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徐錫麟家族：從辛亥先烈到蔣氏親家

1907年，晚清革命家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失敗，在受砸爛睪丸、剖挖心臟之刑後英勇就義。之後，徐家留下家訓，子孫後代不得從事政治。然而，徐家人還是再次與政治搭上關係，1949年之後，徐錫麟的孫女徐乃錦，由蔣經國親自上門提親，嫁給蔣孝文成為蔣家長媳……

徐錫麟：被挖心臟慘死的反清志士

徐錫麟出生在紹興東浦的一個名門望族。他的父親徐鳳鳴秀才出身，當過縣吏，家有田地百餘畝，在紹興城裡開有“天生綢莊”和“泰生油棧”兩家商鋪，是當地頗有聲望的士紳。徐錫麟兄弟六人，姐妹四人，他是長子。他自幼“器物過手，輒破壞之”，常常遭到父親的叱責處罰。12歲那年，為了找和尚“學武功”而鑽進深山一去無蹤，家裡費大力氣將其找回，嚴加約束。1903年他在日本東京出資贊助浙江留日學生會和營救章炳麟出獄，回國後毫無顧忌地宣傳排滿，嚇破了他父親的膽，與他斷絕了關係。

但就是這樣一個家庭的叛逆者，同時也擁有著極高的天賦，中過秀才，又在鄉試中被列入“副榜”。“按照這樣的家庭出身與資質，徐錫麟如果沒有參加革命，完全可以是一個錦衣玉食、前途光明的人。但他卻為了民族大義放棄了家庭，成為了一個義無返顧的舊民主主義激進革命家。”

1903年，在日本接受了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教育，並逐步確立起“反清革命，民主共和”志向的徐錫麟回到紹興後，在家鄉東浦創辦了一所新式學堂——熱誠學堂，專門增設兵式體操課，進行軍事訓練。後來熱誠學堂一度成為紹興光復會的活動基地。

除了熱心辦學，徐錫麟還親身參與了一場保衛大善寺的革命活動。那是1904年夏天，法國天主教會勾結紹興官府，私訂“契約”，企圖強佔大善寺改建為教堂，紹興百姓群情激憤，但“紹興名族士大夫皆怒，弗敢言”。徐錫麟得知這一消息時，正身患虐疾，臥病在自己開設的“特別書局”，但他不顧一切，躍身而起，身裹棉被，立即趕往大善寺，並沿途號召人們到大善寺集會抗議。“從大江橋至清道橋止之商號，全體起而響應”，人們紛紛擁向大善寺，清朝官府和法國傳教士見群情激憤，知眾怒難犯，不得不退縮了，大善寺才得以保全。

1904年底，長江下游第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團體——光復會成立，蔡元培任會長。徐錫麟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加入了光復會。他聯絡進步人士，發展會員，擴大了組織，使光復會成為浙江反清革命的領導核心。

為了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徐錫麟與陶成章等革命志士反覆討論，尋求良策，最後議定“捐官學習陸軍，謀握軍權”，“搗穴覆巢”之計。因為近視的原因，徐錫麟去日本軍校學習計劃受挫，只得改走“打入官場”之路，於是便通過表叔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撫，安徽巡撫恩銘曾是俞手下任職）捐得“道臺”銜。

1906年，徐錫麟赴安徽候任。恩銘一直對俞廉三執門生禮，讀過老師的信，就毫不遲疑地給這個通過“納捐”而獲得道員身份的徐錫麟在武備學堂安排了一個“會辦”的管理職位。達安慶後，徐錫麟在武備學堂會辦的崗位上賣力經營校務，以圖恩銘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邊暗中緊鑼密鼓地籌備起計劃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師俞廉三推薦而來，恩銘對他自是毫不懷疑，還很欣賞他的辦學成績。1907年初，徐錫麟如願以償地被恩銘提升為巡警學堂會辦兼巡警處會辦。巡警學堂對安徽省來說十分重要，負責這個學堂，不愁沒有機會接觸恩銘這個皖省頭號大員；另外，這個學堂的學生都是帶槍的，教育好了他們，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

