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藥如用兵”，此話沒有絲毫的誇張。腫瘤治療用藥不是去找某種藥到病除的神藥，而是對多種藥物搭配使用的高超把握。

本書之前有過一篇文章《遇見奇蹟：晚期肝癌 “三藥合璧”，腫瘤消失了！》，樂伐替尼（E7080）、來那度胺和PD-1的搭配使用將一個巨大的腫瘤給控制了。這是偶然的治療案例嗎？

下面這位71歲的劉先生的治療案例再次證明，三藥合璧治療肝細胞癌是奇蹟，但更是“人為”，唯有對腫瘤各種藥物的深度理解，運籌帷幄，也才有所謂的治療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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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 和睦生活的“攪亂者”

2. “圍堵腫瘤”的介入手術

3. 初試靶向藥物治療

4. “三劍客”：樂伐替尼、來那度胺和PD-1的奇效

5. 與癌相爭，我將永不放棄

和睦生活的“攪亂者”

我於2015年69歲時發現患有原發性肝癌。此前的身體狀況還算正常，退休後曾多次自駕和老伴走過祖國的東南西北，遊覽名山大川。雖然血壓有點高，但堅持用藥一直控制在正常範圍。

2011年因多次心絞痛發作，做了冠狀動脈造影，放了兩個支架。此後，每年單位組織的例行體檢並沒有發現大的問題。

2015年10月體檢時，一位面相和藹的老醫生給我做的B超檢查，他看的很仔細，給我查的時間也很長，讓門外排隊的人等得有些焦急，不時探頭往裡看看。見到這種情況，自己也覺得會有什麼問題。老醫生檢查完後很嚴肅也很委婉的對我說：你的肝上有一個“佔位”，是什麼目前還不好說，但你要儘快去大的醫院做CT查一下，並再三囑咐“要快點！”

一個“佔位”讓我清楚的知道肝上了長“瘤子”，由於驗血的“腫瘤標誌物”指標尚未出來，當時雖然覺得有問題，但還抱有一絲幻想——可能是良性的吧……

兩天後的晚上，從電腦上查到我的驗血報告，其中“甲胎蛋白AFP＞240↑(已複查)”。看到這個結果時我腦子裡即刻跳出“肝癌”兩字！原有的那一絲幻想被擊得粉碎。

見到過許多得知患了癌症“絕症”的病人，最初的反應大都是“崩潰”、“絕望”和“痛不欲生”等等，而我則是“冷靜”！“冷靜”得有點讓人難以理解。當時雖然心中多少有一些悲涼，有許多的不捨……但仔細想想與其“怨天尤人，悲觀失望”而於事無補，還不如“既來之則安之”積極應對，爭取有一個好的結果。

當時主要考慮的是：

1，如何向老伴告知，不要驚嚇到她；

2，如何選一個醫院，找一個靠譜的醫生做檢查；

3，何時，用何種方式告知兩個都在國外的兒女；

4，隱瞞實情，以平常心態參加即將到來的大學校慶和同學聚會。雖然心中隱隱有那麼一絲“最後告別”的苦澀。

幾天後，校慶的歡樂，同學聚會的激情都已過去。包括老伴在內沒有人看出我有什麼異樣(我和老伴是同校不同系的“校友”，都去參加了校慶)。

在朋友的幫助下我找到天津第三中心醫院肝膽內科的樑主任，安排好第二天的CT檢查。檢查前一天的晚飯後，我將情況委婉的向老伴說明。老伴，一位羸弱女子，體衰多病，相依相伴40多年，得知此事一時如五雷轟頂，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但隨即也鎮定下來，表示一定要堅強起來，與我一起共同抗爭。而且自此以後一直為我的治療和調養前後奔忙……

第二天，第一個做了CT檢查，半個小時後就在樑主任的辦公室看到了清晰的CT影像。結論是，肝右葉巨大腫物(12.2×12.3cm)——肝癌；肝硬化，脾大，腹水，門靜脈及脾靜脈增寬；肝內多髮結節，不除外部分結節惡變……

