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機遇、挑戰與對策
“一帶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縮寫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首倡“一帶一路”。2015年3月28日,經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願景與行動》),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具體規劃。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提出“推動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進一步豐富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
“一帶一路”倡議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也是新時期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部署。“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僅為傳統產業提供巨大機遇,也是互聯網企業及其商業模式的重大機遇。更好地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不僅要發揮傳統行業的作用,更要發揮互聯網經濟的作用。為此,本報告將就互聯網經濟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獨特作用和中國互聯網經濟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機遇和挑戰展開論述,並就互聯網經濟視野下更好地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政策建議。
一、落實“一帶一路”倡議需重視互聯網經濟的作用
互聯網經濟又稱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在全世界的興起和發展,不僅極大改善了人類文明,也為落後國家和地區提供了跨越式發展的機會,同時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提供了新思路。在“一帶一路”倡議落實的過程中,發揮好互聯網經濟這一新經濟業態的作用,有助於顯著降低“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項目實施的成本和風險,提高相關項目的經濟收益和社會效益,使“一帶一路”倡議得到更好落實。
(一)互聯網經濟模式有助於跨越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重要關注,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一帶一路”倡議高度聚焦不發達國家發展問題。“一帶一路”沿線不乏伊拉克、不丹、東帝汶、老撾、孟加拉、柬埔寨、尼泊爾、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經濟社會發展滯後的發展中國家,是當今世界繼非洲以外不發達國家最為集中的地區。因此,“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將這些國家一併納入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國際合作中來,在全世界引起強烈正面反響。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網絡時代,上述不發達國家很多地區還處於前蒸汽時代。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籌劃跨越式發展的模式和路徑。互聯網經濟的興起,為這些不發達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彌補代差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武器。
以通訊為例。落後地區往往地理狀況複雜,有些地區被崇山峻嶺阻隔,通訊事業嚴重滯後。如果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路徑,先普及電話電報通訊,再普及固定寬帶互聯網通訊,最後普及移動互聯網通訊,其投資週期非常長。如今,移動互聯網技術已經非常發達,落後地區就沒有必要經過電話電報和固定互聯網時代,可以直接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對於落後地區群眾而言,使用手機上網和通訊,要比適用傳統電話和臺式個人電腦上網通訊成本更低、也更加便利。不僅如此,藉助移動通訊的“彎道超車”,落後地區可以通過諸如滴滴等網約車方式構建互聯網共享出行體系,而無須投入大量資源組建傳統出租車公司,藉助移動互聯網通訊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
再以教育普及為例,不發達國家往往也是基礎設施落後、教育普及範圍和教育質量均不高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逐個村鎮修建學校、同時配備合格教師來普及教育,其投資巨大、見效也相對較慢,甚至還面臨複雜的安全隱患。而在這些地區興建移動互聯網設施,通過互聯網設施開展網絡教育,就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互聯網信息傳播技術和基於互聯網的互聯網教育事業的發展,給落後地區普及文化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儘管這種互聯網教育還很難完全替代學校面授,但互聯網教育的推廣,能夠短時間內提升落後地區受教育水平,有力地促進落後地區跨越式發展。
(二)互聯網經濟模式有助於盤活現有資源
