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貪錢，不畏權，他一生為國為民，散盡錢財，卻無遺產給4歲兒子'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圖 | 張季鸞出席友人婚禮
一路風雨兼程
母親去世，張季鸞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淵。又恰逢陝西全省士子考試，他無依無靠，並且身無分文，只能從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試。白天，他忙著趕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邊的小店，再溫習功課，或許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張季鸞夜以繼日地趕往西安，但是等他趕到考場時，已經錯過了報考時間。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學臺沈衛的侄子沈鈞儒。他向沈鈞儒述說自己一路的艱辛，只為能趕上考試。當時的學臺沈衛聽了張季鸞的話，於心不忍，就問張季鸞是否有什麼特長，張季鸞答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可是光說不做，沈衛還是不太相信張季鸞的能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都寫出來。結果證明，張季鸞的確是有真本領的，沈衛看到張季鸞一字不差地寫下答案，當即就准許他參加考試。
1905年，經沈衛推薦，張季鸞在眾多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再擔心讀書的費用問題了。到了日本，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留日學生中頗有名氣，他們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圖 | 張季鸞出席友人婚禮
一路風雨兼程
母親去世，張季鸞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淵。又恰逢陝西全省士子考試，他無依無靠，並且身無分文，只能從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試。白天，他忙著趕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邊的小店，再溫習功課，或許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張季鸞夜以繼日地趕往西安，但是等他趕到考場時，已經錯過了報考時間。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學臺沈衛的侄子沈鈞儒。他向沈鈞儒述說自己一路的艱辛，只為能趕上考試。當時的學臺沈衛聽了張季鸞的話，於心不忍，就問張季鸞是否有什麼特長，張季鸞答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可是光說不做，沈衛還是不太相信張季鸞的能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都寫出來。結果證明，張季鸞的確是有真本領的，沈衛看到張季鸞一字不差地寫下答案，當即就准許他參加考試。
1905年，經沈衛推薦，張季鸞在眾多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再擔心讀書的費用問題了。到了日本，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留日學生中頗有名氣，他們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機緣巧合之下，張季鸞由好友井勿幕等人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成為孫中山隊伍中的一員。後來他立志當一個純粹的報人，不參加任何不相干的活動，這給當時的報界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1911年，張季鸞回國之後，任職《民立報》的編輯。一場硝煙，張季鸞又被帶到了孫中山的身邊，當上了孫中山的祕書，並著手起草孫中山的就職宣言。要知道，張季鸞那年也不過才25歲，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
可惜世事難料。張季鸞這一份體面的工作很快就無法做下去了，他只能辭去工作，另尋他路。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機會很快又找上了張季鸞。1913年，政府要員于右任委託他去北京創辦《民立報》的北京版。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圖 | 張季鸞出席友人婚禮
一路風雨兼程
母親去世，張季鸞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淵。又恰逢陝西全省士子考試，他無依無靠，並且身無分文，只能從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試。白天，他忙著趕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邊的小店，再溫習功課，或許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張季鸞夜以繼日地趕往西安，但是等他趕到考場時，已經錯過了報考時間。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學臺沈衛的侄子沈鈞儒。他向沈鈞儒述說自己一路的艱辛，只為能趕上考試。當時的學臺沈衛聽了張季鸞的話，於心不忍，就問張季鸞是否有什麼特長，張季鸞答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可是光說不做，沈衛還是不太相信張季鸞的能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都寫出來。結果證明，張季鸞的確是有真本領的，沈衛看到張季鸞一字不差地寫下答案，當即就准許他參加考試。
