是成就“大功”的內在動力和根砥，是“貫穿大功”的主線和體現“大功”性質的內核。
周恩來的大德本身也是他的大功。周恩來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用他半個多世紀艱苦卓絕的奮鬥把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奮鬥目標、精神境界、思想作風及中華民族的優秀品德比較完美、形象、鮮活地展現在人們面前，成為中國共產黨堅持黨性的楷模，為人民服務的典範，黨的優良作風的化身。正如胡錦濤所說，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精神豐碑。
理論界把周恩來身上體現出的這種“大德”概括為“周恩來精神”。涵蓋了他的人格魅力、精神風範、品德、作風、黨性修養等等。石仲泉同志是最早對周恩來精神進行系統闡述的學者。他把周恩來精神概括為“無我精神、求實精神、創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潔精神、嚴細精神、守紀精神、犧牲精神”，對深化周恩來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周恩來精神”有其個性化特點，比如， “文革”中面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許多同志都與“四人幫”進行了堅決鬥爭。當然，方式方法不盡相同。有的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有的是暫時沉默，等待時機轉換等等，周恩來則選擇了毫不畏懼，完全不顧個人譭譽得失，憑著智慧、才能、威望，進行迂迴、漸進、韌性鬥爭的方法。這是他的經歷、修養、性格和所處位置等多種因素形成“合力”作用的結果。但是，周恩來精神又不是周恩來獨有的精神，它是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崇高精神的生動、具體、比較全面的體現，其中包含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澱、世界精神文明中的精華。也可以說，周恩來是踐行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這種崇高精神的傑出代表。
這種精神是共產黨的一種軟實力，它能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公信力、領導力。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劉仲容先生就講過：“很久以來，我一想到中國共產黨，腦子裡就浮現出周恩來的形象。”許多人是通過周恩來展示的這種精神認識了中國共產黨，認識了社會主義，堅定不移地為社會主義奮鬥的。我國卓越的婦產科專家林巧稚過去信奉上帝，她曾說：那“是追求一種高尚的做人準則。上帝是什麼樣的？我沒見過，誰也沒有見過。可是我從周總理身上看到了一種真正高尚無私的人格。”“就是他這種崇高的精神，在影響著我，使我由信上帝變成信共產黨。”
這種精神，不是物質力量，但可以轉化為物質力量，勝似物質力量。抗戰時期，美國軍事觀察組，來華考察後，得出一個結論：看來“國民黨佔領著大片土地，而共產黨則佔領著大片的人心”。美國作家海明威與周恩來談過一次話後講：“如果這個人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那麼，中國的未來是屬於他們的。” 縱觀中外歷史，確實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國共產黨正是靠這種精神，贏得人民的支持，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精神影響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周恩來精神是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當前，學習研究宣傳週恩來精神，對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加強黨員幹部隊伍建設，搞好黨風廉政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黨的先進性，推進科學發展，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學習周恩來精神的現實意義
(一)學習周恩來精神是實現黨的執政使命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擔負著艱鉅的執政使命，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抓住機遇，成功應對挑戰，2020年，我們將實現工業化，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2050年，將基本實現現代化，屆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大體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大體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以後逐步衰落。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快速發展，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30萬億元人民幣，也只佔世界經濟總量的6%左右，2009年，大約是33萬億元)。新中國建立100週年時，經過執政後的百年奮鬥，基本實現現代化，將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景是非常輝煌的。
但是，要肩負起黨的歷史使命，必須解決好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及如何發展的問題，也就是，要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改革開放， 推動科學發展，而且要做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既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走邪路。
當前，黨內思想很活躍，這體現了黨內民主的發展，這很好。但是，也要看到，有些黨員幹部，在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方面，也存在一些模糊認識和錯誤認識，比如，有少數人對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一些困難和問題，歸結為搞了市場經濟，認為改革開放，是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主張回到五十年代。甚至有極少數人提出堅持“文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為“文革”平反，為“四人幫”平反，號召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也有人主張全盤照搬資本主義的多黨制、議會制，搞三權分立等等。還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主張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等等。
有些黨員幹部貪汙受賄、腐化墮落，醉生夢死。最根本的原因是喪失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或者他們從來就沒有真正確立過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有的黨員幹部、甚至是相當級別的幹部，把老婆孩子移民國外，財產轉移到國外，自己也隨時準備移居國外，他們有一種末日心態，根本原因也是喪失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對共產黨缺乏信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喪失信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缺乏信心。
這些錯誤認識，干擾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學習周恩來精神，首先學習他通過正確途徑，確立科學的信仰，併為之奮鬥終身的精神。提高黨員幹部信仰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對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更好地肩負起我們的歷史使命，有重要作用。
我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正處在一個發展的臨界點上，改革處在關鍵時刻，發展處在“邁坎”時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重要成長期。改革開放31年，取得偉大成績。我國經濟總量座三望二，2009年日本GDP約為5.07萬億美元。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21日公佈的初步核算數據，2009年中國GDP為33.5萬億元人民幣，約為4.9萬億美元)。在經濟總量上趕上和超過日本，時間不會很長。 但是，在看到我國經濟總量大幅提升的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1)我國人均GDP只有3600多美元，大體上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人均8000美元的44%，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排在世界第100位之後。到2020年實現工業化，任務還是很艱鉅的。(2)我國經濟總量有很大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經濟質量和效益還有很大差距。1840年中國經濟總量約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多，而英國經濟總量僅佔世界的6%左右，但我們的產品主要是茶、絲綢，英國能生產軍艦大炮，鴉片戰爭，中國清政府慘敗。我們不能滿足於產品數量的增長，而要大力提升“中國製造”的品牌和質量。我國經濟發展必須轉向更加註重質量和效率。(3)過去那種粗放型、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的經濟增長方式不能再持續下去了，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從各國發展的歷史看，比如從美日較量，可以看出，發展方式決定輸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經濟相對發展緩慢，日本在彩電、照相機、紡織業、汽車和造船業帶動下，發展非常快，要開足馬力追趕美國。但美國並沒有麻痺。他們拒絕了以利潤和關稅等短期競爭為目的的策略，而注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選擇了剛剛現示出生命力、有很大潛在市場的計算機、通訊等新興產業，後又大量投資，打造世界互聯網高速公路。而日本對這些新興產業反映遲鈍，仍然在傳統產業上發展，特別是沉醉於房地產業。這時的美日競爭，實際上已出現了轉變不同發展方式的競爭。日本在傳統產業上發展，逐步出現市場小、利潤低、驅動力弱， 最後跌入十多年經濟萎靡不振。而美國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重發展戰略性新型產業，佔領經濟發展的制高點，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一些學者指出，從美日的較量，可以看出發展方式決定輸贏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31年的快速發展，現在確實到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更好更快發展的階段。
