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柏泉人！武漢籍著名哲學家張世英自傳。

張 世 英 自 傳

張世英先生

我 1921年 5月出生於武漢市東西湖區的柏泉鄉。解放前，柏泉鄉是一個小島，四面環水，難與外界相通，我從小就聽父親說，這塊地方是世外桃源。我祖父是鄉間裁縫工，父親張石渠靠借債讀書，畢業於武昌高等師範，在武漢市中小學任教，他經常教育我，生長在柏泉這塊土地上，就要像松柏一樣有歲寒後凋的精神。

柏泉茅廟集

我九歲前在鄉間私塾唸書，父親寒暑假回家，教我背誦《論語》、《孟子》和《古文觀止》。《桃花源記》是我背誦得最熟的名篇之一，父親在我面前總愛稱道陶淵明“不慕榮利”，“不為五斗米折腰”。柏泉鄉的地理環境和父親對我的教育，給我後來的清高思想和喜愛道家的思想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我九歲時隨父親到漢口唸小學，唸到高中二年級時，文理分班，我選了理科班。原因是：一、在舊社會裡學理工科的比較容易找職業；二、學理工可少與人打交道，很顯然，這與我一貫的清高思想密切相關。

1941年春，我獲湖北省高中畢業生會考第一名，但因曾罵過一個三青團員“只會胡鬧，連最簡單的幾何題也不會做”，被列入黑名單。進步同學暗中通知了我，就在會考結束的次日，我們十幾個人星夜逃離位於鄂西山區的母校，到了重慶。這時，我開始思索，為什麼像我這樣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也會被列入黑名單？我的同班同學有幾位都是班上的佼佼者，為人正直，為什麼被捕入獄？從那以後，我開始萌發了一點研究社會、改造社會的意願。

1941年秋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時，我選擇了經濟系，以為學經濟是濟世救民之道。可以說，從想學理科到學經濟是我志願上的第一次轉變。西南聯大文科各系都把哲學概論列為公共必修課。我選修了賀麟先生講授的哲學概論。賀先生在課堂上曾講到池塘裡的荷花出汙泥而不染，乃是真正的清高，也是辯證法。賀先生的課似乎給我的清高思想提供了一個哲學上的說明。學了哲學概論之後，我覺得哲學比起其他人文學科來，更能直接接觸人的靈魂，而且哲學似乎也更適合我一向愛沉思默想的性格。就在這樣一個主要思想支配下，我於1943年轉人哲學系，走上了哲學之路。從學經濟到學哲學，是我志願上的又一次轉變。在哲學的海洋裡，我如飢似渴地吸收能夠學到的一切：經驗論、唯理論、大陸哲學、分析哲學……由於賀先生的影響，最吸引我的還是黑格爾哲學和新黑格爾主義，我的大學畢業論文題目是“新黑格爾主義者布拉德雷的哲學思想”。聯大畢業後，我被保送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後因家境貧寒，終於放棄了做研究生的願望。

柏泉的自然風光

畢業後，相繼在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曾經開設的課程有：形式邏輯、馬列主義哲學史、列寧的《哲學筆記》、西方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原著選讀、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批判、黑格爾哲學、黑格爾的邏輯學、康德黑格爾哲學、新黑格爾主義、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曾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天津高等院校講師助教聯合會主席、北京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湖北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現為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西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全國高等院校西方哲學學科重點學術帶頭人、國際“哲學系統”研究會會員、英國劍橋國際傳記研究中心名譽顧問、《德國哲學論叢》主編。

我的哲學研究大體上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此間我比較集中地從事了西方哲學史特別是黑格爾哲學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關這方面的專著和論文。在這一時期，主要是1958至1966年，曾負責《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的全面編輯工作，兼西方哲學方面的審稿工作。第二個時期是1979年以後特別是80年代中期至今，此間我除了繼續西方哲學史和黑格爾哲學研究外，著重從中西古今的比較研究入手，試圖梳理出中西哲學各自的發展線索和二者的結合點，為未來的中國哲學和理想人格尋找一種可以選擇的方向。