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不能僅關注大量新增商品、服務和資本投入,也要注重盤活現有資源,努力提升“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的經濟效益、使人民群眾增強獲得感。互聯網共享經濟的發展,在盤活現有資源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以交通出行共享為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交通出行的“痛點”。一方面,沿線國家很多城市面臨嚴重交通擁堵問題,比如孟買、首爾、雅加達、達卡、德里等,另一方面沿線還有很多地區交通極為不便,馬車、牛車、三輪車和各類老式陳舊機動車並行,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嚴重滯後。這種現象存在的根源一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二是交通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解決交通出行的“痛點”,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和提高管理水平是基礎,但通過發展互聯網分享經濟,能夠有效盤活現有交通出行資源,在交通基礎設施和交通管理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快速提升人民群眾出行體驗。比如在交通擁堵地區,通過滴滴順風車等私家車共享方式,有效增加交通運輸的容量、減少小汽車空駛率,減少交通擁堵；在交通不便地區,通過共享有限的交通資源(比如落後地區大量存在的二手汽車),通過類似我國滴滴快車的網絡運行模式,在無法做到普及小汽車的前提下,提升落後地區民眾乘坐機動車出行的機會,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在公共交通投入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採用類似滴滴拼車、滴滴小巴等運營方式,大幅提高現有公交資源的使用效率。
再以工程機械共享為例。修建基礎設施需要大量工程機械,但是由於建設工程的週期性和工程機械自身不便移動的特徵,施工方往往傾向於在當地承租而非購買相關工程機械。如今,藉助移動互聯網技術,能夠對每臺工程機械進行精確定位,施工方就能夠很清楚當地有多少私人擁有的工程機械設備,像召喚網約私家車一樣召喚運輸車輛和私人擁有的挖掘機。互聯網共享經濟下的工程機械共享,使得施工方極大地節省了組織承租工程機械的成本,有效地盤活當地的相關資源,增加了建設工程的經濟效益性。
(三)互聯網經濟模式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
落後地區往往存在較為明顯的語言文化隔閡,“百里不同音”是落後地區的真實寫照。在這種情況下,落後地區人與人之間互信水平往往侷限在親緣圈內,陌生人之間進行商業交易面臨較為嚴重的失信違約風險。陌生人之間互信水平低、交易成本就高。交易成本高,商貿交易也只能在小範圍進行,各方面比較優勢無法通過互利交易體現出來,就難以走出貧困落後的局面。
以跨境貿易為例。貿易是最基本的經濟活動,但由於貨物買賣交錢和收貨之間的時間差,長期以來面臨“交錢不發貨”和“發貨不交錢”的風險。為此,西方國家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以商事仲裁、法院、商會、銀行、信用評級等一整套機制防範風險,這些機制對於落後地區而言,絕非短期能夠建起來,而且運行成本昂貴,需要較高的法治環境保障。
所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活動大多侷限在小範圍內,其與中國的貿易很多也只能停留在邊境貿易的層次。互聯網經濟時代,通過電子商務及其交易資金居中託管制度和交易雙方網絡交互評價制度,就能低成本解決商業互信問題,確保互不相識的買賣雙方能夠安心交易,相當程度地防範交易風險、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根據阿里研究院2017年4月21日發佈的《網上絲綢之路大數據報告》,源於泰國的乳膠枕、乳膠床墊等在電子商務平臺上對中國消費者銷售近28萬件,這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當前橡膠價格走低對於泰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印度的地毯、斯里蘭卡的紅茶、阿聯酋的椰棗和捷克的粉底液,都因為國際電子商務的發展成為不少中國消費者的日常購物選擇。中國和印度、阿聯酋、捷克地理遙遠,大多數人語言不通、宗教文化差異很大,但是藉助互聯網電子商務平臺,卻實現大量貨物交易。其中的祕訣就是互聯網電子商務的特殊機制確保交易安全,使者在“前互聯網經濟時代”很難大規模開展的貨物貿易得以開展,有利於落後地區走出貧困循環。
再以融資為例。“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由於地區經濟社會環境複雜、加之投融資體制和信用機制不健全,使得外來資本很難準確評估不同貸款對象的信貸風險,該地區企業和個人也很難證明自己擁有足夠信用獲得貸款。儘管西方發達國家有一套比較嚴密的投融資信用風險評估機制,但這套機制在很多發展中國國家落地存在很多現實困難。互聯網經濟興起之後,落後國家和地區個人和企業也逐漸通過電子商務、網絡共享經濟等被連入互聯網經濟體系,藉助大數據分析,能夠用比較低的成本獲知具體的信用風險狀況,使得投融資活動能夠有的放矢。同時,也使得落後地區獲得更多金融支持。
(四)互聯網經濟有助於減少政治風險
“一帶一路”倡議必然面臨大量跨國投資,這些跨國投資一方面促進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會滋生政治風險。這些風險在法制不健全的地區,甚至會毀掉投資成果。這也是為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獲取跨國投資方面停滯不前的原因。互聯網經濟由於其“重平臺”、“輕資產”的特徵,能夠有效減少投資中的政治風險。投資互聯網經濟,是一項政治風險相對較小的投資模式,值得“一帶一路”倡議中重點考慮。
以互聯網經濟平臺經營模式為例。互聯網經濟大多是平臺經濟,比如我國滴滴等互聯網共享出行公司,調動私家車閒置運力,搭建平臺由當地私家車車主與出行人員之間達成服務協議,這就避免了外來資本投資擠佔本地人就業機會的問題。跨境電商本身也不用有直營商店,在電子商務平臺上從事經營活動的,大多是本地商戶,也不存在直接投資商場擠壓當地商鋪的問題。互聯網經濟這種“我搭臺、他唱戲”的模式,不會對投資地就業機會造成顯著衝擊,也就避免了跨境投資重要風險來源。
再以互聯網經濟資產模式為例,互聯網經濟是典型的輕資產模式,其主要資產是網站設計、商業模式、知識產權等,無需擁有不動產(只需租用),運營所需的固定資產諸如電腦、手機、服務器等運輸轉移也較為便利。這種輕資產模式使得互聯網經濟運營者在一些政治不穩定國家從事經營活動遭受不法侵害時,能夠相對較為容易地避險止損。而大規模工業投資往往依賴大量廠房、重型機械、鐵路、公路等不動產,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很難及時轉移止損,不得不投入很高的安保成本。而安保投入的增加,又會導致當地政府的警惕,滋生政治風險。
