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集平民、和尚、乞丐於一身，飽嘗底層百姓疾苦的朱元璋，在元末社會的大動亂中，在十六年征戰後一統江山登上皇權頂峰。
朱元璋複雜的個人經歷，敏感多疑的性情，以及對開國功臣元勳卸磨殺驢陰險毒辣之手段，雖使朱明王朝富麗堂皇龍蟠虎踞，卻也把封建專制統治的血雨腥風歷史展現得淋漓盡致、觸目驚心。
朱元璋登基後採取了一系列集權專行為——取消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座椅，將六部長官直接掌控在自己手中，並賦予監察機構箝制權力，隨時清除那些能夠對皇權造成威脅的大臣及地方官僚。
在中國歷史上實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政體，儘管在隋唐以後曾被用中書、門下、尚書等機構分權的方式加以削弱過，但直到明朝才被徹底廢除。
從朱元璋廢棄丞相一職，親自統率六部大臣決斷事務來看，足以證實他比歷代皇帝都要勤於政事，而他一天之中居然常批閱140件以上的奏摺，更顯示出其旺盛的精力。
他是精力充沛、勤勉力為的朱元璋；也是陰險狡詐、機敏多疑的朱元璋；還是為傳承家天下不擇手段、殘酷無情，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必用血腥酷刑的朱元璋……總之，他一手締造的朱明王朝，就這樣開創了封建王朝諸多的第一。
朱元璋血液中激盪的勤政成分，到他的孫子輩的孝宗、武宗、世宗人身上，早已化為沉湎於酒色，服藥求仙的荒淫積垢。昏庸無道的皇帝，早已把“勤政”全盤委託給了那些被閹割了的宦官。
聰明的宦官們充分利用皇帝荒淫作為鞏固自己的地位的最佳手段，橫徵暴斂。而王公、貴戚和大小官員們亦當然不會放過分享機會，土地兼併之風愈演愈烈，百姓再度被推到死亡線。
朝廷黨朋傾扎，爾虞我詐，地方陷入兼併與掠奪。而被逐往北方的少數民族部落此時漸漸積聚力量，頻繁地在邊境上侵擾掠奪，破壞生產，耗其國力。
明王朝處於新一輪的內憂外患中。
翻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不乏這樣令人欣慰而又悲愴的時刻：當這個社會處於被動地走向衰亡的不幸關頭，這種厄運逼迫欲有作為的統治者產生焦灼感，而恰在此時此刻，又有能在滄海橫流之際扭轉頹勢的叱吒風雲的人物出現。
欲有作為的統治者和叱吒風雲的人物神聖際遇，必定給死水一潭的社會帶來急風暴雨，人們發現，長期被壓抑的活力此時方顯示出它的巨大力量，摧枯拉朽，蕩陳滌腐，使沉痾痼疾、千瘡百孔、搖搖欲墜的王朝迴光返照。
明萬曆初年，集神童、帝師、首輔於一身的張居正，就是這種鮮明歷史現象的佐證標本。
張居正出道，並非春風得意，這個來自湖北江陵的人，自幼便具卓越才華，並十分幸運。他十三歲時去考舉人，被當時的名流顧璘慧眼識中，但出於年齡和閱歷的考慮，以及對英才成長的關切之情，顧璘沒有將這位神童錄取，讓他又磨練了三年。
十六歲時考上舉人，已稱得上少年得志了，可顧璘卻把自己的犀帶送給了他，並稱這二品官配帶的標誌不會辱沒他，甚至以出身微賤而終成大器的商代賢相伊尹來鼓勵他奮進。
二十三歲時，他考中進士，被列為翰林學士編修。他雖想“勇敢任事”，並以“豪傑自許”，無奈此時正值嚴嵩專權時期，他在出道後即遭遇不幸。張居正在翰林院盤桓四五年後，就以體弱多病為由，告假回鄉休養了。
幾年後，當他在徐階的提攜下再回京師時，嚴嵩仍權傾朝野，但少年老成的張居正已磨鍊得“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在朝中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從容對付炙手可熱的嚴嵩父子。
儘管嚴嵩很忌恨徐階和所有由其引用的人，卻對張居正很器重。此時的張居正可能領會了禍福可轉換之箴言，這位39歲的老成穩健之士，在世宗末年當上了裕王朱載垕（太子）的老師後，便立志效仿晁錯、王叔文的改革中興之路，並在裕王即位時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大學士，步入內閣的圈子。