在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方面，我的重點有二：一是對西方哲學發展線索的研究。我認為在西方哲學史上，從中世紀到現代，人權和人的自由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大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人的個體性和自由本質受神權的壓制，文藝復興把人權從神權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在第二個階段，人的個體性和自由本質被放到了超感性的、抽象的本質世界之中，從而受到舊形而上學壓制；第三個階段即黑格爾以後的現當代西方哲學，人的個體性和自由本質逐漸從彼岸世界和超驗的抽象世界中解放出來而被放在現實具體的生活世界之中，人逐漸成了具有知、情、意的活生生的人。這是一個更能伸張人性、更能體現人的自由本質的階段。另一個研究重點是對德國哲學特別是康德黑格爾哲學的研究。我係統研究了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絕大部分。我的《論黑格爾邏輯學》和《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被認為是中國“系統論述”黑格爾哲學體系中這兩個部分的“第一部專著”（見《論黑格爾的邏輯學》日譯本譯者序言及 1987年《中國哲學年鑑》等）除此之外，我還著有《論黑格爾哲學》、《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述評》、《黑格爾（小邏輯）譯註》，還主編了《黑格爾辭典》。我認為，黑格爾的精神哲學是其全部哲學體系的最高峰，黑格爾哲學是關於人的哲學，精神哲學部分應比他的邏輯學部分受到更大的重視。

建國以後，大批中青年學者都曾讀過我論黑格爾哲學的著作。1987年 9月我出席第 14屆德國哲學大會，大會主席馬爾誇教授在開幕式上曾特意介紹我是“中國著名的黑格爾專家”；1986年 10月在瑞士盧策恩舉行的國際哲學討論會上，主持人格洛伊教授也介紹我為“中國著名黑格爾專家”。

隨著形勢的推移，也由於個人研究範圍的拓寬，我近十多年來著重從西方現當代哲學的視角審視黑格爾哲學，認為黑格爾是西方舊形而上學傳統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哲學歸根結底壓抑了人的個性、具體性和自由本質。我跳出了黑格爾哲學乃至德國古典哲學的範圍，把研究重點指向了反映具體人性的現當代西方哲學家。近些年來，我最喜愛和研究最多的是尼采、狄爾泰、海德格爾、伽達默爾。

在研究西方現當代哲學及其對舊的“主體性哲學”的批判的同時，我感到歐洲大陸的現當代人文主義思潮雖與中國古代哲學大不相同，但又有某種相通之處，或者說中國古代哲學閃現了西方現當代哲學的某些火花。我著重把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都放在整個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去評價其地位、作用和意義，試圖通過中西哲學，找出中國哲學以至哲學本身的出路，為中國人也為人本身尋找“安身立命”之所。

我認為古希臘早期哲學不分主體與客體，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就是強調人與存在的“契合”（Ｅntsptechen）,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就是“以東方式的精神物與自然物的實體性合一為基礎”，有某種類似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之處。

由智者作準備，由柏拉圖加以實現的哲學觀點，是西方哲學史的一個轉折點。自柏拉圖開始，哲學主要不再是講人與存在的“契合”或精神的東西與自然的東西的“實體性合一”，而是把存在當做人所渴望的一種外在之物來加以追求。柏拉圖哲學可以說開了西方“主體——客體”式之先河。但真正意義的“主體——客體”式是由笛卡爾開創的近代哲學之事。此種思維模式在西方又“subject－object dichotomy”我把它譯作“主客二分”，亦即“主體——客體”式，或稱“主客關係”。它不僅指主客之間的分點。它不僅指主客之間的分離、對立，而且包括通過認識而達到的主客統一。“主體——客體”的思維模式，其要旨就是認為主體（人）與客體（外部世界）原來是．

外在的，通過主體對客體的認識而利用和征服客體，以達到主客的對立統一。黑格爾是西方近代“主體——客體”式的“主體性哲學”之集大成者。西方現當代哲學家如尼采、狄爾泰、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人都不滿意這種“主體——客體”式，他們認為哲學與人生不只是在主體與客體之間搭上認識的橋樑而已，有的哲學家把“主——客”式貶稱為“主客橋樑型”。他們認為人的現實的生活世界是作為知、情、意（包括下意識和本能在內）相結合的人與物交融在一起的活生生的整體，此種整體不同於“主——客”式思維所追求的對立統一體，所以上述西方現當代哲學家，還有一些哲學神學家，都強調不分主客或超越主客，對“主體”概念大加批判。