一是世情國情的變化，實踐證明過去那種粗放型、高投入、高能耗、高汙染的發展方式不能繼續下去了(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飛機。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大約賣10美元，我國企業加工、製造、出口，最後只掙35美分)。二是世情的變化，特別是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也使我國過去那種過度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方式受到嚴重衝擊，也迫使我們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去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增長呈現過度依賴外需的局面，從外因來講，也與美國過量發行貨幣，依靠大規模負債所支撐的外部需求擴張直接相關。也就是說我國的高增長，某種程度上也是“搭上”了美國靠大規模負債擴大外需的“班車”。這種過度依賴外需的模式，其安全性、可持續性都難以保障。金融危機爆發，外需急劇萎縮，使我國經濟運行，特別是部分地區過度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受到嚴峻挑戰。2009年中國經濟實現8.7%的增速，全球一家獨秀，然而仔細分析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髮揮的不同作用，存在的問題值得重視。在8.7%的經濟增速中，投資拉動了8個百分點，貢獻率達到92.3%；消費拉動了4.6個百分點，貢獻率為52.5%；淨出口拖累了3.9個百分點，貢獻率是負44.8%。從中看出，去年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靠政府擴大投資的政策拉動，消費不旺，經濟真正復甦的基礎還不牢固。因此，我們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強化技術創新，擴大內需。2010年是繼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一年，是全面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為“十二五”時期發展打好基礎的重要一年。溫總理講，進入21世紀，去年是我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今年是經濟發展面臨情況最複雜的一年。要看到後金融危機時代，競爭更激烈。2009年，四季度，美國生產率提高9%點多，工資降低6%以上，在努力增強自己的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摩擦不少。貫徹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關係我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更關係到中國今後的長遠發展和競爭力。2月3日至7日在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在講話中，一連用了幾十個“加快”。
但是，由於一些黨員幹部的黨性不強，修養不夠，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不深，領導科學發展的能力不強；一些黨員幹部的作風不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弄虛作假、脫離群眾等不正之風，不作為、亂作為，甚至胡作非為，這已經成為影響推進科學發展的障礙。學習周恩來精神，對於幹部轉變作風，提高領導水平，執政能力，推動科學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有重要現實意義。
社會深刻轉型，利益群體多元化，我們進入社會矛盾的凸現期。特別是又面對後金融危機時期，保發展、保穩定、保民生的任務都十分艱鉅。近年來，特別是2009年以來，社會群體性事件、突發性事件，包括“百萬點擊率”的網絡輿情事件(羅彩霞事件、杭州飈車案、鄧玉嬌事件、貴州習水官員嫖宿幼女事件等)，呈明顯上升趨勢。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會緊張度在上升，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基層幹部對社會矛盾處置乏力，黨群關係、幹群關係、警民關係不和諧甚至緊張。學習周恩來精神，不僅對幹部轉變作風，勤政廉政，密切黨群幹群關係和警民關係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提高基層幹部化解矛盾、處理複雜問題、保穩定的能力也有重要意義。周恩來是解決各種複雜問題的高手，是化解複雜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阻力為助力的典範。
(二)學習周恩來精神是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維護黨的執政安全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執政60年。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也不能一勞永逸。對於我們這樣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來說，始終面臨著正確對待權力，跳出歷代統治者在掌權後，因腐化墮落而導致人亡政息週期率的考驗。近20年來，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紛紛垮臺。歷史一再證明，任何政黨，不管你曾經為國家為人民做出多麼大的貢獻，不管你曾經得到人民多麼真心的擁護，一旦腐敗變質，就一定會被人民拋棄。我們研究執政規律，這是個最基本的規律，是一條鐵律。社會轉型期，往往是腐敗的高發期，我國正處在這樣的轉型期。特別是在困難面前，在遇到危機時(包括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堅強的黨性、優良的黨風往往是團結凝聚黨心民心，化危為機，共克時艱的強大精神力量。而腐敗、公權私用，權貴經濟往往是引發社會動亂的導火索。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黨面臨“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而且這些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向全黨提出“兩個都不是”“四個不等於”的警示：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要求全黨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
周恩來精神是黨的性質、宗旨、作風的集中體現，學習周恩來精神，對於落實十七大、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保持黨的先進性，維護黨的執政安全有重要意義。
(三)學習研究弘揚周恩來精神是培養適應時代要求的領導幹部的需要。
黨和國家處於明顯的代際繼替時期，“文革”前大學畢業的同志，基本上退出了領導崗位。大批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幹部將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由於我國處在社會深刻轉型時期，各項制度處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在市場經濟和全面開放條件下，新一代年輕幹部手握重權，身挑重擔，面臨著各種誘惑和國內外複雜環境的考驗。
如果不加強黨性修養，缺少足夠的“定力”，就容易成為腐敗的“俘虜”。最近，中央特別強調選拔培養年輕幹部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強調在認真抓好乾部知識和能力培訓的同時，要把“德”的培養鍛鍊放到更突出的位置，強調要進一步強化黨性鍛鍊。胡錦濤同志多次向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提出了“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周恩來是大功大德集於一身的人民公僕、黨性修養的楷模、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他在黨的核心領導崗位上工作了整整半個世紀，他的成長史、奮鬥史，是波瀾壯闊的黨史、國史的縮影，生動形象地展示了偉大、忠誠、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成長曆程，揭示了他之所以成為傑出領袖、世界偉人、最得民心的共產黨員的真諦。周恩來的生平事蹟是培養適應新世紀要求領導幹部的鮮活教科書，周恩來精神是引導新一代德才兼備領導幹部成長成才成事的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學習周恩來精神對於我們黨順利實現代際繼替，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實現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有重要意義。
不僅領導幹部要學習周恩來精神，普通黨員、幹部也要學，因為周恩來精神中體現的黨魂、國魂、民族魂，是每個黨員幹部都應當繼承發揚的。
我們也應該在青少年中以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的形式宣傳週恩來精神，使周恩來精神在青少年幼小的心靈中發芽、生根。
二、把握周恩來精神的核心和主要內容
近年來，對周恩來精神的研究不斷深入，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概括，這些概括，從不同方面、不同視角闡釋了周恩來精神。周恩來精神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包括周恩來的理想信念、思想品德、人格風範、精神境界等內容，也包括他的工作作風、態度、工作精神等內容，還包括他注重黨性修養、自我完善等內容。“周恩來精神”的內涵雖然很豐富，但各方面的內容不是並列的，其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是大家的共識 。胡錦濤號召全黨學習周恩來的精神，他著重強調了六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
第二，周恩來同志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僕的精神。
第三，周恩來同志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
第四，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緻，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
