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讀書的一生。
“中國人的‘關門研究法’實在不好，最好邀合得來的朋友組織一個小小的讀書會，做共同的研究。”
“一個人買書看，出一元錢只看得一元錢的書，若合五個人乃至十個人組織一個讀書會買書看，每人出一元錢便可以看得十元錢的書。”
在戰爭激烈的歲月，他也沒有間斷過讀書，而且還多次組織讀書會，讓多個人一起讀書，並且讓這種優良的讀書作風在黨內及全國發揚光大。
毛澤東第一次舉辦讀書會，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期。那時在師範學校求學的學生多是窮人子弟，沒有多少錢買課外書籍，毛澤東就指導一些同學創辦了讀書會。他們組合幾個人，每人買一部書，集中在一起，互相交換閱讀。每年寒暑假，他還邀合幾個同學住在一起，終日勤奮地閱讀書報，有時集中討論。
1920年8月，毛澤東等人在長沙創辦了文化書社。毛澤東曾以“文化書社同仁”的名義，印過一份《讀書會的商榷》的傳單，夾在文化書社發行的書刊中散發。
這是一份珍貴的革命文物，其中說：
“近來有許多人提倡‘讀書會’，我們覺得這個辦法實在很好。其好處有三：其一，一個人買書看，出一元錢只看得一元錢的書，若合五個人乃至十個人組織一個讀書會買書看，每人出一元錢便可以看得十元錢的書；經濟上的支出很少，學問上的收入很多。其二，中國人的‘關門研究法’實在不好，最好邀合得來的朋友組織一個小小的讀書會，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了這本書，一定有好多心得，或好多疑問，或好多的新發現，兀自想發表出來，或辯明起來，有了一個小小的讀書會，就有了發表和辯明的機會了。其三，報是人人要看的東西，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好辦法。現在學校裡的學生諸君，也有好多不看報的，是因為學校不能買許多報，報的份數太少的緣故。最好是‘每班’組織一個讀書會，每月各人隨便出幾角錢，合攏起來就不少。除開買書之外，便可多訂幾份報……上列好處，如你先生覺得還不錯，‘讀書會’這東西，何妨就從你先生組織起來呢……”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還組織了一些高級幹部和理論工作者舉辦讀書會，進行高層次的討論研究，把讀書會漸次引向更高層次、更高境界。
毛澤東在中央的讀書會上
據郭化若（1904-1995，軍事理論家、教育家）回憶，大約是1937年底1938年初，毛澤東曾在楊家嶺自己的辦公室內，召集過哲學座談會，每星期三夜晚座談一次。
開始時只有七八個人，圍在一支蠟燭前漫談馬列主義新哲學，先由一箇中心發言人寫好提綱，首先發言，然後大家發表意見。開始參加座談會的都是毛澤東祕書處的同志，毛澤東親自主持座談，他自己坐著聽，不發言，也不插話。
隨後參加座談的人數多了，內容也有所發展。因為人多了，毛澤東的辦公室坐不下，就移到蘭家坪中央組織部大而深的窯洞內。一些高級幹部學哲學的興趣濃厚起來，學哲學的自覺性隨著提高，許多人都踴躍參加。毛澤東住在楊家嶺期間也到中組部去參加過討論（後來移到棗園辦公才停止）。
據徐懋庸（1911-1977，作家、文學翻譯家）回憶，1938年9月間，毛澤東還在自己住的窯洞內組織過學習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讀書會，每週一次，參加的有許光達、陳伯鈞、郭化若、蕭勁光、蕭克等將軍和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等文化人。那時《戰爭論》還沒有中文譯本，由何思敬隨譯隨講。
毛澤東“聽得很認真，還拿一支紅鉛筆，在一個本子上不時地記錄……有時他也隨便講一些話”。
毛澤東的一生都在讀書
由於毛澤東的提倡和推動，在延安的不少負責同志也組織了讀書會。這些讀書會學習的內容不同，活動方法也各有特色。
陳雲在中組部的窯洞裡，組織過學習艾思奇、吳亮平合寫的《唯物史觀》的讀書會。每星期開會一次，每次開會時，先是陳雲念一段書，然後大家議論，談得差不多了，再念下一段，接著再議論。
張聞天在中宣部主持了學習米丁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讀書會。參加這個讀書會的人比較多。學習方法是事先指定這本書的某一章，讓大家先看，開會時發言。
于光遠在中央青委發起組織了一個學習《反杜林論》的讀書會。參加的有徐特立、艾思奇、何思敬等許多同志。徐特立那時已經60多歲，每次都是騎馬從延安南門外趕去參加學習。這個讀書會是每次先由於光遠根據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對中文譯文進行核對，對譯文沒有把恩格斯或杜林原意表達清楚的地方作介紹，然後根據討論提綱發言。
于光遠後來回憶說：“像我這樣許多（當時）20多歲的青年，和徐特立這樣的革命老前輩和何思敬、艾思奇等比較年長一點的同志完全平等地討論問題，甚至進行熱烈爭論，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當時延安不像後來講輩分、講資格。”
當時延安還有張如心、何思敬在八路軍軍政學院組織的學習《資本論》的讀書小組，以及其他的讀書會。
新中國成立後，在高級幹部中，仍然採用讀書會的方式進行學習。
從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和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一起先後在杭州、上海和廣州，採用邊讀邊議的方法，逐章逐節地討論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在此前後，1959年11月初，劉少奇到海南島，也和廣東省委的負責同志組成了閱讀討論這本書的讀書小組，還請了著名經濟學家王學文和薛暮橋參加。1960年2月中旬，周恩來到廣東從化與國務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領導同志組成讀書小組，也閱讀討論了這本書。
這次讀書活動的意義是極其重大的。（來源|文史博覽 作者|阿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