張世英在北大

中國傳統哲學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但天人合一佔統治地位。天人合一不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它缺乏主體與客體的劃界，也缺乏在二者之間進一步搭上認識之橋的思想（當然，這並不排斥有些以主張天人合一為主的哲學家中包含了某些“主——客”式的思想成分人明清之際以後，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主——客”式的思想成分逐漸抬頭，傳統的天人合一遭到批評。19世紀末 20世紀初的一批先進思想家譚嗣同、梁啟超等人不斷地向西方尋求真理：或明確提出區分“我”與“非我”，實即區分主客；或大力介紹西方自笛卡爾以來的“主——客”式和“主體性哲學”。孫中山的精神物質二元論更明顯地是西方主客二分的思想。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兩口號，從哲學上講，實可歸結為對西方“主——客”式和“主體性哲學”的追求，因為“主——客”式和“主體性哲學”正是強調作為主體的人對客體（包括自然和封建統治者）的支配權和獨立自主性。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可以說就是向西方近代學習和召喚“主體性”的歷史。只可惜我們的步伐走得太曲折、太緩慢了，直到80年代初才公開明確地提出和討論“主體性”問題。而當我們正熱烈討論新鮮的“主體性”問題之時，西方現當代人文主義思潮的哲學家們，例如上述的尼采、海德格爾等人卻早已熱衷於批判過時的“主體性哲學”和“主——客”式，甚至過激地提出“主體已經死亡”的口號，他們大多強調不分主體和客體，提倡一種有些類似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基本上是一種前“主——客”式、前主體性的思想，缺乏酉方原來意義的主體性，不利於科學與民主的發展，而西方現當代的上述哲學思想則已經超越了“主——客”式，超越了“主體性哲學。”

我們當然不需要亦步亦趨地追隨西方，先花幾百年的時間補完“主——客”式和“主體性哲學”之課，再走批判和超越主客式的道路，我們應該把中西哲學結合為一。我們可以利用、吸取和發揚中國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優點，例如它給我們提供某種高遠的境界，但我們所需要提倡的境界不是前“主——客”式的，而是既包含又超越“主——客”式的。我國亟需發展科學與民主，那種貶斥“主——客”式和“主體性哲學”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應該正視“主——客”式和“主體性哲學”的弊端，不能停留在此階段。我主張提倡一種超主客關係（不是拋棄主客關係）的理想人格和哲學原則。我還著重批評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說中一般把封建道德原則客觀化、神聖化、絕對化為“天理”的舊思想，主張把人從永恆的抽象的“天理”中解放出來，使其還原為現實的、具體的人。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我的近作《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之中，此書有好些章，在先前以單篇論文形式發表時，得到《新華文摘》和其他報刊的全文轉載或摘要轉載。我常常把某些現當代德國哲學家和中國的道家、陶淵明相聯繫，似乎又回到了我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個性和思想愛好。從黑格爾研究們向尼采、海德格爾、道家和陶淵明，恍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西方哲學史由舊的主客關係到現當代的主客不分或個主客融合的轉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由“在場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 of presence）到在場與不在場相結合的思想的轉向。主客關係的思維模式要求主體通過認識達到客體的本質概念或普遍性、同一性，認為哲學的最高任務就是從感性中直接的東西上升到理解中的東西，從而以“永恆在場的”本質概念或同一性為萬事萬物之根底，這種哲學觀點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世界，哲學變得遠離現實，蒼白乏味。現當代的人文主義思潮的哲學家如胡塞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德里達等人不滿足於這種“在場形而上學”，轉而強調構成事物的背後的隱蔽方面的重要性，強調把在場的具體的東西與不在場的然而同樣具體的東西結合為一個無盡的整體，認為這才是人實際生活於其中、實踐於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於是，舊形而上學所崇尚的抽象性被代之以人的現實性，純理論性被代之以實踐性（廣義的，而非專指階段鬥爭、生產鬥爭的實踐）。哲學變得生動活潑，富有詩意，引導人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這種轉向無論在歷史觀、藝術觀以及其他諸多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在藝術觀方面，由摹仿說轉向顯隱說：在歷史觀方面，由重歷史原本、原貌之恢復，轉向古今融合論，如此等等。我依據這種轉向，主張改變舊的哲學傳統討論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本質與現象、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個別與普遍等等範疇的思維框架，而著重討論在場與不在場、顯與隱、古與今、思維與想象、相同與相通、言與無言、中心與邊緣等哲學範疇，讓我們的哲學呈現一番新氣象。我在《天人之際》一書交稿和出版後的近幾年裡，就上述觀點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其中有幾篇得到《新華文摘》等報刊全文轉載，現已集成一冊，1999年初由商務印書館以《進人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的書名出版。