第五，周恩來同志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
第六，周恩來同志始終嚴以律己、廉潔奉公，集中表現為他無私奉獻的精神。
根據錦濤所講的上述內容，以及當前黨員幹部隊伍建設中，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我想，我們紀念週恩來，學習周恩來精神，需要學習的內容很多，當前特別需要學習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信念，矢志不渝。
確立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周恩來畢生奮鬥的力量源泉，是他的優良作風、高尚人格的內在根砥，即我們所說的“誠於中而形於外”，也是鑄就他的“大功”的根基。周恩來說：“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黨的核心領導崗位上長達半個世紀，不僅經歷過極為艱險的革命鬥爭，也經歷過極為複雜的黨內鬥爭。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如：長征)，無論面對多麼複雜危險的局面(如：西安事變)，無論個人受到多麼大的委屈(如：文革)，他對黨、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對建設社會主義，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信念從沒有動搖過。他為什麼能夠做到確立信念，矢志不渝，終其一生？毛澤東把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叫做共產黨人的政治道德。在學習周恩來確立和堅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方面，我覺得有三條特別重要的啟示：
第一，立志救國，心繫人民，把個人志向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是樹立和堅持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基礎。
我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探索和認識，在不斷深化。也在不斷剔除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些錯誤的認識和誤解。比如：把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前蘇聯模式等同於社會主義等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進一步認識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並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上述成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也糾正了一些不大科學的認識。但是，有一點，是不變的，即我們從事的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事業，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事業。一個人只有把自己的命運同祖國的前途和最大多數人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把個人價值的實現融入社會的進步，才有可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從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念的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崇高志向，是他探求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源動力，也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一個以升官發財、爭名奪利為生活樂趣的人，一個不關心人民疾苦，不熱愛祖國的人，不可能有強烈、持久的追求真理的熱情，更不可能把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作為終生的奮鬥目標。作為執政黨的黨員幹部，要堅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在今天，就一定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為最大多數人謀取做大利益、走共同富裕之路，堅持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堅決反對腐敗、反對形成特權階層，反對權貴經濟。
第二、理論清醒，行動才能堅定。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學的理性認識基礎上，才能經得住大風大浪的考驗。
這是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念過程中的又一顯著特點。他同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經過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達“篤行”的過程。一個具有救國救民良好願望的青年，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但並不一定能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它不會在人們頭腦中自發地產生，必須通過自覺地刻苦學習和深刻領悟才能掌握。馬克思主義不是離開世界文明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它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正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代表學說的直接繼續，只有具有廣博的知識的人，才能真正牢固地掌握它，深刻地理解它。
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堅定不移。周恩來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東渡日本，西赴歐洲，博覽群書，攻讀馬列，對各種“主義”、各種思潮、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推求比較”，並實地進行社會考察。在此基礎上，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樣確立的理想信念就不只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的了，所以才經得住各種風浪的考驗。今天，有些人思想混亂，其說理想信念動搖，倒不如說，他們的理想信念從來沒有真正確立過。甚至不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學習周恩來精神風範，對黨員幹部和青年，在紛繁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下，如何樹立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有重要啟迪。
第三，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必須處理好偉大事業與個人功名地位的關係。周恩來從青少年時代就自覺地把個人的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後，上升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個人價值的實現融入推動社會全面進步、解放全人類的實踐。他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業，不重個人權位；重名譽，不重個人名位。把個人的權位看成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實現“大志”的平臺，而不是人生目標的本身。所以，在遵義會議後，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後成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為組長。周恩來從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自覺地退居助手地位，讓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對確立毛澤東對黨和軍隊的實際領導地位，實現黨的歷史性偉大轉折起了特殊作用。長征中，張國燾以四方面軍人多為籌碼，要挾中央，說如不解決“組織問題”(給他更大的權力)，就“無法順利滅敵”。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為顧全大局，周恩來與毛澤東商議後，把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改由張國燾擔任。建國後，實行工資制時，有關部門提出了工資等級表，把總理與國家副主席放在一個等級欄內。傳閱時，周恩來把“總理”勾下來，與副總理放入一個等級欄內。他從不宣傳自己，也不希望別人宣揚他。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老一輩革命家集體智慧的結晶，而其中，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起，作出了特殊貢獻。但是，周恩來從不以功臣自居。甚至還竭力抹掉由他首創或帶有他個人印記的某些東西，把他的重要理論貢獻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之中，在周恩來看來，這是很自然的事。這反映出他做大事 ，不爭當大官，重事業，不追求個人名位的崇高境界。
周恩來始終把領導職務看作一種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英勇奮鬥、無私奉獻的責任。他一生中為黨為人民進行過各種形式的鬥爭，承擔過各種最複雜、最艱鉅、最危險的任務，西安事變、勞山遇險、萬隆會議-----不知經歷過多少次生與死的考驗，但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他都臨危不懼，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英勇奮鬥，不怕犧牲，忘我獻身的精神。
這種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使命感、責任感，還突出地表現在他“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上。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是我黨歷史上極端困難、十分艱險、瀕於分裂的時期。周恩來面對黨內鬥爭中對自己的誤解和潑來的汙水，不顧個人的榮辱譭譽，忍辱負重，竭盡全力維護黨的團結，兩次挽救黨於危局，使黨渡過了難關。