樑主任建議：“儘快做好住院的準備，然後去找我的那個朋友和子女商量如何治療”。

確診的當天晚上就得知兒子和女兒已動身正在飛往國內的航班上。這讓老伴稍稍鬆了一口氣，減輕一點壓力，更讓我感到欣慰和鼓舞。

全家齊心合力與癌症的抗爭開始了！

其實我也料到朋友們會第一時間告知我的兒女，在我以後的治療中也一直得到朋友們的鼎力相助，不勝感激。同時，單位的黨組織、領導、同事以及眾多學友在得知我的病情後都十分關心。他們或從百忙之中，或從北京、上海等地趕來看望；或從國內甚至國外打電話或發微信表示慰問；並精心安排、慷慨相助給予人員和資金的支援。這些都給了我莫大的精神寄慰和鼓勵，更是我與癌相爭的不竭動力。

此情此誼，無以為報。寫出此文，若能讓醫生、癌友有些許補益，也算聊儘自己一點感恩之心。

我的癌症看似來得很突然，但事後回想還是有一些事前的蛛絲馬跡可查。只是缺少這方面的知識和警覺意識而往往忽視了。而這也曾讓許多人錯失了早期發現的寶貴機會，造成終生的遺憾。

在此列出我感覺到的幾個早期異常，供借鑑。

• 持續較長時間的不明原因的腹瀉。2015年初，曾有2-3個月的腹瀉。每天的次數倒不多，只是1、2次，而我過去則經常是便祕和乾燥。當時並沒有重視，反而覺得可以減肥了，可見有多無知(我身高1.80，當時體重約85公斤，有點超重)。

• 持續較長時間的不明原因的全身皮膚瘙癢，尤其是腿部皮膚奇癢。我個人感覺這應該是肝臟有問題的一個明顯信號。因為在以後的治療中，感覺我的皮膚瘙癢程度與甲胎蛋白的高低變化有一定的相關性。

“圍堵腫瘤”的介入手術

兒女們回來後馬上去醫院瞭解我的病情，並同當醫生的朋友一起找了幾位天津治療肝癌方面的專家諮詢會診。大致的的意見是已不能手術了，也不建議手術。但都認為必須儘快控制住病情的發展，否則預後不容樂觀。一致的治療方案是先做“介入治療”以控制病情發展。

同時他們也慎重選擇了天津第三中心醫院做介入手術。主要是希望介入手術團隊年富力強，經驗豐富，手術設施先進，醫療和住院環境較好。

第一次的介入手術定在2015年10月31號。手術前一天驗血，只隔了僅僅十來天甲胎蛋白就從240飆升到1626，可見癌細胞的增長有多快了！

手術比較順利，手術醫生很快就找到了給巨大腫瘤供血的血管，迅速注入殺滅癌細胞的藥物並將血管封堵，前後僅半個小時。手術中我一直是清醒的，醫生怕我過於緊張還不時跟我說說話。

推出手術室時，孩子們和老伴立即圍上來，關心的問詢。我也感覺良好，覺得沒有像醫生和病友們說的那些可怕的不良反應，中午還輕鬆的喝了一碗麵湯。然而好景不長，半小時後胃部開始痛疼，噁心，很快就把那碗麵湯和胃裡的殘渣全部吐了出來，傍晚體溫開始上升直達39-40度。

醫生過來看了，安慰說這都是正常的反應，幾天就會過去。並且提到手術前已估計到了，怕我年歲大，承受不了過於激烈的不良反應，這次只封堵了腫瘤的一多半，一個半月後的第二次介入手術時再處理另外的一少半。

胃疼和噁心嘔吐的確幾天後就緩解並逐漸消失，然而高燒卻遲遲不退，一直持續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其間換過不同的藥物，24小時不間斷的輸液，在醫生的努力下體溫重回正常。