(五)互聯網經濟也有助於增強中國推動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能力
由於歷史和地理原因,我國“一帶一路”相關重點地區(比如新疆、廣西、雲南等)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後。在這種情況下,“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也受到國內相關地區發展滯後的侷限。在這種情況下,也要注重提升國內相關地區與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能力。而互聯網經濟,也是國內相關落後地區“彎道超車”的利器。
以我國西南地區為例。我國西南地區的廣西、貴州長期以來發展相對滯後。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與東南亞的緬甸、泰國等國進行“一帶一路”相關經濟合作的能力就相對較弱。但藉助互聯網經濟,西南地區很多地理劣勢得以彌補,隨之而來參加和主導國際經濟合作的能力顯著提升。在廣西,在網約車等互聯網新業態的引領下,互聯網滲透率顯著提高,極大地提升了廣西地區參與“一帶一路”相關建設的能力。
2017年5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提出“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明確突出“數字經濟”和“數字絲綢之路”建設,說明互聯網經濟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作用已經得到高層重視。2017年5月16日公佈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聯合公報》也提出要“支持電子商務、數字經濟、智慧城市、科技園區等領域的創新行動計劃,鼓勵在尊重知識產權的同時,加強互聯網時代創新創業模式交流”,要“推動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等方式擴大貿易”,說明互聯網經濟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作用也已經得到各國的共同關注。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互聯網經濟的歷史機遇
“一帶一路”不僅為傳統行業走向國際提供巨大歷史機遇,也是互聯網經濟走向國際的巨大歷史機遇。從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特點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情況看,“一帶一路”倡議下互聯網經濟歷史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一帶一路”倡議提供良好外部政策環境
互聯網經濟總體上屬於服務行業。服務業對外開放相較於貨物貿易,受政策的影響更大,更依賴於穩定的外部政策環境。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主要對外經濟合作還是基於加工製造業的貨物貿易,這種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方式受外部政策的影響相對較小。但隨著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的轉化,促使中國要在世界經濟合作政策和機制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以更好地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中國首次就國際經濟社會合作提出具體的綜合性政策倡議,適應了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社會合作的新趨勢,為中國服務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指引和國際合作機制,也為中國互聯網經濟走向世界提供良好外部政策環境。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一帶一路大數據報告(2016)》統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2017年5月“一帶一路”峰會的召開,我國利用高層互訪和公共外交廣泛宣傳“一帶一路”理念,當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態歡迎“一帶一路”建設,我國與多個國家在多領域多層次就雙邊合作進行溝通和協商,目前已經與沿線30多個國家簽訂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協議。[1]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峰會期間,我國再與近20個國家和20多個國際組織商籤合作文件,有關部門預計將與沿線國家對口部門共同制定近20項行動計劃,涉及基礎設施、能源資源、產能合作、貿易投資等多個領域。 “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密集的國際經濟合作協議的簽署,有助於我國互聯網經濟在海外得到更為友好的政策待遇。
不僅簽署協議,我國還主導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截至2016年10月,亞投行共有成員國57個,涵蓋範圍遠遠超過亞洲,已然成為世界性開發投資銀行。亞投行儘管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投資,其投資範圍也包括與互聯網經濟密切相關的網絡硬件基礎設施投資,這有利於互聯網經濟走出國門。此外,在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中,中國也佔有較大投資份額,這也有利於中國企業在金磚國家開展經營活動,有助於互聯網經濟走向金磚國家。
(二)“信息絲綢之路”建設帶來的正面溢出效應