據歷史記載，當時徐階以老臣身份居首輔之位，李春芳等參與朝政，而43歲的張居正資歷最淺，可他獨自犖犖不群，不在百官中亂拉關係，而平時很少說話，一旦出語，準能切中要害，於是朝官對他既敬且畏，威望高於他人。
世宗以來，內閣大學士們的混戰幾乎沒有一日停息，幫助世宗變革的首輔夏言被嚴嵩誣陷遭殺；嚴嵩在殺掉楊盛、王抒等功勳大臣後，終於被徐階的弟子們攻垮剷除；徐階執政未穩，就被剛愎浮躁的高拱拉下馬；繼為首輔的李春芳也被高拱所擊敗，高氏成了內閣中的元首。
張居正在這種混戰的內閣裡小心翼翼地撐持著，甚至沒有改變那種正襟危坐的氣派。
此時的張居正，確實做到了宰相肚裡能撐船，冷靜、沉著，與爭鬥的各方都保持等距離關係，並不失時機地利用別人爭鬥的機會，建立自己的功勳。
隆慶四年（1570），張居正支持邊將王崇古利用蒙古人的矛盾，與蒙古人談判，並互通貿易關係，一下子竟使為患多年的北部邊境和平起來，並且是心悅意誠地互不侵犯。
他悄悄地為自己日後執政選拔人才，隆慶五年，他主持禮部大試，錄取了一大批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輕進士進行預備磨礪。他看準並領悟了水到渠成的真諦，當體弱多病的明穆宗即位六年悄然去世時，他成了朝廷最孚眾望的託孤顧命大臣，順理成章地踏上了總領國家朝政的要位。
此時，萬曆皇帝不滿十歲。作為萬曆的老師，48歲的張居正，用他一腔忠誠、滿懷自信和智勇，將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
他為此已準備了多年，而歷史也在恰當的時候，給了他這樣的一個曠世難得的機會。
張居正用自己無窮的精力和永不厭煩的態度去安頓“四方”。其一，作為兩宮皇太后，她們對張居正的信任幾乎達到毫無疑問的地步，她們讓萬曆小皇帝以師長、父親的禮儀對待首輔，而張居正也未嘗不對孩子有父親般的撫育和關切之情；
其二，作為司禮太監馮保，這位曾驅走多位首輔的太監確實是位出眾的宦官，從世宗末年以來一直以幹練、精明而受皇家的信任。如今身為“大伴”，實際上就像舅舅一樣，既是皇后的代言人，又是皇帝的監護神，同時卻又能顧全大局，不妄生議論，並對張居正既敬且服，真誠相助。
而張居正對他也是恭敬不已，儘量滿足他在個人生活上的一些貪婪，不讓他過分地參與政事。因此倆人默契，形成穩定宮廷、管理國內政務、調整對外關係的重要聯盟。
張居正充分利用他手中皇帝詔書的威嚴和自己親筆書信的密意，將危機四伏的帝國引向起死回生之路。
我們無需敘述他執政期間漢人與蒙古人的平等貿易關係，無需描繪東北邊疆上內容複雜的一封封捷報曾經使屢受欺凌、心有重負的士大夫們何等高興的情景，只要知道，我們的萬里長城在張居正的授意下才增修了可以偵探敵情、先發制人的“敵臺”數千餘座；
只要知道，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繼光和善戰不敗的抗敵將領李成樑、潭綸都是張居正親密無間的朋友或言聽計從的門生，也許就會對萬曆初年的中國人在外人面前揚眉吐氣的情形有所領悟了。
“富國強兵”四個字是歷代改革家的宗旨和最終目的，但除了商鞅之外，只有張居正最成功地沒引起朝野震動，卻實現了這一願望。
他在改易更革時，並沒有激烈的言辭和聳人聽聞的典章通令，他甚至聲稱祖宗制定的法至善至美，不必改動，只是循名核實，要求準確無誤地達到那種法的要求。
他根據朱元璋對官吏的嚴格要求制定了“考成法”，要求“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使那些庸碌苟且的腐敗官吏再也無法混日子和貪贓枉法。大批溜鬚拍馬而無治國才能之徒失去了向上爬的機會，也失去了殘害平民百姓、禍害國家的機會。
一位國公數次犯法違令，張居正駁斥眾議，派人捉而囚禁，同時卻毫不影響對這位國公兒子的擢用。
一系列革新下來，不僅冗官冗員被大幅度地裁減，政府機構的辦事效率也被空前提高，“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同時朝廷命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似乎達到當今信息時代的政令發佈和實施水平。
歷代改革家們都想在封建政體中樞——以官僚集團為核心的腐敗肌體上做文章，其結果均遭敗跡。張居正則不然，他並不輕視官僚集團裡的潛在能量，提出了“急公進取”這個十分重要的號令。
