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解讀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傳習錄》

我們的人生很短暫,在這短暫的一生中,我們要解決愛情、婚姻、家庭、友誼、事業等諸多問題。在解決這些人生問題時,沒有人不走彎路,問題是,有的人最終走上了陽光大道,而有的人卻永遠陷在這些問題裡,愁腸百結。

在王陽明看來,人生在世,有兩個問題最重要:一是獨立精神,一是坦蕩蕩的幸福感。在今天,很少有人二者兼備,甚至有人二者全無。

問題出在哪裡?

錢穆:解讀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傳習錄》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

王陽明說,人為了生存,難免要追求一些能使自己感到安全的東西,諸如金錢、名利、地位。不過,有的人在“良知”的指導下追尋這些,或者說,他們只是在追尋我們本身固有的良知,而有的人卻是在一門心思追求那些外物。

在王陽明看來,追逐外物,就像是一位君王想要個國防部部長,但他不下令委任,卻要自己去擔任一樣。當別的部門缺人時,他又跑到別的位置去坐著。君王就是我們的內心,如果我們的內心永遠盯著那些外物,必然會累得死去活來。

王陽明說,閉上眼睛,什麼都不想,這個世界所有的一切就會和你一起沉寂,也就是說,你的態度決定世界!

心學的最大妙處在於:我們可以在身心幸福的情況下追逐外物,前提是我們要有“致良知”的思想認識。所謂“致良知”,就是在做事或思考時,用良知來指導自己。也就是說,用我們那並沒有喪失本體的心來指導我們去做事、思考。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王陽明的心學不僅是身心靈脩行的法寶,還是治療我們人生問題的靈丹妙藥。

錢穆列出讀《傳習錄》七點大綱:

(1)良知、(2)知行合一、(3)致良知、(4)誠意、(5)謹獨、(6)立志和、(7)事上磨鍊。

1、良知

講及王學,最先聯想到的是“良知”,“良知”到底是一件什麼東西呢?

《傳習錄》上說:知善知惡是良知。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只從人心上發,除卻人心,便不見天理。那個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

人心真誠惻怛地求生,那生便是天理。一切助長生者都是善,一切摧生者都是惡。

人心真誠惻怛地求愛,那愛便是天理。一切助長愛者都是善,一切摧愛者都是惡。

那一番求生、求愛的心,以自然明覺而發見,那便是良知,良知便是自然明覺,所以明覺的則稱天理。若舍掉良知,又何從見天理?何從別善惡?

《傳習錄》上還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所以說: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如此說來,人心即是天理。人心自然能明覺此天理。

2、知行合一

講王學,除良知外,要說的就是“知行合一”了。

陽明說,《大學》中指出個真知行給人看。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看到美色屬知,喜好美色屬行。只要看到美色之時,心中就已經愛好了。並不是看到後又另外立一個心去愛好。聞到難聞的氣味屬於知,厭惡難聞的氣味屬於行。只要聞到那難聞的氣味時,厭惡之心就已經有了,並不是聞到後又另外立一個心去厭惡。如鼻子塞住的人雖然看到了難聞的東西在眼前,但由於鼻子聞不到,也就不很厭惡。也只是他不曾知(聞到)難聞的氣味。

就像說某人知道孝順父母,知道敬愛兄長,必定是這個人已經在行為上表現過孝順父母、敬愛兄長了,才可以說他知道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難不成只是懂得說一些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話,便可以稱為知道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又比如知道痛,必定是自己已經痛了才知道痛;知道寒冷,必定是自己已經遭受了寒冷了;知道飢餓,必定是自己已經歷過飢餓了,知與行怎麼能分得開?

這就是知行的本來面目,不曾有自我的私慾所隔斷的。聖人教導人,必定要如此,才可以稱之為知,不然的話,只是不曾知。這裡是何等緊要切實的功夫啊!如今卻非要固執的說知行要分為兩個是什麼用意?而我又說知行是一件事,又是什麼用意呢?如果不懂得立言的主旨,只管說什麼一個兩個,又有什麼用?

