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1922~1966），四川省成都市雙流縣人，本名曾正昌。1948年至1966年任毛主席祕書長達18年之久，是我黨高層著名收藏家。

建國初期的田家英

從苦命娃到國家大祕

田家英出生於一個小店主之家，在他之上還有一個哥哥和四個姐姐。父親經營著一個藥店，生活尚算殷實。但不幸的事接二連三，3歲時，父親去世；9歲時，母親去世。此時的田家英正就讀於城北小學（他6歲時讀私塾，不久後轉來），哥哥嫂嫂卻強令他輟學，於是小小年紀的田家英便做了藥店“抓抓匠”。

田家英聰敏過人，年少即有做作家的志願。然而，由於中草藥易誘發火災，哥哥嫂嫂不準田家英掌燈上樓。為了讀書，田家英在臨街木板壁上挖了個小窗口，讓渾黃的街燈燈光透了進來，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鑿壁偷光”。就在這做學徒的兩年中，田家英閱讀了大量的古典小說、古詩文，打下了良好的文學功底。

1934年，田家英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這年，他才12歲。文章陸續見報，“田家英”的名字漸漸被讀者注意、熟悉與接受。1936年初，田家英毅然和阻礙他讀書、進步的哥嫂脫離經濟關係，靠向報刊撰稿獲取低微稿酬謀生活。這年，自修完小學課程的田家英考取成都縣立一中，他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學的風貌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

1936年下半年，田家英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進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海燕社”。次年盧溝橋事變，因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田家英被學校開除。在同學家人的幫助下，1937年11月，田家英和同學趙石英等踏上北去延安的征途。次年，田家英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先後就讀於陝北公學和馬列學院，三年後，十九歲的田家英被馬列學院留校擔任中國近代史教員。中國近現代史學，遂成了他一生的鐘愛和追求。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田家英常常在《解放日報》發表雜文，其中《從侯方域說起》一文，毛澤東讀後頗為讚賞。當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師時，毛澤東就想起了年輕的田家英。自從擔任毛岸英的老師之後，田家英和毛澤東的交往也就多了起來。那時由於正處於革命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的工作變得異常繁忙，祕書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祕書，這時在陳伯達、胡喬木的推薦下，田家英開始擔任起了毛澤東的祕書。田家英為人忠厚老實、細緻幹練，深得毛澤東的信賴倚重，毛澤東的存摺、稿費、印章都交給他管理。從1948年至1966年，他擔任毛澤東祕書長達18年之久。因為好讀書，毛澤東還曾與他開玩笑說，待你死後，墓碑上什麼字都不要留，我送你五個字“讀書人之墓”。

1949年後，田家英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祕書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祕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多年以全部精力參加《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及毛澤東其他著作的編輯、註釋和出版工作，還參與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資料圖片

1962年夏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田家英因向毛澤東反映包產到戶問題，被毛澤東又一次點名批評，他成為那次會議上四個被點名的人之一。這一年成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嶺。

1965年12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召開會議，要他們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由於那天毛澤東的情緒非常好，便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所聊的內容大大超過了寫序的範圍。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又轉移了話題，針對1965年11月的《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的《紅旗》雜誌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說了一段評論式的話，在他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把這事告訴了江青，於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這一任務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田家英看過紀要後，刪去了毛澤東關於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評論式的話。不料他的這一舉動卻觸怒了他人，於是他們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於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責令田家英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田家英去世，年僅44歲。

1980年，田家英得以平反。

紙簍裡撿來的“國寶”

田家英居住的永福堂正房西屋西北角靠牆碼放著一排櫃子，裡面全是田家英收藏的清人字軸。櫃前有一張長方形茶几，上面擺放著與茶几幾乎同等大小的長方形藍布匣。不管是祕書、勤務員或是家裡的什麼人，從來沒有動過它。因為它的主人田家英對此物格外看重，也格外精心。偶有貴客來臨，他才肯拿出展示一下。多數時間是在夜深人靜之時，自己獨自欣賞。這就是被主人稱之為“小莽蒼蒼齋”收藏的“國寶”——毛澤東手跡。