1905年，經沈衛推薦，張季鸞在眾多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再擔心讀書的費用問題了。到了日本，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留日學生中頗有名氣，他們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機緣巧合之下，張季鸞由好友井勿幕等人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成為孫中山隊伍中的一員。後來他立志當一個純粹的報人，不參加任何不相干的活動，這給當時的報界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1911年，張季鸞回國之後，任職《民立報》的編輯。一場硝煙，張季鸞又被帶到了孫中山的身邊，當上了孫中山的祕書，並著手起草孫中山的就職宣言。要知道，張季鸞那年也不過才25歲，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
可惜世事難料。張季鸞這一份體面的工作很快就無法做下去了，他只能辭去工作，另尋他路。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機會很快又找上了張季鸞。1913年，政府要員于右任委託他去北京創辦《民立報》的北京版。
圖 | 胡政之(右二)、張季鸞(右三)1939年合影
俗話說：“機會往往伴隨著風險。”正直勇敢的張季鸞與友人曹成甫在《民立報》上披露了政治家袁世凱的惡行。此事一經傳播，全國上下轟動一時。袁世凱立即下令查封北京《民立報》，而張季鸞與曹成甫也被逮捕入獄。
等到張季鸞被營救出來時，曹成甫早已死在牢中。張季鸞出獄後，替曹成甫撫養兒子曹谷冰，直至後來曹谷冰成為大公報的第二代領導人之一。如果沒有張季鸞，或許也不會有後來的曹谷冰。
此後的幾年裡，張季鸞陸續擔任了各大報刊的編輯一職，也接連不斷地失業。直到1918年，張季鸞任職《中華新報》的總編輯時，因轉載了一篇通訊《嗚呼三大借款》而鋃鐺入獄。張季鸞被關押了半個多月才被營救出獄。
出獄後又是幾經波折。張季鸞工作最順利的時期也就是在一家報社做了五年，只可惜最後那家報社也倒閉了。不論是做肥差，還是寫文章，他都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家庭的負擔，讓張季鸞心力交瘁。這無力之感從他給友人的詩裡就能看到：“鐵硯磨穿劇可憐，壓殘金線一年年。半生虛度無他技，只結區區翰墨緣。”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圖 | 張季鸞出席友人婚禮
一路風雨兼程
母親去世，張季鸞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淵。又恰逢陝西全省士子考試，他無依無靠，並且身無分文，只能從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試。白天，他忙著趕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邊的小店，再溫習功課，或許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張季鸞夜以繼日地趕往西安，但是等他趕到考場時，已經錯過了報考時間。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學臺沈衛的侄子沈鈞儒。他向沈鈞儒述說自己一路的艱辛，只為能趕上考試。當時的學臺沈衛聽了張季鸞的話，於心不忍，就問張季鸞是否有什麼特長，張季鸞答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可是光說不做，沈衛還是不太相信張季鸞的能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都寫出來。結果證明，張季鸞的確是有真本領的，沈衛看到張季鸞一字不差地寫下答案，當即就准許他參加考試。
1905年，經沈衛推薦，張季鸞在眾多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再擔心讀書的費用問題了。到了日本，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留日學生中頗有名氣，他們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機緣巧合之下，張季鸞由好友井勿幕等人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成為孫中山隊伍中的一員。後來他立志當一個純粹的報人，不參加任何不相干的活動，這給當時的報界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1911年，張季鸞回國之後，任職《民立報》的編輯。一場硝煙，張季鸞又被帶到了孫中山的身邊，當上了孫中山的祕書，並著手起草孫中山的就職宣言。要知道，張季鸞那年也不過才25歲，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
可惜世事難料。張季鸞這一份體面的工作很快就無法做下去了，他只能辭去工作，另尋他路。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機會很快又找上了張季鸞。1913年，政府要員于右任委託他去北京創辦《民立報》的北京版。
圖 | 胡政之(右二)、張季鸞(右三)1939年合影
俗話說：“機會往往伴隨著風險。”正直勇敢的張季鸞與友人曹成甫在《民立報》上披露了政治家袁世凱的惡行。此事一經傳播，全國上下轟動一時。袁世凱立即下令查封北京《民立報》，而張季鸞與曹成甫也被逮捕入獄。
等到張季鸞被營救出來時，曹成甫早已死在牢中。張季鸞出獄後，替曹成甫撫養兒子曹谷冰，直至後來曹谷冰成為大公報的第二代領導人之一。如果沒有張季鸞，或許也不會有後來的曹谷冰。
