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嚴禁政治家從事任何產業後，實際上也創造了一個新的行業，一個新的專業，就是政治業，政治成分社會分工的一個部分。也就是說，早在4000年前，自政府在中國出現以來，中國就實現了政治的專業化，政治家只能從事政治業，而不能從事政治業之外的其他任何產業。
在至今的人類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唯有中國的政治是專業化的，而且自古以來都是，其他任何文明的政治，包括現代西方文明的，都是非專業化的。非專業化即是業餘化，都是業餘政治，或者兼職政治，因為在政治之外，他們的政治家們往往是大富豪，還擁有其他產業。最典型的業餘政治家就是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一提到分工，經典的表述就是“士、農、工、商”，“士”就是政治業，政治業不僅是一個專業，而且排在各大專業之首。
在人類所有的傳世文獻中，關於對分工的論述，數《孟子》最早。不像2000年之後的亞當·斯密論分工，是為了論述市場的力量和市場的必要性，《孟子》論分工，是為了論述政治分工的必要性，論述政治專業化的必要性。
下面是孟子關於政治專業化的論述。
《孟子·滕文公上》：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百家之農家）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並）饔飧（做早飯晚飯）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剝削）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許行）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種的麻做成的）。”“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蠶絲）。”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飯），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諸其宮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憊）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兩段，是從產業分工的角度，論述政治（治天下、勞心）專業化的必要性，論述政治是專業分工。
當中國嚴禁政治家從事任何產業後，實際上也創造了一個新的行業，一個新的專業，就是政治業，政治成分社會分工的一個部分。也就是說，早在4000年前，自政府在中國出現以來，中國就實現了政治的專業化，政治家只能從事政治業，而不能從事政治業之外的其他任何產業。
在至今的人類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唯有中國的政治是專業化的，而且自古以來都是，其他任何文明的政治，包括現代西方文明的，都是非專業化的。非專業化即是業餘化，都是業餘政治，或者兼職政治，因為在政治之外，他們的政治家們往往是大富豪，還擁有其他產業。最典型的業餘政治家就是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一提到分工，經典的表述就是“士、農、工、商”，“士”就是政治業，政治業不僅是一個專業，而且排在各大專業之首。
在人類所有的傳世文獻中，關於對分工的論述，數《孟子》最早。不像2000年之後的亞當·斯密論分工，是為了論述市場的力量和市場的必要性，《孟子》論分工，是為了論述政治分工的必要性，論述政治專業化的必要性。
下面是孟子關於政治專業化的論述。
《孟子·滕文公上》：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百家之農家）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並）饔飧（做早飯晚飯）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剝削）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許行）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種的麻做成的）。”“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蠶絲）。”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飯），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諸其宮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憊）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兩段，是從產業分工的角度，論述政治（治天下、勞心）專業化的必要性，論述政治是專業分工。
《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市場交易），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從你這裡獲得收入）。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士是與梓、匠、輪、輿一樣，是一個獨立行業，只不過提供的服務是‘仁義’）
《孟子·盡心上》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以上兩段，是論述政治作為一個專業，應該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是道義、仁義。
