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界對抗癌症傳統的三駕馬車，當然是手術、放療和化療。它們的熱度也許比不了當紅炸子雞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地位卻仍然重要。然而這三駕馬車中的放射治療，在現實中，卻是不少醫生和患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從理論上講，65-75%的癌症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用到放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實際接受放療的患者比例也接近了50%[1]，但在中國，這個比例卻只有25%[2]，放療的使用顯然還很不充分。
醫學界對抗癌症傳統的三駕馬車，當然是手術、放療和化療。它們的熱度也許比不了當紅炸子雞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地位卻仍然重要。然而這三駕馬車中的放射治療，在現實中，卻是不少醫生和患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從理論上講，65-75%的癌症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用到放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實際接受放療的患者比例也接近了50%[1]，但在中國，這個比例卻只有25%[2]，放療的使用顯然還很不充分。
限制放療使用的因素是什麼呢？除了專科醫師數量不足、設備落後這些硬件原因外，對放療的價值認識不夠就是很關鍵的“軟件原因”了。就從這篇文章開始重新認識放療，把這寶刀不老的抗癌利器用好吧。
萬變不離其宗
1895年，德國人倫琴發現了放射線，從他的命名中，就能看出不少東西——X線，X代表著未知，比如放射性物質今後在人類歷史上會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倫琴當時也沒想到，放射線對於人體會有怎樣的影響。
在倫琴發現X線僅僅兩個月之後，一個大膽，甚至可以說魯莽的美國醫學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癌症放射治療[3]，他的理由很簡單——既然研究放射線導致了他的皮炎，那放射線會不會對癌細胞也有影響呢？
聽起來很瘋狂，但也是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的想法。在那個沒有化療藥更沒有免疫治療的時代，除了手術刀，其他的抗癌方法就是類似發熱療法的“瞎猜”，所以一種新的希望出現，醫學界的熱情也就可想而知。
居里夫人發現鐳，初步解決了放射物質的來源，才讓放療的進一步發展，比如治療劑量、時間、模式和防護措施等問題有了解決的可能。1934年，法國人Coutard發表在《柳葉刀》上的論文，標誌著放療作為一種癌症治療手段的真正誕生[4]。
醫學界對抗癌症傳統的三駕馬車，當然是手術、放療和化療。它們的熱度也許比不了當紅炸子雞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地位卻仍然重要。然而這三駕馬車中的放射治療，在現實中，卻是不少醫生和患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從理論上講，65-75%的癌症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用到放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實際接受放療的患者比例也接近了50%[1]，但在中國，這個比例卻只有25%[2]，放療的使用顯然還很不充分。
限制放療使用的因素是什麼呢？除了專科醫師數量不足、設備落後這些硬件原因外，對放療的價值認識不夠就是很關鍵的“軟件原因”了。就從這篇文章開始重新認識放療，把這寶刀不老的抗癌利器用好吧。
萬變不離其宗
1895年，德國人倫琴發現了放射線，從他的命名中，就能看出不少東西——X線，X代表著未知，比如放射性物質今後在人類歷史上會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倫琴當時也沒想到，放射線對於人體會有怎樣的影響。
在倫琴發現X線僅僅兩個月之後，一個大膽，甚至可以說魯莽的美國醫學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癌症放射治療[3]，他的理由很簡單——既然研究放射線導致了他的皮炎，那放射線會不會對癌細胞也有影響呢？
