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抑鬱症 精神病 不完美媽媽 大學 睡眠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09-12
""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90後作家蔓玫,是知乎2014年度榮譽作者,15歲考入大學的天才少女,植物學碩士,暢銷書作家,出版的《節氣手帖》系列圖書很受讀者好評。而在她的新書《抑鬱生花》中,她撕開這些亮眼的標籤,以令人欽佩的誠懇和勇氣,坦誠記錄了青春期罹患重度抑鬱症的經歷。

今天我們分享其中一些片段——

抑鬱生花(節選)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在這之前,我在寢室的床上癱瘓了多少時日,已徹底記不清了。時間失去刻度,晝夜沒有分別。所處的空間完全靜止,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無”的空間。

什麼都沒有了。是。什麼都沒有。淚水不再流了。手指不會動了。眼睛還睜著,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呼吸與脈搏尚存,大腦卻彷彿遭受嚴重破壞而不得不自動格式化的機器,無法再啟動。飢餓、疼痛、睏乏、悲傷……所有的感覺都沒有了。體內有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吸納、吞噬、抽空,剩下的只是一具行屍走肉。

我最後的記憶是那場考試。下午兩點半,逸夫樓(是逸夫樓嗎?),走廊上紛紛的足音都在朝它奔赴。我呢?我明明也該是其中的一員,這一刻卻只能聽著足音漸次湮滅,留下的是越來越深的靜默。何以至此呢?明明到了必須起身的時候,我卻發現,自己竟還在原地沒有動。

動不了了。我作為生物的這一項機能喪失了。每一個關節都被封死,僵化,失去控制,一絲一毫也動彈不得。(木僵化——我後來會知道這個專有名詞的。)竭盡全力,集中了全部意志,想要往前邁進至少一小步,卻只是跌倒下去,無論如何爬不起來。

“你站起來。”我對自己說。

“你是不想去考試嗎?怎麼可以這樣逃避?”

手機就在桌上。電話就在門口。你站起來。你要去呼救。”

我到底是沒能呼救。這個姿勢一直保持到考試結束,我的室友們歸來,想必是她們把我扶到了床上。那後來呢……後來再有記憶,我已在去往校醫院的路上,被父親與香樟君一左一右架著。校醫院的醫生叫我轉院,我就又被架去別的醫院。去了,再出來,已是一個月後。

有時我想象醫生那一天見到的我是何模樣。枯瘦的十八歲女孩,披頭散髮,面如死灰。碎花裙子已多日未洗,或許在微微發臭。雙手顫抖,反覆摸索,彷彿一個猝然掉入陷阱的失明人士。而那目光也確實像是盲的——渙散無神,沒有對焦點,連帶整張臉都被浸染得麻木空洞。

你見過已死之人的臉嗎?剝離所有表情、慾望、智識……寫在臉上的萬事皆休。那一刻的我所有的,大約就是這樣一張臉。

醫生在問我。可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提問需一次又一次被重複確認。是哪裡不舒服呢?是最近才開始的嗎?之前有沒有看過醫生呢?睡眠怎麼樣呢?早上幾點鐘會醒呢?……許多需要他人代為回答,也有許多大段的空白、等待,等待我報以極輕微的點頭搖頭。我知道自己是在配合的,因為覺得自己在給所有人添麻煩……為什麼要管我呢?為什麼要拿寶貴的資源耗費在無用的我身上呢?我活著一點用處也沒有。讓我自生自滅原是最好的。

醫生卻很有耐心地問完了。又對父親與香樟君笑一笑。

“她能活到現在,已經是個奇蹟了。”他說。我記得他確實是這樣說的。

奇蹟……這大約是一個褒義詞吧。細微的懷疑在我心中瀰漫,總覺得他是故意哄我們的。還是他對所有病人都這樣說?百無一用之人如我,絕不可能是與眾不同的,值得讚許的。不是麼?過往所有的經歷都已證明了,我甚至無資格被稱為一個“廢物”。那是對廢物的褻瀆。

(放棄我吧。)

我被帶去做症狀量表測試。90分以上被認為有抑鬱傾向,160分以上被視為重症。我的分數是292分。這個分數終於叫我生出一種踏實感。我是病了。我的瘋魔與無用都有了成立的理由。

又去做心腦電圖。女醫生盯著屏幕看了看,說:“這孩子挺聰明的。”

父親一愣,旋即笑起來:“是的。”體面肯定的回答。過去許多次都是如此。被誇獎的時候,他在旁邊笑著。彷彿很矜持的樣子,笑卻來自皮肉之下,很深的深處……

“聰明也不好的……人還是要想開呀。你想想,將來你工作了,大家是同事,人家不如你聰明能幹,但人家會溜鬚拍馬呀。你能怎麼辦呢?還不是隻能認了。說不定因為你聰明,人家反而拿你當靶子的。過日子麼,不就是這麼回事……”

她的口氣非常可惜的樣子。竟不像是在說我的。

(放棄我吧。)

我回到門診醫生的房間裡去。香樟君輕輕撫摸我的背:“我們可能要住院。”

我沒有應他。住在哪裡不是一樣呢?不過都是徒勞,都是浪費資源。很長一段時間我想過去死,也確實這麼做了——又被救了回來。我這才發現,就連死亡也是要麻煩他人的。跳樓,也許會砸到人。宿舍裡割脈,上吊,服藥,同住的人們怕是都不得安生。撞車,臥軌,這種缺德事更加做不來。若靜悄悄去野外,就此失蹤,必也會被身邊人發現,大動干戈,還連累校方與警方找人……

多難啊。活著艱難,要去死也一樣艱難。無論如何想不出一個無礙於他人的死法。更重要的是——漸漸地,我連“死”也想不到了。

我的肉身還在,靈魂卻已死了。

(所以,放棄我吧。)

我小時候,家後面就住著一個精神病人。他與他的老母親相依為命,沒有人管他,也沒有人敢接近他。誰家的小孩子不聽話,鬧騰,那大人就總要嚇唬:“神經病要來啦!”“神經病要捉你走啦!”小孩子聽了,就免不了要害怕——儘管那精神病人彷彿從未傷害過誰的。上初中後,也有同學住的地方離精神病院很近。同學之間玩笑起來,他們就笑嘻嘻說:“他家在何家橋哩!”

何家橋是精神病院的所在地。那聽的人就發火,總要揮著拳頭上去討個公正。至少,也是要聲色俱厲地回駁:“你才住何家橋!你全家都住何家橋!”

——我也跟著笑。有時候被人欺侮了,隨口也會罵一句:“神經病!”