1907年7月6日（農曆五月廿六），一場震驚中外的革命風暴爆發了。安徽巡警學堂的畢業典禮上，安徽巡撫恩銘在禮堂居中落座，藩、臬、學、道、府、縣各官員分坐兩旁。徐錫麟上前行禮，並大聲報告：“回大帥，今日有革命黨起事。”一旁的革命黨人陳伯平即上前向恩銘扔去一顆炸彈，未炸。徐錫麟隨即從靴統內拔出兩支手槍向恩銘射擊。一陣槍戰後，恩銘身中七槍而亡。徐錫麟率陳伯平、馬宗漢帶領起義學生，直奔撫署。途中遇敵阻擊，轉而前往安慶軍械所。由於起義倉促，準備不足，激戰四五小時後，寡不敵眾而失敗。

徐錫麟刺恩銘發生後，安慶司道等欲將他剖腹剜心以祭恩銘，聽說自己將被處以極刑時，徐錫麟毫無懼色，說：“今日之死，是我一人，以後還有千百個徐錫麟起來革命。殺我好了，但不可冤殺學生。”

1907年7月6日夜，在安慶撫院東轅門外刑場，幾個劊子手手執鐵錘，先把徐錫麟睪丸砸爛。這份痛楚，無可比擬。砸碎睪丸後，剖腹取出心臟。挖出的心臟先祭祀恩銘的“在天之靈”，然後，恩銘的衛兵們將這顆心臟炒熟下酒。

1907年7月6日（農曆五月廿六），一場震驚中外的革命風暴爆發了。安徽巡警學堂的畢業典禮上，安徽巡撫恩銘在禮堂居中落座，藩、臬、學、道、府、縣各官員分坐兩旁。徐錫麟上前行禮，並大聲報告：“回大帥，今日有革命黨起事。”一旁的革命黨人陳伯平即上前向恩銘扔去一顆炸彈，未炸。徐錫麟隨即從靴統內拔出兩支手槍向恩銘射擊。一陣槍戰後，恩銘身中七槍而亡。徐錫麟率陳伯平、馬宗漢帶領起義學生，直奔撫署。途中遇敵阻擊，轉而前往安慶軍械所。由於起義倉促，準備不足，激戰四五小時後，寡不敵眾而失敗。

徐錫麟刺恩銘發生後，安慶司道等欲將他剖腹剜心以祭恩銘，聽說自己將被處以極刑時，徐錫麟毫無懼色，說：“今日之死，是我一人，以後還有千百個徐錫麟起來革命。殺我好了，但不可冤殺學生。”

1907年7月6日夜，在安慶撫院東轅門外刑場，幾個劊子手手執鐵錘，先把徐錫麟睪丸砸爛。這份痛楚，無可比擬。砸碎睪丸後，剖腹取出心臟。挖出的心臟先祭祀恩銘的“在天之靈”，然後，恩銘的衛兵們將這顆心臟炒熟下酒。

徐乃錦：蔣經國上門提親的蔣家長媳

而遠在紹興的徐家，在事件發生之後還渾然不覺。直到徐錫麟被處死後的第二天，其弟去郵局寄包裹，有人從郵局傳信告知：不用寄了，徐錫麟已出事，徐家上下方知噩耗。連夜商討對策之後，徐錫麟的父親次日到官府請罪，被關押。直至官兵在家中搜出徐錫麟的父親給徐錫麟要脫離父子關係的信件，全家方才免遭殺戮。險遭滅族之災的徐家從此立下家規：凡我徐家子孫永不得從事政治，只求學問，會一技之長。並留下一副家訓對聯：“學乃身之寶，儒為席上珍”，並作為徐家晚輩起名的輩份字（名字中第二個字），代代傳承，不得忘懷。

在徐錫麟英勇就義時，他的獨子徐學文才一歲多。之後，徐學文與母親避難日本。直到辛亥革命後才回到故鄉紹興，其後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赴德國留學。1929年，徐學文留學德國，娶德國姑娘為妻。1946年抗戰勝利後到臺灣，任臺灣樟腦局局長，他為官清廉，為人內向耿直，頗為蔣經國欣賞。後生女兒徐乃錦，兒子徐乃強和徐乃達。

中學畢業後，徐乃錦先到德國學習德語，然後進入美國加州大學然後柏克萊分校攻讀心理學，取得碩士學位後，又進入華盛頓天主教大學進修戲劇。她精通中、英、德、法四國語言，為今後在“女青會”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蔣孝文與徐乃錦的少年時期，蔣徐兩家是鄰居，倆人兩小無猜。後來他倆又在美國舊金山求學相遇，並且相愛。在徐乃錦升大二時，他們決定結婚，徐乃錦從此正式加入了“第一家庭”，那年她才22歲。