“急公”就是“強公室，杜私門”，即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有所作為，不為私家富貴而因循苟且；“進取”二字更是極為光輝的命題，它讓這個社會每一個富有活力和願意奮發向上的人都有了正當的生長環境。
兩千年來帝王尊崇的“弱枝、弱民”馭臣民術，在張居正的手中被暫時廢棄，帝王限制百官“奔競”的意識至此也被擱置一邊。
只因為提倡“進取”，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才得以在阻力較小的情況下進行；
只因為提倡進取，才有一代名將戚繼光、一代理財能手張學顏、一代水利專家潘季馴的出現；
正因為提倡進取，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才放開農民和手工業者手腳上的羈絆，發展了生產力，形成了萬曆初年那種邊境安寧、百官勤政、人民效力、國家繁盛的局面。
才智過人的張居正把準國脈，由此創造了在歷史上最為耀眼的政績——在全國推廣“一條鞭法”，義無反顧地下令在全國嚴格地全面丈量土地，將原來按戶頭人口使差派役的方法統統改為按丁、糧結合的方式，將差役與土地的擁有量和財富的多寡聯繫起來，並且統一用貨幣支付取代賦稅交糧、差役徵人的方法，財多者多出銀兩，財少者少出銀兩，政府再用這些錢來僱役。
這種按財取賦的方法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社會進步，它突出了貨幣在生產流通過程中的重要職能，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簡化了賦役的繁多名目和令人難以忍受關卡和手續，限制了官吏作奸、富豪舞弊的增生，衝擊了中國國土上生成不變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及與之適應的生產關係，對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關係的解體、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的萌生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張居正順水推舟，將嚴密地財政會計出納程序貫注於整個賦稅事務管理之中。
他任用潘季馴治理多年為患的黃河，修復漕運，使黃淮中下游地區的人民免遭洪水災難，終於使黃泛區出現了密集的村莊和富庶的農田。
他知人善任，“能以智數馭天下，人多樂為之盡力”。同時執法甚嚴，對報喜不報憂的人“雖循吏必黜”。
黎民百姓拍手稱快，豪富官僚失魂落魄。這是一種改變社會形態的改革，又是自發的水到渠成的良性轉變。原來乏銀缺財的政府倉庫在一條鞭法推行不久就立刻充實起來，史稱“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國家的富足，人民的安定，邊境捷報仿若三根撐起國運的支柱，張居正扶持著萬曆小皇帝、兩宮皇太后等高居其巔，他把國家引向中興繁盛之途，他的意志也開始成為國家的意志，皇帝、皇后、大臣們對他惟命是從，真正達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
只是可惜的是，封建家天下制度培育出的張居正，只是一位具有家國情懷的士大夫，他沒有洞穿歷史的胸懷視野，使他無法窺視出其中社會形態將要變動的諸種奧妙，也無法闡述那利國利民、利於整個民族發展進步的道理。時代只讓他如此地做，沒讓他那樣去想，也沒讓別人去想。
他走在了前頭，卻也註定再一次演繹“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民族悲劇。
張居正總領朝政期間，朝中重臣、封疆大吏中雖不乏彈劾參奏他的，但無一例外都遭到廷杖鞭笞罷官的懲罰。當年的首輔大人是難以動搖的，這從他父親去世後圍繞他回家守喪，還是居朝忠君引起朝廷的紛爭上，他的不可替代作用立時顯現出來了。