互聯網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互聯網硬件基礎設施的建設,離開了通訊基站、光纖電纜,互聯網經濟無從發展。不僅如此,互聯網經濟經營模式與互聯網硬件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互聯網經濟的迅速發展,就是建立在我國互聯網硬件基礎設施建設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因此,可以說互聯網經濟的發展都是享受了互聯網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的正面溢出效應。當前,大力推進互聯網硬件基礎設施建設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內容,這也就給互聯網經濟在相關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
《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共同推進跨境光纜等通信幹線網絡建設,提高國際通信互聯互通水平,暢通信息絲綢之路。加快推進雙邊跨境光纜等建設,規劃建設洲際海底光纜項目,完善空中(衛星)信息通道,擴大信息交流與合作”。根據中國移動集團發佈的《中國移動參與“一帶一路”共建情況》介紹,中國移動將建設陸路和海上信息高速通道,在東北亞、中亞、南亞、東南亞四大周邊區域建成開通8條陸地光纜,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福州建成5個國際通信業務出入口局,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成29個“信息驛站”(POP點,網絡服務提供點),並大力推行推動4G TD-LTE全球發展,共享中國創新成果。2017年5月14日北京“一帶一路”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向絲路基金增資1000億元人民幣,這其中也有助於中國互聯網硬件基礎設施走向“一帶一路”。這些互聯網硬件基礎設施的投入,為互聯網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移動互聯網設施非常落後的情況下,像滴滴網約車等互聯網經濟無從發展；一旦移動互聯網硬件基礎達到一定程度,有關互聯網經濟就有迅速發展的前提,從某種程度上看就是享受了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的正面效果外溢。
此外,中國互聯網經濟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走出去的一個優勢在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網硬件基礎設施有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互聯網經濟在這些國家的發展會與硬件設施更緊密適配。以中亞地區為例,傳統上中亞地區是俄羅斯企業的天下,但在互聯網通訊設備領域中國製造更受歡迎。在烏茲別克斯坦,華為是烏第一大電信運營商 Uzdunrobita的主要設備供應商,中興通訊則在2004年進入烏國市場,為烏運營商East Telecom提供中興自主研發的全系列路由器等高端數據設備。在土庫曼斯坦,中國華為是土電信領域的主要合作伙伴,市場份額達到50%。[2] 再比如在亞洲,根據2016年10月的統計,華為、小米、OPPO和vivo等中國手機品牌拿下印度最主要的30個城市40%的市場份額。[3]伴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硬件企業在相關國家市場份額還會提升。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互聯網經濟“走出去”就有更為堅實的技術優勢。以手機為例,當前很多互聯網經濟服務軟件大多通過手機運行,手機是否支持特定網絡服務,或者硬件功能能否為特定軟件功能進行優化,對於特定互聯網服務的推廣至關重要。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走出國門,互聯網經濟這種“中國服務”也面臨“走出去”的歷史良機。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需要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網絡服務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大多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均GDP標準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標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處於同一發展階段。不僅如此,中國國土遼闊,既有人口高度集中的東部地區,也有地廣人稀的西部地帶；既有媲美西方發達國家的東部沿海城市,也有尚未擺脫貧困命運的中西部山區。因此,紮根於中國的互聯網經濟模式,在走出國門之後,要比源於西方的互聯網經濟模式更能適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具有更為廣闊的適應性。“國情相同、民心相通”帶來的共鳴效應,這是中國互聯網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優勢。
以網絡支付模式為例。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長期面臨商業信用環境不佳、糾紛解決機制不完善、合同契約履行成本高、商業欺詐氾濫的等情形。因此,直接到款的支付模式在中國電子商務發展過程中面臨嚴重水土不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C2C電子商務大多采取託管支付模式,即買家匯出的相關款項在互聯網電子商務平臺指定賬戶中“暫存”,待賣家發貨且買家確認並認可貨物的情況下,再由買家發送指令有電子商務平臺將相關款項支付給賣家。這種模式下,只要交易雙方信任電子商務平臺,則買家不擔心交錢收不到合格貨物,賣家也不用擔心發貨之後收不到貨款。從源頭上預防交易糾紛的產生,使得東西南北互不相識的中國人敢於通過互聯網從事買賣交易,甚至比線下交易更有安全感,特別適合市場信用環境和法治環境有待提高的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聯合公報》提出的“通過培育新的貿易增長點、促進貿易平衡、推動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等方式擴大貿易,歡迎有興趣的國家開展自貿區建設並商籤自貿協定”,其實就是我國國內擴大商貿活動成功經驗的國際推廣。