好了,現在我也是個“神經病”了。

多年過去,仍不會忘記的是那一片白色。我死去的靈魂,奄奄一息的肉體,與許多千瘡百孔的生命一樣,都融化於這一片純白之中。我們好似來路各異的食材被放在同一口鍋裡,慢慢地炮製。誰也不知道最終會煎熬出怎樣的滋味。

牆壁、被單、器具,都清一色的白。穿白衣的醫生與護士在其中穿梭,白色的紗布和棉球默默覆蓋所有因果。你以為這裡慣見的當是濃墨重彩的衝突,撕心裂肺的疼痛,鮮血淋漓的創口,還有更多生離死別,人情交錯……但不是的。大多數時間裡,它是這樣潔白靜謐的。

也唯有無上潔淨的白,可對抗這一切了。如橡皮擦過的白紙,新建空白的文檔,大雪覆蓋的戰場。《紅樓夢》裡說得最好: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我拿自己的手在白茫茫的牆壁上摸索。緩慢而不厭其煩,每一個細胞引發的觸覺都不肯放過。只有這樣才能驗明自己的存在。才能確定,自己還活著。

精神科的住院分為兩種:開放式與封閉式。有些醫院統一封閉管理,與世隔絕,外來人員需得經過申請檢查才能進入。但更多的是基於病情劃分——有顯著自殺傾向的、於公共秩序有所幹擾妨害的,會被放到封閉式病房裡去。剩下住在開放式病房的,即與普通住院無太大不同。

我所在的醫院彷彿並不怎麼高興動用封閉式病房。重症病人亦被一視同仁,混雜在開放式的樓棟裡。只有當真大動干戈,鬧出什麼性命攸關的事件來,才會被齊心協力拖走。

這是一種危險。但這亦是一種不計代價的信任。一種隨心所欲的自由。

於是我站在走廊上,看見形形色色的人,來來回回地出入。有穿病號服的,有不穿病號服的;有妙齡少女,有垂垂老嫗。有人在讀報,有人在鉸指甲,有人在拿著手機聽音樂……到處都是人間煙火。我們齊齊站著,或許都產生一種錯覺,覺得我也不是什麼病人,不過換了一處宿舍罷了。

可病人終究是病人。任憑怎樣的信任與自由,亦無法抹殺這一點。深不見底的白色與戒備森嚴的鐵門是再明確不過的註解。我還沒能學會坐下,新的白衣人已開始新一輪的聲明與提問:你被鑑定為一個精神障礙患者。你來住院。因此你要服從安排,你的家屬與陪同人員需要簽署文件以擔負責任。為了確保你的康復,我們必須獲得你的真實信息。即使這可能涉及隱私部分。包括但不限於年齡、血型、過敏史、性生活史、初潮時間……

他一氣讀完所有內容,表情與語調叫我懷疑他是一個機器人。可那又怎樣呢?縱使一個毫無情感但邏輯健全的機器人,也好過一個喪失思考能力不能自理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是施救者,是解決問題並制定規則的人。而我是病人。

病人需要被控制。需要配合、服從。一定情況下被強制拘束。這都是為了病人自己的健康,為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全。

我在白茫茫的病房裡坐到天黑。人叫我站起來,我就站起來。叫我坐下,我就坐下。牽我的手,帶我去吃飯,我就靜止僵硬,無力動彈。他們就又來攙扶我,摩挲我的背,好言相勸……你或許難以想見,我的腦海裡,視野裡,只有一片茫茫的深不可測的白,像荒原裡凝固的一片大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那力圖幫助我的人在外圍反覆進擊、剷除,能攻佔的地域卻仍非常有限。

入夜了,護士前來發藥。許多單顆白色藥丸裝在小小塑料杯裡,遞到我手裡來。她盯著我:“吃吧。我要看著你吃掉。”

我不想吃藥。

可怎麼能反抗呢?有什麼資格反抗呢?我是病人。我是給人造成麻煩的那一個。為了維持我的生命,佔用著不必要的種種資源。我的罪孽深重……

罪孽深重的人哆哆嗦嗦抬起手,把藥吃掉。我的動作太慢。我很想和立刻轉身走開的她道歉。

香樟君從學校把筆記本電腦取了來。他和父親從此輪流陪護我過夜。見我吃了藥,他就說:“好啦,你去洗澡,然後我們一起看動畫片。你一個人走得動嗎?”

我不答他。我是想回答的,可嘴裡說不出話。很長一段時間了,在我還有基礎的思考能力的時候,我就已經說不出話。縱有滿腔言語,情緒激盪,雙脣卻被粘合封鎖。只能拿起手機來敲字,或顫巍巍寫在紙上。後來連筆也握不住了。入院前最後一次吃飯,連筷子也握不住。學校門口的尋常小餐館裡人聲鼎沸,空氣中瀰漫笑語與油煙。四十出頭的我的父親,二十出頭的我的男友。在他們既往的人生經歷中均從未見過我這樣的人。兩個男人吞嚥咀嚼著各自的沉默。我的室友,鴻雁,那心性柔軟的女孩,就坐在旁邊無聲地哭。

香樟君攙扶著我,我們沿著走廊慢慢往浴室走去。我生病這一年,家裡已沒有錢很久了。有獨立衛浴的病房父親是捨不得叫我住的。他自己呢,若不來醫院陪床,就在男生宿舍睡空餘床位。終於有一天被宿舍管理員攔住,要趕他走。

“我女兒生病了……”他如是這般與管理員解釋著。

與我同病房的大姐似乎比我們更窮。醫院的盒飯是從來捨不得買的,她的母親陪護她,日日到了飯點,就從床下摸出兩罐醃漬小菜來,與她一起啃饅頭。她們吃飯的樣子叫我想起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不言不語的動態畫面彷彿默片推進,看去更有一種莊稼人特有的紮實與順從。住院的開支明細定期發下來,她們就一起湊著頭仔細看。看很久,再對摺好,添入既往厚厚一沓單據中,單據們以一小條粗布包裹,被小心翼翼地壓在行李包的最下面。

香樟君扶著我往浴室走。

很晚了。白日裡來往的眾人都不見了,走廊的地面僅有我們遊動的倒影。盡頭一面上了鐵欄的大窗,月光交織樹影,在那後面流淌閃爍。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我只記得這兩句了。那後面呢?後面是什麼?

熱水自蓮蓬頭噴出,浴室裡很快蒸騰起細細的霧氣。香樟君說,手機你留著。有事就打給我。

能有什麼事呢?不過是洗澡罷了。我站在水下呆呆地衝著。然而熱氣很快將我薰得迷離起來,睏意仿似水滴,沿著髮絲緩緩流入眼中。我掙扎著,裹起衣服匆匆往外走。這些日子我已習慣類似的掙扎了。我的腳步是虛浮的。我的影子,我看到的那月迷樹影,都愈加波光粼粼了。病房裡,香樟君已打開電腦,他抬起頭來緊張地看我。

“怎麼了?”

