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懷疑舜與父親的故事，可是不能懷疑舜的本領。

成為帝堯的女婿後，虞舜的政治前途變得一片光明。帝堯對舜的“孝行”大為讚賞，他開始讓虞舜參與政事。虞舜十分明白自己出身於下層，雖然躥到上位，可是缺乏根基。倘若要穩固自己的權力，必須要有自己的人馬。於是他一口氣起用了十六個人，這十六人是誰呢？

據《史記》所載，這十六人中，有八人是高陽氏的後人，稱為“八愷”，有八人是高辛氏的後人，稱為“八元”。高陽氏就是顓頊，高辛氏就是帝嚳，而帝嚳是帝堯的父親。由於此時帝堯已經年老，故而“八元”很可能是帝堯的侄子。按司馬遷的說法，這幾個人都是德才兼備，可是在帝堯時代，卻沒有得到重用。這種說法實在頗令人狐疑，帝堯連像虞舜這樣的鄉村鄙夫都能任用，獨獨不用自己的親戚侄子，實在難以體現聖君的風采。不管怎麼說，虞舜提拔了這十幾個人，總算有了一批自己的心腹。

接下來，便是堯把帝位禪讓給舜的故事了。

堯是什麼時候把帝位禪讓給舜的呢？《尚書》與《史記》的說法是不同的。《尚書》稱堯是在考察舜三年後，便讓位給他，而《史記》則稱是二十年後。堯讓位給舜，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被後世譽為“傳賢不傳親”的德行典範。這兩本書寫到帝堯為何讓位時，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舜在參政、治理期間，政績相當突出，加之品格高尚，故而帝堯決定讓位於他。

然而這件事並沒有那麼簡單。

先秦著名思想家韓非子在《說難》中有這麼一句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

這簡直是驚天之論，儒家所津津樂道的“禪讓”，在韓非子這裡卻成了“舜逼堯，禹逼舜”。若是屬實，那麼這種禪讓的本質，與後來王莽、曹丕一流的人奪權模式如出一轍，王莽、曹丕等人不也是藉著“禪讓”的名義奪權嗎？難道舜也是逼迫帝堯讓位的嗎？

我們都知道，韓非子的《說難》是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堪稱其代表作，影響很廣。可是他所提到的“舜逼堯”這種說法，並沒有引起世人的注意。這是他杜撰出來的嗎？或者他有祕密的資料來源，而這個資料是其他人沒看到的？

沒錯。韓非子確實有內部資料。

在解釋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一本神奇的史書，這本書就是對中國史學界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其實就是戰國時代魏國的史書，後來秦始皇一統中國後，把六國史書都給燒了，魏國史書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數百年後，公元281年一起盜墓事件竟然讓這本史書得以重見天日。

據《晉書》所記，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數十車的竹簡，其中便包括這本非常珍貴的魏國史書。由於這本書是刻在竹簡上的，故而稱為《竹書紀年》，也稱為《汲冢紀年》，因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發現的。

《竹書紀年》的珍貴之處在哪裡呢？在於它與正史的記載有許多不同之處。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很簡單，古代史書不是寫給小民們看的，而是寫給君主看的，這是屬於內參，絕密。給普通百姓看的，實際上是另一個版本，是出於統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歷史。現代的考古發現，有力地證實了《竹書紀年》的可靠性。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棄，他是帝堯的同父異母兄弟，被舜任命為后稷，后稷是主管農事的官名）

這些記載，完全顛覆了儒學史學傳統的“禪讓”美德。原來舜是發動政變，囚禁了帝堯，又斬斷了帝堯與兒子丹朱的聯繫，以此逼迫帝堯讓位！

原來這竟然是“禪讓”的真相。舜的手段，與後世的王莽並沒有多大不同，但是舜僥倖得到善名，而王莽卻得到惡名。

由此可見，《竹書紀年》裡的說法，與韓非子的說法並無二致。那麼，為什麼在學術發達的春秋戰國時代，只有韓非子提到帝堯是被舜逼迫讓位的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其他人看不到內部史料。韓非子是韓國公子，而韓國與魏國都是從晉國分裂而來的，因此魏國史料中從五帝時代到晉國時代的記錄，在韓國也應該保留一份。韓非子以王室貴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觸到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寫出“舜逼堯”的觀點。要知道韓非子原本是受業於儒學巨擘荀子，可最終卻與儒學劃清界限，原因正在於他發現儒家所鼓吹的三代，其實根本是二手貨，真實的歷史，遠非想象的那麼美好。