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歷史性災難中，他沒有選擇“遠事避禍，潔身自好”(他身患癌症，去養病也未嘗不可)；也沒有選擇“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是毅然選擇了堅守崗位，與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與“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忍不拔、頑強卓絕的鬥爭，盡其所能挽救危局。他抱著“下苦海”、“入地獄”，犧牲自己的決心，盡最大可能減少這場災難對黨和人民的打擊，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軀鋪墊了結束這場災難的道路。表現出堅強的黨性、忘我犧牲精神和高超的鬥爭藝術。李先念講：“他是在荊棘中潛行，在泥濘中苦戰”。葉劍英講“最艱難處顯奇才”。陳雲講：“如果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他再次為人民立下了大功，也體現出他的大德。
(二)“廉潔奉公，鞠躬盡瘁”。
周恩來是忠實、高效、廉潔的人民公僕，真正做到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勤政廉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是黨內做工作最多的人，最忙的人。他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日夜操勞。鄧小平講，周總理“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華僑稱他為不知疲倦的“鋼人”,外國人稱他為“全天候”總理。他被看作新中國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代表。
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對工作極端的負責任，辦事嚴謹周密，一絲不苟。帶出了好的隊伍，形成了好的作風。我國“兩彈一星”事業是周恩來親自領導的，他對國防科技戰線的同志提出“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方針，並制定了一整套嚴格、科學的工作制度，培養了一支對人民高度負責、具有嚴細精神的科技隊伍。錢學森講，由於總理的精心組織領導，我國的“兩彈一星”事業死人最少，花錢最少，發展很快，效果很好。創造了一流的工作業績。從中可以體會到，胡錦濤同志要求黨員幹部“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這不僅是個作風問題，也是提高執政能力、領導水平、實現更好更快發展的問題。
艱苦奮鬥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它是開拓進取，艱苦創業的精神；是吃苦在前，無私奉獻的精神；是尊重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的精神。今天看來，也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周總理終生保持了艱苦奮鬥的精神。
建國後，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廈，周恩來說：“我們一定要執行毛主席勤儉建國的指示，在我任總理期間，決不修政府大廈。”他反對各地建樓堂館所，要求國務院要帶頭艱苦奮鬥，勤儉建國，樹一代共產黨人的新風。困難時期，國務院開會，不上茶。在一個大盤子中放上一小包一小包的茶葉和煙，上面都標著價，誰用誰付錢。他個人生活非常儉樸。他所住西花廳的房屋，窗戶列開大縫，冬天工作人員只好用報紙把窗戶縫糊起來。地面潮溼，鋪的是大塊方磚。有關方面，幾次要給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絕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簡單地維修了一下。他回京後，在全體國務委員會議上，做了多次嚴肅的自我批評，檢討自己沒有把好關，承擔了全部責任。後來部長們說，“總理，你別再檢討了，再檢討，我們都要落淚了。”總理說：“我做檢查是應該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帶了頭了，這是個很壞的頭。副總理、部長們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其實，他的住房設施非常簡單，辦公室連個沙發也沒有，還是他檢查出癌症後，毛主席送給他一個特別的單人沙發。他的筆筒就是個普通玻璃杯。他日夜批閱文件，連個檯燈也不讓買，還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鐵棒、鐵皮給他製作了一個。西花廳有養魚池、水榭，但是，周總理生前沒有讓放過水，他說浪費。他之所以終生艱苦奮鬥，是因為他參加革命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榮華富貴和高官厚祿，而是把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和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
周恩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兩袖清風，一身正氣”。他身居高位從不謀私。平時外出，吃飯、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錢。乘車到醫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機老楊記下公里數，自己交汽油費。他從不收禮，也不允許地方給中央送禮。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機關的生活很艱苦，就從青海湖打撈了2000多斤鰉魚運到中央辦公廳。周恩來知道後，要求退回去。但因為路途遙遠，退回去，魚會腐爛，他才同意作價，把款匯過去。為此事，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發了通報，要各省、市以此為戒，不準再送東西給中央。凡是送給他個人的禮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後交有關部門處理。他認為在中國這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封建主義思想影響很深，民主傳統十分缺乏的國度裡，幹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點。請客送禮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助長一種腐敗的社會風氣。
他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絕不利用權力為他們謀取任何私利。
他沒有子女，但對自己的親屬、晚輩，不僅不用職權為他們謀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嚴格的要求。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後是政府工業部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後因胃病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被有關部門安排到內務部任參事。周恩來認為這樣等於不工作，拿乾薪，影響黨的形象。為此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意見，讓胞弟提前辦理了病退手續。他的侄子周爾輝在北京一所大學當教員。為了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有關方面把周恩來的侄媳婦孫桂雲從淮安調到了北京。周恩來知道了，說照顧夫妻關係，為什麼不能從大城市調到小城市？勸侄子侄媳帶頭響應國家壓縮城市人口工作的號召，後來一同調回淮安。周恩來的表兄萬敘生寫信請他為當臨時工的表姪女安排個正式工作，周恩來回信說：“這是關係到遵守國家制度和服從國家需要的問題，我沒有權力要求國家對自己的親友給予特殊照顧。我從來也沒有這樣做過。”我國剛開始實行機關幹部下基層勞動鍛鍊的制度時，周恩來就讓侄兒周榮慶由北京到河南當了農民。在黨中央號召知識青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周恩來又鼓勵侄女周秉建到內蒙插隊。 1970年12月，周秉建按正常手續應徵入伍。總理對周秉建講：女兵很難當，怎麼就偏偏挑上了你？那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這樣影響不好。“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一點不能搞!”後經部隊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內蒙古大草原當牧民去了。總理生前對親屬制定了十條家規：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來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無工作者總理付伙食費；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準用招待券；不允許請客送禮；不允許動用公家汽車；凡個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別人來辦；艱苦樸素；不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他嚴格要求身邊工作人員，不能有任何特殊。五十年代，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制定了一個工作細則，提出警衛保總理的安全，醫生保健康，祕書保工作 ，周恩來看後，又特別加上一條， “保政治影響”，即周總理、鄧大姐和身邊工作人員共同維護黨的政治影響。在商品短缺年代，總理出差，規定身邊工作人員不能在所住招待所買內部價的便宜東西，需要什麼，到市場上去買。“文化大革命”中，總理知道身邊工作人員也有人走後門，把孩子送到部隊當了兵，很生氣，都讓他們給孩子辦理了退伍手續，仍送回農村插隊。
(三)“海納百川，品德純美”。
周恩來以人為本，堅持唯物史觀，從內心深處尊重人，關心人，平等待人。他關心人們的政治權利、物質利益、精神需求等多方面的利益，只是為了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寧願犧牲個人的利益。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共產主義者，有解放全人類的胸懷，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求真務實的品格。他重義守信，待人以誠。他是把理性與情感、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得恰到好處的政治家。他立場堅定，原則性強，實事求是，在關係黨和國家及人民的利益等大是大非問題上，決不退讓；在該堅持的原則問題上，決不動搖。他堅持真理，但他又非常重感情，講信義，通情達理，為人敦厚熱情，品德純美，產生了很強的親和力、凝聚力。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上層下層，都有他許許多多的知心朋友。在人們心目中，他是領袖、偉人，又是良師、益友，是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好公僕。
周恩來品德純美，不僅表現在戰鬥、工作、社會生活、人際交往方面，而且也表現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婚姻，是思想和靈魂的結合，是共同信仰、共同理想的連結，他們的婚姻是幸福的，互敬互愛的夫妻情感人至深。
