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史學，王國維、顧頡剛是開山之人和奠基者。

之後，湧現了一批著名的史學家，皆有影響不小的中國史著作問世。之前，已用若干文章介紹過。關於新史學，有一個人不能遺漏，這就是趙元任、錢穆都師從過的史學家呂思勉和他的中國史著作。

顧頡剛在194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中說——

編著中國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為變相的《鋼鑑輯覽》或《鋼鑑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及呂思勉先生出，有鑑於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

顧頡剛對呂思勉及其著作，評價極其之高。他的《古史辨》分量最重的第七冊，絕大部分工作，由呂思勉為之。因此，唯此冊編著者署名是顧頡剛、呂思勉二人。

呂思勉，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等。1884年生於江蘇常州陽湖。

其祖上世代為官。先祖呂宮，為清代常州第一狀元，《清史稿》中有傳。祖父呂懋先，曾任江西奉新縣知事。父親呂德驥當的官最小，做過江浦的縣學教諭，相當於縣教委主任，正八品，和縣丞一個級別。

到了呂思勉這代，家境已大不如前。他6歲時從同鄉薛念辛讀書，8歲始讀古代史籍。後無力延師，隨父母及姐姐學習。15歲時，考入陽湖縣學，就是成了秀才。16歲，對古史興趣大增，開始自學。到23歲，已讀遍二十四史，並決定以史學為業。

20歲那年，呂思勉赴金陵參加“鄉試”，就是考舉人的省級科考，未中。他好像對考試很不認真，卻十分迷戀下棋。一個考生要考幾場，期間，呂思勉曾為數人當“槍手”，代寫考卷若干。大概隨著清朝氣數已盡，考場看管也形同虛設了。

再後來，呂思勉父母先後去世。全家生活皆靠他一人支撐。於是自22歲起，便開始了延續一生的教書、著述生涯，在書局短期當編輯除外。

他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科學校、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後來的東北大學）、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專修科任教。然後任過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編輯。1926年起，任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教授、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後，光華大學遷川，呂思勉於1941年攜眷歸鄉，閉戶著書。抗戰勝利後，重返光華大學。

1949年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一級教授，是全學校唯二的一級教授之一。任上海歷史學會理事、江蘇省政協委員。1957年病逝。

《白話本國史》

1923年，呂思勉根據自己多年的教學講稿，寫成了中國第一部白話本通史——《白話本國史》，為當時最完整的通史著作。當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全書60萬字，分四冊，自遠古時代講起，至民國十一年（1922）止。此書一經刊出，立即受到熱烈歡迎。僅在1933-1935年兩年間，就重版四次，是二三十年代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並被若干大學作為教材。

在呂思勉此書出版之前，當時中國的市面上，只有日本人那珂通世寫的《支那通史》、曾鯤化的《中國歷史》、劉師培的《中古歷史教科書》，還有前文介紹過的夏曾佑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那珂通世的書，為日本讀者所寫，只到南宋，很符合“崖山之後無華夏”的觀點。劉師培寫到西周。夏曾佑寫到隋。皆不完整。

呂書不僅敘史完整，且關鍵於內容、體例、白話等等，全都新穎。

關於此書的寫作目的和方法，作者說——

我很想做一部新史鈔，把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事情，鈔出來給大家看看，其原因如下:

中國歷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覽，很不容易。專看其一部分，則知識偏而不全。……近來所出的書，簡是很簡的了，但又有兩種毛病：（1）其所謂簡，是在全部歷史裡頭，隨意摘取幾條，並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關緊要的。（2）措詞的時候，隨意下筆，不但把自己主觀羼入，失掉古代事實的真相；甚至錯誤到全不可據。

因有這種原因，所以我想做部書，把中國的歷史，就個人眼光所及，認認真真的，將他緊要之處摘出來；而再用極謹嚴的法子，都把原文鈔錄，有刪節而無改易。自己的意見，只註明於後。……