再以共享出行為例。眾所周知,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呈現人口密度大、道路資源稀缺、出行方式相對單一等特點。在這種情況下,共享出行就不能僅僅以小汽車共享為內容,而要將公交車、巴士等共享納入互聯網共享出行網絡。我國共享出行品牌滴滴將公交車和巴士納入共享出行網絡,要比僅僅將小汽車納入共享出行網約的西方巨頭更能滿足民眾的出行需求。這種源於中國這一發展中國家的運營經驗,也是眾多“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所急需的。交通與民生問題息息相關。與西方同行相比,中國共享出行企業滴滴正著力開發普惠的大眾綜合出行方案,滴滴順風車、滴滴小巴等產品已經得到東南亞、南美洲等市場的歡迎。此外,政企合作是發展中國家新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滴滴目前與近20個地方城市達成了共建智慧交通合作框架,以大數據技術協助提升城市整體交通管理效率。這些經驗對於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國家迎接飛速城鎮化的挑戰有很大借鑑意義。
三、“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互聯網經濟面臨的挑戰
儘管“一帶一路”倡議是偉大構想,但“一帶一路”並不平坦。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不發達國家,尤其深刻的原因是其在政治、宗教文化、法系等方面存在錯綜複雜的聯繫與區分。。促進“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共同發展,不能忽視這項事業面臨的艱鉅挑戰。
(一)政治穩定挑戰
“一帶一路”橫跨亞歐大陸,沿線有很多長期政治不穩定地區,恐怖主義活動頻繁。以中亞五國為例,儘管中亞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地廣人稀,從人均GDP來看也並非貧困地區。但是中亞地區也飽受暴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等“三股勢力”的困擾政治穩定面臨較大壓力。
(二)宗教文化挑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宗教文化差異很大,有信仰伊斯蘭國家,有信仰佛教國家,也有基督教國家。即使信仰同一宗教,也分為不同派別。即使同屬儒家文化圈,中國、朝鮮、韓國、越南和日本之間文化也有顯著差異。基於宗教文化的巨大差異,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義在相當多沿線國家均有較大市場,宗教文化妥協精神差,使得外部資本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經商會面臨較大的宗教文化風險。
(三)法系差異挑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律體系有較大差異,既有英美普通法體系傳統國家(印度、新加坡等),也有歐洲大陸法系傳統國家(土耳其、俄羅斯),還有伊斯蘭法國家(沙特、阿聯酋),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法系傳統國家(中國、越南)。這就使得各國法律規範極不統一。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於海洋貿易、對外貿易重視程度普遍不如傳統西方發達國家,對國際商業慣例認知普遍不足。在這種情況下,“一帶一路”倡議下經濟社會合作活動面臨較大法律風險,很可能因為各國法律差異而誤入法網。
四、打造“互聯網+絲綢之路”的政策建議
當前,為了更好、更快地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我們建議採取如下舉措:
(一)出臺“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方案
《願景與行動》中明確提出要“暢通信息絲綢之路”,但其主要側重點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屬於硬件建設範疇。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數字絲綢之路”,並明確將“數字經濟”放在“數字絲綢之路”的首位,說明高層不僅關注互聯網硬件基礎設施,也非常關注互聯網經濟在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作用。當前,除《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這份綜合指導文件之外,我國有關部門已經出臺《關於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的指導意見》、《關於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若干意見》、《加快推進“一帶一路”空間信息走廊建設與應用的指導意見》、《“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歐班列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標準聯通“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5-2017)》、《關於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等指導文件,涉及行業領域眾多。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出臺有關互聯網經濟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文件,沒有“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指導文件。鑑於我國互聯網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優秀表現,以及全世界互聯網化進程的發展,我國應當出臺有關“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指導文件,從政策上大力支持互聯網經濟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二)重視企業在相關磋商談判中的作用