第一次的介入手術後甲胎蛋白從1620降到了448，CT影像也反映被封堵的那部分腫瘤已失去活性。

第二次介入手術基本上和第一次一樣，由於有了上一次的教訓，介入手術前後除了補水，術後兩天基本沒怎麼進食。這的確減小了不良反應的折磨但也有可能是注入藥物減少的原因。加上術前就輸了控制體溫的藥物，術後雖有幾天體溫升高也基本屬於低燒的範圍。

第二次介入手術後驗血發現甲胎蛋白不降反升(>1210)，CT影像也顯示在巨大腫瘤內又有新的血管生成。住院醫生認為仍然有未封堵的血管在為殘存的癌細胞提供養份，主張做第三次介入手術。

第三次的介入手術可以說十分艱難，為找到給殘存癌細胞供血的血管，我在手術檯上躺了近三個小時，X射線探頭來回的旋轉，手術醫生也更換了幾個，最後還是介入科主任上臺才找到那支血管並注藥、拴塞，結束了這次手術。

然而術後的反應更加強烈，胃疼、嘔吐以至吐血，便血。高燒使人昏昏欲睡，一週的時間滴水未進，體重極速下降近十公斤，體力精力虛弱到極點。此時也隱約感到了一絲恐懼……

在經過醫生們的奮力救治和子女們精心護理，自己總算是挺了過來，不過也對繼續這種介入治療有了一些反思。CT影像報告和甲胎蛋白的繼續升高也支持了這種反思。

這樣“圍追堵截”的治療方式能跑過瘋狂生長、擴散、變異的癌細胞嗎？看到同室的病友有做過近十次的介入手術，仍然沒能控制住癌症的進展，真有些不寒而慄。

初試靶向藥物治療

2016年4月初我的病情繼續發展，肝部疼痛加劇並出現腹水。在經多家醫院的專家診斷後只能嘗試當時國內唯一批准使用的靶向藥“多吉美”(索拉菲尼)。此前我也曾作過基因檢測，但結論是目前沒有對應靶點的藥物，只能是碰碰運氣吧。

4月11號開始吃靶向藥多吉美，從第一天的早晚各一片到三天後早晚各兩片達到推薦的劑量。不久肝部的疼痛有所減輕並逐漸緩解，讓自己感受到一線希望。

與此同時藥物的不良反應也隨之而來，低燒，皮疹，皰疹，從局部到全身，幾乎到了“體無完膚”的程度；手掌、腳底皮膚變硬，皸裂；口腔潰瘍，鼻粘膜充血……而且皮疹，皰疹奇癢卻不能撓，否則出水感染就會更加麻煩；手腳硬皮則是嚴重的燒灼感，像被燒燙傷那樣；而口腔潰瘍則讓人難以進食，一口溫水就可以“燙”得唏漱不已。

但想想這樣的磨難能換來病情的好轉也還值得，所以一直堅持著。

低燒就敷冰袋物理降溫；皮疹、皰疹和硬皮就塗抹醫生開的藥膏，減輕點痛苦；口腔潰瘍則將肉菜蛋粥打成稀糊強迫自己喝下。然而情況的發展並沒有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樣，不良反應不但沒有減輕，肝部的疼痛和腹水卻越來越嚴重並且白蛋白指標也越來越低(最低時只有22)幾乎到了危險的地步。

針對這種情況，一方面作一些對症的治療，服用消除腹水的藥物，適當輸入人血白蛋白；為了使自己不因劇烈疼痛而無法睡眠，儘可能的保持較好的體力精力也用上了止痛藥“芬太尼透皮貼劑”。另一方面則在努力尋求其它的治療方法。

服用靶向藥後腿部的不良反應，皮疹和皮膚脫落

服用靶向藥後手部的不良反應，皮疹和皮膚脫落

終歸，這樣的堅持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為了孩子們，更是為了與自己相濡以沫的老伴。因為，孩子們有父母在他們尚有來處，父母不在他們便只剩歸途；因為，夫妻倆人，走的那個一了百了，而留下的將會更為艱難！