我搖搖頭,一頭栽倒在床上。我的頭髮還是溼的。

選自蔓玫《抑鬱生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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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作家蔓玫,是知乎2014年度榮譽作者,15歲考入大學的天才少女,植物學碩士,暢銷書作家,出版的《節氣手帖》系列圖書很受讀者好評。而在她的新書《抑鬱生花》中,她撕開這些亮眼的標籤,以令人欽佩的誠懇和勇氣,坦誠記錄了青春期罹患重度抑鬱症的經歷。

今天我們分享其中一些片段——

抑鬱生花(節選)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在這之前,我在寢室的床上癱瘓了多少時日,已徹底記不清了。時間失去刻度,晝夜沒有分別。所處的空間完全靜止,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無”的空間。

什麼都沒有了。是。什麼都沒有。淚水不再流了。手指不會動了。眼睛還睜著,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呼吸與脈搏尚存,大腦卻彷彿遭受嚴重破壞而不得不自動格式化的機器,無法再啟動。飢餓、疼痛、睏乏、悲傷……所有的感覺都沒有了。體內有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吸納、吞噬、抽空,剩下的只是一具行屍走肉。

我最後的記憶是那場考試。下午兩點半,逸夫樓(是逸夫樓嗎?),走廊上紛紛的足音都在朝它奔赴。我呢?我明明也該是其中的一員,這一刻卻只能聽著足音漸次湮滅,留下的是越來越深的靜默。何以至此呢?明明到了必須起身的時候,我卻發現,自己竟還在原地沒有動。

動不了了。我作為生物的這一項機能喪失了。每一個關節都被封死,僵化,失去控制,一絲一毫也動彈不得。(木僵化——我後來會知道這個專有名詞的。)竭盡全力,集中了全部意志,想要往前邁進至少一小步,卻只是跌倒下去,無論如何爬不起來。

“你站起來。”我對自己說。

“你是不想去考試嗎?怎麼可以這樣逃避?”

手機就在桌上。電話就在門口。你站起來。你要去呼救。”

我到底是沒能呼救。這個姿勢一直保持到考試結束,我的室友們歸來,想必是她們把我扶到了床上。那後來呢……後來再有記憶,我已在去往校醫院的路上,被父親與香樟君一左一右架著。校醫院的醫生叫我轉院,我就又被架去別的醫院。去了,再出來,已是一個月後。

有時我想象醫生那一天見到的我是何模樣。枯瘦的十八歲女孩,披頭散髮,面如死灰。碎花裙子已多日未洗,或許在微微發臭。雙手顫抖,反覆摸索,彷彿一個猝然掉入陷阱的失明人士。而那目光也確實像是盲的——渙散無神,沒有對焦點,連帶整張臉都被浸染得麻木空洞。

你見過已死之人的臉嗎?剝離所有表情、慾望、智識……寫在臉上的萬事皆休。那一刻的我所有的,大約就是這樣一張臉。

醫生在問我。可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提問需一次又一次被重複確認。是哪裡不舒服呢?是最近才開始的嗎?之前有沒有看過醫生呢?睡眠怎麼樣呢?早上幾點鐘會醒呢?……許多需要他人代為回答,也有許多大段的空白、等待,等待我報以極輕微的點頭搖頭。我知道自己是在配合的,因為覺得自己在給所有人添麻煩……為什麼要管我呢?為什麼要拿寶貴的資源耗費在無用的我身上呢?我活著一點用處也沒有。讓我自生自滅原是最好的。

醫生卻很有耐心地問完了。又對父親與香樟君笑一笑。

“她能活到現在,已經是個奇蹟了。”他說。我記得他確實是這樣說的。

奇蹟……這大約是一個褒義詞吧。細微的懷疑在我心中瀰漫,總覺得他是故意哄我們的。還是他對所有病人都這樣說?百無一用之人如我,絕不可能是與眾不同的,值得讚許的。不是麼?過往所有的經歷都已證明了,我甚至無資格被稱為一個“廢物”。那是對廢物的褻瀆。

(放棄我吧。)

我被帶去做症狀量表測試。90分以上被認為有抑鬱傾向,160分以上被視為重症。我的分數是292分。這個分數終於叫我生出一種踏實感。我是病了。我的瘋魔與無用都有了成立的理由。

又去做心腦電圖。女醫生盯著屏幕看了看,說:“這孩子挺聰明的。”

父親一愣,旋即笑起來:“是的。”體面肯定的回答。過去許多次都是如此。被誇獎的時候,他在旁邊笑著。彷彿很矜持的樣子,笑卻來自皮肉之下,很深的深處……

“聰明也不好的……人還是要想開呀。你想想,將來你工作了,大家是同事,人家不如你聰明能幹,但人家會溜鬚拍馬呀。你能怎麼辦呢?還不是隻能認了。說不定因為你聰明,人家反而拿你當靶子的。過日子麼,不就是這麼回事……”

她的口氣非常可惜的樣子。竟不像是在說我的。

(放棄我吧。)

我回到門診醫生的房間裡去。香樟君輕輕撫摸我的背:“我們可能要住院。”

我沒有應他。住在哪裡不是一樣呢?不過都是徒勞,都是浪費資源。很長一段時間我想過去死,也確實這麼做了——又被救了回來。我這才發現,就連死亡也是要麻煩他人的。跳樓,也許會砸到人。宿舍裡割脈,上吊,服藥,同住的人們怕是都不得安生。撞車,臥軌,這種缺德事更加做不來。若靜悄悄去野外,就此失蹤,必也會被身邊人發現,大動干戈,還連累校方與警方找人……

多難啊。活著艱難,要去死也一樣艱難。無論如何想不出一個無礙於他人的死法。更重要的是——漸漸地,我連“死”也想不到了。

我的肉身還在,靈魂卻已死了。

(所以,放棄我吧。)

我小時候,家後面就住著一個精神病人。他與他的老母親相依為命,沒有人管他,也沒有人敢接近他。誰家的小孩子不聽話,鬧騰,那大人就總要嚇唬:“神經病要來啦!”“神經病要捉你走啦!”小孩子聽了,就免不了要害怕——儘管那精神病人彷彿從未傷害過誰的。上初中後,也有同學住的地方離精神病院很近。同學之間玩笑起來,他們就笑嘻嘻說:“他家在何家橋哩!”

何家橋是精神病院的所在地。那聽的人就發火,總要揮著拳頭上去討個公正。至少,也是要聲色俱厲地回駁:“你才住何家橋!你全家都住何家橋!”

——我也跟著笑。有時候被人欺侮了,隨口也會罵一句:“神經病!”

好了,現在我也是個“神經病”了。

多年過去,仍不會忘記的是那一片白色。我死去的靈魂,奄奄一息的肉體,與許多千瘡百孔的生命一樣,都融化於這一片純白之中。我們好似來路各異的食材被放在同一口鍋裡,慢慢地炮製。誰也不知道最終會煎熬出怎樣的滋味。

牆壁、被單、器具,都清一色的白。穿白衣的醫生與護士在其中穿梭,白色的紗布和棉球默默覆蓋所有因果。你以為這裡慣見的當是濃墨重彩的衝突,撕心裂肺的疼痛,鮮血淋漓的創口,還有更多生離死別,人情交錯……但不是的。大多數時間裡,它是這樣潔白靜謐的。

也唯有無上潔淨的白,可對抗這一切了。如橡皮擦過的白紙,新建空白的文檔,大雪覆蓋的戰場。《紅樓夢》裡說得最好: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我拿自己的手在白茫茫的牆壁上摸索。緩慢而不厭其煩,每一個細胞引發的觸覺都不肯放過。只有這樣才能驗明自己的存在。才能確定,自己還活著。

精神科的住院分為兩種:開放式與封閉式。有些醫院統一封閉管理,與世隔絕,外來人員需得經過申請檢查才能進入。但更多的是基於病情劃分——有顯著自殺傾向的、於公共秩序有所幹擾妨害的,會被放到封閉式病房裡去。剩下住在開放式病房的,即與普通住院無太大不同。