我這一部書，和以前出版的書，重要的異點如下:

（一）頗有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精神。其中上古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書，都沒有用這種研究法的。此外特別的考據，特別的議論，也還有數十百條。即如中國的各種民族，例如南族，近人所通稱為高地族的，似乎自此以前，也沒有像我這麼分析得清楚的。

（二）讀書自然不重在呆記事實，而重在得一種方法。我這部書，除掉出於愚見的考據議論外，所引他人的考據議論，也都足以開示門徑；可稱是研究史學的人必要的一種常識。

（三）這一部書，卷帙雖然不多；然關於參考的書，我都切實指出，且多指明篇名卷第；……且不啻替要想讀書的人，親切指示門徑。

（四）現在讀史，自然和從前眼光不同；總得在社會進化方面著想。但是隨意摘取幾條事實,甚且是在不可據的書上摘的，毫無條理系統，再加上些憑虛臆度之詞，硬說是社會進化的現象，卻實在不敢贊成。我這部書，似乎也沒這種毛病。

呂思勉此書，把中國歷史劃分為六個時期——

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漢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亂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東漸至清朝滅亡；現代：辛亥革命以後。

他在《緒論》裡，講述了他的社會進化歷史觀——

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常動不息的，都是變遷不已的，進化又有其因果關係，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預測它的結果，進而可以謀改良補救。作為歷史的社會現象也是宇宙現象之一，它的變遷，也脫不了“因果關係”，因而，歷史之學，就是要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係者，這是應該在讀史之前預先知道的第一要義。

他認為，春秋戰國是社會經濟、階級關係大變遷的時期，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後社會變革的一大界限。而秦漢以後直到清朝海禁大開之前，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沒有根本性的變化，長期處於停滯狀態而不能前進，其根本的原因是由於生產方式和生產的社會組織始終沒有根本的變化。

這些觀點，被稱為是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中抓住關鍵的創新見解，對以後的史學界有著深遠的影響。

黃仁宇半個世紀後寫的《中國大歷史》，其理論基點，竟然與呂思勉如出一轍。

難能可貴的是，此書十分強調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在各個歷史時期，都闢有專門章節,講述“漢族以外諸族”或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對同時期少數民族的王國，亦稱之為“朝”。如“宋遼金元四朝的政治與社會”，即將宋遼金元同列一章。

這不僅表現了民族觀上的大度，更是體現了全新的歷史觀。此見解，亦對後人有重大影響。

這部書，在編撰體例、行文註釋、參考書目、記年記地等各方面，均顯新穎，不落俗套。

此書出版後，呂思勉接著出版了《更新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新學制高中本國史教科書》（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等歷史教材。

《呂著中國通史》

抗日戰爭爆發後，光華大學西遷。這段時間裡，呂思勉完成了他的另一部中國史著作——《呂氏中國通史》。顧頡剛所評價的，即是這部書。解放後重版時，書名中去掉了“呂氏”二字。

這部著作，是作者根據在大學講堂上多年講課的講義，增刪而寫成的；也是為了大學文科學生們自學提供一個讀本。

他認為，大學生，尤其是大學文科的學生，在中學學習歷史的基礎上，需要增加各方面有系統有條理的歷史知識，以適應進一步的鑽研的需要。而現今流行的各種通史著作，雖然在敘述歷代治亂興衰的過程中，介紹了一些典章制度，但缺乏系統，不夠連貫，使初學者摸不著頭腦，也不能形成系統的歷史知識。因此，他的這部中國通史，不採用一般的通史體例，而是分成上下冊——上冊專門系統地講述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則分章按歷史順序有條理地講述朝代歷史變革。

他在上冊中，分了婚煙、族制、政體、階級、財產、官制、選舉、賦稅、兵制、刑法、實業、貨幣、衣食、住行、教育、語文、學術、宗教等十八大類，即包括社會生活和文化的主要方面，又不遺漏社會政治方面的內容，同時也避免了與中學以下的本國史教學相重複。