我以為世界上的每一事物，包括每一個人，都是普遍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之網上的一個紐結、交叉點或聚集點，宇宙萬物都與之處於或遠或近、或直接或間接、或有形或無形、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之中。但這些聯繫、影響、作用並非顯現於當前，而是隱蔽於一事物的背後。因此，任何一事物都既有其出場（在場）的方面，又有其未出場（未在場）的方面，而顯現於當前在場的方面總是以隱蔽於其背後的不在場的方面為根源或根底。這種根底不是抽象的同一性或普遍性概念，而是與在場方面同樣具體的或現實的東西。例如張三其人當前在場的表現，就是植根於他的出身、稟賦、環境、教育、朋友……等等不在場的因素之中，這些因素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或現實的東西，只不過相對於張三當前在場的表現而言，是不在場的東西而已。這種根底又是無窮無盡的，因為任何一種事物所植根於其中的因素是無窮無盡的，所以也可以說，這種根底是無底之底。我們講哲學，總是要講超越當前的東西，追究其根底。但我所強調的超越，不是像西方舊傳統形而上學（“在場形而上學”）那樣從具體的東西超越到抽象的同一性概念中去，以抽象的東西為根底，而是要從在場的具體的或現實東西超越到其背後不在場的、然而同樣具體的或現實的東西中去，以無窮無盡的現實具體物為根底。

舊形而上學所講的超越可以叫做“縱向超越”，其特點是從具體到抽象；我所講的超越可以叫做“橫向超越”，其特點是從具體（在場的具體物）到具體（不在場的具體物）。單純依靠思維、依靠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最終只不過是撇開差異性以達到永恆在場的同一性，而不能超出在場的東西以達到不在場的東西，不能超出同一性以達到不同一性。但我認為哲學的最高任務不是僅僅停留於達到同一性（我無意否認找到同一性的重要），而是要達到互不相同的萬物（包括在場的與不在場的、顯現的與隱蔽的）之間的相通相融。要達到這個目標，不能單靠思維，而要靠想象。思維以把握事物間的同一性為目標，重在界定在場的某類事物，而想象則是一種把未出場的東西與出場的東西綜合、融合為 一個人與“共時性”整體的能力，重在衝破界限，超越在場；不僅衝破某一個別事物的界限以想象到同類事物中其他個別事物，而且衝破整個類的界限以想象到不同類的事物。想象擴大和拓展了思維所把握的可能性的範圍，達到思維所達不到的可能。思維的極限正是想象的起點。

根據上述的思路，我以為我們的真理觀應該突破（不是拋棄）主客符合說，強調把一事物置於它所處的無窮聯繫、作用、影響之網絡中以如其所是地顯現其真實性：我們的美學觀點應該突破摹仿說和典型說，強調作品的詩意在於從在場的東西顯現出（通過想象）隱蔽的東西，作品所留給我們的想象空間越大就越具有詩意；我們的歷史觀應該突破尋求歷史原貌的觀點，強調把古和今。過去和現在看成是運用想象而達到的相互顯隱、相互在場與不在場的互通互融的歷史整體。

我相信，這種拓展想象以超越在場、超越當前的限制與藩籬的哲學觀點，既是具有現實性與實踐性的，又是開放的和具有遠大胸懷的。我的這些理論在《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一書中作了詳細的闡述。