此後的幾年裡，張季鸞陸續擔任了各大報刊的編輯一職，也接連不斷地失業。直到1918年，張季鸞任職《中華新報》的總編輯時，因轉載了一篇通訊《嗚呼三大借款》而鋃鐺入獄。張季鸞被關押了半個多月才被營救出獄。
出獄後又是幾經波折。張季鸞工作最順利的時期也就是在一家報社做了五年，只可惜最後那家報社也倒閉了。不論是做肥差，還是寫文章，他都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家庭的負擔，讓張季鸞心力交瘁。這無力之感從他給友人的詩裡就能看到：“鐵硯磨穿劇可憐，壓殘金線一年年。半生虛度無他技，只結區區翰墨緣。”
圖 | 張季鸞出席大公報號滑翔機在珊瑚壩機場的飛行
此生不虛度
正如詩中所言：“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26年，張季鸞迎來了他的黃金時代。他與日本留學回來的胡政之和吳鼎昌合夥開辦了新記大公報公司，召集了報館的原班人馬回來上班。三大巨頭還約定：“如有不同意見，服從多數；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張季鸞決定。”
要想公司經營得好，還需要有正確的思想指導。新記大公報公司之所以能夠成為民國最好的報紙，正因為他們一直堅持“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同時聲明稱：“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其實若要從那時的時局來看，公司的辦報宗旨也是有風險的。當時著名報人邵飄萍就因為發表了一些時評而被殺害。之後還是張季鸞慷慨相助，將邵飄萍的遺孀祝文秀及她的母親接到天津居住了三年。他還每月贈予她們100元，這在當時來說已經相當於一個高級編輯的一個月的薪水了。無論如何，張季鸞都只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有時候不忘初心的人就連敵人也不得不尊重他。張季鸞始終堅守著自己當時的辦報思想，不願意被任何權勢左右，發表了許多言論令政府感到尷尬不已。政府對此無可奈何，決定用錢收買《大公報》。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圖 | 張季鸞出席友人婚禮
一路風雨兼程
母親去世，張季鸞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淵。又恰逢陝西全省士子考試，他無依無靠，並且身無分文，只能從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試。白天，他忙著趕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邊的小店，再溫習功課，或許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張季鸞夜以繼日地趕往西安，但是等他趕到考場時，已經錯過了報考時間。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學臺沈衛的侄子沈鈞儒。他向沈鈞儒述說自己一路的艱辛，只為能趕上考試。當時的學臺沈衛聽了張季鸞的話，於心不忍，就問張季鸞是否有什麼特長，張季鸞答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可是光說不做，沈衛還是不太相信張季鸞的能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都寫出來。結果證明，張季鸞的確是有真本領的，沈衛看到張季鸞一字不差地寫下答案，當即就准許他參加考試。
1905年，經沈衛推薦，張季鸞在眾多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再擔心讀書的費用問題了。到了日本，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留日學生中頗有名氣，他們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機緣巧合之下，張季鸞由好友井勿幕等人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成為孫中山隊伍中的一員。後來他立志當一個純粹的報人，不參加任何不相干的活動，這給當時的報界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1911年，張季鸞回國之後，任職《民立報》的編輯。一場硝煙，張季鸞又被帶到了孫中山的身邊，當上了孫中山的祕書，並著手起草孫中山的就職宣言。要知道，張季鸞那年也不過才25歲，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
可惜世事難料。張季鸞這一份體面的工作很快就無法做下去了，他只能辭去工作，另尋他路。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機會很快又找上了張季鸞。1913年，政府要員于右任委託他去北京創辦《民立報》的北京版。
圖 | 胡政之(右二)、張季鸞(右三)1939年合影
俗話說：“機會往往伴隨著風險。”正直勇敢的張季鸞與友人曹成甫在《民立報》上披露了政治家袁世凱的惡行。此事一經傳播，全國上下轟動一時。袁世凱立即下令查封北京《民立報》，而張季鸞與曹成甫也被逮捕入獄。
等到張季鸞被營救出來時，曹成甫早已死在牢中。張季鸞出獄後，替曹成甫撫養兒子曹谷冰，直至後來曹谷冰成為大公報的第二代領導人之一。如果沒有張季鸞，或許也不會有後來的曹谷冰。
此後的幾年裡，張季鸞陸續擔任了各大報刊的編輯一職，也接連不斷地失業。直到1918年，張季鸞任職《中華新報》的總編輯時，因轉載了一篇通訊《嗚呼三大借款》而鋃鐺入獄。張季鸞被關押了半個多月才被營救出獄。
出獄後又是幾經波折。張季鸞工作最順利的時期也就是在一家報社做了五年，只可惜最後那家報社也倒閉了。不論是做肥差，還是寫文章，他都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家庭的負擔，讓張季鸞心力交瘁。這無力之感從他給友人的詩裡就能看到：“鐵硯磨穿劇可憐，壓殘金線一年年。半生虛度無他技，只結區區翰墨緣。”
圖 | 張季鸞出席大公報號滑翔機在珊瑚壩機場的飛行
此生不虛度