呂思勉說，他編寫此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從歷史中總結出一些的經驗，可以用來指導現實的行動。他說，中國曆代的社會改革思潮有兩種，一種是儒家的主張，希望通過社會改革，達到“大同”，進入“太平世”，其具體的措施是恢復井田，平均地權；另一種是法家的主張，採取節制資本，鹽鐵官營，控制民間商業借貨的辦法。但這兩種主張都沒有能夠取得改革社會的成效。歷史的經驗啟示，中國今日的社會改革，應著重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社會經濟的改革尤以農業為首要，農業生產雖然已由粗耕型進入到精耕型，但土地私有和小農制的存在，阻礙了我國農業的進步。

黃仁宇在他的《中國大歷史》書中，表達的是同樣的判斷。

呂思勉認為，中國農業的唯一出路是推行大農制，改變生產方式，推行機械耕作。

政治制度上，他認為，應該發揚我國古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深入人心，相信自古以來的“旁薄鬱積的民主思想”，必將待時勢的來到而見之於行動。

非常有意思的是，《呂著中國通史》最後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國》裡，他認為，中國必然走向社會主義，必然走向民主政治。他還用“大器晚成”這句成語來預祝中國的前途光明。他說——

中國既處於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惡勢力，決無可以自存之理。……我們現在所處的境界,誠極沉悶，卻不可無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豈有數萬萬人的大族，數千年的大國、古國,沒有前途之理？

這部書的下冊，截稿於1941年“九・一八”當日。他在書中引了梁啟超翻譯的英國詩人拜倫的詩，作為全書的結語——

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嬌。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

馬拉頓前啊！山容縹渺。馬拉頓後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跳。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

現在讀起來，會覺得這詩翻譯得不免“好笑”。但這是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時候”的1941年啊！日寇已經侵佔了大半個中國。民族危亡之際，更顯出呂思勉這個最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拳拳愛國之心；堅韌不拔、愈挫愈勇之民族氣概。

《呂著中國通史》的上冊，1941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下冊於1944年初版。1992年8月,《昌著中國通史》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新版，更名為《中國通史》。1997年3月，又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2016年，又有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

以上兩部中國史著作，皆為中國新史學的重要成果。

1941年，上海開明書店還出版了呂思勉的《先秦史》。這是他六部斷代史計劃的第一部。此書仍然延續了編排獨特、史料詳實、史觀新穎等特點。所不足的是，第一，因為抗日戰爭，資料查詢十分困難，書中沒有收入甲骨文及田野考古的最新成就；第二，以文言文寫就，增加了閱讀困難。後來，直到建國後，呂思勉又完成了《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斷代史著作。並彙編了《呂思勉史學論著》和《誠之詩稿》等。

著名史學家嚴耕望說：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先生。呂思勉的兩個學生趙元任和錢穆，晚年時各自回憶起當年的老師，也都充滿景仰和懷念之情。

呂思勉一生兢兢業業，其實就可用“本分”兩個字概括——做人本分，從不攀附權貴、沽名釣譽；做學問本分，從不人云亦云、知一説十。自己掌握的知識，不管是對學生還是對社會，從來都是傾囊相授、慷慨無私。

他有一段話說得非常之好：

真正的學者，乃是社會的、國家的，乃至全人類的寶物，而亦即是祥瑞。我願世之有志於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如何則可為真正的學者？絕去名利之念而已。顯以為名者，或陰以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種利，所以簡言之，還只是個利字。不誠無物；種瓜不會得豆，種豆不會得瓜；自利， 從來未聞成為一種學問，志在自利，就是志於非學，志於非學，而欲成為學者，豈非種瓜而欲得豆，種豆而欲得瓜？不誠安得有物？然則學問欲求又成，亦在嚴義利之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