既然政治是一個獨立的專業，那麼政治就是政治專業之內的事。所以，在《曹劌論戰》中，“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參與）焉？”“肉食者”即官員、政治家，戰爭是屬於政治專業的問題，“鄉人”的觀點代表對政治領域的專業尊重，非專業的人最好不要過問。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是基於專業政治思維。“位”即官員之位，政治之位，不在其位，就是不在政治專業。
當中國嚴禁政治家從事任何產業後，實際上也創造了一個新的行業，一個新的專業，就是政治業，政治成分社會分工的一個部分。也就是說，早在4000年前，自政府在中國出現以來，中國就實現了政治的專業化，政治家只能從事政治業，而不能從事政治業之外的其他任何產業。
在至今的人類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唯有中國的政治是專業化的，而且自古以來都是，其他任何文明的政治，包括現代西方文明的，都是非專業化的。非專業化即是業餘化，都是業餘政治，或者兼職政治，因為在政治之外，他們的政治家們往往是大富豪，還擁有其他產業。最典型的業餘政治家就是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一提到分工，經典的表述就是“士、農、工、商”，“士”就是政治業，政治業不僅是一個專業，而且排在各大專業之首。
在人類所有的傳世文獻中，關於對分工的論述，數《孟子》最早。不像2000年之後的亞當·斯密論分工，是為了論述市場的力量和市場的必要性，《孟子》論分工，是為了論述政治分工的必要性，論述政治專業化的必要性。
下面是孟子關於政治專業化的論述。
《孟子·滕文公上》：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百家之農家）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並）饔飧（做早飯晚飯）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剝削）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許行）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種的麻做成的）。”“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蠶絲）。”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飯），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諸其宮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憊）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兩段，是從產業分工的角度，論述政治（治天下、勞心）專業化的必要性，論述政治是專業分工。
《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市場交易），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從你這裡獲得收入）。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士是與梓、匠、輪、輿一樣，是一個獨立行業，只不過提供的服務是‘仁義’）
《孟子·盡心上》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以上兩段，是論述政治作為一個專業，應該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是道義、仁義。
既然政治是一個獨立的專業，那麼政治就是政治專業之內的事。所以，在《曹劌論戰》中，“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參與）焉？”“肉食者”即官員、政治家，戰爭是屬於政治專業的問題，“鄉人”的觀點代表對政治領域的專業尊重，非專業的人最好不要過問。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是基於專業政治思維。“位”即官員之位，政治之位，不在其位，就是不在政治專業。
也就是說，隨著政治專業化的出現，中國也隨之建立了普遍的政治專業化的認知和思維。在老舍的《茶館》中，茶館的老闆掛出了一個告示“莫談國事”。包括老舍本人在內現代人，都認為此舉是政治高壓的產物，政府暴政的體現。儘管當時的北洋和民國政府的確存在暴政，但是，“莫談國事”是歷史以來中國老百姓對政治的基本態度，即便沒有暴政，他們也一樣不願多談，因為國事是政治專業的問題，是政治家的事。
東林書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現在一般把這幅對聯理解為東林黨人思想進步的表現，他們積極的關心和討論國家大事。而事實上，這是與中國固有的政治專業化思維相違背的，與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思想相違背的。最終東林黨人的覆滅固然與明廷魏忠賢閹黨的專制有關，但是，東林黨自身以非政治專業的身份，明目張膽去過分干預政治專業內的事，也實為太不明智。東林黨自身問題也很大，並不完全值得同情。
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對政治專業領域而言，或有志於政治專業的人而言。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相對於政府失效，天下無道的非常態情況而言。下面會談到，在政府失效、天下無道時，農民會自發起義，摧毀舊無道之舊政府，組建有道之新政府。一大批農民會成為新政府的高官，甚至皇帝。