在艱難困苦、生死關頭他們互相關心，互相支持。長征過草地時，周恩來患阿米巴肝膿瘍，鄧穎超三天三夜守在他身邊。因無法消毒，只好用雪山上的冰塊敷在肝區上部，以控制炎症的發展。三天後，周恩來排出半盆膿，才轉危為安。周恩來清醒後沒有兩天，鄧穎超因掉下沼澤後就發高燒。當時僅有一支退燒針了。鄧大姐堅持把這支針留給周恩來，自己靠堅強的信念挺了過來。
在事業上，他們互相理解、互相鼓勵，配合默契。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鄧大姐出任政務委員職務，擔任部長。周總理都沒有同意。他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裡的一個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係、夫妻關係、政治關係、政府關係就混到一起去了，這不利於我們黨的事業，也不利於我的工作。”“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職。”
實行薪金制時，有些人爭級別，鬧待遇。周恩來為在全黨樹立廉潔奉公，正確對待名權位的好風氣，總是帶頭壓低自己和鄧大姐的工資、職務和待遇。定工資時，鄧大姐被定為5級，周總理又給改為6級。1974年底，籌備四屆人大時，毛澤東提議讓鄧穎超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總理不同意，就把這件事壓下來了。周總理去世後，1976年12月，鄧穎超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當她的祕書趙煒問及是否知道當年毛主席的提議時？鄧大姐說，早就知道此事，並且很平靜地講，“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那時不讓我上是對的。”。
在生活上，他們互相關心，相濡以沫。周恩來日理萬機，仍無微不至地關懷著鄧穎超的健康。他有夜間辦公的習慣，有時開會，凌晨三、四點鐘才驅車回到家。為了不影響鄧大姐休息，總是與工作人員躡手躡腳地從屋後的小道繞行。外交祕書陳浩親切地稱這條小路為“周恩來小道”。
有一次會見客人，按組織上安排，鄧穎超與周恩來一起見客。平時是在樓上會見客人，祕書正要做準備，總理到了，吩咐說：“今天小超也參加，就在樓下見客吧，省得讓小超上樓了。”事情雖小，但讓人體會到關心之細微，愛情之深厚。
參加萬隆會議時，周恩來在一個星期中只睡了l3個小時的覺，他怕鄧穎超擔心，回國前特別囑咐祕書：“不要讓小超操心，她身體不好，我睡得少，回去補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有時到早上八九點了還沒有睡覺，鄧大姐怕干擾他的工作，又擔心總理的健康，就寫個紙條，讓工作人員放在總理的辦公桌上，提醒他“恩來，該休息了!”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熱烈而經久不衰，老而彌堅。1969年，越南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來率代表團前往弔唁。當時越美戰爭仍在繼續，美國飛機經常在上空轟炸，大家都為總理的安全擔心。周總理安全返京，一進門，鄧大姐就快步迎上去，說“老頭子，你可回來了!你得親我一下。”周總理把鄧大姐攬到懷裡，兩人溫柔而又有風度地擁抱在一起，周總理深深地在鄧大姐臉上吻了一下，那麼自然，那麼親熱，那麼令人羨慕，那麼令人感動。
他們的婚姻達到了“革命與生活的和諧”。1984年，84歲高齡的鄧大姐在回憶她和周恩來幾十年熱烈、專一、美好的婚姻時說：當時“我們的思想受了國際、國內新思潮的影響，我們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這使我們的感情不只是個人的相愛，而是上升到為革命、為理想共同奮鬥，這是我們能夠相愛的最可靠的基礎；而且，我們一直是堅持把革命的利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個人的事情、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們在革命的征途上是堅定的，不屈不撓的，不管遇到任 何艱難險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奮鬥，不計個人得失，不計流血犧牲，不計夫婦的分離”。婚後，他們把互愛、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諒、互信、互讓(簡稱“八互”)作為相伴終身的準則，在共同的革命鬥爭中，他們的愛情不斷昇華，成為人們心目中最成功、最忠誠、最美滿、最幸福的革命伴侶和生活伴侶。如黑格爾所講，“愛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鮮花，倘若它囿於個人私生活的狹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於為人類幸福而努力奮鬥的無垠沃壤中，才會盛開不衰。”學習周恩來精神風範，對於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很有教益。
(四)“民主平等，嚴謹守紀”。
什麼是民主？劉少奇講過，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周恩來是平等待人之典範。他平等地對待每個人。有一次，由於周恩來的汽車馳入中南海時車速較快，警衛戰士小韓沒有看清規定的汽車出入信號，就揮起指揮旗攔住了汽車。但當小韓看到周總理在車內向他微笑致意時，頓時不知所措，竟忘了向總理立正敬禮。周恩來看到了小韓緊張的神態，所以，一下車，就給警衛處領導打了電話，請轉達對小韓的歉意，並熱情地讚揚小韓堅持原則的負責精神。
在一次外事活動中，當記者為了搶拍毛澤東與外賓握手的照片，把照相機的長鏡頭放在了周恩來肩上。拍完照片，發現把總理當成了長鏡頭的“支架”，十分內疚和不安。周總理卻微笑著點點頭，似乎是在說：同志，沒關係，這有什麼呢？周恩來經常提醒身邊工作人員：“不要只記得我是總理”，“在國務活動時我是政府總理；在黨內活動時我是一個普通黨員；在群眾中活動時我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他平等待人，因為他投身革命，就是為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他認為執政黨的一項基本任務就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他指出：黨在執政後，“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鑑。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執政黨必須“經常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不是能夠一下子徹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來了。你掌握政權，總有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時就會有偏向。”，“這就使我們很容易忽視發揚民主而犯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在如何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方面，他不僅注重對黨員幹部進行民主教育，而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即“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使民主擴大。”這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問題。
周恩來具有很強的民主意識。要求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不僅要敢於和善於聽取各種意見，而且還要主動地去“發現”、“尋找”各種意見，並創造條件使人能發表各種意見。他鼓勵幹部獨立思考，敢於發表不同意見，討厭那種唯唯諾諾，看領導眼色行事，人云亦云的作風。1971年9月上旬，一天晚上，總理在人大會堂召開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稿。參加會議的有各部委負責人和起草小組工作人員，近200人。討論中，有一個用詞，總理認為不準確，要修改，並談了自己的修改意見，問大家“這樣改行不行?”還沒等大家發言，一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提出意見，認為總理修改後用的詞也不妥當，應再修改。這就是總理辦公室祕書紀東。開始總理也不同意紀東的意見，大家各抒己見，展開爭論。經過爭論，總理說，“我看小紀講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見修改，你們大家的意見怎麼樣？”大家表示贊成。最後，總理語重心長地講，“討論問題，應當提倡平等的爭論，不要認為領導者的意見就百分之百的正確。其實，有些問題，做實際工作的同志、年輕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見解。他們接觸實際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見比我高明，我們就按他的意見修改嘛!------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誰的意見對，我們就按誰的意見辦。”
他是遵守紀律的楷模，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他仍然像普通黨員一樣，自覺地參加黨組織生活，自覺接受和主動爭取黨組織和基層黨員的監督。按時交納黨費。周恩來有個特點，凡是要求黨員、幹部和公民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凡是要求他人不做的事，他帶頭不做。對於黨內的保密紀律也是如此。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即將爆炸時，當時不知能否成功，要求全體工程技術人員絕對保密。周恩來說：“這件工作與鄧穎超沒有關係，我也沒有必要告訴她。”鄧大姐是見到我國原子彈試驗成功的號外，才知道此事的。
他是開展批評的榜樣。周恩來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過失誤，也犯過錯誤。但他襟懷坦白，嚴於律己，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從不隱瞞。大一點的錯誤，他真心誠意地作檢討。對小的失誤，他也不敷衍了事。他作自我批評，決不強調客觀原因，而是首先著重從自己的思想、作風，從立場、觀點、方法上去找根源。他所領導的工作出了問題，首先自己承擔責任，決不諉過於人，而且幫助有關同志儘快彌補損失。他經常嚴肅地、公開地檢查自己的錯誤，求得黨和群眾的監督，並用於教育幹部、群眾。他說，一個領導者，應該永遠赤裸裸地站在群眾面前。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同志偶像般地來看領導，要具體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夠一個好的領導，即使夠，也還要看他有什麼缺點，幫助他改正。他強調，“缺點和錯誤的改正要從領導做起，首先領導上要自我批評，要多負一些責任，問題總是同上面有關係的。”他常講：多少戰友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們這些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倖存者，還有什麼缺點不能克服，有什麼錯誤不能丟掉呢？