田家英非常喜歡毛澤東的書法，很早就留意收集。他收集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一是當面索要，再有就是從紙簍裡撿。毛澤東練字有個習慣，凡是自己寫得不滿意的，隨寫隨丟。有一次，田家英從紙簍裡撿回毛澤東書寫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這首膾炙人口的詩，高興地對董邊說：“這是紙簍裡撿來的‘國寶’。”中央檔案館的張景堂證實，該館保存各處交來的毛澤東詩詞手稿多有重件，惟獨《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只有田家英保存的這一件。

有許多次董邊（田家英夫人）看見田家英在書桌前將攥成團的宣紙仔細展平，那是毛澤東隨手記的日記，上面無非是“今日遊泳”、“今日爬山”一類的話。董邊不解，“這也有用?”田家英說：“凡是主席寫的字都要收集，將來寫歷史這都是第一手材料，喬木收集的比我還多。”

若要著書，必先藏書

早在馬列學院讀書時，田家英便有幸結識了歷史學家范文瀾。以後田家英調到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後，還和範老一直保持著師生般的關係，他對史學興致仍然不減。範老也很喜歡家英，對這個有志後生希望甚殷。

在楊家嶺中央圖書館，田家英反覆閱讀了20世紀20年代蕭一山撰寫的《清代通史》。由於受當時條件限制，大量新發現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加以採用，給這部書留下很多遺憾。田家英那時就立志寫一部清史，因為蕭一山寫《清代通史》的時候也僅20多歲。據田家英的好友陳秉忱說，從50年代中期開始，田家英的業餘愛好便集中在收集清人墨跡，特別是收集文人學者的墨跡方面，這顯然是為今後撰寫《清史》準備史料。

建國初，毛澤東委託田家英幫他建立一個個人圖書室，加上毛澤東點名組建的新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需要大量圖書資料，幾年間，跑書店成為田家英一項不稱為“工作”的工作。在舊書店，他無意間發現清代學者的信札、軸聯、手卷俯拾即是，因年代較近少有人重視，可他從中發現了很有價值的史料，他管這叫“人棄我取”。

1962年政治生涯受挫後，田家英想離開中央，竟向主席提出想去專心從事清史研究的請求，但沒有獲准。不過，自此以後，他便開始大量地蒐集清人資料。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行書珠鏡吉祥龕心課冊

條條大路可收藏

1949年，北京解放。那時北京城的舊書攤比比皆是，琉璃廠、西單、東單、東安市場、前門、隆福寺都不難見到，不但書多，價格也便宜。對於酷愛讀書的田家英，真是天賜良機，閒暇時光，幾乎都沉浸在書中。大女兒曾立回憶：“當時我父親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母親是《中國婦女》雜誌社的社長，為了工作方便帶著我和保姆在燈市口住。我父親天天晚上吃完晚飯，就來燈市口看望我們。這一路上，經過王府井、東單等地的一些書鋪，常常抱著一捆書回來。”好幾次毛澤東有事找他，都是讓衛士把電話直接打到琉璃廠的書店或者古玩店。

他的另一個渠道，是利用和主席外出開會和調查的機會，在上海、杭州、成都、武漢、廣州等文化大城市收集。由於常來常往，他和地方上文物行家結成朋友。上海市文化局的方行、浙江省文管會的葉遐修，都和田家英友情篤深。文物商店的行家也成為他的朋友，平日幫助留心。

例如一次在杭州開會，田家英聽說古舊書店有海寧藏書家後人賣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札，便即同店方聯繫借回駐地，他利用工作間隙，一週內把上千封信札過目一遍。為弄清信與信之間的關聯和價值，信札全攤在地板上，他伏在地上反覆琢磨，最後買下40封，有顧廣圻、周春、許槤等著名學者的手跡。其中周春(1729~1815)致吳騫信提到《紅樓夢》及作者曹雪芹(1715~1763)，此信寫於1794年，據曹雪芹故去僅三十一年。信中說“曹雪芹之名字、履歷皆無可考”，請吳騫“祈查示知”。這應該是迄今最早有關《紅樓夢》的點評， 對於《紅樓夢》作者考,是極有價值的史料。