聽起來很瘋狂，但也是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的想法。在那個沒有化療藥更沒有免疫治療的時代，除了手術刀，其他的抗癌方法就是類似發熱療法的“瞎猜”，所以一種新的希望出現，醫學界的熱情也就可想而知。
居里夫人發現鐳，初步解決了放射物質的來源，才讓放療的進一步發展，比如治療劑量、時間、模式和防護措施等問題有了解決的可能。1934年，法國人Coutard發表在《柳葉刀》上的論文，標誌著放療作為一種癌症治療手段的真正誕生[4]。
今天的放射治療，早就不是上個世紀的模樣了。各種各樣的新名詞，比如什麼質子放療、重離子放療、立體定向放療、適形放療、調強放療，簡直眼花繚亂，讓人分不清誰是誰。
不過從目的上區分放療的使用，一切就清晰得多了，各種手段終歸是為目的服務的。放療的目的，只有兩種；根治性，或者姑息性放療。根治性放療是讓放射線單獨使用，或者作為聯合方案的一部分，儘量殺滅癌細胞；而姑息性放療的目的主要是緩解患者症狀、減輕痛苦和不適，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質量。
摧毀癌細胞的“放射藥”
放療不能在癌症治療中挑大樑？這觀點可錯得離譜。找對了戰場，用對了武器，才能把各種抗癌療法的價值最大化。
比如手術操作難度偏大，癌細胞對放射線敏感度又比較高的鼻咽癌，放療就是綜合治療的絕對核心，也是唯一有希望實現治癒的方法，對於早期的鼻咽癌患者，單純使用放療也可以實現5年生存率90%以上的良好效果[5]。
醫學界對抗癌症傳統的三駕馬車，當然是手術、放療和化療。它們的熱度也許比不了當紅炸子雞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地位卻仍然重要。然而這三駕馬車中的放射治療，在現實中，卻是不少醫生和患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從理論上講，65-75%的癌症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用到放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實際接受放療的患者比例也接近了50%[1]，但在中國，這個比例卻只有25%[2]，放療的使用顯然還很不充分。
限制放療使用的因素是什麼呢？除了專科醫師數量不足、設備落後這些硬件原因外，對放療的價值認識不夠就是很關鍵的“軟件原因”了。就從這篇文章開始重新認識放療，把這寶刀不老的抗癌利器用好吧。
萬變不離其宗
1895年，德國人倫琴發現了放射線，從他的命名中，就能看出不少東西——X線，X代表著未知，比如放射性物質今後在人類歷史上會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倫琴當時也沒想到，放射線對於人體會有怎樣的影響。
在倫琴發現X線僅僅兩個月之後，一個大膽，甚至可以說魯莽的美國醫學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癌症放射治療[3]，他的理由很簡單——既然研究放射線導致了他的皮炎，那放射線會不會對癌細胞也有影響呢？
聽起來很瘋狂，但也是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的想法。在那個沒有化療藥更沒有免疫治療的時代，除了手術刀，其他的抗癌方法就是類似發熱療法的“瞎猜”，所以一種新的希望出現，醫學界的熱情也就可想而知。
居里夫人發現鐳，初步解決了放射物質的來源，才讓放療的進一步發展，比如治療劑量、時間、模式和防護措施等問題有了解決的可能。1934年，法國人Coutard發表在《柳葉刀》上的論文，標誌著放療作為一種癌症治療手段的真正誕生[4]。
今天的放射治療，早就不是上個世紀的模樣了。各種各樣的新名詞，比如什麼質子放療、重離子放療、立體定向放療、適形放療、調強放療，簡直眼花繚亂，讓人分不清誰是誰。
不過從目的上區分放療的使用，一切就清晰得多了，各種手段終歸是為目的服務的。放療的目的，只有兩種；根治性，或者姑息性放療。根治性放療是讓放射線單獨使用，或者作為聯合方案的一部分，儘量殺滅癌細胞；而姑息性放療的目的主要是緩解患者症狀、減輕痛苦和不適，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質量。
摧毀癌細胞的“放射藥”
放療不能在癌症治療中挑大樑？這觀點可錯得離譜。找對了戰場，用對了武器，才能把各種抗癌療法的價值最大化。
比如手術操作難度偏大，癌細胞對放射線敏感度又比較高的鼻咽癌，放療就是綜合治療的絕對核心，也是唯一有希望實現治癒的方法，對於早期的鼻咽癌患者，單純使用放療也可以實現5年生存率90%以上的良好效果[5]。
不過，“根治性”的定義是指放療的目的，而不是說只靠放射線就能徹底殺滅掉所有的癌細胞。不同癌細胞對放射線的敏感性差異很大，放射線的殺傷作用，也會在穿透身體過程中被削弱，皮膚癌放療，難度就比肝癌胃癌小得多。