但關於二人的成親，還有一段趣事。據說當孝文和徐乃錦的戀愛消息傳到國內，蔣經國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電蔣孝文，建議他好好珍惜，交往一段時間，不妨一邊成家，一邊唸書。不過，沒想到徐乃錦的家人反對這門婚事，認為蔣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給他很難保證將來不會鬧糾紛，女兒的終身幸福沒有保證。但徐乃錦堅持己見，她認為蔣孝文秉性不壞，只是脾氣急躁了些，所以才會惹出一些是非。為了阻止這門婚事徐家家長要徐乃錦休學回國，蔣、徐兩家為此一度鬧得有點僵。但是，蔣經國最後使出一個高招，使得徐家無法再反對。他輕車簡從，提了一籃水果，親自到徐家求親，使得徐家大為驚訝，認為這實在擔當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准許了這門婚事。

徐乃錦與蔣孝文成婚後不久即懷孕回國待產，生下女兒蔣友梅之後繼續赴美唸書，完成學業後，與蔣孝文雙雙回國。蔣孝文開始從政，蔣介石父子雖有恨鐵不成鋼之感，但栽培之心始終不死。為了讓蔣孝文取得行政和經濟管理方面的經驗，先後派他擔任了臺灣電力公司桃園區管理處處長、國民黨桃園縣黨部主任委員之職。徐乃錦則參加社會工作，夫妻甚為恩愛。但結了婚的孝文，個性並沒有因此穩定下來，反而染上酗酒的惡習，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惹出些事端。

1970年，蔣孝文因為宿醉導致血糖過低昏迷不醒，後來雖然急救甦醒過來，可是腦部因而受損，從此，蔣孝文的舉止有如四五歲的孩子。蔣孝文的突然生病，最傷心的還是比他小3歲的妻子徐乃錦。這是她畢生最大的打擊。

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徐乃錦最後決定留在丈夫的身邊，她說“否則我會一生不安”。為了這個決定，徐乃錦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往後的日子裡，愛情逐漸遠去，責任繼之而來。她不再依靠他，反而成為他的依靠，在蔣孝文18年的病榻生涯中，徐乃錦始終細心地呵護、照顧他。在她的努力下，蔣孝文的病情有了好轉，智力也開始恢復。蔣經國去世時，蔣孝文出現在父親的靈堂前，當時的模樣仍然不失健康。但是，兩年後命運之神再次給徐乃錦以重創，蔣孝文還是因喉癌不治而去世。

在照顧蔣孝文之外，徐乃錦將自己的很多精力投入到社會活動中。24歲時她就加入了“臺北女青年會”，數度代表“女青會”參加國際會議，為發展中國家捐助錢糧。在她的領導下，“女青會”不僅越來越壯大，她自己還競選連任了由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組成的“世界女青年會”執行委員。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蔣家媳婦不能工作的規矩自動取消，同時蔣孝文龐大的醫藥費也須自籌，所以徐乃錦從此開始正式扮演一個職業婦女的角色，自食其力。她辭去了“女青會”會長職務，轉任理事長，然後與朋友合辦“公元投資信託公司”。至此，身為蔣家長媳的她經常成為蔣家對外的代表。

2005年8月20日，徐乃錦因病在臺北逝世，享年68歲。

徐乃達：闊別40年後終回大陸

對於徐家在臺灣的生活，徐乃錦的弟弟徐乃達回憶說：1949年之後直到1989年，我們全家就再也沒有回到大陸，在臺灣也不再跟辛亥革命元老們聯繫。到了臺灣，我父親擔任了臺灣樟腦局局長，樟腦局不久解散，我父親就失業了。

蔣經國來我家提親的時候，我父親正好是失業在家。當時我們住的是日本人造的獨棟房屋，政府當時希望我們搬走，電話是公家配的也早已撤走，所以蔣經國來我家的時候問，你們家電話是幾號？我們很不好意思地說，因為沒有工作了，電話已經被政府撤走了。蔣經國就馬上把他辦公室的電話遷到我家，所以我家的電話號碼直到我二三十歲一直屬於“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官邸”，所以電話費都不用交。自那以後，房子也沒被收走，因為關係不一樣了。當然換成現在，就不行了。

1989年，徐乃達陪父親第一次回到大陸，第一站是杭州老家，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親掉眼淚，之後，從2002年起，他開始在上海長住，家人也住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