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權
王民權
于右任先生的一生，波瀾起伏，泰否兼具，總體上當得起“有聲有色，名重一世”這八個字，而其影響已遠遠超出陝西，超出西北。
他做過南京臨時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高官，卻始終不見以政治名家；他做過陝西靖國軍和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的主帥，卻也從來不見以軍事名家。這些俱非其所擅長，而在適合其天縱異稟、足展長才的領域，先生卻取得了時人和後人難以企及的成就。論文，筆巨如椽，滿紙風雲，長短不拘，收放自有法度，儼然一文章大家。論詩，古體近體，歌行律絕，以至詞和散曲無一不能，已有多種選本和全本行世，牢固奠定了他在詩歌史上的地位。論辦報，則又俯仰報壇八年之久，辦過六種報紙，所創《神州日報》和《民呼》《民籲》《民立》諸報，濃墨重彩挺立於新聞史上。論書法，更是晚清以來屈指可數的書壇巨擘，在名家雲集的草書領域，創出赫赫有名的標準草書，亦即“於草”。即便是在學校教育方面，也同樣有著厚實的貢獻，既使當時之莘莘學子廣受沾溉，也值得後之來者紀念。這裡我想著重說明三點，與大家探討或提醒各位注意。
首先，因緣際會，先生興辦教育的起點在滬上，但其重點卻在陝西；先生在滬所辦學校，復旦公學、中國公學、上海大學，悉為高等學校，在陝西所辦的學校，則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和高等學校，一應俱全，已為世人所熟知的為其故里三原的民治小學、民治中學、渭北中學、三原工職，西安的中山軍事學院和時屬武功、今稱楊凌的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亦即現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最早的前身；鮮為人知的則為擬在臨潼創辦的陝西大學。這固然與遠去的時代風潮有關，與先生的特殊經歷有關，竊意也是先生的桑梓情深所以致之。先生以寒素起家，自然深知教育之對平民子女的難得與重要。而水源木本，先生的祖根在陝，其洞悉陝西近世落後的癥結教育亦屬一端，從而格外於母邦多一份繫念與關照，也在情理之中。不過還有一所中學，似乎從來不見談論先生者提及，這就是先生外甥、曾任陝西教育廳長和西北農學院代理院長的周伯敏1939年在西安創辦的私立右任中學。學校址在崇禮路（今西五路）西段，初名新民中學，1945年更名右任中學，1949年5月西安解放後停辦，是解放前夕西安24所私立中學中的一所，規模與當時有名的聖路中學（過去西安四中的前身）相當，教師數量僅次於同樣著名的力行中學（今八十九中前身）。其創辦者既為先生之至親，學校後來又以先生之名名之，不能說與先生沒有關係。可惜這件事情久焉不為人知，更不要說深入研究了。
其次，陝西大學，這是先生最後想為陝西創辦，用心良多，用心良苦，造勢最大但最終沒有辦成的一所學校。建校之議的提出，是在1944年初。其時抗戰已勝利在望，許多有識之士已開始考慮戰後建設的問題，戰時暴露出的各方面人才的缺乏，使得作育人才的教育問題，成為眾所矚目的熱點所在。而彼時的陝西，初級中學固有相當的發展，高級中學則為數有限，不能容納更多的初中畢業生升學，致其頗失上進門徑；而高級中學一旦增加，本省若無適當的大學以適應其上進的要求，其畢業生除少數有資力者得以負笈他省而外，多數仍將失去深造的機會，同樣也會影響地方文化之發展。是以各界興辦學校的要求，更顯迫切。先生之此議，出乎至誠，順乎時勢，誠乃深得人心之義舉。而為順利實現這一夙願，先生除動員在蜀陝西會館變賣部分產業以籌集資金之外，還親自致電胡宗南和省主席祝紹周，邀其共同發起，並多次謁見蔣介石面請支持，甚至少見地曲意討好蔣氏，有意將學校的名稱擬為“中正大學”，並鼓動正式組設了以祝紹周、王友直等“陝西軍政長官既學者”為委員的“陝大籌備委員會”，對外密集地放出消息，密鑼緊鼓地進行籌備。可惜無幾戰後復原，中樞突然決定西北大學由漢中遷回西安，原有創辦陝西大學的計劃，意外發生變化而竟成泡影，使得滿懷熱望並曾付出過巨大努力的陝西各界尤其是先生，不勝扼腕而徒嘆奈何。這件事情，當年西安的《秦風工商聯合版》《西京平報》《益世報》西北版和《正報》，乃至重慶的《中央日報》，都有報道，可是不知歲月勢利，還是渺無所知，至今也幾乎沒人提起。多年前我曾以《功虧一簣 悵何如之》為題，詳述其顛末，後來又將其置於博客並收入拙著《掰開歷史的皺褶》中，也竟沒有引起太多注意。
