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騎兵軍事征服太過耀眼，讓我們忽略了蒙元帝國的諸多制度創新'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劉秉忠和他規劃設計的元大都
成吉思汗不喜文字用浮華詞藻，輕視君主所習用的尊號，認為無謂而誡後裔勿加採用， 所以繼承人僅稱汗，恢復可汗大位加附尊號乃自世祖的薛祥汗始。但也自世祖大元帝國建立，天子威靈的漢族意識高昂，而至元元年始立太廟祭享之禮，奉安祖宗神主，二年十月已尊皇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拖雷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三年 （1266年） 十月， 再以太廟八室成， 而追尊皇曾祖也速該，以及皇伯窩闊臺至皇兄蒙哥皇帝尊號與廟號，又已異於遊牧國家的支配理念。
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以部族名稱為國號，至世祖而制定漢式國號，儼然以中國正統朝代自任，與契丹—遼、女真—金的歷史軌跡又相同。然而，中國的 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至元八年 （1271年）世祖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第一乾）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句，是年十一月乙酉建國號詔曾明言其義。
世祖的元朝政治抱負遵循《易經》大道， 而且早自即位之初， 中統建元詔 “法 《春秋》 之正始， 體大 《易》 之乾元”之語 便已見出。則“元” 字的出現， 無疑是中國朝代名 （國號） 制定法上一大劃期， 因文義而制朝代名詞之例開創， 以後明朝、清朝均行追隨模仿。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劉秉忠和他規劃設計的元大都
成吉思汗不喜文字用浮華詞藻，輕視君主所習用的尊號，認為無謂而誡後裔勿加採用， 所以繼承人僅稱汗，恢復可汗大位加附尊號乃自世祖的薛祥汗始。但也自世祖大元帝國建立，天子威靈的漢族意識高昂，而至元元年始立太廟祭享之禮，奉安祖宗神主，二年十月已尊皇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拖雷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三年 （1266年） 十月， 再以太廟八室成， 而追尊皇曾祖也速該，以及皇伯窩闊臺至皇兄蒙哥皇帝尊號與廟號，又已異於遊牧國家的支配理念。
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以部族名稱為國號，至世祖而制定漢式國號，儼然以中國正統朝代自任，與契丹—遼、女真—金的歷史軌跡又相同。然而，中國的 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至元八年 （1271年）世祖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第一乾）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句，是年十一月乙酉建國號詔曾明言其義。
世祖的元朝政治抱負遵循《易經》大道， 而且早自即位之初， 中統建元詔 “法 《春秋》 之正始， 體大 《易》 之乾元”之語 便已見出。則“元” 字的出現， 無疑是中國朝代名 （國號） 制定法上一大劃期， 因文義而制朝代名詞之例開創， 以後明朝、清朝均行追隨模仿。
元朝重臣劉秉忠、郭守敬、張文謙、張易、王恂都曾在邢臺紫金書院潛心學問，被稱為“中華五傑”。紫金山也由此成為我國數學、天文、曆法重要發祥地之一。
至元八年堪引為元朝歷史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非僅新定國號，《元史》禮樂志、祭祀志、輿服志所記元朝禮儀、服飾等制度，大抵也都自其年制定， 以及劉秉忠、姚樞、許衡等所規劃。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南宋存立於長江以南，所擁有人力，以及豐富資源與海上貿易的莫大利潤， 原都具有堪以抗拒元朝的有利條件。山東李璮之叛， 背後也連結南宋為精神奧援。所以南北兩大勢力對立，意義上非單純軍事，而是政治的、經濟的，抑且意識的複雜形態作戰，金朝滅亡，而南宋仍然健在三十餘年的主要憑藉在此。
然而，南宋長時期由懦弱又奸偽的宰相賈似道專權， 面對世祖時元朝萬象更新，政治上勝負乃牽動全局。當蒙古軍一變世祖初年寧願採取守勢，相反還是宋軍蠢蠢欲動的形勢時，任何對抗資本都已無可恃。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劉秉忠和他規劃設計的元大都
成吉思汗不喜文字用浮華詞藻，輕視君主所習用的尊號，認為無謂而誡後裔勿加採用， 所以繼承人僅稱汗，恢復可汗大位加附尊號乃自世祖的薛祥汗始。但也自世祖大元帝國建立，天子威靈的漢族意識高昂，而至元元年始立太廟祭享之禮，奉安祖宗神主，二年十月已尊皇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拖雷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三年 （1266年） 十月， 再以太廟八室成， 而追尊皇曾祖也速該，以及皇伯窩闊臺至皇兄蒙哥皇帝尊號與廟號，又已異於遊牧國家的支配理念。
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以部族名稱為國號，至世祖而制定漢式國號，儼然以中國正統朝代自任，與契丹—遼、女真—金的歷史軌跡又相同。然而，中國的 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至元八年 （1271年）世祖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第一乾）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句，是年十一月乙酉建國號詔曾明言其義。
世祖的元朝政治抱負遵循《易經》大道， 而且早自即位之初， 中統建元詔 “法 《春秋》 之正始， 體大 《易》 之乾元”之語 便已見出。則“元” 字的出現， 無疑是中國朝代名 （國號） 制定法上一大劃期， 因文義而制朝代名詞之例開創， 以後明朝、清朝均行追隨模仿。
元朝重臣劉秉忠、郭守敬、張文謙、張易、王恂都曾在邢臺紫金書院潛心學問，被稱為“中華五傑”。紫金山也由此成為我國數學、天文、曆法重要發祥地之一。