在政治專業領域內，最大的問題就是重要政治領導人，包括政府首腦的選拔和任用問題。
也正是因為在4000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就實現了政治專業化，中國也是在那個時候就開始進行對專業的政治人才的選拔和任用。這也是人類文明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孔子說：“學而優則仕”，就是對應於堯舜和三代時期專業政治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選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則是從仕的仕途問題。
因為中國的政治是道義政治，政府是道義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標是去維護和確保道義在社會中的存在，那麼，政府選拔政治人才的標準就是此人的道義水準。有道義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選拔的標準就是“德”。孔子說的“學而優”實際就是“學而德”。
但那時的主要學習方式並非讀書，因為在三代，文字化的書那時或者壓根尚未出現，或者即便出現了，也並未普及。中國傳統文獻的大規模文字化和普及，是在戰國，甚至西漢的事。堯舜、夏朝時，大規模的語言化文字尚未出現，商時開始有了語言化的甲骨文，但主要用於祭祀敬神，周時文字才慢慢開始日常化。
因此，那時學習主要通過實際生活實踐，或口耳相傳的歷史經典，即“多識前言往行”，所以學習叫“學問”。即便到孔子時代，依然對文字文獻的學習並不太重視，他說：“行有餘力而學於文”。
但不管怎樣，普通人要想從仕，跨入政治專業，必須是有學問的人，道義水平很高的人，有德的人。政府選拔政治人才也是努力尋找這樣的人。這樣，中國在很早就把官員和道義、道德聯繫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說，“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祿（《中庸》）。”因此，中國很早也對官員、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們成為道義、德的代名詞。這也是後來“高官厚祿”的合理性基礎。在“士農工商”四個行業的排序中，“士”也毫無爭議地排在了第一位。
即便是經濟化已經很嚴重的當下，中國對官員的尊重程度依然高於其他任何行業。同時，一個做了官，隨著官銜的升高，也會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義意識，道德意識。這就是歷史的力量。也正是當下中國政治依然是道義政治的表現之一。
現代很多人看到中國人如此尊重官員，就說這是官員崇拜，權力崇拜，說是奴性的表現，是劣根性。這完全是對歷史的無知。中國人尊重官員的實質是尊重道義道德。歷史以來，政治、政治家、官員都是和道義道德聯繫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義道德水準很高的人。
當中國嚴禁政治家從事任何產業後，實際上也創造了一個新的行業，一個新的專業，就是政治業，政治成分社會分工的一個部分。也就是說，早在4000年前，自政府在中國出現以來，中國就實現了政治的專業化，政治家只能從事政治業，而不能從事政治業之外的其他任何產業。
在至今的人類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唯有中國的政治是專業化的，而且自古以來都是，其他任何文明的政治，包括現代西方文明的，都是非專業化的。非專業化即是業餘化，都是業餘政治，或者兼職政治，因為在政治之外，他們的政治家們往往是大富豪，還擁有其他產業。最典型的業餘政治家就是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一提到分工，經典的表述就是“士、農、工、商”，“士”就是政治業，政治業不僅是一個專業，而且排在各大專業之首。
在人類所有的傳世文獻中，關於對分工的論述，數《孟子》最早。不像2000年之後的亞當·斯密論分工，是為了論述市場的力量和市場的必要性，《孟子》論分工，是為了論述政治分工的必要性，論述政治專業化的必要性。
下面是孟子關於政治專業化的論述。
《孟子·滕文公上》：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百家之農家）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並）饔飧（做早飯晚飯）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剝削）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許行）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種的麻做成的）。”“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蠶絲）。”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飯），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諸其宮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憊）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兩段，是從產業分工的角度，論述政治（治天下、勞心）專業化的必要性，論述政治是專業分工。