再次，也是這裡我著重要說的，是右任先生與西北農林專科學校關係的真相。長期以來，方誌與歷史學界對此有不少不同的說法。其中最為流行的兩種，一個放言此校是右任先生一手創辦的，一個侈談此校是右任先生和楊虎城將軍蓄意已久而共同創辦的。而其始作俑者，或者兩說援為依據的，前者似乎為某種稀見的歷史文獻，具體地說，來自於此校校刊《西北農林》的創刊號；後者則是20世紀80年代初，陝宿馬文彥先生和一位叫做任志競的先生，分別刊在《西安文史資料》上的《西北農學院的創建和陝西水利的興起》和《王子元先生的一生》這兩篇回憶文章。實際質諸歷史，右任先生之與此校的淵源，一是他曾是當年創校的三常委之一，理論上應對此校的創建不無貢獻，特別是在校址的踏勘與最後確定方面；二是他曾是此校的首任校長，雖說事實上京事煩劇一直不曾分身蒞校主事，但對有關建校的事宜無疑是十分關心的；三是慧眼識人，力薦王玉堂即子元先生出任建校籌備處主任；四是親筆題寫此校校刊《西北農林》的刊名。至於楊虎城將軍，則不過最初因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斯名列建校委員而已，1933年3月省主席易人之後，此校的擇址和建設已非其本分，而是繼任主席邵力子的職權範圍了，且不說主導或領導，能否切實地參與其中，恐怕都是個問題。故真正發起創校、領導創校的是戴季陶先生。關於此點，前多年我曾專門進行過切實考辨，展示的證據，一是此公1932年10月，率先向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提出了一個名為《建設西北專門教育初步計劃》的議案，當時曾有多人蔘與聯署，右任先生卻確鑿地沒有名列其中，楊將軍則連聯署的資格都談不上；二是此公位列此校創校三常委首席，而右任先生位列時任西京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張繼之前，居於第二，有時僅以姓氏筆畫的優勢而名居榜首；三是1934年4月20日此校教學大樓奠基之日，此公曾專程親臨並發表奠基祝詞，還親筆題寫了“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的校名，一切都與其首席建校常委的身份十分吻合；四是此公對此校建設與發展，有一套完整的規劃，對建校的方針也有明確的設計與要求，甚至此校的名稱，也是他在《初步計劃》中早就提出來的，而右任先生身為建校常委和首任校長，似乎並無成套明確的主張，至少尚無文獻證明他有怎樣的主張，楊將軍更是談不到這些。此處我願再補充兩證據：一條是戴氏在其《關於經營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辦法意見書》中，自承“賢此次所以竭力主張建設西北農林專校者，蓄謀已久”。一條是戴氏在其《與子元先生論本校用人施教方針書》稱：“賢才不足以任事，德不足以領眾，且又於關中情形疏遠，所眷眷然者，一則見吾祖宗墳墓所在之區、文化發祥之地，荒蕪衰敗，幾近化為沙漠；二則見關中民眾受歷年災禍，少壯則流離失所，老弱則死亡枕藉，僅存之兒童，雖有慈善之家稍加存恤，而教養扶持，都無確實辦法。由此一念報德育民之心，而發起茲事（即創校）。”此兩處均系夫子自道，其動機固然在剖白心跡，同時也相應地昭告了一段信史。而這也都白字黑字，見諸《西北農林》創刊號的。
此外，還有一個涉及右任先生和此校關係的問題，即先生之後繼任人選的問題，竊意也有必要予以特別說明。因為《陝西省志·人物誌》中卷子元先生本傳，和陝西基督教網《一代英才王子元》有個說法，說右任先生曾推薦子元先生出任校長，子元先生事實上建校期間就代行的是校長之職務，但是後來學校基本建成，由於戴季陶挾嫌排擠，使與其走得較近的辛樹幟先生成了校長。此說很大程度上是替子元先生不平，卻有意無意地貶低了辛樹幟先生，即使不是得諸傳聞，也有著明顯的臆揣成分。事實上，辛先生固然與戴季陶有著長期的交往，但這似乎更多是緣於其卓越的學術造詣和崇高的學界聲望。他接替右任先生擔任校長，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專業素養與學術地位，一方面是創校之始，他就已經是建校籌委會的委員，而戴季陶早在前引《意見書》中，就有“賢意此校不特當為西北造林墾荒事業之中心，兼當為全國新農村大學之起點”，學校“興辦之時，事務方面，不可先行鋪張，研究經營方面，則當擇聘經驗學識俱長、耐苦耐勞之專門學者任之”的觀點。相較之下，子元先生固然是此校建校的不二功臣，在校址的最後擇定和學校校舍建設上有著世所公認的貢獻，可惜經營一所高校，他畢竟並不具備辛先生所具有的各種優勢。雖然事情的最後決定，不排除有人事方面的因素，甚至戴季陶個人意志的影響，然而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兩人的硬件方面存在無法比擬的差距，而西農後來的歷史，似也證明辛先生出任校長，與學校和他個人，都可謂得其所哉。有人為子元先生抱憾乃至抱屈，可以理解，但這並不說明戴之用辛就是錯的，也並不說明右任先生與戴氏在這件事情上就一定存在私人之間的相互排軋。斯人已去，往事已矣，鄙意還是以平常心對待這段歷史，不做或少做沒有根據的揣測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