老伴形影不離陪我與癌相爭，這是在美國醫院病房

“三劍客”：樂伐替尼、來那度胺和PD-1的奇效

身體狀況的惡化，腫瘤的繼續增大，肺部結節的出現也讓我的四個孩子(兒子、兒媳，女兒、女婿)倍感焦慮和時間的緊迫。其中女兒學醫，持有國內和加拿大的醫師資質，還有倆個孩子分別在國內或國外從事新藥研發。她們發揮各自優勢，多方查找國內外新的治療方法，新研發的藥物動態。

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查到有幾種上市不久的新藥正在做治療肝癌的三期臨床試驗，並且還發表了一些效果不錯的試驗數據。

其中有施貴寶公司的Opdivo，簡稱“O藥”；默沙東的Keytruda，簡稱“K藥”；以及日本衛材公司的樂伐替尼，也稱為“E7080”。她們還找到一些國內介紹癌症治療方法，尤其是介紹PD-1免疫治療的網站。

也正是從這裡我瞭解到PD-1免疫治療的方方面面，增強了“與癌相爭”的信心。藉此，特向這些網站的各位老師和癌友致以衷心的感謝！

通過對這些信息的分析，決定要試試PD-1免疫治療。但看到一些做過PD-1治療的癌友介紹，除個別人去香港治療，一般都是自己在試用，或在一些小醫院輸液，而大的三甲醫院由於各種原因幾乎都沒有參與。

對此，自己和孩子們也曾有過一些憂慮，擔心這種治療的風險。而當查到北京中國武警總醫院的黎功主任在做PD-1治療的時候則感到一些希望，因為當時三甲醫院給病人做PD-1治療的畢竟還有這一家。

雖然如此，但由於受不久前披露出來的“魏則西事件”影響，覺得還是慎重些為好。特此還託朋友瞭解武警總醫院及其有關的情況，我的女婿也專程從上海到北京掛了黎主任的專家號，就我的病情向黎主任諮詢。多方的信息反饋都是黎功主任醫德醫風良好，醫術精湛，完全可以信賴。據此，消除了原有的疑慮，開始了第一次的PD-1治療。

中國武警總醫院腫瘤二科主任黎功與其團隊

2016年7月4號，事前通過網絡，預約了黎功主任的專家號，由於女婿上次的介紹,黎主任也基本瞭解了我的病情，但還是再次詳細查看了幾次介入治療的手術記錄，反覆比對了近期的CT片。再次耐心詳細地介紹了PD-1治療的情況和注意事項，介紹聯合治療的其它兩種藥(E7080和來那度胺)的作用……

經過與孩子們商議決定選擇“K”藥做PD-1治療，主要是“K”藥在肝癌的的臨床試驗規模較大，療效數據不錯；另外是每次治療都要往返京津，三週一次總比兩週一次要少一點奔波的勞累。

中國武警總醫院

中午女婿去取藥，下午四點左右開始輸液治療，輸液前還打了一針抗過敏針劑，不到一個小時就輸液完畢，基本上沒有感到有什麼不適。

輸完液後在辦公室見到黎主任，他關切地詢問了治療的情況，再次囑咐了兩種靶向藥的服用劑量，服用方法、注意事項以及可能發生不良反應的應對措施等等，第一次的接觸讓我感受到黎主任對病人的真誠關切和認真負責，印象深刻。

第二天7月5號早起，7點空腹抽血化驗肝功能，甲胎蛋白，留作以後PD-1療效的對比。同時驗乙肝病毒查找得肝癌的根源。

下午，2點30分拿到化驗結果，甲胎蛋白大於4000，乙肝病毒陰性，肝功能基本上正常但白蛋白較低，迫切需要補充白蛋白。

下午4點朋友來酒店看望並開車送北京南站，乘G155迴天津。

到此，第一次PD-1治療順利結束。前後在北京共待了三天。

第一次PD-1治療後，除了兩腿感到有些無力並沒有其它的不良反應。肝區的疼痛也有了一些緩解，基本上可以不用止疼貼了，讓人感到有了希望。然而，腹水卻一天比一天嚴重，由於白蛋白低下加上食慾不振、嘔吐，人也再次消瘦，極端虛弱。老伴見此情況，深感憂慮和壓力揹著我偷偷向孩子們訴說，幾個孩子當即決定讓兒子回來接我去美國治療。