至元八年堪引為元朝歷史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非僅新定國號，《元史》禮樂志、祭祀志、輿服志所記元朝禮儀、服飾等制度，大抵也都自其年制定， 以及劉秉忠、姚樞、許衡等所規劃。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南宋存立於長江以南，所擁有人力，以及豐富資源與海上貿易的莫大利潤， 原都具有堪以抗拒元朝的有利條件。山東李璮之叛， 背後也連結南宋為精神奧援。所以南北兩大勢力對立，意義上非單純軍事，而是政治的、經濟的，抑且意識的複雜形態作戰，金朝滅亡，而南宋仍然健在三十餘年的主要憑藉在此。
然而，南宋長時期由懦弱又奸偽的宰相賈似道專權， 面對世祖時元朝萬象更新，政治上勝負乃牽動全局。當蒙古軍一變世祖初年寧願採取守勢，相反還是宋軍蠢蠢欲動的形勢時，任何對抗資本都已無可恃。
回回炮攻陷襄陽
1268年對長江中游戰略要地襄陽發動攻擊，襄陽被包圍五年，於1273年陷落。翌年，中斷十五的憲宗（蒙哥汗）未完成遺志接續，大將伯顏統率下，蒙古人、西域人、漢人以及南宋投降軍團的混成大軍，自襄陽沿漢水順流撲向長江心臟部， 強行渡江，取鄂州，岸上、江上水陸兩軍並行東指，克建康，南下陷南宋國都臨安（杭州），六歲的南宋恭帝與太皇太后以下降，宋亡，時為1276正月。最後一支抵抗力量延續到1279年二月，崖山海戰失敗，陸秀夫負宋末帝趙昺投海死，南宋命運遂絕。
自太祖成吉思汗崛起以至世祖其時，父、子、孫三世七十餘年，從蒙古帝國到大元帝國，所征服橫跨歐亞的廣大土地，除西歐、印度、埃及的大陸邊緣 與日本、爪哇海島之外， 殆已對當時所知的世界以大統一，人類歷史空前絕後大帝國的建設。
但一貫偉業的創締階段分劃， 自世祖治世而蒙古帝國過渡到大元帝國， 則非只儒家建國思想取入與意象的漢制支配方式整備而已，廣域支配形態與性格，前後也都已變化——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劉秉忠和他規劃設計的元大都
成吉思汗不喜文字用浮華詞藻，輕視君主所習用的尊號，認為無謂而誡後裔勿加採用， 所以繼承人僅稱汗，恢復可汗大位加附尊號乃自世祖的薛祥汗始。但也自世祖大元帝國建立，天子威靈的漢族意識高昂，而至元元年始立太廟祭享之禮，奉安祖宗神主，二年十月已尊皇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拖雷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三年 （1266年） 十月， 再以太廟八室成， 而追尊皇曾祖也速該，以及皇伯窩闊臺至皇兄蒙哥皇帝尊號與廟號，又已異於遊牧國家的支配理念。
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以部族名稱為國號，至世祖而制定漢式國號，儼然以中國正統朝代自任，與契丹—遼、女真—金的歷史軌跡又相同。然而，中國的 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至元八年 （1271年）世祖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第一乾）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句，是年十一月乙酉建國號詔曾明言其義。
世祖的元朝政治抱負遵循《易經》大道， 而且早自即位之初， 中統建元詔 “法 《春秋》 之正始， 體大 《易》 之乾元”之語 便已見出。則“元” 字的出現， 無疑是中國朝代名 （國號） 制定法上一大劃期， 因文義而制朝代名詞之例開創， 以後明朝、清朝均行追隨模仿。
元朝重臣劉秉忠、郭守敬、張文謙、張易、王恂都曾在邢臺紫金書院潛心學問，被稱為“中華五傑”。紫金山也由此成為我國數學、天文、曆法重要發祥地之一。
至元八年堪引為元朝歷史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非僅新定國號，《元史》禮樂志、祭祀志、輿服志所記元朝禮儀、服飾等制度，大抵也都自其年制定， 以及劉秉忠、姚樞、許衡等所規劃。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南宋存立於長江以南，所擁有人力，以及豐富資源與海上貿易的莫大利潤， 原都具有堪以抗拒元朝的有利條件。山東李璮之叛， 背後也連結南宋為精神奧援。所以南北兩大勢力對立，意義上非單純軍事，而是政治的、經濟的，抑且意識的複雜形態作戰，金朝滅亡，而南宋仍然健在三十餘年的主要憑藉在此。
然而，南宋長時期由懦弱又奸偽的宰相賈似道專權， 面對世祖時元朝萬象更新，政治上勝負乃牽動全局。當蒙古軍一變世祖初年寧願採取守勢，相反還是宋軍蠢蠢欲動的形勢時，任何對抗資本都已無可恃。
回回炮攻陷襄陽
1268年對長江中游戰略要地襄陽發動攻擊，襄陽被包圍五年，於1273年陷落。翌年，中斷十五的憲宗（蒙哥汗）未完成遺志接續，大將伯顏統率下，蒙古人、西域人、漢人以及南宋投降軍團的混成大軍，自襄陽沿漢水順流撲向長江心臟部， 強行渡江，取鄂州，岸上、江上水陸兩軍並行東指，克建康，南下陷南宋國都臨安（杭州），六歲的南宋恭帝與太皇太后以下降，宋亡，時為1276正月。最後一支抵抗力量延續到1279年二月，崖山海戰失敗，陸秀夫負宋末帝趙昺投海死，南宋命運遂絕。
自太祖成吉思汗崛起以至世祖其時，父、子、孫三世七十餘年，從蒙古帝國到大元帝國，所征服橫跨歐亞的廣大土地，除西歐、印度、埃及的大陸邊緣 與日本、爪哇海島之外， 殆已對當時所知的世界以大統一，人類歷史空前絕後大帝國的建設。
但一貫偉業的創締階段分劃， 自世祖治世而蒙古帝國過渡到大元帝國， 則非只儒家建國思想取入與意象的漢制支配方式整備而已，廣域支配形態與性格，前後也都已變化——
從支配形態而言，成吉思汗以來遊牧國家的傳統理念，系以蒙古本土為主體，漢地與西亞細亞城市人民所居住領域，僅以附隨的屬領形態而受支配，修正此項傳統主義理念者便是世祖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汗位之爭的意義，因之已不單是政權爭奪， 乃是蒙古本地主義的傳統保守勢力，以其代表者阿里不哥被壓倒，障礙排除，而世祖以內蒙古 （上都） 與黃河流域 （大都） 為中樞地方， 北方包含純粹遊牧社會，南方連結純粹農業定居社會，一體化而名實相符的世界大帝國建設意願得以展開。
從支配性格而言，惟其世祖漢地重心主義實現，陪伴也是必然的漢人重用，遊牧國家的蒙古帝國，乃向中國征服朝代的大元帝國 （元朝） 轉化，農業地帶為重心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都自偉大的蒙古帝國建設者成吉思汗去世約半個世紀後，轉換完成。再十多年，漢族中國從歷史上第一次全域立於征服 朝代支配之下。