所以，根治性的放療往往要配合化療等方法，在中晚期宮頸癌、不適合手術的肺癌、食管癌等癌種中使用，此外在手術前後進行的新輔助性和輔助性放療，往往也被視為根治性的。
就拿熟悉的肺癌來說吧，在手術價值一直有爭議的III期肺癌當中，放化療一線方案的地位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相當穩固[6]，雖說有同步放化療和序貫放化療的一些差異，但放化療聯合使用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免疫治療的出現，更是給了放化療突破瓶頸[7]的機會。比如著名的PACIFIC試驗，PD-L1單抗Durvalumab的使用就是在同步放化療之後進行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FS）、生存率等指標都有明顯的提升[8]。
從目前報告的結果來看，Durvalumab在同步放化療後有著出色的延緩疾病復發效果，PFS時間16.8個月明顯優於單純放化療的5.6個月；而在生存率方面，目前Durvalumab治療組66.3%的2年生存率，也好過單純放化療的55.6%[8]。
醫學界對抗癌症傳統的三駕馬車，當然是手術、放療和化療。它們的熱度也許比不了當紅炸子雞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地位卻仍然重要。然而這三駕馬車中的放射治療，在現實中，卻是不少醫生和患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從理論上講，65-75%的癌症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用到放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實際接受放療的患者比例也接近了50%[1]，但在中國，這個比例卻只有25%[2]，放療的使用顯然還很不充分。
限制放療使用的因素是什麼呢？除了專科醫師數量不足、設備落後這些硬件原因外，對放療的價值認識不夠就是很關鍵的“軟件原因”了。就從這篇文章開始重新認識放療，把這寶刀不老的抗癌利器用好吧。
萬變不離其宗
1895年，德國人倫琴發現了放射線，從他的命名中，就能看出不少東西——X線，X代表著未知，比如放射性物質今後在人類歷史上會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倫琴當時也沒想到，放射線對於人體會有怎樣的影響。
在倫琴發現X線僅僅兩個月之後，一個大膽，甚至可以說魯莽的美國醫學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癌症放射治療[3]，他的理由很簡單——既然研究放射線導致了他的皮炎，那放射線會不會對癌細胞也有影響呢？
聽起來很瘋狂，但也是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的想法。在那個沒有化療藥更沒有免疫治療的時代，除了手術刀，其他的抗癌方法就是類似發熱療法的“瞎猜”，所以一種新的希望出現，醫學界的熱情也就可想而知。
居里夫人發現鐳，初步解決了放射物質的來源，才讓放療的進一步發展，比如治療劑量、時間、模式和防護措施等問題有了解決的可能。1934年，法國人Coutard發表在《柳葉刀》上的論文，標誌著放療作為一種癌症治療手段的真正誕生[4]。
今天的放射治療，早就不是上個世紀的模樣了。各種各樣的新名詞，比如什麼質子放療、重離子放療、立體定向放療、適形放療、調強放療，簡直眼花繚亂，讓人分不清誰是誰。
不過從目的上區分放療的使用，一切就清晰得多了，各種手段終歸是為目的服務的。放療的目的，只有兩種；根治性，或者姑息性放療。根治性放療是讓放射線單獨使用，或者作為聯合方案的一部分，儘量殺滅癌細胞；而姑息性放療的目的主要是緩解患者症狀、減輕痛苦和不適，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質量。
摧毀癌細胞的“放射藥”
放療不能在癌症治療中挑大樑？這觀點可錯得離譜。找對了戰場，用對了武器，才能把各種抗癌療法的價值最大化。
比如手術操作難度偏大，癌細胞對放射線敏感度又比較高的鼻咽癌，放療就是綜合治療的絕對核心，也是唯一有希望實現治癒的方法，對於早期的鼻咽癌患者，單純使用放療也可以實現5年生存率90%以上的良好效果[5]。
不過，“根治性”的定義是指放療的目的，而不是說只靠放射線就能徹底殺滅掉所有的癌細胞。不同癌細胞對放射線的敏感性差異很大，放射線的殺傷作用，也會在穿透身體過程中被削弱，皮膚癌放療，難度就比肝癌胃癌小得多。
所以，根治性的放療往往要配合化療等方法，在中晚期宮頸癌、不適合手術的肺癌、食管癌等癌種中使用，此外在手術前後進行的新輔助性和輔助性放療，往往也被視為根治性的。