正如詩中所言：“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26年，張季鸞迎來了他的黃金時代。他與日本留學回來的胡政之和吳鼎昌合夥開辦了新記大公報公司，召集了報館的原班人馬回來上班。三大巨頭還約定：“如有不同意見，服從多數；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張季鸞決定。”
要想公司經營得好，還需要有正確的思想指導。新記大公報公司之所以能夠成為民國最好的報紙，正因為他們一直堅持“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同時聲明稱：“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其實若要從那時的時局來看，公司的辦報宗旨也是有風險的。當時著名報人邵飄萍就因為發表了一些時評而被殺害。之後還是張季鸞慷慨相助，將邵飄萍的遺孀祝文秀及她的母親接到天津居住了三年。他還每月贈予她們100元，這在當時來說已經相當於一個高級編輯的一個月的薪水了。無論如何，張季鸞都只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有時候不忘初心的人就連敵人也不得不尊重他。張季鸞始終堅守著自己當時的辦報思想，不願意被任何權勢左右，發表了許多言論令政府感到尷尬不已。政府對此無可奈何，決定用錢收買《大公報》。
圖 | 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
政府的人等到深夜，悄悄地把一張15萬元的匯票塞給張季鸞。但是張季鸞對這張匯票並不心動，而是把所有還沒下班的工作人員叫到了總編室，拿著匯票對他們說：“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眼看對《大公報》的收買無效，政府也依然尊重張季鸞，只好作罷。
好事不單行，就在張季鸞事業有成之時，他終於等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張士基，這一年，他已經50歲了。其實張季鸞的第一個兒子是他和第三個妻子陳氏夫人所生。他鐘愛的第一位妻子高芸軒因病去世，後來續絃陳孝俠，仍未生育，直到50歲他才有了人生唯一的孩子。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圖 | 張季鸞出席友人婚禮
一路風雨兼程
母親去世，張季鸞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淵。又恰逢陝西全省士子考試，他無依無靠，並且身無分文，只能從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試。白天，他忙著趕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邊的小店，再溫習功課，或許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張季鸞夜以繼日地趕往西安，但是等他趕到考場時，已經錯過了報考時間。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學臺沈衛的侄子沈鈞儒。他向沈鈞儒述說自己一路的艱辛，只為能趕上考試。當時的學臺沈衛聽了張季鸞的話，於心不忍，就問張季鸞是否有什麼特長，張季鸞答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可是光說不做，沈衛還是不太相信張季鸞的能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都寫出來。結果證明，張季鸞的確是有真本領的，沈衛看到張季鸞一字不差地寫下答案，當即就准許他參加考試。
1905年，經沈衛推薦，張季鸞在眾多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再擔心讀書的費用問題了。到了日本，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留日學生中頗有名氣，他們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機緣巧合之下，張季鸞由好友井勿幕等人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成為孫中山隊伍中的一員。後來他立志當一個純粹的報人，不參加任何不相干的活動，這給當時的報界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1911年，張季鸞回國之後，任職《民立報》的編輯。一場硝煙，張季鸞又被帶到了孫中山的身邊，當上了孫中山的祕書，並著手起草孫中山的就職宣言。要知道，張季鸞那年也不過才25歲，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
可惜世事難料。張季鸞這一份體面的工作很快就無法做下去了，他只能辭去工作，另尋他路。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機會很快又找上了張季鸞。1913年，政府要員于右任委託他去北京創辦《民立報》的北京版。
圖 | 胡政之(右二)、張季鸞(右三)1939年合影
俗話說：“機會往往伴隨著風險。”正直勇敢的張季鸞與友人曹成甫在《民立報》上披露了政治家袁世凱的惡行。此事一經傳播，全國上下轟動一時。袁世凱立即下令查封北京《民立報》，而張季鸞與曹成甫也被逮捕入獄。
等到張季鸞被營救出來時，曹成甫早已死在牢中。張季鸞出獄後，替曹成甫撫養兒子曹谷冰，直至後來曹谷冰成為大公報的第二代領導人之一。如果沒有張季鸞，或許也不會有後來的曹谷冰。
此後的幾年裡，張季鸞陸續擔任了各大報刊的編輯一職，也接連不斷地失業。直到1918年，張季鸞任職《中華新報》的總編輯時，因轉載了一篇通訊《嗚呼三大借款》而鋃鐺入獄。張季鸞被關押了半個多月才被營救出獄。
出獄後又是幾經波折。張季鸞工作最順利的時期也就是在一家報社做了五年，只可惜最後那家報社也倒閉了。不論是做肥差，還是寫文章，他都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家庭的負擔，讓張季鸞心力交瘁。這無力之感從他給友人的詩裡就能看到：“鐵硯磨穿劇可憐，壓殘金線一年年。半生虛度無他技，只結區區翰墨緣。”
圖 | 張季鸞出席大公報號滑翔機在珊瑚壩機場的飛行
此生不虛度