2016年7月25號在北京武警總醫院做完第二次PD-1治療後，27號直接從北京飛往美國波士頓。當時的情況真有些“不堪回首”，全身無力，基本上是用輪椅推上和推下飛機的，並在公務艙一路躺到波士頓(因為已無力坐十幾個小時)。

在美國的治療，雖然此前就有聯繫但起初也是一波三折。由於我們每年都會去美國小住一段時間，有我們固定的家庭醫生，一位印度裔美國人巴蘇博士(Gaurab Basu,MD)。家庭醫生看到我的情況後決定馬上轉到醫療條件和經驗更好的麻州總醫院治療，然而卻一直預約不到相關的專科醫生。他們的門診時間都要排到一、兩個月之後了。

還是巴蘇醫生專門找到腫瘤中心，說明情況緊迫才調整了時間，更早見到專科醫生朱主任。這時已在家庭醫生那裡和麻州總醫院分別驗了血，記得是第一次見朱主任時知道的驗血結果，真是讓人大吃一驚。經過兩次PD-1治療後，甲胎蛋白就從4000多降到了132。

朱主任詳細詢問了我在國內的治療過程和用藥情況，對比了我在國內的各項檢驗指標後，首先感慨國內對肝癌治療的前沿信息已經非常瞭解，初步肯定黎功主任的治療方案，只是認為三種藥物一起使用對於高齡患者是否過於激烈尚需斟酌。針對腹水依然嚴重，開了兩種消除腹水的口服藥，還讓他的助手幫我預約了一個增強CT，安排好下次看病的時間。等CT片子出來後再確定以後的治療方案。

美國家庭醫生巴蘇、助理李醫生和住院醫生一起來病房會診

可能是受到驗血指標向好的鼓舞，也可能是心態好，環境好的影響，更大的可能是PD-1治療的效果，從那時起，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逐漸好起來。

一週後再次見到朱主任，他讓我們一起在電腦上看了CT的三維影像，從不同角度，放大縮小，一層一層將胸腹部的各個器官看的一清二楚。他認為PD-1和靶向藥的聯合治療起了作用並且效果不錯，鑑於目前的身體狀況可以繼續一段原有的治療方案。

但是由於這三種藥物雖然都已經批准上市，卻都還沒有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用於肝癌的治療。因此只能介紹我去美國西部的西雅圖腫瘤中心做PD-1治療，其它的檢測，CT，療效評估等仍在麻州總醫院做。

第一次去西雅圖做PD-1治療是老伴陪著。兒子送我們去機場，女兒、女婿、外孫女專程從加拿大的溫哥華開車到西雅圖機場接我們，然後去腫瘤中心。以後的幾次治療也都如此，或是兒子陪同往返西雅圖。

回想國內幾次介入手術，女兒床前照料的五十多天形影不離；兒子每次都從美國匆匆趕回，整夜相守；還有女婿、兒媳不辭辛苦的四處奔波、聯繫醫生和藥房……孩子們的孝順和不懈努力讓我感到十分欣慰和幸福！都是蒼天的眷念和恩賜，哪怕還有再大的苦痛和不堪，我都要勇於應對，永不放棄！

在美國西雅圖腫瘤中心做第三次PD-1治療

PD-1的聯合治療持續了一段時間，身體狀況也日見好轉。當然其間也受到藥物不良反應的困擾，主要是流鼻血和牙齦出血。詢問了朱主任，他認為可能是服用的E7080劑量過大(12mg/天)，建議適當減量看看(6-8mg/天)。減量幾天後流鼻血倒是確有好轉，但一段時間後的甲胎蛋白卻有少量上升。