成吉思汗以來，大汗一人的權威下所構成聯邦或國家體制。元朝成立，諸汗國分離獨立的傾向強化。世祖以大都為國都，統轄蒙古本土、東北地方、漢族中國、西藏，以及朝鮮、安南，僅保留宗家名義， 維持對諸汗國的鬆懈宗主權。事實上已是同等的 “忽必烈汗國” 意味。其變化，猶之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大英帝國與戰後英聯邦協約相彷彿，此其一。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劉秉忠和他規劃設計的元大都
成吉思汗不喜文字用浮華詞藻，輕視君主所習用的尊號，認為無謂而誡後裔勿加採用， 所以繼承人僅稱汗，恢復可汗大位加附尊號乃自世祖的薛祥汗始。但也自世祖大元帝國建立，天子威靈的漢族意識高昂，而至元元年始立太廟祭享之禮，奉安祖宗神主，二年十月已尊皇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拖雷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三年 （1266年） 十月， 再以太廟八室成， 而追尊皇曾祖也速該，以及皇伯窩闊臺至皇兄蒙哥皇帝尊號與廟號，又已異於遊牧國家的支配理念。
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以部族名稱為國號，至世祖而制定漢式國號，儼然以中國正統朝代自任，與契丹—遼、女真—金的歷史軌跡又相同。然而，中國的 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至元八年 （1271年）世祖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第一乾）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句，是年十一月乙酉建國號詔曾明言其義。
世祖的元朝政治抱負遵循《易經》大道， 而且早自即位之初， 中統建元詔 “法 《春秋》 之正始， 體大 《易》 之乾元”之語 便已見出。則“元” 字的出現， 無疑是中國朝代名 （國號） 制定法上一大劃期， 因文義而制朝代名詞之例開創， 以後明朝、清朝均行追隨模仿。
元朝重臣劉秉忠、郭守敬、張文謙、張易、王恂都曾在邢臺紫金書院潛心學問，被稱為“中華五傑”。紫金山也由此成為我國數學、天文、曆法重要發祥地之一。
至元八年堪引為元朝歷史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非僅新定國號，《元史》禮樂志、祭祀志、輿服志所記元朝禮儀、服飾等制度，大抵也都自其年制定， 以及劉秉忠、姚樞、許衡等所規劃。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南宋存立於長江以南，所擁有人力，以及豐富資源與海上貿易的莫大利潤， 原都具有堪以抗拒元朝的有利條件。山東李璮之叛， 背後也連結南宋為精神奧援。所以南北兩大勢力對立，意義上非單純軍事，而是政治的、經濟的，抑且意識的複雜形態作戰，金朝滅亡，而南宋仍然健在三十餘年的主要憑藉在此。
然而，南宋長時期由懦弱又奸偽的宰相賈似道專權， 面對世祖時元朝萬象更新，政治上勝負乃牽動全局。當蒙古軍一變世祖初年寧願採取守勢，相反還是宋軍蠢蠢欲動的形勢時，任何對抗資本都已無可恃。
回回炮攻陷襄陽
1268年對長江中游戰略要地襄陽發動攻擊，襄陽被包圍五年，於1273年陷落。翌年，中斷十五的憲宗（蒙哥汗）未完成遺志接續，大將伯顏統率下，蒙古人、西域人、漢人以及南宋投降軍團的混成大軍，自襄陽沿漢水順流撲向長江心臟部， 強行渡江，取鄂州，岸上、江上水陸兩軍並行東指，克建康，南下陷南宋國都臨安（杭州），六歲的南宋恭帝與太皇太后以下降，宋亡，時為1276正月。最後一支抵抗力量延續到1279年二月，崖山海戰失敗，陸秀夫負宋末帝趙昺投海死，南宋命運遂絕。
自太祖成吉思汗崛起以至世祖其時，父、子、孫三世七十餘年，從蒙古帝國到大元帝國，所征服橫跨歐亞的廣大土地，除西歐、印度、埃及的大陸邊緣 與日本、爪哇海島之外， 殆已對當時所知的世界以大統一，人類歷史空前絕後大帝國的建設。
但一貫偉業的創締階段分劃， 自世祖治世而蒙古帝國過渡到大元帝國， 則非只儒家建國思想取入與意象的漢制支配方式整備而已，廣域支配形態與性格，前後也都已變化——
從支配形態而言，成吉思汗以來遊牧國家的傳統理念，系以蒙古本土為主體，漢地與西亞細亞城市人民所居住領域，僅以附隨的屬領形態而受支配，修正此項傳統主義理念者便是世祖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汗位之爭的意義，因之已不單是政權爭奪， 乃是蒙古本地主義的傳統保守勢力，以其代表者阿里不哥被壓倒，障礙排除，而世祖以內蒙古 （上都） 與黃河流域 （大都） 為中樞地方， 北方包含純粹遊牧社會，南方連結純粹農業定居社會，一體化而名實相符的世界大帝國建設意願得以展開。
從支配性格而言，惟其世祖漢地重心主義實現，陪伴也是必然的漢人重用，遊牧國家的蒙古帝國，乃向中國征服朝代的大元帝國 （元朝） 轉化，農業地帶為重心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都自偉大的蒙古帝國建設者成吉思汗去世約半個世紀後，轉換完成。再十多年，漢族中國從歷史上第一次全域立於征服 朝代支配之下。
成吉思汗以來，大汗一人的權威下所構成聯邦或國家體制。元朝成立，諸汗國分離獨立的傾向強化。世祖以大都為國都，統轄蒙古本土、東北地方、漢族中國、西藏，以及朝鮮、安南，僅保留宗家名義， 維持對諸汗國的鬆懈宗主權。事實上已是同等的 “忽必烈汗國” 意味。其變化，猶之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大英帝國與戰後英聯邦協約相彷彿，此其一。
其二，元朝諸汗國，仍不能比擬今日英聯邦諸會員國。後者自大英帝國時期，一概都已受英國本國有條理的文化指導，轉變各國政冶上獨立國時代， 仍然與文化的母國與指導民族連結同一的文化紐帶。元朝治下諸汗國則否， 各別所統轄民族的固有文化多數高過蒙古自身，蒙古的武力至上主義也註定不足以穩定統治被征服民族，而結局倒反同化於在地民族文化。元朝諸汗國 對宗家的獨立傾向，以政治之外添加文化的隔離因素而愈明朗。
其三，惟其諸汗國的分離宗家元朝，元朝的漢族中國征服朝代性格，因而也是單獨顯現。阿里不哥與海都事件，對汗 （皇帝） 位相續投下莫大不利影 響的另一面， 背後所代表巨大的蒙古本地主義勢力， 卻監督元朝避免蹈入先行征服朝代遼、金的同一漢化覆轍，漢地重心、漢人重用、漢式國家體制整備，一概都以尊重蒙古遊牧民族利益為前提。蒙古至上主義是漢族支配、漢地支配的不容動搖大原則。
同時，同系遊牧民族所形成征服朝代遼朝的經驗，其二重體制支配，以大規模向本部實行移民政策，遊牧地內因大量農業生產人口強制移住，混在州縣制，而抗拒漢化的效能被抵銷。元朝吸取其教訓，於所統轄領土上，乃是強力的個別分割統治，漢族中國域內實行州縣政治，蒙古本土概行封建制度，宣政院掌早年大吐蕃之境，喇嘛教弘布的西藏、青海、西康域內僧、俗兩界之事， 而邊境又領以宣慰使、宣撫使、長官司等名目的土官。適應複雜民族、複合社會 （征服者與被征服者） 而推行復式政治，毋寧便堪引為征服朝代元朝的統治特色。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劉秉忠和他規劃設計的元大都