正如詩中所言：“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26年，張季鸞迎來了他的黃金時代。他與日本留學回來的胡政之和吳鼎昌合夥開辦了新記大公報公司，召集了報館的原班人馬回來上班。三大巨頭還約定：“如有不同意見，服從多數；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張季鸞決定。”
要想公司經營得好，還需要有正確的思想指導。新記大公報公司之所以能夠成為民國最好的報紙，正因為他們一直堅持“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同時聲明稱：“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其實若要從那時的時局來看，公司的辦報宗旨也是有風險的。當時著名報人邵飄萍就因為發表了一些時評而被殺害。之後還是張季鸞慷慨相助，將邵飄萍的遺孀祝文秀及她的母親接到天津居住了三年。他還每月贈予她們100元，這在當時來說已經相當於一個高級編輯的一個月的薪水了。無論如何，張季鸞都只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有時候不忘初心的人就連敵人也不得不尊重他。張季鸞始終堅守著自己當時的辦報思想，不願意被任何權勢左右，發表了許多言論令政府感到尷尬不已。政府對此無可奈何，決定用錢收買《大公報》。
圖 | 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
政府的人等到深夜，悄悄地把一張15萬元的匯票塞給張季鸞。但是張季鸞對這張匯票並不心動，而是把所有還沒下班的工作人員叫到了總編室，拿著匯票對他們說：“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眼看對《大公報》的收買無效，政府也依然尊重張季鸞，只好作罷。
好事不單行，就在張季鸞事業有成之時，他終於等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張士基，這一年，他已經50歲了。其實張季鸞的第一個兒子是他和第三個妻子陳氏夫人所生。他鐘愛的第一位妻子高芸軒因病去世，後來續絃陳孝俠，仍未生育，直到50歲他才有了人生唯一的孩子。
圖 | 張季鸞一家
各界友人紛紛來電祝賀張季鸞老年得子，並且送來了許多價值不菲的賀禮。按理來說，中年得子，張季鸞必定是對兒子百般寵愛的，可他卻將所有賀禮都捐贈給了那些難民們，他安慰妻子說：“這幾天敵機天天轟炸，租界裡擠滿了難民，無衣無食，生活艱難，都捐贈給難胞吧。”
陳孝俠也深明大義，本來想留下幾件鎖片當作紀念，可是張季鸞依然堅持：“你愛鎬弟，感到孩子可愛漂亮、聰明，但是你可知道，比鎬弟更可愛、更聰明、更漂亮的許多孩子，天天被敵人慘殺，或者父母犧牲成為孤兒，無依無靠，你不感到痛心？他們正期望著救助。你看，應該怎麼辦？”第二日，所有的賀禮都被捐了出去。
如果說張季鸞不疼自己的孩子，那真是大錯特錯。張士基不幸被傳染了白喉症，當時張季鸞為了兒子，不惜用高價從香港買來醫治白喉的特效針劑。只是他能夠由己及人，考慮到一些貧窮的孩子買不起藥，他便收購了幾箱特效針劑，帶回來捐贈給各個兒科醫院，讓那些孩子可以免於無藥之危。
可惜的是，張季鸞還沒享受夠天倫之樂，就在1941年病逝了，享年53歲。他逝世的時候，兒子張士基僅僅4歲，他生前來不及陪孩子長大，死後也僅留下10元法幣給家人。他的遺囑最後寫道：“至關於餘子之教養，及家人之生計，相信餘之契友必能為餘謀之，餘殊無所縈懷，不贅言。”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圖 | 張季鸞出席友人婚禮
一路風雨兼程
母親去世，張季鸞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淵。又恰逢陝西全省士子考試，他無依無靠，並且身無分文，只能從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試。白天，他忙著趕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邊的小店，再溫習功課，或許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張季鸞夜以繼日地趕往西安，但是等他趕到考場時，已經錯過了報考時間。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學臺沈衛的侄子沈鈞儒。他向沈鈞儒述說自己一路的艱辛，只為能趕上考試。當時的學臺沈衛聽了張季鸞的話，於心不忍，就問張季鸞是否有什麼特長，張季鸞答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可是光說不做，沈衛還是不太相信張季鸞的能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都寫出來。結果證明，張季鸞的確是有真本領的，沈衛看到張季鸞一字不差地寫下答案，當即就准許他參加考試。
1905年，經沈衛推薦，張季鸞在眾多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再擔心讀書的費用問題了。到了日本，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留日學生中頗有名氣，他們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機緣巧合之下，張季鸞由好友井勿幕等人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成為孫中山隊伍中的一員。後來他立志當一個純粹的報人，不參加任何不相干的活動，這給當時的報界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1911年，張季鸞回國之後，任職《民立報》的編輯。一場硝煙，張季鸞又被帶到了孫中山的身邊，當上了孫中山的祕書，並著手起草孫中山的就職宣言。要知道，張季鸞那年也不過才25歲，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