在朱主任建議的基礎上，自己曾嘗試著做過兩種藥物不同劑量的比對，比對的指標是甲胎蛋白值以及自身狀態的變化。

大致的情況是：E7080劑量的增減與甲胎蛋白值的升降有相關，但數值變化不是太大，變化也比較緩慢；而與流鼻血的嚴重程度相關性較大，變化快，兩三天即有反應。來那度胺劑量的增減與甲胎蛋白值的升降有相關並且數值變化較大；而與流不流鼻血基本上沒有關係。

在我今年6月回國之前，朱主任曾對我說：使用來那度胺治療肝癌還是有一定的實證依據的，藥廠曾做過來那度胺治療肝癌的Ⅱ期臨床試驗，部分數據還不錯。只是不知什麼原因廠家停止了後續的試驗。

看來這三種藥物的聯合治療是一個最佳選擇。

與癌相爭，我將永不放棄

隨著身體狀況的逐漸向好，親友們也倍感驚訝和喜悅。為了放鬆一直緊張的身心，讓心情更加好起來。除了每天外出散散步親近大自然，孩子和親友們還分別陪我們到加拿大西部遊玩，如著名的“布查特花園”、“班芙國家公園”。讓我們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生活的美好。

治療期間遊美加，調心態，強體質，與癌相爭

事物的發展總不是一帆風順的，尤其在癌症的治療上。

2016年11月初在麻州總醫院作了一次CT和驗血，結果是有喜有憂。

首先是肝功能正常，白蛋白也恢復正常，但甲胎蛋白卻從兩個多月前的132升高到392。CT片子的三維立體成像非常清晰，對比8月份的CT片子，肝臟，肺部基本沒有變化，個別肺部節結還有縮小。原來嚴重的腹水基本上也沒有了。

但在兩個支氣管之間發現一個新的病灶，朱主任非常關注這個新的病灶！雖然當時沒有什麼症狀，但要我密切注意，如果有症狀如：嚴重咳嗽，咳血，呼吸困難則要馬上聯繫他。他也在考慮用什麼辦法來治療這個東西。

新狀況的出現的確讓人又多了一份糾結。為了緩解我的思想壓力，調節一下不良的心態，聖誕節前兒子帶著我倆及他們小家四口，一起去了陽光燦爛，溫暖和煦的加勒比海乘遊輪旅遊。幾天下來，一掃之前的糾結，心情大好。體重有了增長，精力也更充裕，為後面的治療打下好的基礎。

麻州總醫院的朱主任也一直惦念著我肺部的新病灶，提前在2017年1月中旬又作了一個CT。這次發現支氣管之間的病灶比兩個月前又有增大和繼續發展的趨勢。隨後請來放療科的醫生會診，擬用放療處理掉這個病灶。

放療方案的制定十分慎重，又作了一次CT以精準確定病灶的性質、位置和大小。初步的治療方案是3個療程15次，在做過3次放療後又減成了12次。

治療之前放療科的醫生反覆介紹了治療過程，注意事項，尤其是可能出現的副作用和他們準備的應對措施，並且一再叮囑一旦有這些副作用出現要立即聯繫他們處理。同時還認真示範如何在前後胸部皮膚上塗抹防損傷的藥膏等等，以此緩解患者的疑慮，增強信心。