近十多年來，我在一些國際哲學討論會上的發言，大多以西方哲學、黑格爾哲學和中西哲學之結合為主題：1986年 10月我參加了在瑞士盧策恩市舉行的題為“唯心主義中和現代哲學中的統一性概念”的國際哲學討論會，作了題為“黑格爾關於反思與對立統一性的學說”的公開演講，當地報紙在報道中突出了我的到會和公開演講。1987年9月參加了在聯邦德國吉森舉行的第 14屆德國哲學大會，並在專題小組會上作了題為“西方哲學史上的主體性原則與中國哲學史上關於人的理論”的學術報告，會議期間，我接受了德國電臺記者的採訪。1988年5月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國際辯證哲學討論會，並在小組會上作了題為“黑格爾關於人的理論”的報告。1989年 9月參加了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紀念海德格爾誕辰一百週年的國際哲學討論會，並在會上作了題為“海德格爾與道家”的學術報告。1990年7月在日本京都大學作了題為“中國哲學界對黑格爾的研究與解釋”的報告。1992年6月在維也納大學和德國美因茲大學作了題為“超越自我”的公開演講。1995年 3月參加了在美國孟菲斯大學舉行的第 8屆國際康德哲學大會，在小組會上作了題為“康德與中國哲學”的報告。1988年4月在武漢主持召開了一次題為“德國哲學中人的問題”的國際哲學討論會。我所創辦和主編的《德國哲學》叢刊，已出版了 18輯，引起西方學界的注意。德國《哲學研究雜誌》1989年年第43卷第二冊介紹我為“中國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近年來在西方也有名聲”。近些年來，我陸續被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收人《前五百名人錄》第2版《國際傳記辭典》第21、22、23、24、25、26版。《國際知識分子名人錄》第9版、《澳大拉西亞和遠東名人錄》第23版，被美國傳記中心收入《國際傑出帶頭人指南》第3版等。

我集中著述的兩個時期，一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在“文化大革命”後。“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法進行學術研究，我曾借養病的機會熟讀了唐詩三百首和宋詞三百首，書齋成了我恰然自得的“桃花源”。1986年我曾為我的書齋寫了一道七絕：

凌亂詩書一榻斜，猶懸白石荔枝花。

閒吟李杜豁胸臆，窗外任他噪暮鴉。

1975年，“白卷先生”被吹捧，我曾填過一首“採桑子”：

長空雁叫關河暗，荊棘縱橫，翠葉凋零，誅泅之間走鼠裡鼠生。居然腐鼠成滋味，鸞鳳驚鳴，豎子成名，義憤填膺淚欲傾。

這兩首詩詞也許可以算做是我十年動亂期間的代表作。我愛好中國古典文學、古典詩詞，除小時受我父親的教育影響外，更多地由於我已故的妻子彭蘭（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鼓勵和幫助，1988年彭蘭女士逝世，我曾寫下了這樣一副輓聯：

春城弦誦喜結縭，爭吟韻事，從此誰與正平仄！

人海徊徨承解惑，共訴衷腸，他生再面嗟滄桑。

熟讀唐詩宋詞以及妻子、子女和我之間的詩詞酬和，對近些年來試圖結合中西哲學、結合思與詩於一體的思想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80年代中期以來我發表了一些飽含著個人之思的散文作品，最近我已將這些作品裒為一集，書名《北窗囈語》，由東方出版社於今年4月出版。出版社於北大百年校慶之際在北大舉行了此書首發式，作為對百年北大的獻禮。我在書中表達的最主要的一個思想就是：“一個人必須以自己的思想作為他生活的家”。可以說，幾十年來，我的哲學足跡就是在尋求這樣的家，就是走在通往思想之家的途中。詩意地思，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的必然要求。通常講“思”，總是以人為主體，以人之外的物為客體，主體對客體進行思維。這是“主客關係”模式下的“思”。哲學家應超越主客關係，到達更高級的“天人合一”境界。

人生哲理兩茫茫，探索追尋興味長。思是一個漫長的沒有終點的過程，思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然而，對於勤于思的人來說，這又是一個給人以無窮愉悅的事情。我每當想通了一個問題，思了一件哲學的事情之後，便覺有一個新的天地展現在我面前。近些年來我常常有一種莫名的緊迫感和使命感，我真正體會到了“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情和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