可惜世事難料。張季鸞這一份體面的工作很快就無法做下去了，他只能辭去工作，另尋他路。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機會很快又找上了張季鸞。1913年，政府要員于右任委託他去北京創辦《民立報》的北京版。
圖 | 胡政之(右二)、張季鸞(右三)1939年合影
俗話說：“機會往往伴隨著風險。”正直勇敢的張季鸞與友人曹成甫在《民立報》上披露了政治家袁世凱的惡行。此事一經傳播，全國上下轟動一時。袁世凱立即下令查封北京《民立報》，而張季鸞與曹成甫也被逮捕入獄。
等到張季鸞被營救出來時，曹成甫早已死在牢中。張季鸞出獄後，替曹成甫撫養兒子曹谷冰，直至後來曹谷冰成為大公報的第二代領導人之一。如果沒有張季鸞，或許也不會有後來的曹谷冰。
此後的幾年裡，張季鸞陸續擔任了各大報刊的編輯一職，也接連不斷地失業。直到1918年，張季鸞任職《中華新報》的總編輯時，因轉載了一篇通訊《嗚呼三大借款》而鋃鐺入獄。張季鸞被關押了半個多月才被營救出獄。
出獄後又是幾經波折。張季鸞工作最順利的時期也就是在一家報社做了五年，只可惜最後那家報社也倒閉了。不論是做肥差，還是寫文章，他都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家庭的負擔，讓張季鸞心力交瘁。這無力之感從他給友人的詩裡就能看到：“鐵硯磨穿劇可憐，壓殘金線一年年。半生虛度無他技，只結區區翰墨緣。”
圖 | 張季鸞出席大公報號滑翔機在珊瑚壩機場的飛行
此生不虛度
正如詩中所言：“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26年，張季鸞迎來了他的黃金時代。他與日本留學回來的胡政之和吳鼎昌合夥開辦了新記大公報公司，召集了報館的原班人馬回來上班。三大巨頭還約定：“如有不同意見，服從多數；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張季鸞決定。”
要想公司經營得好，還需要有正確的思想指導。新記大公報公司之所以能夠成為民國最好的報紙，正因為他們一直堅持“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同時聲明稱：“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其實若要從那時的時局來看，公司的辦報宗旨也是有風險的。當時著名報人邵飄萍就因為發表了一些時評而被殺害。之後還是張季鸞慷慨相助，將邵飄萍的遺孀祝文秀及她的母親接到天津居住了三年。他還每月贈予她們100元，這在當時來說已經相當於一個高級編輯的一個月的薪水了。無論如何，張季鸞都只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有時候不忘初心的人就連敵人也不得不尊重他。張季鸞始終堅守著自己當時的辦報思想，不願意被任何權勢左右，發表了許多言論令政府感到尷尬不已。政府對此無可奈何，決定用錢收買《大公報》。
圖 | 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
政府的人等到深夜，悄悄地把一張15萬元的匯票塞給張季鸞。但是張季鸞對這張匯票並不心動，而是把所有還沒下班的工作人員叫到了總編室，拿著匯票對他們說：“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眼看對《大公報》的收買無效，政府也依然尊重張季鸞，只好作罷。
好事不單行，就在張季鸞事業有成之時，他終於等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張士基，這一年，他已經50歲了。其實張季鸞的第一個兒子是他和第三個妻子陳氏夫人所生。他鐘愛的第一位妻子高芸軒因病去世，後來續絃陳孝俠，仍未生育，直到50歲他才有了人生唯一的孩子。
圖 | 張季鸞一家
各界友人紛紛來電祝賀張季鸞老年得子，並且送來了許多價值不菲的賀禮。按理來說，中年得子，張季鸞必定是對兒子百般寵愛的，可他卻將所有賀禮都捐贈給了那些難民們，他安慰妻子說：“這幾天敵機天天轟炸，租界裡擠滿了難民，無衣無食，生活艱難，都捐贈給難胞吧。”
陳孝俠也深明大義，本來想留下幾件鎖片當作紀念，可是張季鸞依然堅持：“你愛鎬弟，感到孩子可愛漂亮、聰明，但是你可知道，比鎬弟更可愛、更聰明、更漂亮的許多孩子，天天被敵人慘殺，或者父母犧牲成為孤兒，無依無靠，你不感到痛心？他們正期望著救助。你看，應該怎麼辦？”第二日，所有的賀禮都被捐了出去。
如果說張季鸞不疼自己的孩子，那真是大錯特錯。張士基不幸被傳染了白喉症，當時張季鸞為了兒子，不惜用高價從香港買來醫治白喉的特效針劑。只是他能夠由己及人，考慮到一些貧窮的孩子買不起藥，他便收購了幾箱特效針劑，帶回來捐贈給各個兒科醫院，讓那些孩子可以免於無藥之危。
可惜的是，張季鸞還沒享受夠天倫之樂，就在1941年病逝了，享年53歲。他逝世的時候，兒子張士基僅僅4歲，他生前來不及陪孩子長大，死後也僅留下10元法幣給家人。他的遺囑最後寫道：“至關於餘子之教養，及家人之生計，相信餘之契友必能為餘謀之，餘殊無所縈懷，不贅言。”
雖然張季鸞留給張士基的積蓄寥寥無幾，但是他活著時所得到的尊重與信任就是留給兒子最好的遺產。
得知張季鸞逝世的消息，大公報的同仁們紛紛解囊，湊了5萬美元，以張士基的名字存入香港匯豐銀行。遠在香港的商會主席杜月笙也專程趕來弔唁，只見他扶棺痛哭，連聲呼叫：“四哥！四哥！”
張季鸞的離世令各界都感到萬分痛心，陝西甚至舉行了公祭大會，在張季鸞下葬那一天，西安市下半旗致哀。如此待遇，實在是難得一見。
他是報界的一代宗師，是《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青年時期經受數次至親離開的傷痛，曾經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處奔波討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暫的一生，生前有許多遺憾，死後卻受到眾人愛戴。他就是周總理心中理想的總編輯張季鸞。
失去成為常態
1888年，張季鸞出生于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在榆林當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榆林自古以來都是戰爭要地，這裡的男子大多習武，張楚林也是自幼習武之人。可是他在武舉考試中遇到了意外，導致手臂受傷，於是轉而學文。