成吉思汗不喜文字用浮華詞藻，輕視君主所習用的尊號，認為無謂而誡後裔勿加採用， 所以繼承人僅稱汗，恢復可汗大位加附尊號乃自世祖的薛祥汗始。但也自世祖大元帝國建立，天子威靈的漢族意識高昂，而至元元年始立太廟祭享之禮，奉安祖宗神主，二年十月已尊皇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拖雷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三年 （1266年） 十月， 再以太廟八室成， 而追尊皇曾祖也速該，以及皇伯窩闊臺至皇兄蒙哥皇帝尊號與廟號，又已異於遊牧國家的支配理念。
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以部族名稱為國號，至世祖而制定漢式國號，儼然以中國正統朝代自任，與契丹—遼、女真—金的歷史軌跡又相同。然而，中國的 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至元八年 （1271年）世祖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第一乾）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句，是年十一月乙酉建國號詔曾明言其義。
世祖的元朝政治抱負遵循《易經》大道， 而且早自即位之初， 中統建元詔 “法 《春秋》 之正始， 體大 《易》 之乾元”之語 便已見出。則“元” 字的出現， 無疑是中國朝代名 （國號） 制定法上一大劃期， 因文義而制朝代名詞之例開創， 以後明朝、清朝均行追隨模仿。
元朝重臣劉秉忠、郭守敬、張文謙、張易、王恂都曾在邢臺紫金書院潛心學問，被稱為“中華五傑”。紫金山也由此成為我國數學、天文、曆法重要發祥地之一。
至元八年堪引為元朝歷史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非僅新定國號，《元史》禮樂志、祭祀志、輿服志所記元朝禮儀、服飾等制度，大抵也都自其年制定， 以及劉秉忠、姚樞、許衡等所規劃。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南宋存立於長江以南，所擁有人力，以及豐富資源與海上貿易的莫大利潤， 原都具有堪以抗拒元朝的有利條件。山東李璮之叛， 背後也連結南宋為精神奧援。所以南北兩大勢力對立，意義上非單純軍事，而是政治的、經濟的，抑且意識的複雜形態作戰，金朝滅亡，而南宋仍然健在三十餘年的主要憑藉在此。
然而，南宋長時期由懦弱又奸偽的宰相賈似道專權， 面對世祖時元朝萬象更新，政治上勝負乃牽動全局。當蒙古軍一變世祖初年寧願採取守勢，相反還是宋軍蠢蠢欲動的形勢時，任何對抗資本都已無可恃。
回回炮攻陷襄陽
1268年對長江中游戰略要地襄陽發動攻擊，襄陽被包圍五年，於1273年陷落。翌年，中斷十五的憲宗（蒙哥汗）未完成遺志接續，大將伯顏統率下，蒙古人、西域人、漢人以及南宋投降軍團的混成大軍，自襄陽沿漢水順流撲向長江心臟部， 強行渡江，取鄂州，岸上、江上水陸兩軍並行東指，克建康，南下陷南宋國都臨安（杭州），六歲的南宋恭帝與太皇太后以下降，宋亡，時為1276正月。最後一支抵抗力量延續到1279年二月，崖山海戰失敗，陸秀夫負宋末帝趙昺投海死，南宋命運遂絕。
自太祖成吉思汗崛起以至世祖其時，父、子、孫三世七十餘年，從蒙古帝國到大元帝國，所征服橫跨歐亞的廣大土地，除西歐、印度、埃及的大陸邊緣 與日本、爪哇海島之外， 殆已對當時所知的世界以大統一，人類歷史空前絕後大帝國的建設。
但一貫偉業的創締階段分劃， 自世祖治世而蒙古帝國過渡到大元帝國， 則非只儒家建國思想取入與意象的漢制支配方式整備而已，廣域支配形態與性格，前後也都已變化——
從支配形態而言，成吉思汗以來遊牧國家的傳統理念，系以蒙古本土為主體，漢地與西亞細亞城市人民所居住領域，僅以附隨的屬領形態而受支配，修正此項傳統主義理念者便是世祖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汗位之爭的意義，因之已不單是政權爭奪， 乃是蒙古本地主義的傳統保守勢力，以其代表者阿里不哥被壓倒，障礙排除，而世祖以內蒙古 （上都） 與黃河流域 （大都） 為中樞地方， 北方包含純粹遊牧社會，南方連結純粹農業定居社會，一體化而名實相符的世界大帝國建設意願得以展開。
從支配性格而言，惟其世祖漢地重心主義實現，陪伴也是必然的漢人重用，遊牧國家的蒙古帝國，乃向中國征服朝代的大元帝國 （元朝） 轉化，農業地帶為重心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都自偉大的蒙古帝國建設者成吉思汗去世約半個世紀後，轉換完成。再十多年，漢族中國從歷史上第一次全域立於征服 朝代支配之下。
成吉思汗以來，大汗一人的權威下所構成聯邦或國家體制。元朝成立，諸汗國分離獨立的傾向強化。世祖以大都為國都，統轄蒙古本土、東北地方、漢族中國、西藏，以及朝鮮、安南，僅保留宗家名義， 維持對諸汗國的鬆懈宗主權。事實上已是同等的 “忽必烈汗國” 意味。其變化，猶之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大英帝國與戰後英聯邦協約相彷彿，此其一。
其二，元朝諸汗國，仍不能比擬今日英聯邦諸會員國。後者自大英帝國時期，一概都已受英國本國有條理的文化指導，轉變各國政冶上獨立國時代， 仍然與文化的母國與指導民族連結同一的文化紐帶。元朝治下諸汗國則否， 各別所統轄民族的固有文化多數高過蒙古自身，蒙古的武力至上主義也註定不足以穩定統治被征服民族，而結局倒反同化於在地民族文化。元朝諸汗國 對宗家的獨立傾向，以政治之外添加文化的隔離因素而愈明朗。
其三，惟其諸汗國的分離宗家元朝，元朝的漢族中國征服朝代性格，因而也是單獨顯現。阿里不哥與海都事件，對汗 （皇帝） 位相續投下莫大不利影 響的另一面， 背後所代表巨大的蒙古本地主義勢力， 卻監督元朝避免蹈入先行征服朝代遼、金的同一漢化覆轍，漢地重心、漢人重用、漢式國家體制整備，一概都以尊重蒙古遊牧民族利益為前提。蒙古至上主義是漢族支配、漢地支配的不容動搖大原則。
同時，同系遊牧民族所形成征服朝代遼朝的經驗，其二重體制支配，以大規模向本部實行移民政策，遊牧地內因大量農業生產人口強制移住，混在州縣制，而抗拒漢化的效能被抵銷。元朝吸取其教訓，於所統轄領土上，乃是強力的個別分割統治，漢族中國域內實行州縣政治，蒙古本土概行封建制度，宣政院掌早年大吐蕃之境，喇嘛教弘布的西藏、青海、西康域內僧、俗兩界之事， 而邊境又領以宣慰使、宣撫使、長官司等名目的土官。適應複雜民族、複合社會 （征服者與被征服者） 而推行復式政治，毋寧便堪引為征服朝代元朝的統治特色。
蒙古帝國——文明的摧毀者還是全球化的開拓者?