周恩來對幹部、對工作要求很嚴，他也批評人，但總是出以公心，同時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他注意批評的方法和藝術，注意保護同志的積極性。因此，對於他的批評，人們心悅誠服，受益匪淺，甚至想多聽聽他的批評。
如果每一個黨員，特別是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能夠像周恩來那樣，帶頭繼承和發揚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我們的黨就會更加充滿生機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就有了更加可靠的政治保證。
(五)自勉自勵，生生不已。
我們學習周恩來精神，包括學習他自覺地加強黨性修養，不斷自我完善的精神，學習他進行黨性修養的正確途徑和科學方法。
英籍女作家韓素音曾經說，她之所以要寫《周恩來與他的世紀》這本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夠向他們揭示人生真諦的人物，而不是現在西方宣揚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價值’。”周恩來的一生，不僅向青年揭示了人生真諦，而且也揭示瞭如何成為“英雄”的“奧祕”。周恩來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功大德集於一身的共產黨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覺地加強黨性修養。偉大的時代造就偉大的英雄。周恩來之所以成長為人們公認的一代楷模，與他經歷的波瀾壯闊的社會實踐密不可分，也與他長期自覺地進行黨性修養緊密相連。這是他幾十年如一日，在實踐中刻意進取、自我完善的結果。他在領導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同時，也率先改造、完善著自己，成為自我完善的典範。研究他進行黨性修養的特點、正確途徑、科學方法，對於我們增強黨性，完善自己，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和黨的執政能力是會有很大啟發的。
周恩來在黨性修養中表現出的突出特點就是高度的自覺性、持久性、實踐性、徹底性、開放性和科學性。
自覺性。黨性修養是黨員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對共產黨本質屬性的深刻理解和內化；是黨員在改造客觀世界中不斷改造主觀世界，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在動態中實現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統一，不斷開創實踐和認識新境界的過程。黨性修養主要不是靠外力、更不能靠強迫，而主要是靠調動黨員內在的積極性，通過自強、自律實現黨員的自我完善。因此，黨性修養貴在自覺。
周恩來具有極強的自我完善意識，在提高自身素質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覺性。青少年時代，他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影響，注重對自身道德品質的修煉。隨著年齡增長和憂患意識、責任感、使命感的增強，周恩來把擔當救國救民的歷史重任和培養擔當大任所需要的品德、才幹、人格緊緊地結合起來。
“五·四”運動時，他把“革新”與“革心”作為覺悟社的宗旨，這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革新”是要進行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根本改造中國社會。“革心”是要清除頭腦中的封建主義思想、資產階級利己主義以及阻礙改造中國、實現“革新”宗旨的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不“革心”，難以實現中國的“革新”；不投入“革新”社會的鬥爭，難以實現自我的“革心”，要自覺地把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結合起來。他批評了那種只知道社會不好，人心不好，卻對“改造社會和人心”“連一點毅力和奮鬥精神也沒有”的懦夫思想，也批評了那種只圖個人“顯親揚名”，“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他提倡覺悟社社員“到民間去”，接近勞動群眾，與工農結合。為了“革心”，他還提出了“批評自己——批評別人——接受批評”的公式，並作為組織原則列入覺悟社會章。此後，他一直在革命實踐中，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淨化社會、昇華自己。他東渡日本，西赴歐洲，如飢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聯繫中國社會實際和自己的思想，不斷剝離思想中的“雜質”，拋棄“軍國”、“賢人政治”、“‘無政府主義”等思想影響，使思想不斷昇華，逐步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認定“主義”之後，他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他深知，實現共產主義不僅要徹底消滅剝削、消滅階級，還要剷除剝削階級意識，造就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全面發展的新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他指出：無產階級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對其他勞動者實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而無產階級只有首先清除掉自己身上沾染的舊社會的汙泥，給其他勞動階級做出榜樣，才能帶領他們共同前進。因此，“無產階級首先要進行自我改造” ，共產黨員是工人階級先鋒戰士，更要帶頭進行改造。
而領導幹部擔負著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的責任。宣傳教育工作如何有效？一靠講的是真理，人家才信服；二靠人格，自己身體力行，才有號召力。即身教重於言教，“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則令也不行。”如果說一套，做一套，那隻能是“臺上你講，臺下講你。”有些領導幹部總是以改造別人自居，“黨性修養”、“為人民服務”雖然掛在嘴上，但都是說給別人聽，要求別人乾的，自己並不實行。針對這種情況，周總理指出，“沒有人是專門改造別人的。自居於領導，自居於改造別人的人，其實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對這種人大聲疾呼：‘請你自己先改造’!” 周恩來一再指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 “任何共產黨員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生有限，知識無限，到死也學不完，改造不完”， “我的確常說我也要改造這句話，現在還在改造中。我願意帶頭。我希望大家都承認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認各種關係各種事物都會影響個人的思想。要經常反省，與同志們交換意見，經常‘洗澡’” ，“自我改造是為了進步，是光榮的事情。”黨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氣一樣，非有不可。” 周恩來一生都在主動、嚴格地改造自己，完善自己。1943年寫了《我的修養要則》，提出“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鬥爭”，“適當地發揚自己的長處，具體的糾正自己的短處”等 ，並終身實踐這一修養要則。建國後，他擔任開國總理，但仍然“戒慎恐懼”地工作，自覺地完善自己。
持久性。黨性修養貴在堅持。周恩來常講“生生不已”，“生生”是中國哲學術語，承認事物在發展變化中時時有新的事物產生，也就是講自我完善和改造不僅要有高度的自覺性，而且要有持久性。周恩來不僅把黨性修養看成是每個黨員的必修課，而且把黨性修養看成是黨員終生的必修課，提倡人人要修養一輩子。“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覺地進行黨性修養的真實寫照。
周恩來之所以把黨性修養作為自己終生的必修課，是因為他對黨性修養的長期性，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他認為，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長期性，決定了黨員進行黨性修養的長期性。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是個相當長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將會長期存在，並影響我們。“思想是先驅，但真正肅清舊思想殘餘，要在新的基礎全部完成之後才有可能。” 所以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如果放鬆了黨性修養，忽視了思想政造，就有成為舊思想、舊勢力、舊作風俘虜的可能。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共產黨員，只有終生進行自我改造者，才能終生具有抗腐蝕的“免疫力”。一個真正具有強烈革命事業心的黨員，必然會把黨性修養作為終生的必修課。
周恩來認為，黨性的時代性，決定了黨員進行黨性修養的終身性。時代不斷前進，黨性不斷髮展，對黨員的要求就會不斷提高。進行黨性修養，不僅要抵制錯誤思想影響，還要吸收新知識，學習新本領，不斷完善、發展自己，使自己適應時代的要求。他常說：“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們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時代，時時前進。事物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因此我們的思想改造也就沒有止境。”
此外，周恩來還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決定了黨員自我完善的長期性。黨性修養，既包括提高黨員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又包括提高黨員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毛澤東曾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 ，達到主客觀世界的一致性。但世界是不斷運動的，矛盾無時不有，矛盾無處不在。我們通過增強黨性修養，解決了思想、工作、生活中的種種矛盾，使自己的主觀認識比較符合客觀實際。但隨著生活的前進，又會出現新的矛盾，需要我們進一步增強黨性，提高素質，解決新的矛盾，在新的高度上，達到主客觀的新的統一。我們在某個崗位上，適應了工作的需要，崗位變化了，又需要我們進一步提高、完善自己，具備新的素質，適應新的工作崗位的需要。民主革命時期，經過艱難曲折的探索，我們逐步掌握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認清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而在社會主義時期，我們又需要探索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解決社會主義時期各種新的矛盾，達到主客觀世界的新的統一。人們就是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在改造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的關係中，不斷提高、完善、前進的。周恩來說，一萬年後，還有思想上的矛盾，還要改造。人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永無止境的。