就拿熟悉的肺癌來說吧，在手術價值一直有爭議的III期肺癌當中，放化療一線方案的地位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相當穩固[6]，雖說有同步放化療和序貫放化療的一些差異，但放化療聯合使用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免疫治療的出現，更是給了放化療突破瓶頸[7]的機會。比如著名的PACIFIC試驗，PD-L1單抗Durvalumab的使用就是在同步放化療之後進行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FS）、生存率等指標都有明顯的提升[8]。
從目前報告的結果來看，Durvalumab在同步放化療後有著出色的延緩疾病復發效果，PFS時間16.8個月明顯優於單純放化療的5.6個月；而在生存率方面，目前Durvalumab治療組66.3%的2年生存率，也好過單純放化療的55.6%[8]。
同步放化療+免疫治療，現在已經是美國NCCN指南推薦的III期不可手術肺癌患者一線標準方案[9]，這樣良好的療效，少掉放療、化療和免疫治療的哪一個都不行，因為聯合使用的1+1>2，是基於不同療法相互增幅實現的[10]。
除了放化療聯合，放療還可以加入到手術當中組成根治性多學科治療的一部分，比如國外肺癌治療中應用非常普遍的新輔助放化療[9]，或者亞洲國家普遍採用的輔助性放化療。
而隨著放療技術的進步，立體定向放療（SBRT）這門新技術，更是實現了“用放療做手術”，依靠精準的定位和多角度放射，對位置不適合手術的病灶或是不能耐受手術的患者，對腫瘤起到與手術相似的根治性殺傷效果。
不管用法怎樣，根治性放療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儘可能殺滅腫瘤。
力所能及的緩解
作為一種“指哪打哪”的手段，放療在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療上也有獨特的優勢。
舉個例子，由於腫瘤原發灶的不斷增大，或者轉移到骨、胸腔等位置，許多患者會出現局部疼痛、梗阻、吞嚥或呼吸困難等症狀，嚴重影響日常生活質量，如果用手術來處理，往往損傷大獲益小，並不合適。
這種時候，放療就是最好的處理手段了，放射線能夠殺滅部分癌細胞，一定程度上抑制腫瘤生長，從而在損傷小的前提下，緩解患者的症狀。在部分發達國家，晚期癌症患者中使用姑息性放療的比例甚至達到了85%[11]。
醫學界對抗癌症傳統的三駕馬車，當然是手術、放療和化療。它們的熱度也許比不了當紅炸子雞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地位卻仍然重要。然而這三駕馬車中的放射治療，在現實中，卻是不少醫生和患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從理論上講，65-75%的癌症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用到放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實際接受放療的患者比例也接近了50%[1]，但在中國，這個比例卻只有25%[2]，放療的使用顯然還很不充分。
限制放療使用的因素是什麼呢？除了專科醫師數量不足、設備落後這些硬件原因外，對放療的價值認識不夠就是很關鍵的“軟件原因”了。就從這篇文章開始重新認識放療，把這寶刀不老的抗癌利器用好吧。
萬變不離其宗
1895年，德國人倫琴發現了放射線，從他的命名中，就能看出不少東西——X線，X代表著未知，比如放射性物質今後在人類歷史上會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倫琴當時也沒想到，放射線對於人體會有怎樣的影響。
在倫琴發現X線僅僅兩個月之後，一個大膽，甚至可以說魯莽的美國醫學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癌症放射治療[3]，他的理由很簡單——既然研究放射線導致了他的皮炎，那放射線會不會對癌細胞也有影響呢？
聽起來很瘋狂，但也是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的想法。在那個沒有化療藥更沒有免疫治療的時代，除了手術刀，其他的抗癌方法就是類似發熱療法的“瞎猜”，所以一種新的希望出現，醫學界的熱情也就可想而知。
居里夫人發現鐳，初步解決了放射物質的來源，才讓放療的進一步發展，比如治療劑量、時間、模式和防護措施等問題有了解決的可能。1934年，法國人Coutard發表在《柳葉刀》上的論文，標誌著放療作為一種癌症治療手段的真正誕生[4]。
今天的放射治療，早就不是上個世紀的模樣了。各種各樣的新名詞，比如什麼質子放療、重離子放療、立體定向放療、適形放療、調強放療，簡直眼花繚亂，讓人分不清誰是誰。