這是陽明論“知行合一”最剴切的一番話。原來知行在本體上本是合一的,知行之不合一,只為有私慾隔了。要恢復那不曾被私慾隔斷的本體,便是朱子所注《大學》上說的: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

陽明又說: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

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又說: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

此處所說的“精”與“一”,便是上文講的“純”,便是不曾被私慾隔斷的心體,那心體的流露便叫天理。只是一段自然的流露,而人們強把這說成知、行兩字,所以陽明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講王學的人,只要真認識那些隔斷本體的私慾,自然能領會得到他所說的“知行合一”的本體。

3、致良知

講王學,第三個要讓人想到的便是“致良知”。 “致良知”即是“徹根徹底不使一念不善潛伏胸中”的方法。

陽明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原來“致知”只是要此心不為私慾私意所阻礙,只是“要此心純是天理”。

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

“理之發見處”,即所謂“良知”。

爾哪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要不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裡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

要明得陽明所謂的“良知” 。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須得牢記陽明所謂的“精一”和“純”,又須得牢記陽明所謂的“一則誠”之“誠”。所以,講王學的良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便不得不講王學裡所謂的“誠意”和“立誠”。

4、誠 意

陽明說:“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

又云: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慾之萌,真是紅壚,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

他又說: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

陽明常用“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指點知行的本體,可見知行本體實只是一個“誠”字,誠意之極,知行自見合一,便是真能好惡的良知。

陽明自己說: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誠意來說,正是學問大頭腦處。

5、謹 獨

陽明講“誠意”又講“謹獨”。

王陽明是心學的創始人,他的“謹獨”也就是他的致良知思想,也即知善知惡,為善去惡,知行合一。慎獨是在《大學》《中庸》中最早提出的,是指古代的一種修養方法,也即即使只有自己一個人在的地方也要注重自己的行為,嚴於自律,注重道德修養。二者共同處在於強調自身的自律性,是道德修養的重要方法。

曾國藩在臨終之時,曾經留下一篇遺囑,以教導自己的後輩,其中一共列了四條,第一條就提到了 “慎獨 ”,我們看下原文: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養心之難,又在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在這裡,曾國藩先生將 “慎獨 ”定位為 “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其重視程度之高,發人深省。曾國藩是從 “人無一內愧之事 ”的角度來看待 “慎獨 ”的,只有 “內省不疚 ”,才能讓 “此心常快足寬平 ”。

所謂的生命歷程,實質上不過是心的體驗歷程,能有一種準則可以將此心安置在一種 “常快足寬平 ”的境地,這種準則足以成為一生遵守不渝的圭臬,這個圭臬正是 “慎獨 ”。

陽明先生對 “慎獨 ”的解釋,他首先認為,人無論是密室獨處,還是處於鬧市通衢,你心中的 “知 ”都是你自己的 “獨知 ”,並不是說你處於熱鬧的境地,就可以有別人來代替你去 “知 ”。

點破這一層,才能顯現出個體的 “知 ”的獨立性和可貴性,換用一種詩性的語言來描述,每一個人的心靈都是孤獨而高貴的,因為每一個心靈都主宰著一個生命在這個世界上的坐止起息,而每一個人的生命在這個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

不過語言說得再精巧華美,也不如讓人反躬自省到自己內心上來得切實,如果我們肯靜下細思,會領悟到陽明這裡所表達的意思,社會的禮俗,外在的規章制度,充其量可以限制約束人的外在行為,但是你內心真正的意念,只有你自己知道,人在面對自己心中的念頭時,真的是掩無可掩,逃無可逃,避無可必,而 “慎獨 ”所 “慎 ”的正是這個自己獨知獨見的心中意念。

人只要是在清醒的狀態,心中就會持續不斷產生意念。人的這種心體狀態,很像那些流淌不息的河流,前念剛滅,後念又生,心中斷然不會有什麼真空期,這種景況,空說無用,大家還是自己體驗一下自己的心體。看能否做到在清醒時保持心中什麼念頭都沒有。

“戒懼 ”就是在心中念頭升騰之時,上前去幫持一把的那個功夫,他雖然也可以被稱之為念,但是他更像是足球場上的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主要工作是不斷地吹哨舉旗以規範心中念頭,保證心念升起之時不要犯規,缺失了這個公正的裁判員,心中的念頭不是踢假球(流於自欺),就是故意犯規(流於惡念)。

6、立志

陽明講誠意、謹獨,又講“立志”。

他說: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

又說: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他又說: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有人問怎樣立志。