儘管武舉之路就此結束，但張楚林沒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就考取了進士，成為了當地百年以來考取進士的第一人。中舉之後，張楚林做了知縣。因為他為官清廉正直，雖是做了官，但也並不富裕。
作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實張季鸞從小並沒有享受過什麼富足的生活。因為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張楚林就去世了，父親並沒能給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夠生活的財產。當發現家中錢財所剩無幾的那一刻起，張季鸞就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
不過，據後來張季鸞在回憶錄裡寫到：“到家即發現生活問題。全家廂匣中，只有幾隻元寶。有一處合夥開的商業被人吞沒，稱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他感恩自己的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所有的苦，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依然要他讀書，不願讓他為生計操勞。
後來，張季鸞受到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的賞識，得到了他的資助，與陳兆璜的兒子一起讀書。之後他又進入當地名校榆陽書院學習。1902年，張季鸞成為煙霞草堂的一名學生，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
劉古愚的教育對張季鸞的影響頗深。劉古愚本身主張“學貴於有用”，他認為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實用，是為了報國。多年後張季鸞回憶道：“跟著劉古愚先生學習時，從沒聽他說過一次自己的事情，對金錢財物，一概漠視。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飯，也不受學生的禮金。”他稱先生是“光風霽月，一片純誠。”
而張季鸞也是劉古愚的得意門生，很受他的喜愛。在1902年，劉古愚要去蘭州任職甘肅大學堂的總教習，許多學生都搶著要與老師同去，但是劉古愚只同意帶兩個學生前往蘭州。最後獲得老師同意的兩個學生中，其中一個便是張季鸞。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正當蘭州之行準備就緒時，張季鸞等來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無奈之下，他不得不放棄去蘭州。
未能去成蘭州並不是太要緊的事，但是上天並沒有停止對張季鸞施以苦難。恩師劉古愚僅去了蘭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肅大學堂上，張季鸞再也沒有機會與恩師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還來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經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了。
時間的確不等人，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留給張季鸞。他還沒有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中緩過來，又再一次迎來人生劇痛。他的母親在恩師離開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內失去四位至愛的人，換作是誰恐怕都難以忍受這樣的痛，很久之後，張季鸞回憶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寫到：“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圖 | 張季鸞出席友人婚禮
一路風雨兼程
母親去世，張季鸞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淵。又恰逢陝西全省士子考試，他無依無靠，並且身無分文，只能從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試。白天，他忙著趕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邊的小店，再溫習功課，或許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張季鸞夜以繼日地趕往西安，但是等他趕到考場時，已經錯過了報考時間。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學臺沈衛的侄子沈鈞儒。他向沈鈞儒述說自己一路的艱辛，只為能趕上考試。當時的學臺沈衛聽了張季鸞的話，於心不忍，就問張季鸞是否有什麼特長，張季鸞答到：“對北方山嶽形勢有所研究”。可是光說不做，沈衛還是不太相信張季鸞的能力，便讓他把長城沿線的各個關隘險要都寫出來。結果證明，張季鸞的確是有真本領的，沈衛看到張季鸞一字不差地寫下答案，當即就准許他參加考試。
1905年，經沈衛推薦，張季鸞在眾多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中脫穎而出，被選中官費留學日本。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再擔心讀書的費用問題了。到了日本，張季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留日學生中頗有名氣，他們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