總而言之,自十三世紀中至十四世紀中約一個世紀間，蒙古人的制霸歐亞大陸，於中國史而言，征服朝代兩面制支配性能特為強烈，也是嚴肅保持其性能於不墜的惟一征服朝代。
連結中國史與世界史而言，亞洲與歐洲原是眾多政治勢力分散的各國分立現象，也以蒙古人拆除國界，統一的政治勢力出現，而中國所代表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合而為一， 兩大地域內經濟的文化的交流暢通，抑且加速。蒙古人巨大政治勢力的歷史意義，因而可以明瞭，非只是政治的，更重要須是文化的。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劉秉忠和他規劃設計的元大都
成吉思汗不喜文字用浮華詞藻，輕視君主所習用的尊號，認為無謂而誡後裔勿加採用， 所以繼承人僅稱汗，恢復可汗大位加附尊號乃自世祖的薛祥汗始。但也自世祖大元帝國建立，天子威靈的漢族意識高昂，而至元元年始立太廟祭享之禮，奉安祖宗神主，二年十月已尊皇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拖雷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三年 （1266年） 十月， 再以太廟八室成， 而追尊皇曾祖也速該，以及皇伯窩闊臺至皇兄蒙哥皇帝尊號與廟號，又已異於遊牧國家的支配理念。
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以部族名稱為國號，至世祖而制定漢式國號，儼然以中國正統朝代自任，與契丹—遼、女真—金的歷史軌跡又相同。然而，中國的 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至元八年 （1271年）世祖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第一乾）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句，是年十一月乙酉建國號詔曾明言其義。
世祖的元朝政治抱負遵循《易經》大道， 而且早自即位之初， 中統建元詔 “法 《春秋》 之正始， 體大 《易》 之乾元”之語 便已見出。則“元” 字的出現， 無疑是中國朝代名 （國號） 制定法上一大劃期， 因文義而制朝代名詞之例開創， 以後明朝、清朝均行追隨模仿。
元朝重臣劉秉忠、郭守敬、張文謙、張易、王恂都曾在邢臺紫金書院潛心學問，被稱為“中華五傑”。紫金山也由此成為我國數學、天文、曆法重要發祥地之一。
至元八年堪引為元朝歷史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非僅新定國號，《元史》禮樂志、祭祀志、輿服志所記元朝禮儀、服飾等制度，大抵也都自其年制定， 以及劉秉忠、姚樞、許衡等所規劃。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南宋存立於長江以南，所擁有人力，以及豐富資源與海上貿易的莫大利潤， 原都具有堪以抗拒元朝的有利條件。山東李璮之叛， 背後也連結南宋為精神奧援。所以南北兩大勢力對立，意義上非單純軍事，而是政治的、經濟的，抑且意識的複雜形態作戰，金朝滅亡，而南宋仍然健在三十餘年的主要憑藉在此。
然而，南宋長時期由懦弱又奸偽的宰相賈似道專權， 面對世祖時元朝萬象更新，政治上勝負乃牽動全局。當蒙古軍一變世祖初年寧願採取守勢，相反還是宋軍蠢蠢欲動的形勢時，任何對抗資本都已無可恃。
回回炮攻陷襄陽
1268年對長江中游戰略要地襄陽發動攻擊，襄陽被包圍五年，於1273年陷落。翌年，中斷十五的憲宗（蒙哥汗）未完成遺志接續，大將伯顏統率下，蒙古人、西域人、漢人以及南宋投降軍團的混成大軍，自襄陽沿漢水順流撲向長江心臟部， 強行渡江，取鄂州，岸上、江上水陸兩軍並行東指，克建康，南下陷南宋國都臨安（杭州），六歲的南宋恭帝與太皇太后以下降，宋亡，時為1276正月。最後一支抵抗力量延續到1279年二月，崖山海戰失敗，陸秀夫負宋末帝趙昺投海死，南宋命運遂絕。
自太祖成吉思汗崛起以至世祖其時，父、子、孫三世七十餘年，從蒙古帝國到大元帝國，所征服橫跨歐亞的廣大土地，除西歐、印度、埃及的大陸邊緣 與日本、爪哇海島之外， 殆已對當時所知的世界以大統一，人類歷史空前絕後大帝國的建設。
但一貫偉業的創締階段分劃， 自世祖治世而蒙古帝國過渡到大元帝國， 則非只儒家建國思想取入與意象的漢制支配方式整備而已，廣域支配形態與性格，前後也都已變化——
從支配形態而言，成吉思汗以來遊牧國家的傳統理念，系以蒙古本土為主體，漢地與西亞細亞城市人民所居住領域，僅以附隨的屬領形態而受支配，修正此項傳統主義理念者便是世祖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汗位之爭的意義，因之已不單是政權爭奪， 乃是蒙古本地主義的傳統保守勢力，以其代表者阿里不哥被壓倒，障礙排除，而世祖以內蒙古 （上都） 與黃河流域 （大都） 為中樞地方， 北方包含純粹遊牧社會，南方連結純粹農業定居社會，一體化而名實相符的世界大帝國建設意願得以展開。
從支配性格而言，惟其世祖漢地重心主義實現，陪伴也是必然的漢人重用，遊牧國家的蒙古帝國，乃向中國征服朝代的大元帝國 （元朝） 轉化，農業地帶為重心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都自偉大的蒙古帝國建設者成吉思汗去世約半個世紀後，轉換完成。再十多年，漢族中國從歷史上第一次全域立於征服 朝代支配之下。
成吉思汗以來，大汗一人的權威下所構成聯邦或國家體制。元朝成立，諸汗國分離獨立的傾向強化。世祖以大都為國都，統轄蒙古本土、東北地方、漢族中國、西藏，以及朝鮮、安南，僅保留宗家名義， 維持對諸汗國的鬆懈宗主權。事實上已是同等的 “忽必烈汗國” 意味。其變化，猶之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大英帝國與戰後英聯邦協約相彷彿，此其一。