我所在的醫院彷彿並不怎麼高興動用封閉式病房。重症病人亦被一視同仁,混雜在開放式的樓棟裡。只有當真大動干戈,鬧出什麼性命攸關的事件來,才會被齊心協力拖走。

這是一種危險。但這亦是一種不計代價的信任。一種隨心所欲的自由。

於是我站在走廊上,看見形形色色的人,來來回回地出入。有穿病號服的,有不穿病號服的;有妙齡少女,有垂垂老嫗。有人在讀報,有人在鉸指甲,有人在拿著手機聽音樂……到處都是人間煙火。我們齊齊站著,或許都產生一種錯覺,覺得我也不是什麼病人,不過換了一處宿舍罷了。

可病人終究是病人。任憑怎樣的信任與自由,亦無法抹殺這一點。深不見底的白色與戒備森嚴的鐵門是再明確不過的註解。我還沒能學會坐下,新的白衣人已開始新一輪的聲明與提問:你被鑑定為一個精神障礙患者。你來住院。因此你要服從安排,你的家屬與陪同人員需要簽署文件以擔負責任。為了確保你的康復,我們必須獲得你的真實信息。即使這可能涉及隱私部分。包括但不限於年齡、血型、過敏史、性生活史、初潮時間……

他一氣讀完所有內容,表情與語調叫我懷疑他是一個機器人。可那又怎樣呢?縱使一個毫無情感但邏輯健全的機器人,也好過一個喪失思考能力不能自理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是施救者,是解決問題並制定規則的人。而我是病人。

病人需要被控制。需要配合、服從。一定情況下被強制拘束。這都是為了病人自己的健康,為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全。

我在白茫茫的病房裡坐到天黑。人叫我站起來,我就站起來。叫我坐下,我就坐下。牽我的手,帶我去吃飯,我就靜止僵硬,無力動彈。他們就又來攙扶我,摩挲我的背,好言相勸……你或許難以想見,我的腦海裡,視野裡,只有一片茫茫的深不可測的白,像荒原裡凝固的一片大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那力圖幫助我的人在外圍反覆進擊、剷除,能攻佔的地域卻仍非常有限。

入夜了,護士前來發藥。許多單顆白色藥丸裝在小小塑料杯裡,遞到我手裡來。她盯著我:“吃吧。我要看著你吃掉。”

我不想吃藥。

可怎麼能反抗呢?有什麼資格反抗呢?我是病人。我是給人造成麻煩的那一個。為了維持我的生命,佔用著不必要的種種資源。我的罪孽深重……

罪孽深重的人哆哆嗦嗦抬起手,把藥吃掉。我的動作太慢。我很想和立刻轉身走開的她道歉。

香樟君從學校把筆記本電腦取了來。他和父親從此輪流陪護我過夜。見我吃了藥,他就說:“好啦,你去洗澡,然後我們一起看動畫片。你一個人走得動嗎?”

我不答他。我是想回答的,可嘴裡說不出話。很長一段時間了,在我還有基礎的思考能力的時候,我就已經說不出話。縱有滿腔言語,情緒激盪,雙脣卻被粘合封鎖。只能拿起手機來敲字,或顫巍巍寫在紙上。後來連筆也握不住了。入院前最後一次吃飯,連筷子也握不住。學校門口的尋常小餐館裡人聲鼎沸,空氣中瀰漫笑語與油煙。四十出頭的我的父親,二十出頭的我的男友。在他們既往的人生經歷中均從未見過我這樣的人。兩個男人吞嚥咀嚼著各自的沉默。我的室友,鴻雁,那心性柔軟的女孩,就坐在旁邊無聲地哭。

香樟君攙扶著我,我們沿著走廊慢慢往浴室走去。我生病這一年,家裡已沒有錢很久了。有獨立衛浴的病房父親是捨不得叫我住的。他自己呢,若不來醫院陪床,就在男生宿舍睡空餘床位。終於有一天被宿舍管理員攔住,要趕他走。

“我女兒生病了……”他如是這般與管理員解釋著。

與我同病房的大姐似乎比我們更窮。醫院的盒飯是從來捨不得買的,她的母親陪護她,日日到了飯點,就從床下摸出兩罐醃漬小菜來,與她一起啃饅頭。她們吃飯的樣子叫我想起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不言不語的動態畫面彷彿默片推進,看去更有一種莊稼人特有的紮實與順從。住院的開支明細定期發下來,她們就一起湊著頭仔細看。看很久,再對摺好,添入既往厚厚一沓單據中,單據們以一小條粗布包裹,被小心翼翼地壓在行李包的最下面。

香樟君扶著我往浴室走。

很晚了。白日裡來往的眾人都不見了,走廊的地面僅有我們遊動的倒影。盡頭一面上了鐵欄的大窗,月光交織樹影,在那後面流淌閃爍。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我只記得這兩句了。那後面呢?後面是什麼?

熱水自蓮蓬頭噴出,浴室裡很快蒸騰起細細的霧氣。香樟君說,手機你留著。有事就打給我。

能有什麼事呢?不過是洗澡罷了。我站在水下呆呆地衝著。然而熱氣很快將我薰得迷離起來,睏意仿似水滴,沿著髮絲緩緩流入眼中。我掙扎著,裹起衣服匆匆往外走。這些日子我已習慣類似的掙扎了。我的腳步是虛浮的。我的影子,我看到的那月迷樹影,都愈加波光粼粼了。病房裡,香樟君已打開電腦,他抬起頭來緊張地看我。

“怎麼了?”

我搖搖頭,一頭栽倒在床上。我的頭髮還是溼的。

選自蔓玫《抑鬱生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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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抑鬱生花》是《節氣手帖》系列圖書作家蔓玫的心靈傳記,在這本書裡,她以驚人的勇氣和誠懇地講述了自己罹患抑鬱症並與之鬥爭的經歷,並回溯至成長環境裡所遇到的傷害與痛苦。

在後記中,她曾這麼猶豫而痛苦:“截止我寫到這裡,不知道有多少次心裡是懷疑的,後悔的。感覺是把自己賣掉了。整個,無保留,不遺餘力……但我到底還是決定去做了。將這一切儘可能地說出來。”即使這麼忐忑,她依然勇敢地說出了關於她和它的一切,因為,她期待:“如果真的能對別人有一點什麼好的作用,那就實在是太好了。”

這是一本關於疾病與勇氣之書,希望她的勇毅,能給讀者們,帶來一些正確的認知、一點堅實的陪伴、一份與之抗爭的勇氣。

書中插圖節選

"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90後作家蔓玫,是知乎2014年度榮譽作者,15歲考入大學的天才少女,植物學碩士,暢銷書作家,出版的《節氣手帖》系列圖書很受讀者好評。而在她的新書《抑鬱生花》中,她撕開這些亮眼的標籤,以令人欽佩的誠懇和勇氣,坦誠記錄了青春期罹患重度抑鬱症的經歷。

今天我們分享其中一些片段——

抑鬱生花(節選)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在這之前,我在寢室的床上癱瘓了多少時日,已徹底記不清了。時間失去刻度,晝夜沒有分別。所處的空間完全靜止,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無”的空間。