1961年，田家英與逄先知在杭州書畫社的內櫃意外地發現了鄧石如的草書聯“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田家英當即買下這副對聯，興奮得當晚請來林乎加、薛駒一同欣賞。據梅行、範用回憶，這副名聯後來田家英請毛澤東欣賞，毛也非常喜歡，特借掛在他的書房裡很長時間。

他的收藏之所以成系統成規模，是得到眾友人誠懇幫助的結果。谷牧（詳情參考：大收藏家426期：谷牧，“九藤書屋”締造三年六季白手套傳奇）、胡繩、魏文伯、李一氓、夏衍（詳情參考：大收藏家366期：“貓奴”夏衍，書畫集郵全不誤）、辛冠傑、陳英、姚洛、姚旭、王力等，都曾經或將所藏相贈、或幫助尋找補缺。田家英收藏的一幅孔尚任的手卷，也是與王力交換而來，用以交換的則是金農的墨梅圖。20世紀50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樂事於藏書，便將自己校補的一套明代馮夢龍編纂的《醒世恆言》贈給了田。（此事詳見：大收藏家423期：康生，收藏還是掠奪？一生真偽無人知）收藏家趙藥農（趙翼後人）過世後，其家人有意將藏品轉讓，田家英因而獲得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品，其中包括趙翼、張惠言、黃景仁、顧貞觀等幾十位學者的墨跡。

田家英身邊還有一位“高參”，叫陳秉忱。陳秉忱家學淵博，其曾祖陳介祺（詳情參考：【大收藏家】陳介祺：齊名潘祖蔭 所藏兩萬古物無一贗品）是清代著名收藏家。他和田家英成了忘年交，好得不得了，甚至成了田家英的掌眼，收東西都是陳老丈幫著看。

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行書觀操守軸

專項收藏成大家

田家英每晚七點辦公，通常到深夜兩三點方睡。工作前他習慣騰出一小時對收藏品整理考據，有時也和妻女一起欣賞，一日不看，便覺缺失了什麼。

能夠讓田家英隨心所欲地收藏，還有一個重要條件，田家英一家在中央裡面算是比較富裕的。“當時，我們家在這些幹部家庭中，經濟狀況算是比較好的。因為我媽也是高級幹部，收入也不低，而且我們家孩子少。所以父親從來不把工資給家裡，母親的工資足夠養家。母親一個月掙兩百多，父親掙小三百，而且還有稿費。這些錢，他幾乎都用在收藏這些東西上了，”曾立說，“我父親當時有一個存摺放在榮寶齋，有些東西看不好的先拿走。回去決定要了，再打個電話，榮寶齋那邊就直接把錢扣了，他從來不欠錢。”

田家英研究問題講求系統化、體系化，收藏清人墨跡亦是如此。他辦公桌案頭常年放著一本泛黃的書，是民國版蕭一山編《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清代學者按生年排序，籍貫、著述、學術派系、社會地位一目瞭然。這是田家英選擇藏品的“航向標”。凡收到一件，就在書上人名前劃一紅圈。他對朋友戲言：此乃“清朝幹部”花名冊也。希望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將書中所列一千多位學者墨跡收全。他的收藏思路清晰明確，可見一斑。

一次在東安市場的舊書店，田家英遇到陳英、金嵐夫婦。金嵐與田家英曾同在延安陝北公學學習，老同學相見，十分親切。但當他看到夫婦倆花了280元買了一幅徐悲鴻的馬圖時，卻表示很不理解。