其二，元朝諸汗國，仍不能比擬今日英聯邦諸會員國。後者自大英帝國時期，一概都已受英國本國有條理的文化指導，轉變各國政冶上獨立國時代， 仍然與文化的母國與指導民族連結同一的文化紐帶。元朝治下諸汗國則否， 各別所統轄民族的固有文化多數高過蒙古自身，蒙古的武力至上主義也註定不足以穩定統治被征服民族，而結局倒反同化於在地民族文化。元朝諸汗國 對宗家的獨立傾向，以政治之外添加文化的隔離因素而愈明朗。
其三，惟其諸汗國的分離宗家元朝，元朝的漢族中國征服朝代性格，因而也是單獨顯現。阿里不哥與海都事件，對汗 （皇帝） 位相續投下莫大不利影 響的另一面， 背後所代表巨大的蒙古本地主義勢力， 卻監督元朝避免蹈入先行征服朝代遼、金的同一漢化覆轍，漢地重心、漢人重用、漢式國家體制整備，一概都以尊重蒙古遊牧民族利益為前提。蒙古至上主義是漢族支配、漢地支配的不容動搖大原則。
同時，同系遊牧民族所形成征服朝代遼朝的經驗，其二重體制支配，以大規模向本部實行移民政策，遊牧地內因大量農業生產人口強制移住，混在州縣制，而抗拒漢化的效能被抵銷。元朝吸取其教訓，於所統轄領土上，乃是強力的個別分割統治，漢族中國域內實行州縣政治，蒙古本土概行封建制度，宣政院掌早年大吐蕃之境，喇嘛教弘布的西藏、青海、西康域內僧、俗兩界之事， 而邊境又領以宣慰使、宣撫使、長官司等名目的土官。適應複雜民族、複合社會 （征服者與被征服者） 而推行復式政治，毋寧便堪引為征服朝代元朝的統治特色。
蒙古帝國——文明的摧毀者還是全球化的開拓者?
總而言之,自十三世紀中至十四世紀中約一個世紀間，蒙古人的制霸歐亞大陸，於中國史而言，征服朝代兩面制支配性能特為強烈，也是嚴肅保持其性能於不墜的惟一征服朝代。
連結中國史與世界史而言，亞洲與歐洲原是眾多政治勢力分散的各國分立現象，也以蒙古人拆除國界，統一的政治勢力出現，而中國所代表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合而為一， 兩大地域內經濟的文化的交流暢通，抑且加速。蒙古人巨大政治勢力的歷史意義，因而可以明瞭，非只是政治的，更重要須是文化的。
【南呂】幹荷葉
劉秉忠
幹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盪。
減了清香，越添黃。
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幹荷葉，映著枯蒲，折柄難擎露。
藉絲無，倩風扶。
待擎無力不乘珠，難宿灘頭鷺。
根摧折，柄欹斜，翠減清香謝。
恁時節，萬絲絕。
紅鴛白鷺不能遮，憔悴損幹荷葉。
幹荷葉，色無多，不奈風霜銼。
貼秋波，倒枝柯。
宮娃齊唱《採蓮歌》，夢裡繁華過。
南高峰，北高峰，慘淡煙霞洞。
宋高宗，一場空。
吳山依舊酒旗風，兩度江南夢。
夜來個，醉如酡，不記花前過。
醒來呵，二更過。
春衫惹定茨蘼科，絆倒花抓破。
幹荷葉，水上浮，漸漸浮將去。
跟將你去，隨將去。
你問當家中有媳婦？問著不言語。
腳兒尖，手兒纖，雲髻梳兒露半邊。
臉兒甜，話兒粘。
更宜煩惱更宜忺，直恁風流倩。
"導讀：中國的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1271年忽必烈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十三世紀，蒙古人所展現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征服，完成合亞洲大陸與東歐為一的史無前例龐大帝國。其支配方式， 蒙古本土為中心的地域與人口最殷盛、物資最豐富的漢族中國領土，乃帝國大汗本家正統，其他則分與成吉思汗子弟。一箇中心國家 （元朝） 與四個奉元朝為宗家的獨立國家，所謂四大汗國， 全體合成以同族領導為紐帶的聯合國家體制。如前文所述，蒙哥汗1259年在四川前線暴亡後，1260年，其二弟忽必烈搶班奪權導致了蒙古帝國的實質性分裂，但也促成了大元帝國的分娩。
蒙古帝國融入漢制支配要素，最早固然自太祖成吉思汗時代，便以漢地經略緣由授權木華黎始，封國王，授太師，但只是個例。制度上漢地漢式中央集權統治的基點， 必須置諸太宗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的拜命內閣總理意味的中書 令， 以及十路徵收課稅使的設置， 耶律楚材且已具儒家名學者資望。然而， 仍只中央集權雛型的粗糙架構，以及權宜措置，憑恃的又只耶律楚材個人博大汗親信（所以中書令之副的左右丞相仍與漢人無緣）。
由漢人，而且是儒者集團，以群力推動漢式中央集權制政府組織全面整備， 便續待延至世祖忽必烈登位為劃期。明朝初年編纂《元史·太宗紀》評語是 “華夏富庶”， 《世祖紀》則 “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可代表推翻元朝後漢人儒者對世祖的定論。
劉秉忠與忽必烈
“以夏變夷” 的一代之製成立， 關聯一位情況如同耶律楚材之於太宗，與 世祖存在特殊信望關係的靈魂人物。此一世祖側近顧問團領袖， 乃是世祖三十歲時，最早結交較之年少一歲的僧人學者劉秉忠 （即位後命還俗），姚樞、許衡等多因用其言而招聘入幕府。
劉秉忠（1216—1274年）自其二十九歲初事潛龍時代的世祖，南宋滅亡前五年（1274年） 五十九歲卒， 《元史·劉秉忠傳》錄其世祖發達前洋洋數千言， 以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 之教， “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理為重心的立國藍圖，以及世祖即位後，“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鹹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