什麼都沒有了。是。什麼都沒有。淚水不再流了。手指不會動了。眼睛還睜著,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呼吸與脈搏尚存,大腦卻彷彿遭受嚴重破壞而不得不自動格式化的機器,無法再啟動。飢餓、疼痛、睏乏、悲傷……所有的感覺都沒有了。體內有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吸納、吞噬、抽空,剩下的只是一具行屍走肉。

我最後的記憶是那場考試。下午兩點半,逸夫樓(是逸夫樓嗎?),走廊上紛紛的足音都在朝它奔赴。我呢?我明明也該是其中的一員,這一刻卻只能聽著足音漸次湮滅,留下的是越來越深的靜默。何以至此呢?明明到了必須起身的時候,我卻發現,自己竟還在原地沒有動。

動不了了。我作為生物的這一項機能喪失了。每一個關節都被封死,僵化,失去控制,一絲一毫也動彈不得。(木僵化——我後來會知道這個專有名詞的。)竭盡全力,集中了全部意志,想要往前邁進至少一小步,卻只是跌倒下去,無論如何爬不起來。

“你站起來。”我對自己說。

“你是不想去考試嗎?怎麼可以這樣逃避?”

手機就在桌上。電話就在門口。你站起來。你要去呼救。”

我到底是沒能呼救。這個姿勢一直保持到考試結束,我的室友們歸來,想必是她們把我扶到了床上。那後來呢……後來再有記憶,我已在去往校醫院的路上,被父親與香樟君一左一右架著。校醫院的醫生叫我轉院,我就又被架去別的醫院。去了,再出來,已是一個月後。

有時我想象醫生那一天見到的我是何模樣。枯瘦的十八歲女孩,披頭散髮,面如死灰。碎花裙子已多日未洗,或許在微微發臭。雙手顫抖,反覆摸索,彷彿一個猝然掉入陷阱的失明人士。而那目光也確實像是盲的——渙散無神,沒有對焦點,連帶整張臉都被浸染得麻木空洞。

你見過已死之人的臉嗎?剝離所有表情、慾望、智識……寫在臉上的萬事皆休。那一刻的我所有的,大約就是這樣一張臉。

醫生在問我。可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提問需一次又一次被重複確認。是哪裡不舒服呢?是最近才開始的嗎?之前有沒有看過醫生呢?睡眠怎麼樣呢?早上幾點鐘會醒呢?……許多需要他人代為回答,也有許多大段的空白、等待,等待我報以極輕微的點頭搖頭。我知道自己是在配合的,因為覺得自己在給所有人添麻煩……為什麼要管我呢?為什麼要拿寶貴的資源耗費在無用的我身上呢?我活著一點用處也沒有。讓我自生自滅原是最好的。

醫生卻很有耐心地問完了。又對父親與香樟君笑一笑。

“她能活到現在,已經是個奇蹟了。”他說。我記得他確實是這樣說的。

奇蹟……這大約是一個褒義詞吧。細微的懷疑在我心中瀰漫,總覺得他是故意哄我們的。還是他對所有病人都這樣說?百無一用之人如我,絕不可能是與眾不同的,值得讚許的。不是麼?過往所有的經歷都已證明了,我甚至無資格被稱為一個“廢物”。那是對廢物的褻瀆。

(放棄我吧。)

我被帶去做症狀量表測試。90分以上被認為有抑鬱傾向,160分以上被視為重症。我的分數是292分。這個分數終於叫我生出一種踏實感。我是病了。我的瘋魔與無用都有了成立的理由。

又去做心腦電圖。女醫生盯著屏幕看了看,說:“這孩子挺聰明的。”

父親一愣,旋即笑起來:“是的。”體面肯定的回答。過去許多次都是如此。被誇獎的時候,他在旁邊笑著。彷彿很矜持的樣子,笑卻來自皮肉之下,很深的深處……

“聰明也不好的……人還是要想開呀。你想想,將來你工作了,大家是同事,人家不如你聰明能幹,但人家會溜鬚拍馬呀。你能怎麼辦呢?還不是隻能認了。說不定因為你聰明,人家反而拿你當靶子的。過日子麼,不就是這麼回事……”

她的口氣非常可惜的樣子。竟不像是在說我的。

(放棄我吧。)

我回到門診醫生的房間裡去。香樟君輕輕撫摸我的背:“我們可能要住院。”

我沒有應他。住在哪裡不是一樣呢?不過都是徒勞,都是浪費資源。很長一段時間我想過去死,也確實這麼做了——又被救了回來。我這才發現,就連死亡也是要麻煩他人的。跳樓,也許會砸到人。宿舍裡割脈,上吊,服藥,同住的人們怕是都不得安生。撞車,臥軌,這種缺德事更加做不來。若靜悄悄去野外,就此失蹤,必也會被身邊人發現,大動干戈,還連累校方與警方找人……

多難啊。活著艱難,要去死也一樣艱難。無論如何想不出一個無礙於他人的死法。更重要的是——漸漸地,我連“死”也想不到了。

我的肉身還在,靈魂卻已死了。

(所以,放棄我吧。)

我小時候,家後面就住著一個精神病人。他與他的老母親相依為命,沒有人管他,也沒有人敢接近他。誰家的小孩子不聽話,鬧騰,那大人就總要嚇唬:“神經病要來啦!”“神經病要捉你走啦!”小孩子聽了,就免不了要害怕——儘管那精神病人彷彿從未傷害過誰的。上初中後,也有同學住的地方離精神病院很近。同學之間玩笑起來,他們就笑嘻嘻說:“他家在何家橋哩!”

何家橋是精神病院的所在地。那聽的人就發火,總要揮著拳頭上去討個公正。至少,也是要聲色俱厲地回駁:“你才住何家橋!你全家都住何家橋!”

——我也跟著笑。有時候被人欺侮了,隨口也會罵一句:“神經病!”

好了,現在我也是個“神經病”了。

多年過去,仍不會忘記的是那一片白色。我死去的靈魂,奄奄一息的肉體,與許多千瘡百孔的生命一樣,都融化於這一片純白之中。我們好似來路各異的食材被放在同一口鍋裡,慢慢地炮製。誰也不知道最終會煎熬出怎樣的滋味。

牆壁、被單、器具,都清一色的白。穿白衣的醫生與護士在其中穿梭,白色的紗布和棉球默默覆蓋所有因果。你以為這裡慣見的當是濃墨重彩的衝突,撕心裂肺的疼痛,鮮血淋漓的創口,還有更多生離死別,人情交錯……但不是的。大多數時間裡,它是這樣潔白靜謐的。

也唯有無上潔淨的白,可對抗這一切了。如橡皮擦過的白紙,新建空白的文檔,大雪覆蓋的戰場。《紅樓夢》裡說得最好: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我拿自己的手在白茫茫的牆壁上摸索。緩慢而不厭其煩,每一個細胞引發的觸覺都不肯放過。只有這樣才能驗明自己的存在。才能確定,自己還活著。