《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市場交易），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從你這裡獲得收入）。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士是與梓、匠、輪、輿一樣，是一個獨立行業，只不過提供的服務是‘仁義’）
《孟子·盡心上》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以上兩段，是論述政治作為一個專業，應該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是道義、仁義。
既然政治是一個獨立的專業，那麼政治就是政治專業之內的事。所以，在《曹劌論戰》中，“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參與）焉？”“肉食者”即官員、政治家，戰爭是屬於政治專業的問題，“鄉人”的觀點代表對政治領域的專業尊重，非專業的人最好不要過問。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是基於專業政治思維。“位”即官員之位，政治之位，不在其位，就是不在政治專業。
也就是說，隨著政治專業化的出現，中國也隨之建立了普遍的政治專業化的認知和思維。在老舍的《茶館》中，茶館的老闆掛出了一個告示“莫談國事”。包括老舍本人在內現代人，都認為此舉是政治高壓的產物，政府暴政的體現。儘管當時的北洋和民國政府的確存在暴政，但是，“莫談國事”是歷史以來中國老百姓對政治的基本態度，即便沒有暴政，他們也一樣不願多談，因為國事是政治專業的問題，是政治家的事。
東林書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現在一般把這幅對聯理解為東林黨人思想進步的表現，他們積極的關心和討論國家大事。而事實上，這是與中國固有的政治專業化思維相違背的，與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思想相違背的。最終東林黨人的覆滅固然與明廷魏忠賢閹黨的專制有關，但是，東林黨自身以非政治專業的身份，明目張膽去過分干預政治專業內的事，也實為太不明智。東林黨自身問題也很大，並不完全值得同情。
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對政治專業領域而言，或有志於政治專業的人而言。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相對於政府失效，天下無道的非常態情況而言。下面會談到，在政府失效、天下無道時，農民會自發起義，摧毀舊無道之舊政府，組建有道之新政府。一大批農民會成為新政府的高官，甚至皇帝。
在政治專業領域內，最大的問題就是重要政治領導人，包括政府首腦的選拔和任用問題。
也正是因為在4000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就實現了政治專業化，中國也是在那個時候就開始進行對專業的政治人才的選拔和任用。這也是人類文明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孔子說：“學而優則仕”，就是對應於堯舜和三代時期專業政治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選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則是從仕的仕途問題。
因為中國的政治是道義政治，政府是道義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標是去維護和確保道義在社會中的存在，那麼，政府選拔政治人才的標準就是此人的道義水準。有道義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選拔的標準就是“德”。孔子說的“學而優”實際就是“學而德”。
但那時的主要學習方式並非讀書，因為在三代，文字化的書那時或者壓根尚未出現，或者即便出現了，也並未普及。中國傳統文獻的大規模文字化和普及，是在戰國，甚至西漢的事。堯舜、夏朝時，大規模的語言化文字尚未出現，商時開始有了語言化的甲骨文，但主要用於祭祀敬神，周時文字才慢慢開始日常化。
因此，那時學習主要通過實際生活實踐，或口耳相傳的歷史經典，即“多識前言往行”，所以學習叫“學問”。即便到孔子時代，依然對文字文獻的學習並不太重視，他說：“行有餘力而學於文”。
但不管怎樣，普通人要想從仕，跨入政治專業，必須是有學問的人，道義水平很高的人，有德的人。政府選拔政治人才也是努力尋找這樣的人。這樣，中國在很早就把官員和道義、道德聯繫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說，“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祿（《中庸》）。”因此，中國很早也對官員、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們成為道義、德的代名詞。這也是後來“高官厚祿”的合理性基礎。在“士農工商”四個行業的排序中，“士”也毫無爭議地排在了第一位。
即便是經濟化已經很嚴重的當下，中國對官員的尊重程度依然高於其他任何行業。同時，一個做了官，隨著官銜的升高，也會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義意識，道德意識。這就是歷史的力量。也正是當下中國政治依然是道義政治的表現之一。
現代很多人看到中國人如此尊重官員，就說這是官員崇拜，權力崇拜，說是奴性的表現，是劣根性。這完全是對歷史的無知。中國人尊重官員的實質是尊重道義道德。歷史以來，政治、政治家、官員都是和道義道德聯繫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義道德水準很高的人。