實踐性。黨性修養，貴在實踐。這種實踐性突出地表現為理論和實踐相接合，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知行統一。周恩來理論聯繫實際，言必行，行必果，說到做到。有些人把改造自己、完善自己只是寫在紙上，講在嘴上，實際上並不實行。他們也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只是要求別人幹，自己卻處處打著個人利益的小算盤，爭名爭利，爭權爭位。或滿足於能夠應付工作，不思進取，甚至提出“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庸官思想。周恩來則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表裡如一，始終如一。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真正實踐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周恩來還主張在社會實踐中進行黨性修養。共產黨人不能搞唯心主義的閉門修養，也不是為修養而修養，離開了造福人民的偉大社會實踐，黨性修養就偏離了正確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義。不僅如此，他還強調黨性修養要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從高級領導幹部做起。他要求領導幹部進行黨性修養，要過好“五關”。這實際上也是他對自己黨性修養和自我完善的要求及經驗總結。
第一，過思想關。周恩來講就是進行思想改造，“解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向題，也就是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他帶頭清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影響，帶頭學習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第二，過政治關。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立場問題。周恩來指出，“不要以為我們是幹革命的，立場就一定是穩的。立場是抽象的，要在具體鬥爭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場站得穩不穩。可能在這個鬥爭中站得穩，在那個鬥爭中又站不穩了"。 立場究竟穩不穩，一定要在長期鬥爭中才能考驗出來。立場問題還表現在我們的工作態度、政策水平、群眾關係和我們的黨性上。特別表現在能否為人民的利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上。“不能認為只要參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過去有過功績，立場就可以保險了。沒有這樣的事。為什麼陳獨秀、王明的立場不保險，高崗的立場也不保險？”“所以，我們要認真對待立場問題，過好政治關。”
第三，過社會關。一般都講過思想、政治兩關，周恩來特別提出過好社會關，他說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極為複雜，我們還有改造社會這一非常艱鉅的任務，處在領導地位的同志擔子更重。周恩來常對黨員幹部說，中國社會是複雜的，它的特點“就是封建性很大。我們儘管打倒了封建主義，但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講究排場，中國的統治階級過去是這樣的，我們也很容易這樣做。從上到下，凡叫‘長’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點。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土壤上實現以後，如果不有意識地經常地排除某些舊的社會習俗，它就會經常來侵蝕我們。”
只有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國情，才能自覺地在改造社會的同時改造自己，經受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保持黨員的純潔性。他還指出了過“社會關”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舊社會的習慣勢力不是一下子就會消除的，改造是長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於各個角落裡，各種機關團體都有。”你“改造了它，它又影響了你，互相改造，這是個長期的反覆的鬥爭。而且，你在這個地方過好了社會關，換一個環境，那個地方的舊勢力、舊習慣又影響你。你在國內過好了社會關，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國去又變化了。所以過社會關要有精神準備，要有長期奮鬥的決心。” 過社會關就是要自覺抵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習慣勢力的影響，自覺地改造社會，而不被社會上舊的習慣勢力所吞噬。周恩來帶頭同以權謀私的習慣勢力作鬥爭，從不利用職權為個人，為家屬謀取半點私利。他帶頭同幾千年遺留下來的裙帶風作鬥爭。他在過好社會關方面，為全黨做出了榜樣。
第四，過親屬關。就是要求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不僅自己要做到廉潔奉公，遵紀守法，而且還要管好自己的親屬、子女，不允許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去做違法亂紀的事。也就是說要以堅強的黨性去教育、影響子女、家屬，而不被子女家屬的錯誤思想影響和左右。周恩來說：“對親屬，到底是你影響他還是他影響你？一個領導幹部首先要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你不能影響他，他倒可能影響你。我看，解決親屬問題的最好辦法主要是依靠社會，由社會去鍛鍊他，改造他。要相信社會的力量。過親屬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總有這麼幾口子。特別是幹部子弟，到底是你影響他，還是他影響你？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我呼籲我們的領導幹部，首先是我也在內的這四百零七個人應該做出一點表率來。不要造出一批少爺。老爺固然要反對，少爺也要反對，不然我們對後代不好交代。” “這四百零七個人”指當時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及國務院73個直屬機關的主要領導幹部。周恩來講，“我們決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包袱，阻礙我們的事業前進。對於幹部子弟，要求高、責備嚴是應該的，這樣有好處，可以督促他們進步。” 周恩來在過親屬關方面，率先垂範。他從不利用職權為親屬謀取私利，也不暗示他人為親屬謀取私利，當別人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給予他的親屬某些照顧，甚至是合理的照顧時，他也總是對這種“照顧”提出嚴肅的批評，並對自己的親屬提出比一般人更嚴格的要求。
過親屬關，在今天，是經受住執政和改革開放考驗的重要內容。我們有些領導幹部，正是因為過不了親屬關，放縱自己的親屬子女，甚至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親屬子女謀取私利，嚴重脫離了群眾，敗壞了黨的聲譽，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第五，過好生活關。周恩來說，領導幹部要過生活關，“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這些教誨，在今天聽起來也是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的。他還指出，我們的文藝生活是為了活躍人的思想，提高人的精神修養的。對於那種庸俗低級的、野蠻恐怖的、墮落腐化的東西，要堅決反對，堅決批判，不能用官僚主義的態度對待它，容忍它。周恩來在生活上嚴於律己的許多感人事例，已在人民群眾中傳為佳話。他不許修政府大樓，制止大建樓堂館所，西花廳他日夜操勞的身影，那打滿補丁的睡衣，修了又修的皮鞋，那木板床、舊沙發……已成為共產黨人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象徵。如果我們的領導幹部都象周恩來那樣，帶頭進行自我改造，象周恩來那樣對待工作，對待生活，就一定會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擁護，在我們面前，就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
徹底性。這種徹底性突出表現在進行黨性修養的“嚴格”、“全面”和“透明”方面。
周恩來終生按照共產黨員、人民公僕的標準要求自己。一絲不苟，“嚴”字當頭。而這種“嚴”，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維護黨的光輝形象，“保黨的政治影響”。他深知領導者是人民的公僕，又是群眾觀察黨的窗口和大大小小的旗幟，因此，強調“領導者切勿輕視自己的作用和影響，要戒慎恐懼地工作。”“要起模範作用”。 “全面”主要指他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的各個歷史時期；在戰鬥、工作、生活、人際交往的各個方面，包括婚姻家庭個人生活方面都嚴格以黨性原則指導自己的行動，都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透明”主要表現在他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特別是自己的缺點錯誤。有的人害怕公開作自我批評會喪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來認為“領導威信不是從掩飾錯誤中而是從改正錯誤中提高起來的；不是從自吹自擂中而是從埋頭苦幹中培養起來的。工作信心，改正錯誤後只會增強，不會減弱。” “因為丟掉的是錯誤，留下的是正確，就是說去掉毒瘡，留下健康。為革命奮鬥的歷史，別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毀掉它。”
開放性。周恩來視野開闊，胸懷博大，學貫中西，智慧超群，這與他在黨性修養中表現出的開放性是分不開的。