田家英注重學者、官吏的墨跡，看重的是它的史料價值。他將相關聯的彙編成集。例如，將清早期著名學者趙翼(趙甌北)等十一位給孫星衍的信匯集為一集，取孫星衍編纂的《平津館叢書》中“平津館”三字為信札集命名《平津館同人尺牘》。再如錢大昕、翁方綱等給錢泳的信，被合集為《梅華溪同人尺牘》，取錢泳號梅溪而得名，雅緻又別緻。又如馮桂芬、鄭觀應、楊銳、康有為、梁啟超等變法維新人士，田家英在他們的通信合集上註明：“此冊所收乃晚清輸入新思想者。”

田家英按照年代、學派等，將收來的信札集結成冊，專門請上海博物館的朋友幫助裝裱，共六冊。其他手卷、畫軸，為了妥善保存，也都讓妻子董邊縫製了布套。“那時候，布票特別緊張，家裡雖然有錢但是沒布票，所以我們穿的衣服也都是大補丁。但父親為了把他收藏的畫軸、信札保護起來，把僅有的一點布票買來的布都做成了口袋，把那些東西保護得非常好。”

他的老相識辛冠潔說,“當年老同志中喜好文物的不少，但專項收藏目的這麼明確的，我敢說只有家英一人”。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副主任史樹青老先生曾經說過，田家英的收藏想不到“竟這樣齊全、系統，他的鑑賞能力之高，收藏之豐，令人佩服。”

清代朱耷（1626-1705）行書五言詩軸，田家英舊藏

蔚為大觀的收藏

到一九六六年，田家英的藏品已達兩千餘件，時間跨越明朝末年至民國初年的三百餘年，涉及人物五百餘位，囊括了清代各時期的學術流派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蔚為大觀。

其所藏大致分三個階段。

明末清初收藏的,主要為抗清、仕清的文人志士的墨跡。到死不吃清官飯的抗清人物有：傅山、朱耷、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出任清官吏的人物有:周亮工、吳偉業、龔鼎孳等。

第二段，乾嘉時期(乾隆、嘉慶兩朝)，這一段田家英下功夫最大,學術氣息最濃。首推應該屬“乾嘉學派”和 “桐城學派”，田家英的收藏中,兩大派系代表人物居然齊全，可見下了功夫。此外還有紀昀(紀曉嵐)、錢維城、朱筠、畢沅、張惠言、張穆、吳敬梓、章學誠等。被稱為“書法清四家”的翁方綱、劉墉、永瑆(成親王)、鐵保四人作品也都收了。還有今人熟悉的揚州八怪畫派、西泠八家等人字跡，均有收藏。

第三階段為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社會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一階段,田家英關注時代風雲造就的傑出俊才如龔自珍、林則徐、“戊戌六君子”等。“六君子”收到譚嗣同、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的墨跡，他很遺憾六人中缺了林旭、楊深秀的墨跡。一九六一年他在長治搞農村基本單位核算的調查，後到山西晉祠賓館起草中央文件，偶然在晉祠發現了一幅楊深秀水印件《松風水閣圖》，題款有楊深秀的44個字，即使是水印件，他也視為珍品收下了。

他還藏有二週的墨跡，其中有周作人1929—1940年間信札三十餘通，其中致張一渠書札正是周作人解釋留北平的原因，可見其珍貴。有意思的是，田家英“比較喜歡周作人的雜文，認為與他的其他作品相比，雜文寫得最好”。則周氏信札很可能是有意識的收藏了。晚年周作人大概不知道有這麼一位中共高幹欣賞他吧？

田家英的收藏故事中，有一則是跟齊白石有關的。白石老人為他畫了一幅《鱖魚圖》，田家英認為“無神”，信筆為魚點’睛’。

因為夫人喜歡董其昌書法，他還收藏有七八件董其昌的書法。

清代孫星衍（1753-1816）篆書五言聯

小莽蒼蒼齋的收藏印

“小莽蒼蒼齋”是田家英的書齋名，源於譚嗣同的“莽蒼蒼齋”。田家英敬佩譚氏的骨氣，所以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小莽蒼蒼齋”，他曾解釋說：“‘莽蒼’是博大寬闊、一覽無際之意，‘小莽蒼蒼’以小見大，對立統一。”