至元元年（1264年）命其回俗，位太保（世祖一代，最高位階三公的惟一任命者），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的記事， 性質幾乎便是《世祖紀》所載屆至劉秉忠去世前，世祖對內治績的總括。
忽必烈登基稱帝
得力於漢人翼贊與轉換以儒者為中核的世祖政治，其脫離前此諸代可汗軌道的表徵，明顯表現於登位後不求外徵急功，對宋總攻擊已推進到長江中流域 ，而放棄的戰果未亟圖接續。阿里不哥事件著重於製造壓力，毋寧期待其悔悟歸順的成份居多，用兵也只是輔助。中統為年號的四個年頭，所以南方、 北方都比較安謐，專注的是黃河流域與東北地方民政方面，回覆金末以來嚴重混亂的秩序，以及諸產業的保護獎勵。此一期間，也是經國方略的起步——
1260年三月即位，四月，頒發天下的即位詔中，開始用“皇帝” 尊號（是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位）；五月，又詔天下初次建元表歲，採用年號便是中統。即位詔、建元詔的發佈， 與至尊天子定稱皇帝，都代表從來簡樸的蒙古主義政法，已轉換軌道進入漢族意識之境，兼及內、外的大一統帝王政治思想建立。
四月，立中書省於開平，統六部， 執行國政的中央機關成立。五月，漢地統治最高地方行政機構整備， 分別設立燕京等十路宣撫司。同年稍後， 燕京、京兆兩宣撫司先後改名燕京行中書省與秦蜀行中書省，又是元朝行省制度濫觴。
金朝末期社會陷入混亂時，各地基於團結自衛之需，結集自衛軍而山西、河北、山東諸省境內凝固的各個大小地方勢力軍閥化，蒙古軍佔領漢地之際投降，權宜委以地盤內軍、民、財三權，世祖中央集權化政策展開，漢人軍閥的存在也著著加以否定。反抗姿態最強的統治山東三十餘年者益都李璮，與內應者其婿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中統三年反亂鎮壓為契機，漢人地方軍閥特權被剝奪，地方官制的正常州縣體制運行也告回覆。
阿里不哥投降，內部大體安定的中統五年八月，改元至元元年 （1264年）。改元詔發佈前二日另一大事件， 燕京定都。世祖即位之地開平，於金朝乃桓州， 蒙古部初興期併入後廢為遊牧地，世祖開府金蓮川時命劉秉忠監督築城。阿里不哥退出後的和林終未回覆國都地位，中統四年起開平府且定名上都。
至元元年，燕京大興府也升格與上都對立的中都。四年，中都於金朝破殘的舊都城東北側另築新城完成，國號制定後翌年的至元九年 （1272年）二月，中都終再改大都而確定建都，上都則避暑地。國家政治中心自發祥地外蒙古南移內蒙古，南方重心的走向已至明顯，斷然再改建到漢地大都原金朝國都所在地，金朝後續者的中國朝代性格成熟，尤屬顯見。今日北京市的大都，上承遼、金，下迄 明、清，自是固定為中國國都。
劉秉忠和他規劃設計的元大都
成吉思汗不喜文字用浮華詞藻，輕視君主所習用的尊號，認為無謂而誡後裔勿加採用， 所以繼承人僅稱汗，恢復可汗大位加附尊號乃自世祖的薛祥汗始。但也自世祖大元帝國建立，天子威靈的漢族意識高昂，而至元元年始立太廟祭享之禮，奉安祖宗神主，二年十月已尊皇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拖雷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三年 （1266年） 十月， 再以太廟八室成， 而追尊皇曾祖也速該，以及皇伯窩闊臺至皇兄蒙哥皇帝尊號與廟號，又已異於遊牧國家的支配理念。
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以部族名稱為國號，至世祖而制定漢式國號，儼然以中國正統朝代自任，與契丹—遼、女真—金的歷史軌跡又相同。然而，中國的 朝代名與國號，從來都以建國者或其祖先封地，抑或其始興地之名為名，至元八年 （1271年）世祖制定國號 “元” 卻第一次取用抽象名詞，出典且是儒家最深奧經典 《易經》 （第一乾） 的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句，是年十一月乙酉建國號詔曾明言其義。
世祖的元朝政治抱負遵循《易經》大道， 而且早自即位之初， 中統建元詔 “法 《春秋》 之正始， 體大 《易》 之乾元”之語 便已見出。則“元” 字的出現， 無疑是中國朝代名 （國號） 制定法上一大劃期， 因文義而制朝代名詞之例開創， 以後明朝、清朝均行追隨模仿。
元朝重臣劉秉忠、郭守敬、張文謙、張易、王恂都曾在邢臺紫金書院潛心學問，被稱為“中華五傑”。紫金山也由此成為我國數學、天文、曆法重要發祥地之一。
至元八年堪引為元朝歷史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非僅新定國號，《元史》禮樂志、祭祀志、輿服志所記元朝禮儀、服飾等制度，大抵也都自其年制定， 以及劉秉忠、姚樞、許衡等所規劃。漢族文明優點既經領悟，中國帝王宇內統御思想既經確立，漢族中國全域領有要求便非只必然，也已是必然，而南宋的大限來臨。
南宋存立於長江以南，所擁有人力，以及豐富資源與海上貿易的莫大利潤， 原都具有堪以抗拒元朝的有利條件。山東李璮之叛， 背後也連結南宋為精神奧援。所以南北兩大勢力對立，意義上非單純軍事，而是政治的、經濟的，抑且意識的複雜形態作戰，金朝滅亡，而南宋仍然健在三十餘年的主要憑藉在此。
然而，南宋長時期由懦弱又奸偽的宰相賈似道專權， 面對世祖時元朝萬象更新，政治上勝負乃牽動全局。當蒙古軍一變世祖初年寧願採取守勢，相反還是宋軍蠢蠢欲動的形勢時，任何對抗資本都已無可恃。
回回炮攻陷襄陽
1268年對長江中游戰略要地襄陽發動攻擊，襄陽被包圍五年，於1273年陷落。翌年，中斷十五的憲宗（蒙哥汗）未完成遺志接續，大將伯顏統率下，蒙古人、西域人、漢人以及南宋投降軍團的混成大軍，自襄陽沿漢水順流撲向長江心臟部， 強行渡江，取鄂州，岸上、江上水陸兩軍並行東指，克建康，南下陷南宋國都臨安（杭州），六歲的南宋恭帝與太皇太后以下降，宋亡，時為1276正月。最後一支抵抗力量延續到1279年二月，崖山海戰失敗，陸秀夫負宋末帝趙昺投海死，南宋命運遂絕。
