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是五四運動中眾口一詞的三大賣國賊。安福俱樂部控制的國會，接二連三地提出彈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議案，明白地說他們是“國賊”。但審視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這三人的評價，多少有些“名不副實”之處。
與日本“結緣”
曹、章、陸三人都是19世紀末比較早的留日學生。在中國留學史上，留日學生的數量最多，但絕大多數留日的學生都是學速成的。日本人出於掙錢的目的，專為“清國留學生”辦了許多速成學校，一年就學完，學得到什麼，只有天知道。多數人連語言關都沒過，當時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學了幾個新名詞，回國就可以唬人了。留日學生中能進正規專門學校的，大約3%或4%；進大學讀本科的，不足1%。
曹、章、陸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學的本科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趕上了好時候。曹汝霖先進早稻田大學，然後轉到東京私立法學院。而章宗祥的經歷簡單一點，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陸宗輿也不差，也在號稱日本“政治家搖籃”的早稻田大學畢業。
他們三人作為留學生而言，其實命運很是不錯，留學趕上優待，不像後來沒有趕上時機的留日學生，人數眾多，魚龍混雜，考學艱難，而且生活上飽受日本人歧視，早期的優待全無。更幸運的是，這三人畢業就趕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此刻正是缺人之時、用人之際，他們回來就進入剛組建的以西方為模本的政府機關，春風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職。到清朝覆滅時，曹汝霖已經升任外務部左侍郎了。
在中國人的留學史上，有這樣一種現象：凡是在所在國混得比較好的、留學成績突出者，對所在國的印象一般都比較好；反之，則怨言要多一些，甚至會滿腔怨恨。曹汝霖等人的親日，或者說對日本抱有好感，還跟他們在日本的經歷有關。他們在學校裡成績不差，沒受什麼歧視，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學家中江兆民的家裡，受到哲學家遺孀的照顧，自然感到相當愜意。中江兆民著作《一年有半》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很有名氣。在中江家住的時候，曹跟中江的兒子中江醜吉結為了很好的朋友，這個中江醜吉，就是後來火燒趙家樓時死命護著章宗祥的那個日本人，但他不是一些“五四”參見者所說的“帝國主義分子”，而是個主張對華友好的親華人士，研讀過《資本論》，傾向馬克思主義，酷愛中國文化。他還跟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片山潛關係不錯，一向反對日本對華侵略，屬於日本的左翼人士。
名不副實之罪
由於五四運動，這三人成了賣國賊，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條”的簽訂時，曹汝霖是外交次長，陸宗輿是駐日公使，所以都有責任。《時報》編輯陶菊隱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指斥當時身為中國外交次長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代理人”，說他在公府的會議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將提出‘二十一條’”，把袁世凱都氣壞了。但在歷史檔案上，這事是沒有的。曹汝霖也好，陸宗輿也好，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跟“二十一條”陰謀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在推動中國政府簽訂條約方面起過什麼作用。陸宗輿為了緩解中國政府的壓力，在日本還做了不少情報工作。有資料說，他在和日本外務省交涉過程中，曾經把一隻手槍放在辦公室抽屜裡，晚上則放在臥室，揚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飲彈自殺。這種行為，無論是嚇唬人也好，做給國人看也好，畢竟跟賣國扯不上關係。
自晚清以來，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難逃賣國的惡名。處在第一線辦交涉，妥協就等於賣國，但不妥協又無路可走，只要經手操作，這種兩難境地，概莫能外。連曾國藩這種在朝中聲望如此高的人，也因為辦理天津教案中的中法交涉而背上罵名，在羞慚中死去。
應該說，從技術上講，曹、章、陸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洋借款，都無非是承襲晚清外交官們一貫的做法，儘可能在字面上摳來摳去，以求減少損失，儘可能用協議和條文，對強暴的對手加以約束。但是，他們也許沒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統一和親日政策的結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經大錯特錯了；在錯誤的前提下，沿著錯誤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錯的。
“親日而不賣國”之說
據曹汝霖家的僕人後來回憶說，“五四”那天，學生剛來的時候，北京的警察總監吳炳湘也在曹家，看見學生氣勢洶洶，吳炳湘說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卻說：“幾個小孩子，就讓他們鬧一鬧吧，沒什麼了不起的。”如果此事屬實，說明曹汝霖對待學生還比較客氣。但是，家被燒了以後，態度有點變化。多年積累的家產被毀，也難怪。
五四運動中，曹汝霖家被毀、章宗祥捱打之後，他們三人都有一個表態。曹汝霖提交了一份辭呈，通篇充滿抱怨之辭，從家產被毀到自己的外交業績，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錢回扣之事，被後人譏為“表功”多於“自責”，尤其注重經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誇其廉潔無私，殊不知國人所指斥者並不在此。陸宗輿好一點，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問題，以為傾軋之具”之外，倒是沒有表功，以身體不好為由，自請辭職。只有章宗祥態度最好，火燒趙家樓，他捱了一頓打，如不是正好前來的中江醜吉拼死擋了一下，後果不堪設想。捱打之後，章宗祥住進了醫院，據說很長時間都沒有脫離危險，聞聽肇事的學生被捕，他不僅沒有提出控告，反而委託妻子代其具呈保釋學生。雖然“自知眾怒難犯，亦可見其風度”。
可見，在三個賣國賊中，也有分別，對於段政府的親日政策，責任最大的曹汝霖，對於五四運動怨氣也最大，直到寫回憶錄的時候，已經是90歲的曹汝霖，依然恨恨不已，而陸宗輿和章宗祥則要低調得多、平和得多。
事後來看，三人不過是職業官僚而已，跟親英美的顧維鈞、羅文幹、施肇基等人沒有多大的區別。只要當政者需要加強跟日本的關係，自然會重用他們，沒有別的選擇。作為職業官僚，他們三人大體上還是安守本分的。同為官僚的張一鷹後來說，自曹汝霖因五四運動辭職之後，繼任者曾毓雋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一點規矩都不講，比曹汝霖還不如。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儘管這三人官癮不小，但自打“五四”以後，就從政壇銷聲匿跡，再也沒被重新起用過。抗戰時期，這三人雖然都留在淪陷區，但都沒有出來擔任偽職。的確，因為曹、章、陸沒有下海做漢奸，以後他們三人都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追究。可見，曹汝霖所說自己親日而不賣國，不是沒有一點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