在現在的戲文裡常聽到“訪賢”，豫劇中就一部戲叫《文王訪賢》，姜子牙就是文王在渭水河邊訪到的大賢。在“三代”時期防賢，即向民間尋訪是選拔任用政治人才的主要方式。直至唐宋時期，尋訪被更為標準化、制度化的科舉考試取代。但無論是尋訪，還是科舉制，實質都是相同的，都是向民間選拔人才。這意味著政府對民間是開放的，政治人才都是來自民間，很大一部分直接來自社會的最底層。
很多原本很貧寒的人，因為自己的品行和學問聲望，而被直接選中，瞬間改變了命運，也為社會做出了突出貢獻，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諸多傳奇佳話。譬如，做廚師的伊尹，在渭河釣魚的姜子牙，被秦穆公用五張羊皮換來的五羖大夫百里奚，西漢因懂《春秋》而被選中並官至丞相的公孫弘，因讀書窮到被妻子休掉的朱買臣，最著名的當屬被劉備三顧茅廬的諸葛亮。
孟子被選入中學課本的那段話，想必人人皆知：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中，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是，歷史上的諸多傑出政治人物，都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經受過苦難生活的磨礪，也正是因為這些磨礪讓他們具備很高的道義道德水準。第二層是，因為他們有很高的道義道德水準，所以他們能夠被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選中，進入專業政治領域，成為專業和傑出的政治人才。
那麼從具備很高的道義道德水準到專業政治人才中間還是有一個連接的，這個連接就是政府的政治人才選拔程序，即尋訪。但是，孟子卻把政府的選拔程序忽略了，給人的感覺是，只要你具備足夠的道義道德水準，就一定能被選中，踏入專業政治領域，成為傑出的政治人物。
如此善於辯論，善於挑刺，對問題具備明察秋毫的洞悉能力的孟子，對政府人才選拔程序直接選擇忽略，意味著，在他的心目中，歷史中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是沒有問題的，是足夠有效的。孔子也持同樣的觀點，上面引述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就說明這一點。
但是，孟子卻對他那個時代很多人“騙選”的行為表示不滿。他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指責的是參選人的惑世騙選行為，並非政府的選擇程序自身。
是不是孔孟真的認為“三代”時期的人才選拔機制是盡善盡美的，也不是，原因在於，自“三代”起，政府的首腦變成成是世襲的，家傳的，變成不可選的，而脫離於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之外。
而在堯舜時代，即便是政府的首腦，也是經由政府的人才選拔機制而被推選出來的，這就是“禪讓制”。因此，儒家一直推崇禪讓制，而對夏以來的“家天下”而耿耿於懷。
也正是因此如此，儒家擁護暴力革命，支持“湯武革命”，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理論。在“五經”中，有很對對“革命”的理論解釋。譬如《尚書》：“天命靡常，惟德是輔”，《詩經》“帝遷有德”等。總之認為，如果政府首腦偏離的道義，變成無道無德之昏君，就有理由採取暴力將其推翻。
《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當中國嚴禁政治家從事任何產業後，實際上也創造了一個新的行業，一個新的專業，就是政治業，政治成分社會分工的一個部分。也就是說，早在4000年前，自政府在中國出現以來，中國就實現了政治的專業化，政治家只能從事政治業，而不能從事政治業之外的其他任何產業。
在至今的人類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唯有中國的政治是專業化的，而且自古以來都是，其他任何文明的政治，包括現代西方文明的，都是非專業化的。非專業化即是業餘化，都是業餘政治，或者兼職政治，因為在政治之外，他們的政治家們往往是大富豪，還擁有其他產業。最典型的業餘政治家就是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一提到分工，經典的表述就是“士、農、工、商”，“士”就是政治業，政治業不僅是一個專業，而且排在各大專業之首。
在人類所有的傳世文獻中，關於對分工的論述，數《孟子》最早。不像2000年之後的亞當·斯密論分工，是為了論述市場的力量和市場的必要性，《孟子》論分工，是為了論述政治分工的必要性，論述政治專業化的必要性。
下面是孟子關於政治專業化的論述。
《孟子·滕文公上》：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百家之農家）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並）饔飧（做早飯晚飯）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剝削）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許行）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種的麻做成的）。”“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蠶絲）。”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飯），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諸其宮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憊）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兩段，是從產業分工的角度，論述政治（治天下、勞心）專業化的必要性，論述政治是專業分工。