不過從目的上區分放療的使用，一切就清晰得多了，各種手段終歸是為目的服務的。放療的目的，只有兩種；根治性，或者姑息性放療。根治性放療是讓放射線單獨使用，或者作為聯合方案的一部分，儘量殺滅癌細胞；而姑息性放療的目的主要是緩解患者症狀、減輕痛苦和不適，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質量。
摧毀癌細胞的“放射藥”
放療不能在癌症治療中挑大樑？這觀點可錯得離譜。找對了戰場，用對了武器，才能把各種抗癌療法的價值最大化。
比如手術操作難度偏大，癌細胞對放射線敏感度又比較高的鼻咽癌，放療就是綜合治療的絕對核心，也是唯一有希望實現治癒的方法，對於早期的鼻咽癌患者，單純使用放療也可以實現5年生存率90%以上的良好效果[5]。
不過，“根治性”的定義是指放療的目的，而不是說只靠放射線就能徹底殺滅掉所有的癌細胞。不同癌細胞對放射線的敏感性差異很大，放射線的殺傷作用，也會在穿透身體過程中被削弱，皮膚癌放療，難度就比肝癌胃癌小得多。
所以，根治性的放療往往要配合化療等方法，在中晚期宮頸癌、不適合手術的肺癌、食管癌等癌種中使用，此外在手術前後進行的新輔助性和輔助性放療，往往也被視為根治性的。
就拿熟悉的肺癌來說吧，在手術價值一直有爭議的III期肺癌當中，放化療一線方案的地位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相當穩固[6]，雖說有同步放化療和序貫放化療的一些差異，但放化療聯合使用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免疫治療的出現，更是給了放化療突破瓶頸[7]的機會。比如著名的PACIFIC試驗，PD-L1單抗Durvalumab的使用就是在同步放化療之後進行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FS）、生存率等指標都有明顯的提升[8]。
從目前報告的結果來看，Durvalumab在同步放化療後有著出色的延緩疾病復發效果，PFS時間16.8個月明顯優於單純放化療的5.6個月；而在生存率方面，目前Durvalumab治療組66.3%的2年生存率，也好過單純放化療的55.6%[8]。
同步放化療+免疫治療，現在已經是美國NCCN指南推薦的III期不可手術肺癌患者一線標準方案[9]，這樣良好的療效，少掉放療、化療和免疫治療的哪一個都不行，因為聯合使用的1+1>2，是基於不同療法相互增幅實現的[10]。
除了放化療聯合，放療還可以加入到手術當中組成根治性多學科治療的一部分，比如國外肺癌治療中應用非常普遍的新輔助放化療[9]，或者亞洲國家普遍採用的輔助性放化療。
而隨著放療技術的進步，立體定向放療（SBRT）這門新技術，更是實現了“用放療做手術”，依靠精準的定位和多角度放射，對位置不適合手術的病灶或是不能耐受手術的患者，對腫瘤起到與手術相似的根治性殺傷效果。
不管用法怎樣，根治性放療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儘可能殺滅腫瘤。
力所能及的緩解
作為一種“指哪打哪”的手段，放療在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療上也有獨特的優勢。
舉個例子，由於腫瘤原發灶的不斷增大，或者轉移到骨、胸腔等位置，許多患者會出現局部疼痛、梗阻、吞嚥或呼吸困難等症狀，嚴重影響日常生活質量，如果用手術來處理，往往損傷大獲益小，並不合適。
這種時候，放療就是最好的處理手段了，放射線能夠殺滅部分癌細胞，一定程度上抑制腫瘤生長，從而在損傷小的前提下，緩解患者的症狀。在部分發達國家，晚期癌症患者中使用姑息性放療的比例甚至達到了85%[11]。
不管是根治性還是姑息性放療，只要運用得當，都會成為癌症治療不可或缺的一環。這其實算是放療的舊日榮光，因為近年來一系列的新技術新理念，簡直讓放療日新月異。
極速前進
長江後浪推前浪，肯定是為了一代更比一代強，任何治療手段都是要在時間推移中不斷進步的，放療也不例外。比起初創時的盲目照射，今天的放療在定位技術、射線種類等許多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比如說，放射線畢竟不自帶敵我識別系統，如何在對癌細胞“殺敵一千”的同時，不讓正常細胞“自損八百”呢？這需要放療更加精準的定位，或者是在放射劑量和放療模式上進行變革，從而實現更加安全、精準、高效的治療。
近年來出現的調強放療、三維適形放療、圖像引導放療、生物靶區等一系列技術，都是從定位上進行改良，拿圖像引導放療來說，就是用CT、核磁共振之類的手段實時監測放療區域，對放療進行精準制導，療效和安全性比過去大幅提升[12]。
醫學界對抗癌症傳統的三駕馬車，當然是手術、放療和化療。它們的熱度也許比不了當紅炸子雞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地位卻仍然重要。然而這三駕馬車中的放射治療，在現實中，卻是不少醫生和患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從理論上講，65-75%的癌症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需要用到放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實際接受放療的患者比例也接近了50%[1]，但在中國，這個比例卻只有25%[2]，放療的使用顯然還很不充分。