精神科的住院分為兩種:開放式與封閉式。有些醫院統一封閉管理,與世隔絕,外來人員需得經過申請檢查才能進入。但更多的是基於病情劃分——有顯著自殺傾向的、於公共秩序有所幹擾妨害的,會被放到封閉式病房裡去。剩下住在開放式病房的,即與普通住院無太大不同。

我所在的醫院彷彿並不怎麼高興動用封閉式病房。重症病人亦被一視同仁,混雜在開放式的樓棟裡。只有當真大動干戈,鬧出什麼性命攸關的事件來,才會被齊心協力拖走。

這是一種危險。但這亦是一種不計代價的信任。一種隨心所欲的自由。

於是我站在走廊上,看見形形色色的人,來來回回地出入。有穿病號服的,有不穿病號服的;有妙齡少女,有垂垂老嫗。有人在讀報,有人在鉸指甲,有人在拿著手機聽音樂……到處都是人間煙火。我們齊齊站著,或許都產生一種錯覺,覺得我也不是什麼病人,不過換了一處宿舍罷了。

可病人終究是病人。任憑怎樣的信任與自由,亦無法抹殺這一點。深不見底的白色與戒備森嚴的鐵門是再明確不過的註解。我還沒能學會坐下,新的白衣人已開始新一輪的聲明與提問:你被鑑定為一個精神障礙患者。你來住院。因此你要服從安排,你的家屬與陪同人員需要簽署文件以擔負責任。為了確保你的康復,我們必須獲得你的真實信息。即使這可能涉及隱私部分。包括但不限於年齡、血型、過敏史、性生活史、初潮時間……

他一氣讀完所有內容,表情與語調叫我懷疑他是一個機器人。可那又怎樣呢?縱使一個毫無情感但邏輯健全的機器人,也好過一個喪失思考能力不能自理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是施救者,是解決問題並制定規則的人。而我是病人。

病人需要被控制。需要配合、服從。一定情況下被強制拘束。這都是為了病人自己的健康,為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全。

我在白茫茫的病房裡坐到天黑。人叫我站起來,我就站起來。叫我坐下,我就坐下。牽我的手,帶我去吃飯,我就靜止僵硬,無力動彈。他們就又來攙扶我,摩挲我的背,好言相勸……你或許難以想見,我的腦海裡,視野裡,只有一片茫茫的深不可測的白,像荒原裡凝固的一片大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那力圖幫助我的人在外圍反覆進擊、剷除,能攻佔的地域卻仍非常有限。

入夜了,護士前來發藥。許多單顆白色藥丸裝在小小塑料杯裡,遞到我手裡來。她盯著我:“吃吧。我要看著你吃掉。”

我不想吃藥。

可怎麼能反抗呢?有什麼資格反抗呢?我是病人。我是給人造成麻煩的那一個。為了維持我的生命,佔用著不必要的種種資源。我的罪孽深重……

罪孽深重的人哆哆嗦嗦抬起手,把藥吃掉。我的動作太慢。我很想和立刻轉身走開的她道歉。

香樟君從學校把筆記本電腦取了來。他和父親從此輪流陪護我過夜。見我吃了藥,他就說:“好啦,你去洗澡,然後我們一起看動畫片。你一個人走得動嗎?”

我不答他。我是想回答的,可嘴裡說不出話。很長一段時間了,在我還有基礎的思考能力的時候,我就已經說不出話。縱有滿腔言語,情緒激盪,雙脣卻被粘合封鎖。只能拿起手機來敲字,或顫巍巍寫在紙上。後來連筆也握不住了。入院前最後一次吃飯,連筷子也握不住。學校門口的尋常小餐館裡人聲鼎沸,空氣中瀰漫笑語與油煙。四十出頭的我的父親,二十出頭的我的男友。在他們既往的人生經歷中均從未見過我這樣的人。兩個男人吞嚥咀嚼著各自的沉默。我的室友,鴻雁,那心性柔軟的女孩,就坐在旁邊無聲地哭。

香樟君攙扶著我,我們沿著走廊慢慢往浴室走去。我生病這一年,家裡已沒有錢很久了。有獨立衛浴的病房父親是捨不得叫我住的。他自己呢,若不來醫院陪床,就在男生宿舍睡空餘床位。終於有一天被宿舍管理員攔住,要趕他走。

“我女兒生病了……”他如是這般與管理員解釋著。

與我同病房的大姐似乎比我們更窮。醫院的盒飯是從來捨不得買的,她的母親陪護她,日日到了飯點,就從床下摸出兩罐醃漬小菜來,與她一起啃饅頭。她們吃飯的樣子叫我想起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不言不語的動態畫面彷彿默片推進,看去更有一種莊稼人特有的紮實與順從。住院的開支明細定期發下來,她們就一起湊著頭仔細看。看很久,再對摺好,添入既往厚厚一沓單據中,單據們以一小條粗布包裹,被小心翼翼地壓在行李包的最下面。

香樟君扶著我往浴室走。

很晚了。白日裡來往的眾人都不見了,走廊的地面僅有我們遊動的倒影。盡頭一面上了鐵欄的大窗,月光交織樹影,在那後面流淌閃爍。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我只記得這兩句了。那後面呢?後面是什麼?

熱水自蓮蓬頭噴出,浴室裡很快蒸騰起細細的霧氣。香樟君說,手機你留著。有事就打給我。

能有什麼事呢?不過是洗澡罷了。我站在水下呆呆地衝著。然而熱氣很快將我薰得迷離起來,睏意仿似水滴,沿著髮絲緩緩流入眼中。我掙扎著,裹起衣服匆匆往外走。這些日子我已習慣類似的掙扎了。我的腳步是虛浮的。我的影子,我看到的那月迷樹影,都愈加波光粼粼了。病房裡,香樟君已打開電腦,他抬起頭來緊張地看我。

“怎麼了?”

我搖搖頭,一頭栽倒在床上。我的頭髮還是溼的。

選自蔓玫《抑鬱生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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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抑鬱生花》是《節氣手帖》系列圖書作家蔓玫的心靈傳記,在這本書裡,她以驚人的勇氣和誠懇地講述了自己罹患抑鬱症並與之鬥爭的經歷,並回溯至成長環境裡所遇到的傷害與痛苦。

在後記中,她曾這麼猶豫而痛苦:“截止我寫到這裡,不知道有多少次心裡是懷疑的,後悔的。感覺是把自己賣掉了。整個,無保留,不遺餘力……但我到底還是決定去做了。將這一切儘可能地說出來。”即使這麼忐忑,她依然勇敢地說出了關於她和它的一切,因為,她期待:“如果真的能對別人有一點什麼好的作用,那就實在是太好了。”

這是一本關於疾病與勇氣之書,希望她的勇毅,能給讀者們,帶來一些正確的認知、一點堅實的陪伴、一份與之抗爭的勇氣。

書中插圖節選

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他們以為他們愛我。他們或許真的愛我。可是沒有用。沒有一種愛可以填補我。我不愛我自己。

"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90後作家蔓玫,是知乎2014年度榮譽作者,15歲考入大學的天才少女,植物學碩士,暢銷書作家,出版的《節氣手帖》系列圖書很受讀者好評。而在她的新書《抑鬱生花》中,她撕開這些亮眼的標籤,以令人欽佩的誠懇和勇氣,坦誠記錄了青春期罹患重度抑鬱症的經歷。