《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市場交易），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從你這裡獲得收入）。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士是與梓、匠、輪、輿一樣，是一個獨立行業，只不過提供的服務是‘仁義’）
《孟子·盡心上》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以上兩段，是論述政治作為一個專業，應該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是道義、仁義。
既然政治是一個獨立的專業，那麼政治就是政治專業之內的事。所以，在《曹劌論戰》中，“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參與）焉？”“肉食者”即官員、政治家，戰爭是屬於政治專業的問題，“鄉人”的觀點代表對政治領域的專業尊重，非專業的人最好不要過問。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是基於專業政治思維。“位”即官員之位，政治之位，不在其位，就是不在政治專業。
也就是說，隨著政治專業化的出現，中國也隨之建立了普遍的政治專業化的認知和思維。在老舍的《茶館》中，茶館的老闆掛出了一個告示“莫談國事”。包括老舍本人在內現代人，都認為此舉是政治高壓的產物，政府暴政的體現。儘管當時的北洋和民國政府的確存在暴政，但是，“莫談國事”是歷史以來中國老百姓對政治的基本態度，即便沒有暴政，他們也一樣不願多談，因為國事是政治專業的問題，是政治家的事。
東林書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現在一般把這幅對聯理解為東林黨人思想進步的表現，他們積極的關心和討論國家大事。而事實上，這是與中國固有的政治專業化思維相違背的，與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思想相違背的。最終東林黨人的覆滅固然與明廷魏忠賢閹黨的專制有關，但是，東林黨自身以非政治專業的身份，明目張膽去過分干預政治專業內的事，也實為太不明智。東林黨自身問題也很大，並不完全值得同情。
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對政治專業領域而言，或有志於政治專業的人而言。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相對於政府失效，天下無道的非常態情況而言。下面會談到，在政府失效、天下無道時，農民會自發起義，摧毀舊無道之舊政府，組建有道之新政府。一大批農民會成為新政府的高官，甚至皇帝。
在政治專業領域內，最大的問題就是重要政治領導人，包括政府首腦的選拔和任用問題。
也正是因為在4000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就實現了政治專業化，中國也是在那個時候就開始進行對專業的政治人才的選拔和任用。這也是人類文明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孔子說：“學而優則仕”，就是對應於堯舜和三代時期專業政治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選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則是從仕的仕途問題。
因為中國的政治是道義政治，政府是道義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標是去維護和確保道義在社會中的存在，那麼，政府選拔政治人才的標準就是此人的道義水準。有道義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選拔的標準就是“德”。孔子說的“學而優”實際就是“學而德”。
但那時的主要學習方式並非讀書，因為在三代，文字化的書那時或者壓根尚未出現，或者即便出現了，也並未普及。中國傳統文獻的大規模文字化和普及，是在戰國，甚至西漢的事。堯舜、夏朝時，大規模的語言化文字尚未出現，商時開始有了語言化的甲骨文，但主要用於祭祀敬神，周時文字才慢慢開始日常化。
因此，那時學習主要通過實際生活實踐，或口耳相傳的歷史經典，即“多識前言往行”，所以學習叫“學問”。即便到孔子時代，依然對文字文獻的學習並不太重視，他說：“行有餘力而學於文”。
但不管怎樣，普通人要想從仕，跨入政治專業，必須是有學問的人，道義水平很高的人，有德的人。政府選拔政治人才也是努力尋找這樣的人。這樣，中國在很早就把官員和道義、道德聯繫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說，“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祿（《中庸》）。”因此，中國很早也對官員、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們成為道義、德的代名詞。這也是後來“高官厚祿”的合理性基礎。在“士農工商”四個行業的排序中，“士”也毫無爭議地排在了第一位。
即便是經濟化已經很嚴重的當下，中國對官員的尊重程度依然高於其他任何行業。同時，一個做了官，隨著官銜的升高，也會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義意識，道德意識。這就是歷史的力量。也正是當下中國政治依然是道義政治的表現之一。
現代很多人看到中國人如此尊重官員，就說這是官員崇拜，權力崇拜，說是奴性的表現，是劣根性。這完全是對歷史的無知。中國人尊重官員的實質是尊重道義道德。歷史以來，政治、政治家、官員都是和道義道德聯繫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義道德水準很高的人。