限制放療使用的因素是什麼呢？除了專科醫師數量不足、設備落後這些硬件原因外，對放療的價值認識不夠就是很關鍵的“軟件原因”了。就從這篇文章開始重新認識放療，把這寶刀不老的抗癌利器用好吧。
萬變不離其宗
1895年，德國人倫琴發現了放射線，從他的命名中，就能看出不少東西——X線，X代表著未知，比如放射性物質今後在人類歷史上會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倫琴當時也沒想到，放射線對於人體會有怎樣的影響。
在倫琴發現X線僅僅兩個月之後，一個大膽，甚至可以說魯莽的美國醫學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癌症放射治療[3]，他的理由很簡單——既然研究放射線導致了他的皮炎，那放射線會不會對癌細胞也有影響呢？
聽起來很瘋狂，但也是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的想法。在那個沒有化療藥更沒有免疫治療的時代，除了手術刀，其他的抗癌方法就是類似發熱療法的“瞎猜”，所以一種新的希望出現，醫學界的熱情也就可想而知。
居里夫人發現鐳，初步解決了放射物質的來源，才讓放療的進一步發展，比如治療劑量、時間、模式和防護措施等問題有了解決的可能。1934年，法國人Coutard發表在《柳葉刀》上的論文，標誌著放療作為一種癌症治療手段的真正誕生[4]。
今天的放射治療，早就不是上個世紀的模樣了。各種各樣的新名詞，比如什麼質子放療、重離子放療、立體定向放療、適形放療、調強放療，簡直眼花繚亂，讓人分不清誰是誰。
不過從目的上區分放療的使用，一切就清晰得多了，各種手段終歸是為目的服務的。放療的目的，只有兩種；根治性，或者姑息性放療。根治性放療是讓放射線單獨使用，或者作為聯合方案的一部分，儘量殺滅癌細胞；而姑息性放療的目的主要是緩解患者症狀、減輕痛苦和不適，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質量。
摧毀癌細胞的“放射藥”
放療不能在癌症治療中挑大樑？這觀點可錯得離譜。找對了戰場，用對了武器，才能把各種抗癌療法的價值最大化。
比如手術操作難度偏大，癌細胞對放射線敏感度又比較高的鼻咽癌，放療就是綜合治療的絕對核心，也是唯一有希望實現治癒的方法，對於早期的鼻咽癌患者，單純使用放療也可以實現5年生存率90%以上的良好效果[5]。
不過，“根治性”的定義是指放療的目的，而不是說只靠放射線就能徹底殺滅掉所有的癌細胞。不同癌細胞對放射線的敏感性差異很大，放射線的殺傷作用，也會在穿透身體過程中被削弱，皮膚癌放療，難度就比肝癌胃癌小得多。
所以，根治性的放療往往要配合化療等方法，在中晚期宮頸癌、不適合手術的肺癌、食管癌等癌種中使用，此外在手術前後進行的新輔助性和輔助性放療，往往也被視為根治性的。
就拿熟悉的肺癌來說吧，在手術價值一直有爭議的III期肺癌當中，放化療一線方案的地位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相當穩固[6]，雖說有同步放化療和序貫放化療的一些差異，但放化療聯合使用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免疫治療的出現，更是給了放化療突破瓶頸[7]的機會。比如著名的PACIFIC試驗，PD-L1單抗Durvalumab的使用就是在同步放化療之後進行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FS）、生存率等指標都有明顯的提升[8]。
從目前報告的結果來看，Durvalumab在同步放化療後有著出色的延緩疾病復發效果，PFS時間16.8個月明顯優於單純放化療的5.6個月；而在生存率方面，目前Durvalumab治療組66.3%的2年生存率，也好過單純放化療的55.6%[8]。
同步放化療+免疫治療，現在已經是美國NCCN指南推薦的III期不可手術肺癌患者一線標準方案[9]，這樣良好的療效，少掉放療、化療和免疫治療的哪一個都不行，因為聯合使用的1+1>2，是基於不同療法相互增幅實現的[10]。
除了放化療聯合，放療還可以加入到手術當中組成根治性多學科治療的一部分，比如國外肺癌治療中應用非常普遍的新輔助放化療[9]，或者亞洲國家普遍採用的輔助性放化療。
而隨著放療技術的進步，立體定向放療（SBRT）這門新技術，更是實現了“用放療做手術”，依靠精準的定位和多角度放射，對位置不適合手術的病灶或是不能耐受手術的患者，對腫瘤起到與手術相似的根治性殺傷效果。
