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閆敏
王鏞是中國當今藝術界頗具影響力的書法家、篆刻家、畫家，先後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院長等職，在書法界可算是為數不多的學者型藝術家之一。5月15日，由中央美術學院、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太原美術館、北京杏壇美術館承辦，北京畫院副院長吳洪亮策展的“藝圃寸耕·王鏞書畫印近作展”在太原美術館開幕。藉由展出的書、畫、印作品，讓人直觀感受到王鏞多面的藝術人生。
藝術的回鄉之旅
王鏞1948年3月生於北京，祖籍山西太原，此次展覽被視為王鏞藝術的回鄉之旅。王鏞也頗為認同這一定位，他說：“來太原的當天下午，太原市領導見到我說了四個字‘歡迎回家’，我聽了心頭一熱。我雖出生在北京，但我的祖籍是山西，特別是現在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我的故鄉情結也越發明顯。今天這個展覽，實現了我回家的願望，也是我對家鄉人民的彙報。山西曆史上有許許多多的書畫大家，王鐸、傅山等等，我以山西為驕傲。”
“此次展覽最明顯的亮點莫過於書、畫、印一體，而且是回鄉展，這裡面涵蓋著一種鄉情。藝術是人性化的東西，他恰恰體現了這一點。”書法家胡抗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傅山論書中有“四寧四勿”說，書壇人盡皆知，中國書法家協會駐會副主席陳洪武將王鏞的格調總結為新“四寧四勿”：“寧高古勿精俗；寧老辣勿甜滑；寧大拙，成之拙樸，勿輕薄，流之於形式；寧獨美於欹崛，勿柔媚於世人。”
冥冥之中，王鏞的藝術風格似乎也與山西地域文化有著某種默契關係：其書風樸拙，畫風渾厚巍峨，嚮往原始，嚮往自然的人文態度，透脫著一份蒼茫與雄渾的大樸境界。
跨越書、畫、印“三界”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範迪安在展覽開幕式上說，在中國當代藝壇，王鏞是一位學術修養深厚而藝術風格獨特的大家，他在書法、篆刻和山水畫多個領域都有豐厚的成果，影響跨越書、畫、印“三界”，堪稱獨特的“王鏞現象”。
早在1979年，中央美術學院李可染、李苦禪教授首次分別招收5名山水、花鳥畫研究生時，王鏞就憑其自學的書、畫、印等雜家功底，獲得山水兼攻書法篆刻的研究生名額。其書、畫、印基礎的紮實此時便可見一斑。王鏞的博士生、如今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楊濤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王老師這個展覽是在用作品告訴我們，書、畫、印等藝術的道和精神，是互相打通與促進的。”王鏞的確一直秉承著這一相通理念，他認為：“美術（繪畫）與書法、篆刻的章法構成，其根本規律是完全相同的。許多隻搞書、印的人太把‘字’當成凝固的標本去對待了，這就阻礙了將字的構成因素抽繹出來進行改組的思路，進而失去了創造力。再者，我認為‘美術’這一概念，即造型藝術或曰視覺藝術，它當然包括書法和篆刻。”
探尋書法的原始形態
王鏞的作品湧蕩著一種嚮往原始，嚮往自然的人文態度，透脫著一份蒼茫與雄渾的境界。胡抗美認為，王鏞的作品因博大而接地氣，他說：“民間書法是我們的傳統，在大家對經典認可甚至追捧的時候，被忽略的恰恰是民間，當經典在發展當中需要不斷補充的時候，民間成為對經典補充的動力和源泉，給人無限想象力和創作慾望，王鏞認識到了這一點。”範迪安則評價說：“王鏞以獨到的眼光看到了上古書法、民間書法的美學品質，這種極自由與極樸素的書法原生形態，也是中華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在書寫上的體現。古代書法已有的碑帖經典一方面豐厚繁茂，一方面也嶂嚴壁壘，王鏞目光的超人之處就在於他不僅研究書法的成熟形態，更努力尋找書法的初生形態，從書法的‘源頭’上分析書寫的美學特徵。在篆刻上，王鏞更是深諳‘書篆同源’的道理，於上古的篆刻遺產中看到了書與篆的神通貌合，從古代的石印、陶印、銅印、瓦當文等遺存中取用結體，直追古樸天然之趣。王鏞更像一個印學的考古者、一個篆刻研究上的遠涉者，也是一位及時將秦磚、漢瓦、魏碑石中的篆刻碎片做學術拼接的一位藝匠。”
在王鏞看來，“古”字不僅是個時間概念，“古”源於大自然，先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低下，故易與大自然融合親近。人類早期的藝術包括各種生活器物，無不具有“古”的審美品格。“如瓦當文，我以為那些古代專業美術工匠的傑作，首先是啟發了我對文字造型的可塑性的認識，在不違背基本結構的前提下對文字的大膽變形，充滿著智慧之光。很早之前我也刻了一些‘不知秦漢，無論明清’的新東西，結果無根無源，總不耐看。久之悟出了篆刻的審美品質首先要‘古’。實際上，高古、古雅、古拙、古樸等的對立面肯定是俗媚、甜熟一類。”自然，王鏞也是這樣影響學生的。“王鏞老師取法民間的瓦瓦罐罐，雖與傳統主流的士大夫審美趣味相左，但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博大的一部分。他教會了我們何為傳統，是廣義而不是狹義。”楊濤說。
年近七旬愈感學無止境
王鏞在一次採訪中說起一件有趣的事，他說有人問他：李可染先生又不搞篆刻，你能學什麼？他認為這種提問只能屬於“小兒科”水平。“韓愈《師說》中寫得明白，‘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其中屬技術層面的只在‘授業’之中，‘授業’只是‘童子之師’的職能，而且強調授業是‘小’，傳道與解惑才是‘大’。李可染老師授課，從不講技能技巧，即使一定言‘技’，也要提升到‘道’的高度去闡釋，這個道，即是自然與藝術的根本規律。再不然，也要立足於美學的層面。”
除了從前輩老師身上感悟藝術之道，美院的藝術氛圍，同樣給予了王鏞寶貴的藝術財富。對此，王鏞在展覽之後的座談會上感恩地說：“我把今天座談會上大家的發言，當成對我的期許和激勵。我雖年近七十，但現在真正體會到了那句老話，活到老，學到老。我的身邊有很多老前輩卻降低身份，自允‘白髮學童’，這種為藝、為人心態，是我學習的榜樣。在中央美院這樣一個藝術的大熔爐裡，我資歷很淺，我向我的同學、師兄等都學了不少東西，甚至‘偷’了不少東西，即使有時摸不到具體學到了什麼，但那麼多前輩、同行，都在無形當中影響著我的藝術觀念和創作理念，我甚至覺得如果我當年沒有走進中央美院，我可能什麼也做不成，或者只是有一些小成績而已。”面對王鏞的謙恭，範迪安評價說：“王鏞先生是中央美術學院書法專業的創建者之一，在教書育人上一向堅守正脈，為中央美術學院書法專業的建設貢獻了長期的心力，培養了許多書法篆刻青年才俊。”
如何堅守藝術，並以深厚的積累、持續的思考，深入感知藝術、挖掘藝術，最終呈現自己的藝術面貌？這是王鏞不斷探索的命題，也正是此次展覽拋給觀者的問題。王鏞自有他的藝術初衷和抱負，儘管他的藝術形態未必一定獲得滿堂喝彩，但他的藝術實力與定力，以及自成理路的學術思索，終究成就了“這一個”的王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