自太祖成吉思汗崛起以至世祖其時，父、子、孫三世七十餘年，從蒙古帝國到大元帝國，所征服橫跨歐亞的廣大土地，除西歐、印度、埃及的大陸邊緣 與日本、爪哇海島之外， 殆已對當時所知的世界以大統一，人類歷史空前絕後大帝國的建設。
但一貫偉業的創締階段分劃， 自世祖治世而蒙古帝國過渡到大元帝國， 則非只儒家建國思想取入與意象的漢制支配方式整備而已，廣域支配形態與性格，前後也都已變化——
從支配形態而言，成吉思汗以來遊牧國家的傳統理念，系以蒙古本土為主體，漢地與西亞細亞城市人民所居住領域，僅以附隨的屬領形態而受支配，修正此項傳統主義理念者便是世祖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汗位之爭的意義，因之已不單是政權爭奪， 乃是蒙古本地主義的傳統保守勢力，以其代表者阿里不哥被壓倒，障礙排除，而世祖以內蒙古 （上都） 與黃河流域 （大都） 為中樞地方， 北方包含純粹遊牧社會，南方連結純粹農業定居社會，一體化而名實相符的世界大帝國建設意願得以展開。
從支配性格而言，惟其世祖漢地重心主義實現，陪伴也是必然的漢人重用，遊牧國家的蒙古帝國，乃向中國征服朝代的大元帝國 （元朝） 轉化，農業地帶為重心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都自偉大的蒙古帝國建設者成吉思汗去世約半個世紀後，轉換完成。再十多年，漢族中國從歷史上第一次全域立於征服 朝代支配之下。
成吉思汗以來，大汗一人的權威下所構成聯邦或國家體制。元朝成立，諸汗國分離獨立的傾向強化。世祖以大都為國都，統轄蒙古本土、東北地方、漢族中國、西藏，以及朝鮮、安南，僅保留宗家名義， 維持對諸汗國的鬆懈宗主權。事實上已是同等的 “忽必烈汗國” 意味。其變化，猶之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大英帝國與戰後英聯邦協約相彷彿，此其一。
其二，元朝諸汗國，仍不能比擬今日英聯邦諸會員國。後者自大英帝國時期，一概都已受英國本國有條理的文化指導，轉變各國政冶上獨立國時代， 仍然與文化的母國與指導民族連結同一的文化紐帶。元朝治下諸汗國則否， 各別所統轄民族的固有文化多數高過蒙古自身，蒙古的武力至上主義也註定不足以穩定統治被征服民族，而結局倒反同化於在地民族文化。元朝諸汗國 對宗家的獨立傾向，以政治之外添加文化的隔離因素而愈明朗。
其三，惟其諸汗國的分離宗家元朝，元朝的漢族中國征服朝代性格，因而也是單獨顯現。阿里不哥與海都事件，對汗 （皇帝） 位相續投下莫大不利影 響的另一面， 背後所代表巨大的蒙古本地主義勢力， 卻監督元朝避免蹈入先行征服朝代遼、金的同一漢化覆轍，漢地重心、漢人重用、漢式國家體制整備，一概都以尊重蒙古遊牧民族利益為前提。蒙古至上主義是漢族支配、漢地支配的不容動搖大原則。
同時，同系遊牧民族所形成征服朝代遼朝的經驗，其二重體制支配，以大規模向本部實行移民政策，遊牧地內因大量農業生產人口強制移住，混在州縣制，而抗拒漢化的效能被抵銷。元朝吸取其教訓，於所統轄領土上，乃是強力的個別分割統治，漢族中國域內實行州縣政治，蒙古本土概行封建制度，宣政院掌早年大吐蕃之境，喇嘛教弘布的西藏、青海、西康域內僧、俗兩界之事， 而邊境又領以宣慰使、宣撫使、長官司等名目的土官。適應複雜民族、複合社會 （征服者與被征服者） 而推行復式政治，毋寧便堪引為征服朝代元朝的統治特色。
蒙古帝國——文明的摧毀者還是全球化的開拓者?
總而言之,自十三世紀中至十四世紀中約一個世紀間，蒙古人的制霸歐亞大陸，於中國史而言，征服朝代兩面制支配性能特為強烈，也是嚴肅保持其性能於不墜的惟一征服朝代。
連結中國史與世界史而言，亞洲與歐洲原是眾多政治勢力分散的各國分立現象，也以蒙古人拆除國界，統一的政治勢力出現，而中國所代表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合而為一， 兩大地域內經濟的文化的交流暢通，抑且加速。蒙古人巨大政治勢力的歷史意義，因而可以明瞭，非只是政治的，更重要須是文化的。
【南呂】幹荷葉
劉秉忠
幹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盪。
減了清香，越添黃。
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幹荷葉，映著枯蒲，折柄難擎露。
藉絲無，倩風扶。
待擎無力不乘珠，難宿灘頭鷺。
根摧折，柄欹斜，翠減清香謝。
恁時節，萬絲絕。
紅鴛白鷺不能遮，憔悴損幹荷葉。
幹荷葉，色無多，不奈風霜銼。
貼秋波，倒枝柯。
宮娃齊唱《採蓮歌》，夢裡繁華過。
南高峰，北高峰，慘淡煙霞洞。
宋高宗，一場空。
吳山依舊酒旗風，兩度江南夢。
夜來個，醉如酡，不記花前過。
醒來呵，二更過。
春衫惹定茨蘼科，絆倒花抓破。
幹荷葉，水上浮，漸漸浮將去。
跟將你去，隨將去。
你問當家中有媳婦？問著不言語。
腳兒尖，手兒纖，雲髻梳兒露半邊。
臉兒甜，話兒粘。
更宜煩惱更宜忺，直恁風流倩。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姚大中
1.士人風骨凸顯，工匠精神鵰琢，民國大家遺風，臺灣歷史學者姚大中生平全力創作的恢弘鉅著，首次在大陸推出簡體字本。
2.全景透視遊牧中國和農業中國的競爭、共生與融合，在域外與中國的動態聯繫的環境中考察中國歷史，當前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淵源都可以從中觀照。
3.《羋月傳》歷史顧問、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子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馬勇聯袂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