今天我們分享其中一些片段——

抑鬱生花(節選)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在這之前,我在寢室的床上癱瘓了多少時日,已徹底記不清了。時間失去刻度,晝夜沒有分別。所處的空間完全靜止,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無”的空間。

什麼都沒有了。是。什麼都沒有。淚水不再流了。手指不會動了。眼睛還睜著,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呼吸與脈搏尚存,大腦卻彷彿遭受嚴重破壞而不得不自動格式化的機器,無法再啟動。飢餓、疼痛、睏乏、悲傷……所有的感覺都沒有了。體內有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吸納、吞噬、抽空,剩下的只是一具行屍走肉。

我最後的記憶是那場考試。下午兩點半,逸夫樓(是逸夫樓嗎?),走廊上紛紛的足音都在朝它奔赴。我呢?我明明也該是其中的一員,這一刻卻只能聽著足音漸次湮滅,留下的是越來越深的靜默。何以至此呢?明明到了必須起身的時候,我卻發現,自己竟還在原地沒有動。

動不了了。我作為生物的這一項機能喪失了。每一個關節都被封死,僵化,失去控制,一絲一毫也動彈不得。(木僵化——我後來會知道這個專有名詞的。)竭盡全力,集中了全部意志,想要往前邁進至少一小步,卻只是跌倒下去,無論如何爬不起來。

“你站起來。”我對自己說。

“你是不想去考試嗎?怎麼可以這樣逃避?”

手機就在桌上。電話就在門口。你站起來。你要去呼救。”

我到底是沒能呼救。這個姿勢一直保持到考試結束,我的室友們歸來,想必是她們把我扶到了床上。那後來呢……後來再有記憶,我已在去往校醫院的路上,被父親與香樟君一左一右架著。校醫院的醫生叫我轉院,我就又被架去別的醫院。去了,再出來,已是一個月後。

有時我想象醫生那一天見到的我是何模樣。枯瘦的十八歲女孩,披頭散髮,面如死灰。碎花裙子已多日未洗,或許在微微發臭。雙手顫抖,反覆摸索,彷彿一個猝然掉入陷阱的失明人士。而那目光也確實像是盲的——渙散無神,沒有對焦點,連帶整張臉都被浸染得麻木空洞。

你見過已死之人的臉嗎?剝離所有表情、慾望、智識……寫在臉上的萬事皆休。那一刻的我所有的,大約就是這樣一張臉。

醫生在問我。可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提問需一次又一次被重複確認。是哪裡不舒服呢?是最近才開始的嗎?之前有沒有看過醫生呢?睡眠怎麼樣呢?早上幾點鐘會醒呢?……許多需要他人代為回答,也有許多大段的空白、等待,等待我報以極輕微的點頭搖頭。我知道自己是在配合的,因為覺得自己在給所有人添麻煩……為什麼要管我呢?為什麼要拿寶貴的資源耗費在無用的我身上呢?我活著一點用處也沒有。讓我自生自滅原是最好的。

醫生卻很有耐心地問完了。又對父親與香樟君笑一笑。

“她能活到現在,已經是個奇蹟了。”他說。我記得他確實是這樣說的。

奇蹟……這大約是一個褒義詞吧。細微的懷疑在我心中瀰漫,總覺得他是故意哄我們的。還是他對所有病人都這樣說?百無一用之人如我,絕不可能是與眾不同的,值得讚許的。不是麼?過往所有的經歷都已證明了,我甚至無資格被稱為一個“廢物”。那是對廢物的褻瀆。

(放棄我吧。)

我被帶去做症狀量表測試。90分以上被認為有抑鬱傾向,160分以上被視為重症。我的分數是292分。這個分數終於叫我生出一種踏實感。我是病了。我的瘋魔與無用都有了成立的理由。

又去做心腦電圖。女醫生盯著屏幕看了看,說:“這孩子挺聰明的。”

父親一愣,旋即笑起來:“是的。”體面肯定的回答。過去許多次都是如此。被誇獎的時候,他在旁邊笑著。彷彿很矜持的樣子,笑卻來自皮肉之下,很深的深處……

“聰明也不好的……人還是要想開呀。你想想,將來你工作了,大家是同事,人家不如你聰明能幹,但人家會溜鬚拍馬呀。你能怎麼辦呢?還不是隻能認了。說不定因為你聰明,人家反而拿你當靶子的。過日子麼,不就是這麼回事……”

她的口氣非常可惜的樣子。竟不像是在說我的。

(放棄我吧。)

我回到門診醫生的房間裡去。香樟君輕輕撫摸我的背:“我們可能要住院。”

我沒有應他。住在哪裡不是一樣呢?不過都是徒勞,都是浪費資源。很長一段時間我想過去死,也確實這麼做了——又被救了回來。我這才發現,就連死亡也是要麻煩他人的。跳樓,也許會砸到人。宿舍裡割脈,上吊,服藥,同住的人們怕是都不得安生。撞車,臥軌,這種缺德事更加做不來。若靜悄悄去野外,就此失蹤,必也會被身邊人發現,大動干戈,還連累校方與警方找人……

多難啊。活著艱難,要去死也一樣艱難。無論如何想不出一個無礙於他人的死法。更重要的是——漸漸地,我連“死”也想不到了。

我的肉身還在,靈魂卻已死了。

(所以,放棄我吧。)

我小時候,家後面就住著一個精神病人。他與他的老母親相依為命,沒有人管他,也沒有人敢接近他。誰家的小孩子不聽話,鬧騰,那大人就總要嚇唬:“神經病要來啦!”“神經病要捉你走啦!”小孩子聽了,就免不了要害怕——儘管那精神病人彷彿從未傷害過誰的。上初中後,也有同學住的地方離精神病院很近。同學之間玩笑起來,他們就笑嘻嘻說:“他家在何家橋哩!”

何家橋是精神病院的所在地。那聽的人就發火,總要揮著拳頭上去討個公正。至少,也是要聲色俱厲地回駁:“你才住何家橋!你全家都住何家橋!”

——我也跟著笑。有時候被人欺侮了,隨口也會罵一句:“神經病!”