在現在的戲文裡常聽到“訪賢”，豫劇中就一部戲叫《文王訪賢》，姜子牙就是文王在渭水河邊訪到的大賢。在“三代”時期防賢，即向民間尋訪是選拔任用政治人才的主要方式。直至唐宋時期，尋訪被更為標準化、制度化的科舉考試取代。但無論是尋訪，還是科舉制，實質都是相同的，都是向民間選拔人才。這意味著政府對民間是開放的，政治人才都是來自民間，很大一部分直接來自社會的最底層。
很多原本很貧寒的人，因為自己的品行和學問聲望，而被直接選中，瞬間改變了命運，也為社會做出了突出貢獻，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諸多傳奇佳話。譬如，做廚師的伊尹，在渭河釣魚的姜子牙，被秦穆公用五張羊皮換來的五羖大夫百里奚，西漢因懂《春秋》而被選中並官至丞相的公孫弘，因讀書窮到被妻子休掉的朱買臣，最著名的當屬被劉備三顧茅廬的諸葛亮。
孟子被選入中學課本的那段話，想必人人皆知：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中，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是，歷史上的諸多傑出政治人物，都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經受過苦難生活的磨礪，也正是因為這些磨礪讓他們具備很高的道義道德水準。第二層是，因為他們有很高的道義道德水準，所以他們能夠被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選中，進入專業政治領域，成為專業和傑出的政治人才。
那麼從具備很高的道義道德水準到專業政治人才中間還是有一個連接的，這個連接就是政府的政治人才選拔程序，即尋訪。但是，孟子卻把政府的選拔程序忽略了，給人的感覺是，只要你具備足夠的道義道德水準，就一定能被選中，踏入專業政治領域，成為傑出的政治人物。
如此善於辯論，善於挑刺，對問題具備明察秋毫的洞悉能力的孟子，對政府人才選拔程序直接選擇忽略，意味著，在他的心目中，歷史中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是沒有問題的，是足夠有效的。孔子也持同樣的觀點，上面引述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就說明這一點。
但是，孟子卻對他那個時代很多人“騙選”的行為表示不滿。他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指責的是參選人的惑世騙選行為，並非政府的選擇程序自身。
是不是孔孟真的認為“三代”時期的人才選拔機制是盡善盡美的，也不是，原因在於，自“三代”起，政府的首腦變成成是世襲的，家傳的，變成不可選的，而脫離於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之外。
而在堯舜時代，即便是政府的首腦，也是經由政府的人才選拔機制而被推選出來的，這就是“禪讓制”。因此，儒家一直推崇禪讓制，而對夏以來的“家天下”而耿耿於懷。
也正是因此如此，儒家擁護暴力革命，支持“湯武革命”，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理論。在“五經”中，有很對對“革命”的理論解釋。譬如《尚書》：“天命靡常，惟德是輔”，《詩經》“帝遷有德”等。總之認為，如果政府首腦偏離的道義，變成無道無德之昏君，就有理由採取暴力將其推翻。
《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在對革命的態度上，孟子與《五經》是一致的，只是少了神學外衣。作為政府首腦的“君”，之所以為政府首腦，為君，原因就在於其擁有的道義和道德水準，一旦他失去應有的道義道德，那他就是稱其不上政府首腦，稱其不上君了，因此他應該由被更有資格的人取而代之。而在世襲制的前提下，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暴力革命。
因此，暴利革命是對堯舜時期禪讓制的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是一種世襲制前提下的政府首腦選擇程序。
總之，對於專業政治模式來說，政治人才，包括政府首腦，是經由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根據道義道德的標準，選舉出來的。選擇的主體是政府，而非政治專業之外的人民。歷史以來，這種人才選拔模式從根本上來說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得到人民的高度認可的。
相反，在現代西方現代民主制度中，政治人才是由政治領域之外的人民選舉的，選擇的標準只能是一時的民意，甚至是民眾一時的興起，而缺乏更深厚更穩定的道義道德標準。於是連電影明星這些娛樂人物，這些中國傳統中的“戲子”們都可以被選做總統、州長，連大富豪們，中國傳統中的豪強們，也可被選做州長、總統。
毫無疑問，中國歷史以來的由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選出的人才，更由於由民主的選票程序所選的人才更優秀，更有道義道德。政治是一個專業，包括政府首腦在內的政治人才的選拔，是政治這個專業領域內的事，也理應由這個專業的內部人士來選拔，而不應該不屬於這個專業的人民來選拔。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將政治人才的選拔權交給政府，原因在其政府模式是非專業化的，政府和人民之間並沒有形成清晰的專業界限，導致兩者都是不獨立的，政府不政府，人民不人民。
在專業化政治模式中，把本屬於專業內的政治人才的選拔，直接交給人民，那是政府的失職，是對人民的不尊重，是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