放療結束，前後胸部的皮膚完好無損，也沒有胸部呼吸困難，只是在吞嚥食物時感覺有一點刺痛，一週後就消失了。

兩個月後，從CT影像上看到支氣管附近的病灶已經大大的萎縮，而其它部位則未受影響。驗血的結果甲胎蛋白進一步下降，只是免疫力低下的狀況沒有什麼改善，成為一個隱患。

美國麻州總醫院腫瘤中心朱主任在診室的合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月底發現脖子右後側出了一個小紅疹，開始以為是“上火”沒太在意，可是兩天後紅疹就蔓延到了脖子前後和頭部，局部疼痛嚴重。看了家庭醫生，診斷是“帶狀皰疹”，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帶了一週的口服藥回家觀察。第二天傍晚家庭醫生來電話詢問病情的變化，得知又擴大到臉部並且有液體的滲出。醫生感到病情發展凶險，隨即聯繫醫院急診部讓我當晚務必去看急診。

3月3號(週五)，因嚴重的帶狀皰疹去看急診。又因皰疹病毒屬於神經性病毒，醫生怕影響到視神經決定馬上收治住院，做進一步檢查。住院期間經眼科、神經科、病毒科等專科醫生的檢查，確認當時尚未影響到視神經。採取了常規的治療方法。

經治療病情迅速好轉，於3月9號晚上出院回家，共住院七天。出院後仍口服一週抗皰疹病毒的藥物，之後皰疹結痂自然脫落，基本上全愈。在國內也曾見過得帶狀皰疹的，都是苦不堪言，好像治療時間也挺長。我能這樣快的治癒，也算是幸運吧。我查了一下，治療用的藥品和國內的一樣，可能生產廠家不同，療效也不同吧。

另外，我能感到的明顯區別是輸液給藥的控制。國內8小時一次，護士很快輸完，血藥濃度呈現忽高忽低的波動。這裡則是24小時一直在輸液，精準滴注，始終保持最佳的血藥濃度，既充分發揮藥物的作用。也減少藥物對肝腎功能的損傷。

再有，每天晚飯後護士會徵求病人的意見，是否需要止疼藥，她們一般會建議病人用一點，以保證有良好的睡眠。當然最終還是尊重個人的選擇。能睡好覺，有充沛的體力也是較快治癒的一個因素。

不知什麼原因，隨著用藥時間的延長，我的免疫功能卻在逐漸降低。白細胞計數不到3000，粒細胞數量也低於正常指標。這使得我的治療在一段時間裡呈現“不溫不火”的狀態，止步不前。腫瘤雖有縮小但比較緩慢，甲胎蛋白也一直在80左右徘徊。

朱主任建議我先停用一種靶向藥，待免疫力提升上來再考慮是否可以用其它方法讓治療有新的進展。可是由於我在美國居留的時間有限制，只得在今年的6月初離開美國回國。

回到國內後立即在天津腫瘤醫院做了增強CT。經與2016年6月的CT片對比，醫生看過後都大為驚異，認為治療的效果已經很好了。但對進一步的治療則都是要做自身調理，提升免疫力。

根據幾位醫生的建議目前也在看中醫、吃中藥調理，同時仍堅持PD-1與一種或兩種靶向藥的聯合治療，9月和10月的兩次驗血結果表明免疫力在緩慢提升，甲胎蛋白也在緩慢下降。10月初的CT顯示腫瘤略有縮小，部分結節消失……。

總結兩年來從最初查出“癌症”，到尋醫問藥和幾個階段的治療，深切感到：

• 首先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心態。心態好，心情好能增強自身的免疫力，甚至增強藥物的療效。而驚慌失措，怨天尤人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受其害。

• 其二是要客觀冷靜，慎重選擇一個適合於自己的治療方案。方法對事半功倍，“有病亂投醫”大都是事倍功半，甚至貽誤時機。選擇時要多與醫生溝通加深瞭解和信任；要多利用網絡資源獲取並鑑別有用信息；也要多方比較，選擇一個看起來不一定最優但一定要最適合於自己的方案。

• 三是要堅持不懈，決不放棄。癌症的治療，多不會一帆風順，“一戰而勝”只是個別幸運的人。

以上只是個人的一點點切身體會，願與癌友們磋商和分享。

總之，與癌相爭，我將永不放棄！

在此，特向給予我精心治療和幫助的醫生致以衷心的感謝！

劉佩琦，於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