國君需要忠臣，亡父需要孝子。張居正不忍離開眼前的孤兒寡母，也不忍放棄手中的無上權力，但他卻也害怕遭到非議。到了維護聖人之言的時候，天下的怯懦都會變成勇士。於是有的人倡導“奪情”之議，即皇帝下詔，要求喪父的人從國家的需要考慮，放棄自己的父子親情，破例地在朝廷一面為官，一面為父親守喪。
張居正累番上章要求歸葬守喪，萬曆小皇帝則屢屢下詔不許守制，甚至說再上萬本也不准許。
君臣之綱常與父子之綱常發生了對立，孔夫子與董仲舒並沒有交待誰該服從誰。那些胸中憋氣鬱積已久的朝臣們，此時以捍衛綱常和舊制面目出現，一口咬定“奪情”之議出自張居正的指使。
這樣一來，堂堂首輔一下子成了怙權貪位的不孝之人，奏摺接二連三上疏。有的說該守喪，有的說該奪情，小皇帝堅持後者。偏偏此時夜空出現了彗星。反對奪情者藉此發難，不料“上天的警告”這次卻沒被理睬，攻擊奪情的人卻嚐到了廷杖的滋味。
群儒憤怒了，憤怒的表現形式為少數人冒死上疏，多數人在製造和傳播謠言。
張居正迫於壓力，堅決要求歸喪。太后要求他操持完十六歲的皇帝成婚大禮。居正為了君父，又暫脫了孝服，穿上了紅袍，百官群儒又有了新話題。
然而，張居正是無法搖憾的，當他辦完皇帝婚事，再回江陵辦喪事時，32名壯夫所抬的大轎及戚繼光派來的精銳部隊浩浩蕩蕩從北京出發，像巨龍一樣將沿途官場和百姓都攪得赫然震動。
內閣仍在北京，但每一道重要文書必須送往江陵，每一個較大的決定都出自喪府。
皇帝只給他三個月的喪假，然時間未到，內閣大臣便聯合上疏請求讓他還朝。
歸途之中，州縣守臣頂禮跪拜，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藩王與施賓主之禮，文武百官遠道相迎；入朝之後，萬曆皇帝慰勸懇篤，賞賜有加，兩宮太后與居正母親以家人之禮相待。
好一個首輔，幾乎與天子家族平起平坐了！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熟讀老子的張居正，居然沒有領悟這大道至真的人生觀，激流勇退的范蠡典故自然也不在他的盤算預料中。
對財富的貪婪與對權力貪戀基因，真是人性中無法克服的缺陷。
當王朝的百官與百姓們虔誠地拜倒在張居正的權柄面前時，雙方都沒有想到，僕伏的慣性力將崇拜的偶像推舉到高聳的懸崖，安座寶位的也已無法意識到行將到來的災難。
更糟糕的是，張居正已經得心應手於家長制的方式來統治這個國家，他的權力已沒有力量能夠限制。
更可怕的是，他依仗著十年的功績和一腔忠誠，對已經成年的萬曆皇帝仍是嚴加管教。
張居正沒有意識到，當年十歲的孩子編纂的祖宗《寶訓》、《實錄》一類的“必讀物“，歷經多年後，已引起皇帝的厭倦，甚至產生逆反心理。
張居正堅守著勵精圖治和愛民節用信條，要求年輕的君主”慎起居“、“戒遊佚”、“敦節儉”，有時不惜和太后等人聯合起來，遏制成婚之後的萬曆皇帝對奢糜生活的希冀和貪求，甚至多次削減他的放財施恩、興土動木的浮費。
那位自幼聽慣了母親訓誡、尤為“使張先生聞，奈何！”之語的皇帝，心底漸漸隆起受限制的仇恨，他越來越知道自己才是真正天下主宰的潛能之大，也就愈來愈增添報復心理，尤其是眼前的首輔動輒以長者的身份阻撓他的欲求時，他的迫不及待地仇視發洩慾望，也就愈來愈強烈。
張居正作為萬曆初期實際操控國家權力的內閣首輔，政治上的巨大建樹，使他成為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成功改革家，他是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和完全的功利主義者，他的改革方案無疑值得歷史稱道，但作為天使魔鬼性格集一身的人，他的一個性格致命弱點，也在史上暴露無遺。他對文人深惡痛絕。
萬曆年間是一個造成文人普遍失真的時代，明代大思想家李卓吾曾經深刻描述了萬曆時期社會風氣，“彼以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既已得高官鉅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
整個社會風氣呈現出虛偽、病狂喪心的墮落狀況，催生出一批文人的思想革新之“異端”，以“理學”為專制的意識形態標準而控制著文化權力的朱明王朝，催生出的大思想家王陽明創造的“致知格物”說風行一時。
王陽明的隔代傳世弟子顏山農、羅汝芳、何心隱、李卓吾，當時就受到極其殘酷地迫害。