我們有理由相信，舜並非是一個表裡如一的人。表面上看，他溫文儒雅，待人有禮而謙遜，樂於助人，滿嘴仁義道德，可是實際上他卻很有心機。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家虐”的受害者形象，博取世人的同情，並以此彰顯自己的“孝行”，贏得了帝堯的信任。可是在提拔一批被帝堯冷落的貴族分子後，他營造了自己的勢力，在羽翼豐滿後，他開始向帝堯發難了。

據《尚書》的說法，帝堯在物色虞舜時，已經在位七十年，可以說他已經老態龍鍾。虞舜當時才三十多歲，正當盛年。帝堯是否真的想把帝位傳給虞舜呢？應該說，有這種可能性。舜雖然是一個平民百姓，但從血統上說，他是顓頊大帝的五世孫，現在又是帝堯的女婿，身份不一般。

如果說帝堯要傳位於舜，那麼舜為什麼要迫不及待地發動政變呢？這裡有三個原因：其一，帝堯雖然年邁，可是他身體十分硬朗，以《堯典》的說法，他在舜稱帝之後，還活了二十八年之久，死時已一百多歲了。其二，帝堯的兒子丹朱始終是帝位的有力爭奪者，有許多部落首領是支持丹朱繼承帝位的。其三，儘管虞舜偽裝得十分巧妙，可是時間長了，一個人的本性終究會露出來，倘若帝堯發現他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人物，舜的繼承權肯定會被取消的。

因此舜必須先下手為強，他發動政變，輕而易舉地控制了帝堯，並把他軟禁起來，不許他與兒子丹朱聯繫。

一旦大權在手，虞舜便開始清洗異己勢力，把刀口對準反對派，以武力手段鎮壓自己的對手。剷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學派認為是舜的功績，由於漢代之後，儒學在中國文化中一枝獨秀，所以很少有人去質疑所謂“四凶”的說法。現在我們擺脫了傳統儒家史觀的束縛，可以好好探討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兜、三苗、鯀，其中共工、兜、鯀都是人名，三苗則是九黎分離出來的一個部落。在傳統儒家看來，“四凶”都是罪惡滔天，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沒有人說得清楚。我們必須感謝先秦時代的書籍，因為那還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儒家並不能一手遮天，所以我們可以依稀尋找到一些線索。

先來看看《呂氏春秋》的說法：“堯以天下禪舜，鯀為諸侯，怒於堯說：‘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獸，召之不來。帝舜於是磔殺之於羽山。”

再看看韓非子《外儲說》的說法：“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之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殺共工於幽州之都。”

這兩則史料有一個不同之處，《呂氏春秋》稱誅殺鯀的人是帝舜，而《韓非子》則稱是帝堯。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因為此時正是舜逼迫堯傳位的時候，堯應該已經被軟禁，所以舜乃是以堯的名義，誅殺了共工與鯀。兩人被殺的原因只有一個：反對舜稱帝。

相比之下，被儒學奉為經典的《尚書》對“四凶”被殺或被流放的原因幾乎忽略，只是寫了結果：“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

顯然，《尚書》是避重就輕。“殛”的本意是“殺死”，以文義來看，共工、兜、三苗是被流放了，而鯀則是被殺死。後來儒家學者把舜捧為聖人，聖人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地殺人，所以把“殛”的意義曲解為“流放”。我們從《呂氏春秋》與《韓非子》兩本書中已可看到，鯀根本不是被流放的，而是被殺死的。同樣，共工也不僅僅是遭到流放，後來也同樣被舜處死了。

鯀與共工是因為反對舜而被殺死，這已經有明確的證據。那麼兜呢？兜之所以在劫難逃，是因為他與共工關係密切，他曾經在帝堯面前稱讚共工的業績。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誅，兜自然被牽連，流放到崇山，據說後來投南海自殺。

至於三苗，同樣是因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鎮壓。晉人郭璞注《山海經》有這麼一句：“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

從上面可以看出來，所謂的“四凶”、“四罪”，其實根本不是因為這些人有什麼十惡不赦的罪行，而僅僅是因為他們反對舜稱帝，他們不過是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這恰恰印證了“成王敗寇”的說法，成功的人就是聖人，失敗的人就是惡人，所以舜成為聖人，而鯀、共工、兜等則成為千年流傳的惡人。