好了,現在我也是個“神經病”了。

多年過去,仍不會忘記的是那一片白色。我死去的靈魂,奄奄一息的肉體,與許多千瘡百孔的生命一樣,都融化於這一片純白之中。我們好似來路各異的食材被放在同一口鍋裡,慢慢地炮製。誰也不知道最終會煎熬出怎樣的滋味。

牆壁、被單、器具,都清一色的白。穿白衣的醫生與護士在其中穿梭,白色的紗布和棉球默默覆蓋所有因果。你以為這裡慣見的當是濃墨重彩的衝突,撕心裂肺的疼痛,鮮血淋漓的創口,還有更多生離死別,人情交錯……但不是的。大多數時間裡,它是這樣潔白靜謐的。

也唯有無上潔淨的白,可對抗這一切了。如橡皮擦過的白紙,新建空白的文檔,大雪覆蓋的戰場。《紅樓夢》裡說得最好: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我拿自己的手在白茫茫的牆壁上摸索。緩慢而不厭其煩,每一個細胞引發的觸覺都不肯放過。只有這樣才能驗明自己的存在。才能確定,自己還活著。

精神科的住院分為兩種:開放式與封閉式。有些醫院統一封閉管理,與世隔絕,外來人員需得經過申請檢查才能進入。但更多的是基於病情劃分——有顯著自殺傾向的、於公共秩序有所幹擾妨害的,會被放到封閉式病房裡去。剩下住在開放式病房的,即與普通住院無太大不同。

我所在的醫院彷彿並不怎麼高興動用封閉式病房。重症病人亦被一視同仁,混雜在開放式的樓棟裡。只有當真大動干戈,鬧出什麼性命攸關的事件來,才會被齊心協力拖走。

這是一種危險。但這亦是一種不計代價的信任。一種隨心所欲的自由。

於是我站在走廊上,看見形形色色的人,來來回回地出入。有穿病號服的,有不穿病號服的;有妙齡少女,有垂垂老嫗。有人在讀報,有人在鉸指甲,有人在拿著手機聽音樂……到處都是人間煙火。我們齊齊站著,或許都產生一種錯覺,覺得我也不是什麼病人,不過換了一處宿舍罷了。

可病人終究是病人。任憑怎樣的信任與自由,亦無法抹殺這一點。深不見底的白色與戒備森嚴的鐵門是再明確不過的註解。我還沒能學會坐下,新的白衣人已開始新一輪的聲明與提問:你被鑑定為一個精神障礙患者。你來住院。因此你要服從安排,你的家屬與陪同人員需要簽署文件以擔負責任。為了確保你的康復,我們必須獲得你的真實信息。即使這可能涉及隱私部分。包括但不限於年齡、血型、過敏史、性生活史、初潮時間……

他一氣讀完所有內容,表情與語調叫我懷疑他是一個機器人。可那又怎樣呢?縱使一個毫無情感但邏輯健全的機器人,也好過一個喪失思考能力不能自理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是施救者,是解決問題並制定規則的人。而我是病人。

病人需要被控制。需要配合、服從。一定情況下被強制拘束。這都是為了病人自己的健康,為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全。

我在白茫茫的病房裡坐到天黑。人叫我站起來,我就站起來。叫我坐下,我就坐下。牽我的手,帶我去吃飯,我就靜止僵硬,無力動彈。他們就又來攙扶我,摩挲我的背,好言相勸……你或許難以想見,我的腦海裡,視野裡,只有一片茫茫的深不可測的白,像荒原裡凝固的一片大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那力圖幫助我的人在外圍反覆進擊、剷除,能攻佔的地域卻仍非常有限。

入夜了,護士前來發藥。許多單顆白色藥丸裝在小小塑料杯裡,遞到我手裡來。她盯著我:“吃吧。我要看著你吃掉。”

我不想吃藥。

可怎麼能反抗呢?有什麼資格反抗呢?我是病人。我是給人造成麻煩的那一個。為了維持我的生命,佔用著不必要的種種資源。我的罪孽深重……

罪孽深重的人哆哆嗦嗦抬起手,把藥吃掉。我的動作太慢。我很想和立刻轉身走開的她道歉。

香樟君從學校把筆記本電腦取了來。他和父親從此輪流陪護我過夜。見我吃了藥,他就說:“好啦,你去洗澡,然後我們一起看動畫片。你一個人走得動嗎?”

我不答他。我是想回答的,可嘴裡說不出話。很長一段時間了,在我還有基礎的思考能力的時候,我就已經說不出話。縱有滿腔言語,情緒激盪,雙脣卻被粘合封鎖。只能拿起手機來敲字,或顫巍巍寫在紙上。後來連筆也握不住了。入院前最後一次吃飯,連筷子也握不住。學校門口的尋常小餐館裡人聲鼎沸,空氣中瀰漫笑語與油煙。四十出頭的我的父親,二十出頭的我的男友。在他們既往的人生經歷中均從未見過我這樣的人。兩個男人吞嚥咀嚼著各自的沉默。我的室友,鴻雁,那心性柔軟的女孩,就坐在旁邊無聲地哭。

香樟君攙扶著我,我們沿著走廊慢慢往浴室走去。我生病這一年,家裡已沒有錢很久了。有獨立衛浴的病房父親是捨不得叫我住的。他自己呢,若不來醫院陪床,就在男生宿舍睡空餘床位。終於有一天被宿舍管理員攔住,要趕他走。

“我女兒生病了……”他如是這般與管理員解釋著。

與我同病房的大姐似乎比我們更窮。醫院的盒飯是從來捨不得買的,她的母親陪護她,日日到了飯點,就從床下摸出兩罐醃漬小菜來,與她一起啃饅頭。她們吃飯的樣子叫我想起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不言不語的動態畫面彷彿默片推進,看去更有一種莊稼人特有的紮實與順從。住院的開支明細定期發下來,她們就一起湊著頭仔細看。看很久,再對摺好,添入既往厚厚一沓單據中,單據們以一小條粗布包裹,被小心翼翼地壓在行李包的最下面。

香樟君扶著我往浴室走。

很晚了。白日裡來往的眾人都不見了,走廊的地面僅有我們遊動的倒影。盡頭一面上了鐵欄的大窗,月光交織樹影,在那後面流淌閃爍。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我只記得這兩句了。那後面呢?後面是什麼?

熱水自蓮蓬頭噴出,浴室裡很快蒸騰起細細的霧氣。香樟君說,手機你留著。有事就打給我。

能有什麼事呢?不過是洗澡罷了。我站在水下呆呆地衝著。然而熱氣很快將我薰得迷離起來,睏意仿似水滴,沿著髮絲緩緩流入眼中。我掙扎著,裹起衣服匆匆往外走。這些日子我已習慣類似的掙扎了。我的腳步是虛浮的。我的影子,我看到的那月迷樹影,都愈加波光粼粼了。病房裡,香樟君已打開電腦,他抬起頭來緊張地看我。

“怎麼了?”

我搖搖頭,一頭栽倒在床上。我的頭髮還是溼的。

選自蔓玫《抑鬱生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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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生花》是《節氣手帖》系列圖書作家蔓玫的心靈傳記,在這本書裡,她以驚人的勇氣和誠懇地講述了自己罹患抑鬱症並與之鬥爭的經歷,並回溯至成長環境裡所遇到的傷害與痛苦。

在後記中,她曾這麼猶豫而痛苦:“截止我寫到這裡,不知道有多少次心裡是懷疑的,後悔的。感覺是把自己賣掉了。整個,無保留,不遺餘力……但我到底還是決定去做了。將這一切儘可能地說出來。”即使這麼忐忑,她依然勇敢地說出了關於她和它的一切,因為,她期待:“如果真的能對別人有一點什麼好的作用,那就實在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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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插圖節選

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他們以為他們愛我。他們或許真的愛我。可是沒有用。沒有一種愛可以填補我。我不愛我自己。

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心靈傳記 | 我終於被送進精神病院裡去了

我不想再害怕你、抗拒你、逃避你、消滅你。我希望能與你和解。今後的日子,我願意與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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