張居正是極其痛恨那類遊走天下，到處妄談心性、逞其胸臆、挑戰統治階級秩序的士大夫的，他輕蔑地罵這些人是“蝦蟆禪”，視其為異端邪說，必愈置之死地而後快。嚴禁講經聚學、關停書院，迫害文人，上述幾人都死於他的旨意。
張居正對學風的無端整治和後來對士子進身之途的封堵，招致了士大夫文人階層和他的公開怨恨、對立。而這種怨恨是長久而不衰，因為任何一種行為一旦涉及文化這個圈子，不管你懲治的對象是其中的癢處還是痛處，那麼罪名總是無需確立便已存在了的。
張居正後來的冤屈深似海，而始終很少有文人士大夫站在公正立場上為之辯解，而攻擊斥責者卻不乏其人，原因就在這裡。這是張居正不可饒恕的歷史錯誤。
萬曆十年（1582）三月，為萬曆鞠躬盡瘁超負荷運轉的首輔先生終於病入膏肓。他夢見自己被皇帝派往神仙之所去祭祀，卻沒料到自己正是皇帝送去的祭品。
此時，張居正才想到放棄權力，懇求“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若，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可萬曆卻偏偏讓他命終於大任之上。此時他剛滿57週歲。
20歲的萬曆皇帝在當了十年的“無權首腦”之後，一下子有了真正自由的天地。他深感自己被解放了，過去那種為了培養聖君明主的嚴格規範，在他看來簡直是非人的折磨。
他要領略到一切他曾想領略的官能感受，物質的、精神的刺激。張居正不僅給他提供了豐裕的國庫儲存，還給他留下了一座令他極為豔羨的財寶珍玩庫府——江陵首輔之家。這裡有兩宮太后和他本人十年來不斷賞賜的金銀，還有地方官吏們不時送去的大量金錢、絲帛和奇珍異物。
張居正那貪財的老父，把兒子位居人極的最大好處，定為自己可源源不絕地坐收八方供奉。兒子19年沒有回鄉探視他，因而被人嘲罵，也許這也是一個因素。而更可悲的是，這裡積聚的金山銀山，已令那位深感手頭拮据的皇帝垂涎三尺，這是最恰當、最解恨的報復。
而那些多年來遭張居正整治的昏官庸吏和巨豪貴戚，和萬曆皇帝一拍即合，也趁機開始反攻倒算。
於是，張居正死後不到九個月，他的一切尊號、諡號被剝奪殆盡，兒子也削職為民。
此前被張居正廷杖鞭笞過的仇敵們仍不快意，什麼“圖謀篡位”、“凌辱皇族”眾多的大逆不道事件與事實奏摺絡繹不絕。
萬曆皇帝心裡是明白的，張居正是無忤逆之心的。如果張居正想取而代之，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他不管，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解去多年嚴肅管教如泰山壓頂之恨，才能使江陵寶庫裝入自己的私囊。
抄家的詔命發出了，搜撿的嚷聲和拷打的慘叫代替了往日的歌舞管絃。張居正家人遭餓斃命。黃金萬兩、白銀十萬兩堆集於庭前。可這個數目對於威赫海內的前首輔來說，未免太小了，與皇帝想象中和臣僚們預料的金山銀山相去遙遠。
他們用重刑撬開了居正兒子的嘴，逼出了“隱藏”在親戚（均為巨僚）家另有二百萬兩的數目。這時他們的心理方達到平衡。
可居正的兩個兒子，因無顏再見世人，一個投井，另一個寫下一封千餘言血書後懸樑自盡了。
萬曆皇帝保留了僅有一點的仁慈，他在詔令“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示天下“的同時，還說“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才使張居正的屍體免遭被扒出加以鞭打刀戮。
但他的靈魂（如有的話）卻日日遭劫，除了一系列法規茫然無存外，他所親參與締造、並寄予厚望的萬曆皇帝，竟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昏庸、荒淫、殘暴的君主，將張居正開創的中興大業送入魔道，也把朱元璋開闢的大明王朝送入墓地。
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已風起雲湧，而因子就是在萬曆皇帝制造的高壓下形成的。
張居正如冥魂有知，只能冥冥空遺恨，綿綿無絕期。
可惜，大明已再無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