機緣巧合之下，張季鸞由好友井勿幕等人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成為孫中山隊伍中的一員。後來他立志當一個純粹的報人，不參加任何不相干的活動，這給當時的報界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1911年，張季鸞回國之後，任職《民立報》的編輯。一場硝煙，張季鸞又被帶到了孫中山的身邊，當上了孫中山的祕書，並著手起草孫中山的就職宣言。要知道，張季鸞那年也不過才25歲，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
可惜世事難料。張季鸞這一份體面的工作很快就無法做下去了，他只能辭去工作，另尋他路。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機會很快又找上了張季鸞。1913年，政府要員于右任委託他去北京創辦《民立報》的北京版。
圖 | 胡政之(右二)、張季鸞(右三)1939年合影
俗話說：“機會往往伴隨著風險。”正直勇敢的張季鸞與友人曹成甫在《民立報》上披露了政治家袁世凱的惡行。此事一經傳播，全國上下轟動一時。袁世凱立即下令查封北京《民立報》，而張季鸞與曹成甫也被逮捕入獄。
等到張季鸞被營救出來時，曹成甫早已死在牢中。張季鸞出獄後，替曹成甫撫養兒子曹谷冰，直至後來曹谷冰成為大公報的第二代領導人之一。如果沒有張季鸞，或許也不會有後來的曹谷冰。
此後的幾年裡，張季鸞陸續擔任了各大報刊的編輯一職，也接連不斷地失業。直到1918年，張季鸞任職《中華新報》的總編輯時，因轉載了一篇通訊《嗚呼三大借款》而鋃鐺入獄。張季鸞被關押了半個多月才被營救出獄。
出獄後又是幾經波折。張季鸞工作最順利的時期也就是在一家報社做了五年，只可惜最後那家報社也倒閉了。不論是做肥差，還是寫文章，他都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家庭的負擔，讓張季鸞心力交瘁。這無力之感從他給友人的詩裡就能看到：“鐵硯磨穿劇可憐，壓殘金線一年年。半生虛度無他技，只結區區翰墨緣。”
圖 | 張季鸞出席大公報號滑翔機在珊瑚壩機場的飛行
此生不虛度
正如詩中所言：“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26年，張季鸞迎來了他的黃金時代。他與日本留學回來的胡政之和吳鼎昌合夥開辦了新記大公報公司，召集了報館的原班人馬回來上班。三大巨頭還約定：“如有不同意見，服從多數；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張季鸞決定。”
要想公司經營得好，還需要有正確的思想指導。新記大公報公司之所以能夠成為民國最好的報紙，正因為他們一直堅持“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同時聲明稱：“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其實若要從那時的時局來看，公司的辦報宗旨也是有風險的。當時著名報人邵飄萍就因為發表了一些時評而被殺害。之後還是張季鸞慷慨相助，將邵飄萍的遺孀祝文秀及她的母親接到天津居住了三年。他還每月贈予她們100元，這在當時來說已經相當於一個高級編輯的一個月的薪水了。無論如何，張季鸞都只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有時候不忘初心的人就連敵人也不得不尊重他。張季鸞始終堅守著自己當時的辦報思想，不願意被任何權勢左右，發表了許多言論令政府感到尷尬不已。政府對此無可奈何，決定用錢收買《大公報》。
圖 | 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
政府的人等到深夜，悄悄地把一張15萬元的匯票塞給張季鸞。但是張季鸞對這張匯票並不心動，而是把所有還沒下班的工作人員叫到了總編室，拿著匯票對他們說：“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眼看對《大公報》的收買無效，政府也依然尊重張季鸞，只好作罷。
好事不單行，就在張季鸞事業有成之時，他終於等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張士基，這一年，他已經50歲了。其實張季鸞的第一個兒子是他和第三個妻子陳氏夫人所生。他鐘愛的第一位妻子高芸軒因病去世，後來續絃陳孝俠，仍未生育，直到50歲他才有了人生唯一的孩子。
圖 | 張季鸞一家
各界友人紛紛來電祝賀張季鸞老年得子，並且送來了許多價值不菲的賀禮。按理來說，中年得子，張季鸞必定是對兒子百般寵愛的，可他卻將所有賀禮都捐贈給了那些難民們，他安慰妻子說：“這幾天敵機天天轟炸，租界裡擠滿了難民，無衣無食，生活艱難，都捐贈給難胞吧。”
陳孝俠也深明大義，本來想留下幾件鎖片當作紀念，可是張季鸞依然堅持：“你愛鎬弟，感到孩子可愛漂亮、聰明，但是你可知道，比鎬弟更可愛、更聰明、更漂亮的許多孩子，天天被敵人慘殺，或者父母犧牲成為孤兒，無依無靠，你不感到痛心？他們正期望著救助。你看，應該怎麼辦？”第二日，所有的賀禮都被捐了出去。
如果說張季鸞不疼自己的孩子，那真是大錯特錯。張士基不幸被傳染了白喉症，當時張季鸞為了兒子，不惜用高價從香港買來醫治白喉的特效針劑。只是他能夠由己及人，考慮到一些貧窮的孩子買不起藥，他便收購了幾箱特效針劑，帶回來捐贈給各個兒科醫院，讓那些孩子可以免於無藥之危。
可惜的是，張季鸞還沒享受夠天倫之樂，就在1941年病逝了，享年53歲。他逝世的時候，兒子張士基僅僅4歲，他生前來不及陪孩子長大，死後也僅留下10元法幣給家人。他的遺囑最後寫道：“至關於餘子之教養，及家人之生計，相信餘之契友必能為餘謀之，餘殊無所縈懷，不贅言。”
雖然張季鸞留給張士基的積蓄寥寥無幾，但是他活著時所得到的尊重與信任就是留給兒子最好的遺產。
得知張季鸞逝世的消息，大公報的同仁們紛紛解囊，湊了5萬美元，以張士基的名字存入香港匯豐銀行。遠在香港的商會主席杜月笙也專程趕來弔唁，只見他扶棺痛哭，連聲呼叫：“四哥！四哥！”
張季鸞的離世令各界都感到萬分痛心，陝西甚至舉行了公祭大會，在張季鸞下葬那一天，西安市下半旗致哀。如此待遇，實在是難得一見。
正所謂“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友人于右任曾評價張季鸞道：“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單單12個字，幾乎概括了張季鸞的一生。
文 | 南惜
圖片參考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