小莽蒼蒼齋收藏的清人墨跡，不論是宏篇鉅製還是單頁小札，在拖尾或押角處都留有田家英的收藏印，有名章，也有齋號，多達百十枚，均是當時名手所刻，如頓立夫、沙孟海、吳樸、方介堪、韓登安、葉潞淵、方去疾、陳巨來等，周圍並有梅行、齊燕銘等同道中人，於是呈現出文印俱佳的收藏印現象。田家英的印章印文，只有非常少的具有時代特色（比如有一方“理必歸於馬列”），其他均嚴守傳統規矩。

曾和田家英一起工作了十七年的逄先知說：收藏清代學者墨跡，是田家英的業餘愛好，卻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實、更加豐富。逄先知的話是有所指的。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田家英囑託梅行鐫刻一枚印章“京兆書生”，邊款便是他那年所作的一首詩：“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一飯膏粱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一九六一年田家英在浙江調研後，極大的內疚壓在心頭。田家英請篆刻家陳巨來將林則徐的詩“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刻成一對印章，奉為座右銘。他說：“如果有利於國家，就不顧生死去做，哪敢為了個人的禍福躲避或追求其他。”

清代王懿榮（1845-1900）篆書七言聯，田家英舊藏

未竟夙願，聊可慰懷

田家英去世的當天，全家被逐出中南海，全部個人物品均被封存。“小莽蒼蒼齋”在劫難逃。陳伯達派人取走了龔自珍自書詩軸等墨跡，到底當了名副其實的“賊”。戚本禹不但取代了田家英的工作，也“順便”接管了“小莽蒼蒼齋”的部分藏書。被田家英稱為“國寶”的毛澤東手跡、“小莽蒼蒼齋”藏品的總賬目以及數以百計的清人墨跡、信札、印章等都不翼而飛。董邊喜歡董其昌的字，當年曾輪換掛在臥室裡，可現在一幅也看不到了。至於書籍的損失就更大了，二十多架書，退回時十存其二。最令人惋惜的是田家英一生筆耕，勤於撰述，但最後退還給親屬的，除一紙遺書，竟沒有任何文字，以致我們無法瞭解他畢生傾心的《清史》撰寫和研究進行到什麼程度。

1980年，田家英得以平反昭雪。“當時，我母親接到中央辦公廳的一個電話，‘退生活用品’。”曾自回憶起當時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我隨母親來到中南海，通報了姓名，有人把我們帶到永福堂。然後來了一隊解放軍，一輛大卡車，就往上搬，上面的土有一寸厚。”最後，田家英的夫人董邊默默地在幾十頁遺物點交清單上籤了字。

一九五一年，田家英和董邊及愛女

“文革”後保存至今的田家英藏品還有1500餘件，包括信札、書札、手卷、手稿、楹聯、條幅等，涉及清代學者500餘位。

1991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了“小莽蒼蒼齋收藏清代學者法書展”，引發了人們對田家英的懷念。趙樸初老人觀後即興題寫了“觀其所藏，知其所養。餘事之師，百年懷想”的詩文，對他的收藏意義和人品人格抱以仰慕和尊敬。此後，董邊即將105件藏品捐獻國家，其中包括吳偉業、龔鼎孳、王時敏、龔自珍、林則徐、何紹基等清代著名學者、仁人志士的墨跡。

2013年，為了紀念田家英誕辰90週年，《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連同此前已出版的《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田家英傾心輯藏和研究的一批清代學者信札已全部出版。

如果說田家英未能實現他撰寫清史的夙願是人生的憾事，那麼小莽蒼蒼齋的收藏系列成書、流佈人間，當是對他未竟夙願的一些彌補吧。

參考資料

曾自《永遠的紀念——父親田家英的收藏往事》

解宏乾《田家英：以史為鑑的收藏》

戴新偉《收藏家田家英》

張天琚《田家英專注清人墨跡收藏終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