陽明先生說:“只要念念不忘存天理,就是立志。能時刻不忘存天理,日子一久,心自然會在天理上凝聚,這就象道家所說的‘結聖胎’。天理的意念常存,能慢慢達到孟子講的美、大、聖、神境界,也只是從這一意念存養擴充延伸而達到的。”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如樹之根牙。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

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功夫。

他又說: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

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講王學的人,只要先辨一個真切為善之志,專一在此,更無別念掛帶,便是良知栽根處。從此戒慎恐懼,從謹其獨知處下手。別人不知,只我自知處,是謂獨知。若能從獨知處下工夫,時間久了,自能見意誠境界。意誠了,自然就能認識“知行合一”的本體。識得此體,自然能領悟到自己的良知。

7、事上磨鍊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

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

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這樣說來,既不偏在心,也不偏在物,他在心、物之間特別指點出一個“感應”來,這是王學超過朱、陸之處。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 “天下無心外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關?”先生曰: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陽明晚年講學,特地要說一個“必有事焉”,惟其有事,乃有心與物可見。看便是一事,只因此一看,便見此心和巖中花樹同時分明;若無此一看,則此花與心同歸於寂,何嘗是說舍卻視聽聲色事物感應獨自存在了這一個心?

陽明只說心無無念時,天機不息;除非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如何能不聞不見;只待聞與見,此心與外物便同時分明。

故說“心無內外”,只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這是王學折衷朱、陸,打通心物內外兩端的精神所在,這裡才見得是陽明精一之訓。陽明平素教人,只指出天理、人慾的分別,不主張有內心、外物的分別,這是王學的高明處。

現在再看陽明所謂的在“事上磨鍊”,究竟是指的什麼。傳習錄又有陸澄問一條:

陸澄曾經就陸九淵關於在人情事變上下功夫的現點請教於陽明先生。

陽明先生說:“除了人情事變,再沒有其他的事情。喜怒哀樂,難道不是人情嗎?從視、聽、言、動到富貴、貧賤、患難、生死,都是事變。事變也只是包含在人情中,其關鍵只在於‘致中和’,‘致中和’又只在於‘謹獨’。”

據此可見陽明所謂的“事上磨鍊”,也只是磨鍊自己一心的喜怒哀樂。換一句話說,便是磨鍊自己良知的感應,便是磨鍊此知行合一之本體。陸澄又接著說: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

這段把“事上磨鍊”指點得更親切。我們若捉住此等教訓,何至再有所謂“現成的良知”。講王學的人,只不要忘了龍場驛的憂危和徵濠後的讒譏交作,便自明得先生這裡所謂“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的意義和來歷。先生又說:

“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隻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原來,陽明所謂“事上磨鍊”,還在一個“存天理,去人慾”,叫自己的喜怒哀樂恰到好處,不要過分。這便是所謂“中和”的地位,便是陽明所謂的“心體”。

但是“心體”如何識得,如何呈露呢?陸澄又有下面一段的問答。

陸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思,固然是私慾,像閒思雜慮,為什麼也叫私慾呢?”

陽明先生說:“閒思雜慮畢竟也是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產生起來的,只要自己尋找它們的根源就可以發現。就像你心中肯定知道沒有做搶劫偷盜勾當的念頭,為什麼呢?

因為你原本就沒有這種念想。你要是對於貨、色、名、利等念頭,全部像不做搶劫偷盜勾當的決心一樣堅定,都消滅了,只剩下清清靜靜的心的本體,看一下還有什麼閒思雜慮?這就是所謂的‘寂然不動’,就是‘未發之中’,就是‘廓然大公’。自然會‘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如是則要心體呈露,還是免不掉一番洗伐克治的功夫,所以陽明說: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個“必有事焉”,只是個“存天理,去人慾”,只是要自己的喜怒哀樂,有一個未發之中和發而中節之和。這是陽明所謂的“事上磨鍊”。

我們若能明白他所謂的“事上磨鍊”,也便能明白他所謂的立志,謹獨,誠意,和致良知;同時也能明白他所謂的良知和知行原自合一的本體。

以上七點,總算把王學大綱,約略寫出了一個大概。

陽明那主張一元論的傾向,和那折中融會的精神,及其確切明顯的宗旨,都可以窺見王學的一斑。尤其是在他重“行”這一點上,不僅能顯示出他的為學精神,其學說的全部組織,也集中在這一面。

所以陽明說: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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