首先，他反對保守封閉，主張學習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文化和政治文明成果，為社會主義服務。他不僅飽學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諸子百家的書都讀過，而且研讀了西方啟蒙運動時期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名著；不僅注重吸收前人的智慧，而且注重吸取當代人的智慧，東渡日本，西赴歐洲，接觸研究了當代各種思潮、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特別是研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研究過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不僅學習各種社會科學知識，而且他的數學、英語、及其它自然科學知識也學得很好。古今中外一切人類創造的優秀文化成果，他都敞開胸懷，博採眾長，吸收、消化、提煉、揚棄、昇華。他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我為主”原則，指出，我們應該從世界各國吸取一切好的東西，但必須讓這些東西象種子一樣在中國土地上紮根，生長壯大，才有力量。“要先把我們民族的東西搞通。學習外國的東西要加以溶化”，“溶化是化學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為了今天的創造”。 正是開放性的學習、修養，使他“既有東方的寬容，又有西方的精細；既有東方的綜合思維，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維”，既有東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被尼克松稱為是多種金屬鑄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種單獨成分都堅強有力。”
其次，他反對自我封閉、自我隔離。堅持敞開思想，置身群眾，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吸收群眾智慧，在與黨內外、國內外各種人的接觸交往中，加強黨性修養。他一生中交了無數的朋友，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上層下層、各行各業、不同年齡、不同信仰的人中都有他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諍友。在與群眾的交往中，既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送去了黨的溫暖，解決了複雜的問題，又瞭解了真實情況，聽取了群眾的呼聲、意見和批評。他從群眾中不斷地吸取著營養、力量、智慧、朝氣和創造精神，所以他永遠不知疲倦、永不停步，永遠年輕。
科學性。針對在黨性修養方面存在的一些“左”的影響和錯誤認識，周恩來在講話中從多方面強調了黨性修養的科學性。他強調“思想改造靠自覺”，不能靠強迫，搞運動。思想改造也需要幫助，但“改造的方法要和風細雨，不能粗暴。這樣氣才能順，心情才能舒暢，才能接受幫助。”“要促膝談心”，“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不要抓辮子，打棍子。對於一些錯誤，“一時改不過來的還要等待”，要“一看二幫’。”“要區別何為政治問題，何為思想問題，何為習慣勢力，不能不分清問題性質事事鬥爭”。 他強調黨性修養不能“空談政治”，紅與專不能有所偏廢，要重視業務修養。“一個人專心致志為社會主義服務，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兩年把導彈搞出來了”，“另一個人天天談政治，搞了五年也沒有把導彈搞出來”，你們贊成哪一個人？我“贊成第一個人”，第二個人“只能在導彈部門搗蛋’”。 他還提出要研究各類人員增強黨性和改造思想的規律，比如，“知識分子的改造通常經過三條道路：一條是經過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一條是經過他們自己的業務的實踐；一條是經過一般的理論學習。”三方面互相聯繫，“業務的實踐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
周恩來不僅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堅持黨性的楷模，自我完善的典範，而且為我們拓展了一條“學習、實踐、總結”融為一體的黨性修養的正確途徑。在《我的修養要則》中，他給自己規定的第一條就是“加緊學習”，第二條是“努力工作”，第三條是“習作合一”，“要注意檢討和整理，要有發現和創造”。“學習”，首先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同時，他也很重視學習各種最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建國、治國理政的本領。通過學習掌握理論，以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努力工作”是指黨性修養要以實踐為基礎。離開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盲目亂闖“雖然也會在失敗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 脫離實踐的理論，沒有任何用處。黨員只能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在造福人民的偉大社會實踐中提高覺悟，克服缺點，增長才幹，完善自己。艱苦的環境、困難的工作、新的崗位和任務，都是幹部成長、成熟、成事的催化劑。第三條就是講要善於總結。總結就是以理論為指導，通過分析成功和失敗的原因，發揚成績，克服缺點，並總結出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上升為理論，再用來指導實踐，並用實踐中得出的新觀點、新結論豐富和發展理論，開創理論和實踐的新境界。“總結”是理論聯繫實際的橋樑，也是“發現和創造”的重要環節。總結有多種方法：“自省”，過嚴格的組織生活，開展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到群眾中去聽取意見，以及我們現在搞的幹部述職、黨員評議等等。總結是實現一次次思想飛躍的新起點。學習、實踐、總結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體”，又是一個循環往復的無止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覺地推動社會前進，也自覺地推動人們自身的全面發展。
周恩來不僅給我們展示了一條進行黨性修養的正確途徑，而且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完善自己的科學方法，如“五個結合”，對我們今天進行黨性修養就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第一，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相結合，勤政與廉政相統一。
周恩來是大功大德集於一身的世界偉人，這正是他堅持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相結合，勤政與廉政相統一的結果。現在有些幹部只知道改造客觀世界，從來不改造主觀世界，雖然也可能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績，但是，一是不能持久，往往成為曇花一現的人物，二是難以繼續提高，會逐漸落伍，甚至私慾膨脹，走向萬丈深淵。而主觀世界的改造，只能在改造客觀世界中進行。改造客觀世界，必須勤政，並堅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改造主觀世界，當前特別需要做到廉政，並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有的同志認為改造客觀世界是要求我們按規律辦事，改造主觀世界，是要求我們按規矩辦事。不按規律辦事會四處碰壁，不按規矩辦事會自我爆炸，自我毀滅。這第一個“結合”，是任何想成長為真正的人民公僕和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都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
第二，讀書與實踐相結合。
周恩來知識淵博，才華超群，功勳卓著，是他一貫堅持讀書與實踐相接合的結果。有些幹部只知讀書，輕視實踐，只會背誦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學習一點皮毛，甚至成為思想僵化的教條主義者。有的幹部輕視理論，盲目實踐，長期不讀書，成為鼠目寸光的狹隘經驗主義者。要想成為一個堅定的、清醒的、有作為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堅持這第二個“結合”。當然，周恩來講讀書，強調不僅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社會這部“無字之書”，強調既要向書本學習，又要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從自己的經驗、教訓以及他人的經驗和教訓中學習。
第三，改造自己與完善自己相結合，抵制和克服錯誤思想與學習新知識新本領相結合。
一些人把黨性修養僅僅看成是抵制和克服錯誤思想，不注意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所以，雖然沒有犯什麼大錯，但是也沒有什麼大的貢獻。周恩來始終把學習新知識、新本領，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各方面的能力作為黨性修養的重要內容，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修養的重要目標。把克服錯誤思想看作完善自己的重要內容，但不是全部內容。這種對黨性修養內涵的科學理解，進行黨性修養的科學方法，對我們澄清黨性修養認識上的誤區，正確地進行黨性修養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與求得組織和同志們的監督、幫助相結合。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自律與他律相結合。周恩來是嚴格自律的模範，也是自覺接受組織監督的模範。他認為黨性修養主要靠自覺，但是自己對自己的認識有時不那麼全面，這就是大家所說的“旁觀者清”。因此，要“過集體生活”，要接受和爭取“同志們的幫助”。“共產黨人是靠集體生活的，一個人如果平常批評不得，或者不將心事告人，這個人的短處或弱點就很難在平時得到補救。這種人不犯錯誤則已，一犯就會摔大跤，犯大錯誤”。因此，經常過嚴格的組織生活，開展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經常和大家交換思想，主動徵求同志們的意見，把自己不正確的思想消滅在萌芽狀態，防微杜漸，可避免犯大錯誤。
第五，大處著眼與小處著手相結合。
周恩來黨性修養的立足點很高，著眼於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著眼於改造中國，改造世界，正確地制定和組織實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但是，他又是從身邊的一點一滴的事情做起，不因善小而不為。正是在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按黨性原則辦事，時時事事用黨性原則要求自己，使他成為了率先進入共產主義思想境界的領導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萬丈高樓起自平臺，要成為有堅強黨性的共產黨員，就必須堅持“大處著眼和小處著手相結合”。
周恩來在黨性修養方面給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而寶貴的精神財富。學習“周恩來精神”，象他那樣自覺地進行黨性修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前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本文系在周恩來總理誕辰112週年之際，淮安召開學習周恩來精神大會上甄小英《學習周恩來精神，推進偉大事業》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