不管用法怎樣，根治性放療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儘可能殺滅腫瘤。
力所能及的緩解
作為一種“指哪打哪”的手段，放療在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療上也有獨特的優勢。
舉個例子，由於腫瘤原發灶的不斷增大，或者轉移到骨、胸腔等位置，許多患者會出現局部疼痛、梗阻、吞嚥或呼吸困難等症狀，嚴重影響日常生活質量，如果用手術來處理，往往損傷大獲益小，並不合適。
這種時候，放療就是最好的處理手段了，放射線能夠殺滅部分癌細胞，一定程度上抑制腫瘤生長，從而在損傷小的前提下，緩解患者的症狀。在部分發達國家，晚期癌症患者中使用姑息性放療的比例甚至達到了85%[11]。
不管是根治性還是姑息性放療，只要運用得當，都會成為癌症治療不可或缺的一環。這其實算是放療的舊日榮光，因為近年來一系列的新技術新理念，簡直讓放療日新月異。
極速前進
長江後浪推前浪，肯定是為了一代更比一代強，任何治療手段都是要在時間推移中不斷進步的，放療也不例外。比起初創時的盲目照射，今天的放療在定位技術、射線種類等許多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比如說，放射線畢竟不自帶敵我識別系統，如何在對癌細胞“殺敵一千”的同時，不讓正常細胞“自損八百”呢？這需要放療更加精準的定位，或者是在放射劑量和放療模式上進行變革，從而實現更加安全、精準、高效的治療。
近年來出現的調強放療、三維適形放療、圖像引導放療、生物靶區等一系列技術，都是從定位上進行改良，拿圖像引導放療來說，就是用CT、核磁共振之類的手段實時監測放療區域，對放療進行精準制導，療效和安全性比過去大幅提升[12]。
而放射線的種類，也隨著科學的不斷髮展在變化，從上世紀放療出現時的鐳，到後來廣泛使用的鈷、銥等元素，再到現在全新的質子放療、重離子放療等概念，放療的打擊準度和力度，可以說在從“彈藥”角度不斷升級。
就拿質子放療來說，它使用的帶電粒子與傳統放療的光子不同，物理特性也存在一些差別，因此可以把輻射劑量集中地釋放到腫瘤細胞上，像定向爆破一樣精準殺傷，同時大幅減少了傳統放療的副作用。重離子放療在帶電粒子的種類上稍有差別，但原理相似，也對療效有顯著的提升。
而除了彈藥升級，在免疫治療時代，放療的增幅作用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已經有不少機制層面的研究證實，放療可以通過直接誘導抗腫瘤免疫、殺傷癌細胞暴露新抗原、影響腫瘤微環境等方式，對免疫治療產生深遠的影響[13]。
PACIFIC試驗裡放化療配合PD-L1單抗Durvalumab的良好效果，可能還只是一場大戲的開幕，已經有許多臨床試驗，開始探索不同類型放療和其他免疫治療方法聯合使用的效果，未來還可能有更多激動人心的時刻。
比起後知後覺地追新時代的熱點，提前做功課，找回放療這個“最熟悉的陌生人”顯然更好，不是嗎？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把放療用成神兵利器啊。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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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halla N, Brooker R, Brada M. Combining immun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in lung cancer[J].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2018, 10(Suppl 13): S1447.
11. Spencer K, Parrish R, Barton R, et al. Palliative radiotherapy[J]. BMJ, 2018, 360: k821.
12.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10/v-eds101917.php
13. Wirsdörfer F, de Leve S, Jendrossek V. Combining radiotherapy and immunotherapy in lung cancer: can we expect limitations due to altered normal tissue toxi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19, 20(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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