我們從記錄帝堯生平事蹟的《尚書·堯典》中可以看到，這幾個所謂的惡人，是帝堯時代最重要的幾個人物，其中鯀是大禹的父親，治了九年水，不算功高，也算得上勞苦，可是他們全被舜給抹黑了。必須說，舜是一個高明的宣傳家，他抹黑了鯀、共工、兜，也抹黑了自己的父親、繼母與弟弟，同時，也抹黑了帝堯。帝堯不是一代明君嗎？可是舜說帝堯的幾個得力干將都是惡人，是四凶，而舜提拔起來的十六個所謂德才兼備的人，卻在帝堯時代被冷落了。這麼看來，帝堯任用奸人，排斥賢人，豈有半點賢君的模樣，簡直算得上是昏君。

為什麼後世會把兩人塑造成聖人呢？

這是因為後人以美化先人的方式，構想了一個理想的社會。他們寧可相信有純潔無瑕的聖人，思慮精純，一心奉公，品格高尚，毫無私心。後人用這種方式憧憬著一個烏托邦的社會存在，在遙不可及的前世立起清明政治的標杆。於是堯、舜禪讓的美談就這樣傳頌開了，人們寧可信其有，只要真的存在過這樣美好的社會，那麼人的希望就一直存在。我們不可苛求古人，因為他們需要夢想，沒有夢想，他們對前途會失去所有的信心。其實不僅是堯、舜的傳說，在世界各國的古老傳說中，哪個英雄不是道德與勇氣的完美結合呢？在宗教世界中，哪個教主不是完美的代名詞呢？

帝舜上臺後，以雷霆手段迅速鎮壓異己勢力，這與原先流傳的那個逆來順受的“孝子”形象大相徑庭，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很有心機的人。實際上，他的政治手段是極其高明的，雖然我不認為他是個聖人，但他絕對是一個堪稱雄才大略的君主。

由於最主要的政敵已經被清除，政權的更迭已是水到渠成。舜在打擊對手的同時，也以施與恩惠的手段收買人心。堯時代的幾個大臣，包括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禹等，都被安排在合適的位置上，這對政權的穩定起到積極的作用。上文引用《竹書紀年》時便提及，放逐帝堯之子丹朱的人正是后稷，他是帝堯的兄弟，但是他選擇站在舜的一邊。

有一個人我們必須注意，這個人便是禹，他是鯀的兒子。鯀因為叛亂被舜處死，舜卻重用其子禹，這是為什麼呢？我們在《堯典》中看到，鯀是很有勢力的，當初諸部首領都一致要求由他治水，可見他的影響力。當時的政治體制並非後世皇權之下的中央集權制，而是相對鬆散的部落制（或以後世的稱法為諸侯制），這些部落或諸侯是很有實力的，故而舜不可能像後世皇帝那樣，對政敵採取株連九族的做法。舜很明智地拉攏禹，以減輕諸部落的敵對情緒，這對鞏固其政權是相當有幫助的。

為了表明自己政權的合法性，舜從登位始，就做了種種宗教上的準備。在太廟接受帝堯的禪讓後，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觀測天象，顯然他要從天象中找到“君權神授”的證據。緊接著，他搞了盛大的祭天儀式，同時祭祀山川諸神。在即位的第一年，他進行了四次長距離的巡視：東巡至東嶽泰山，在這裡他不僅祭祀諸神，還接受諸侯的朝見；南巡至南嶽；西巡至西嶽；北巡至北嶽。每到一處，都免不了要搞些祭神活動，帝舜以四次巡視顯示自己充沛的精力以及超強的自信力。

儘管我不認為帝舜是一個品行無可挑剔的聖人，可是不否認他是一位傑出的大帝。他以強有力的手腕建立起完善的帝國秩序。為了進一步約束諸侯或部落，他制定了諸侯朝見時的五種禮法，他頒發給諸侯五等圭玉作為權力的信符。每當諸侯朝見天子時，必須攜帶圭玉赴朝，朝廷考察諸侯沒有犯過，才發還圭玉，允許其回到自己的領地。可以說，帝舜對諸部的控制力度，要比前幾任大帝都強。

帝舜是一個十分勤政的天子，他每隔五年便要巡視四方一次。由於當時交通條件不便，東西南北各巡視一次就要花費大約一年的時間。在巡視期間，諸侯們要輪流朝見天子，當面述職，帝舜會花時間考察他們的政績，對有功的諸侯給予賞賜。同時，帝舜還重新劃分了行政區，把全國劃分為十二個州，使得中央政府的權力向底層滲透。可以說，帝舜時代的改革，使得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呼之欲出。從神農氏到黃帝到帝堯，儘管有國家的雛形，可是仍然是有原始色彩的部落制，帝舜的改革，為後來的夏帝國奠定了基礎。

舜時代最偉大的事業，乃是治水，而完成治水偉業的人，正是大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