“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施過程中,涉及大量國際經濟協議磋商談判。傳統上,這些談判主要是外交人員和相關政府主管部門為主、少數學者參與,對企業在其中的作用重視不夠。實際上,“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仍然是“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政府是主導、但企業能夠更好地開展身生產經營活動是關鍵。因此,在“一帶一路”磋商談判中,必須重視企業的作用,注重吸取企業尤其是在國外已經開展經營活動的企業的意見,廣泛徵求相關企業的訴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聯合公報》提出要“充分認識市場作用和企業主體地位”,就是認識到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磋商中的重要作用。
在發揮企業積極性過程中,要特別重視互聯網經濟企業的作用。互聯網經濟企業不僅僅掌握大量資金、技術,基於互聯網經濟的特點,還掌握大量信息,因為互聯網經濟是基於信息流、數據流的經濟模式。互聯網經濟企業走出去,收穫的不僅僅是經濟效益,還有極高的信息獲取效益,能夠為其他企業作出經營決策提供關鍵信息。(三)建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風險預警機制
對跨國經濟活動的最直接傷害往往就是政治動盪或政治敵對事件。亞歐大陸腹地和南部沿海國家大多民主法治建設滯後,一旦發生政治動盪或政治敵對事件,往往會對在外經營的同胞產生較為嚴重的人身權、財產權威脅,甚至會出現群死群傷惡性事件。對於此類政治風險,僅僅在事件發生之後組織救援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事前預防。
我國在運用大數據技術推行網絡輿情監控分析方面具有豐富經驗,應當將此項工作向外推廣。應當在從互聯網、當地報紙報刊等渠道廣泛收集信息,對相關國家政府風險作出科學客觀的研判。在政治不良事件發生之前,積極向有關企業和在當地從業的中國公民發送預警信息,引導相關企業最大限度減少損失。如果此類工作政府不宜出面完成,應當出臺措施鼓勵民間機構完成。
(四)注重爭端糾紛解決機制建設
從事國際經濟活動難免會有糾紛,糾紛解決的結果實際上就是經濟合作的二次利益分配,十分重要。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走出去不重視在糾紛解決環節維護自身權益,損失很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律體系差異大、法治環境複雜,糾紛解決環節的風險更大。因此,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就要未雨綢繆做好糾紛糾結環節的制度建設。
當前,有關國際經濟糾紛解決大多采用國際經濟仲裁的方式。因此,我國要大力發展具有國際公信力的仲裁組織,並且努力在相關項目簽約階段,將國內具有國際公信力的仲裁組織作為糾紛解決的仲裁機構。必要時,可以考慮在上海、香港等地組建“一帶一路”專門仲裁機構,廣泛聘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法律專家擔任仲裁員,使其儘快與國際一流仲裁機構接軌。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化解“一帶一路”倡議落實過程中的矛盾糾紛,努力增強中國相關機構在化解“一帶一路”倡議落實過程中糾紛的公信力和話語權。
(五)組建“一帶一路”專門商會
商會是企業維護自身權益、表達業內訴求的自治組織,也是一個國家對外經濟交往的重要主體。“一帶一路”沿線政治、宗教格局複雜,如果事事都由政府直接主持操辦,一方面會引起一些國家和組織的顧慮,另一方面也未必能夠真正解決企業運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因此,建議有政府主導、成立“一帶一路”專門商會,由參加“一帶一路”建設的骨幹企業組成。除涉及到必須由政府出面協調的事宜外,更多地由商會出面協調解決甚至對一些國家不合理不合法做法提出抗議。使得商會組織真正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組織依託,同時能夠藉助商會組織更好、更靈活地實現國家對外經濟合作目標。
(六)加強民間調研機構建設、加緊研究各國國情
由於我國對外經濟交往長期以來是以吸收外來投資、對外出口貨物為主,因此儘管我國已經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對外貿易大國,但是我國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瞭解還很有限,主要限於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當前,“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意味著我國對外經濟交往走向全球化,同時開始向對外投資和對外服務貿易輸出為主轉型,這就要求我國必須加強對相關國家的國情研究。
對相關國家展開研究,需要進行大量實地調研。此類工作更適合由民間研究機構、媒體和智庫完成。因此,應當出臺政策支持和鼓勵民間相關調研機構建設,支持國立研究機構與民間調研機構通過合作方式完成相關調研,鼓勵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市場化定價,激勵研究人員投入境外國情調研。
結語
中國互聯網經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就的最新體現。當前,世界十大市值互聯網公司中,中國佔有四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根據2017年《快公司》(Fast Company)公佈的世界最具創新能力的公司名單,中國互聯網企業滴滴、阿里巴巴、騰訊、小米入圍,其中滴滴是第二次蟬聯此榜單。中國互聯網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新名片”。在這種情況下,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就要軟件和硬件建設並行,充分發揮互聯網技術、互聯網經濟模式和中國互聯網經濟的三重優勢,不僅將“中國製造”推向全球,還將“中國服務”推向全球,努力打造“數字絲綢之路”,讓古老的商路成為新時代全球互聯互通、共享共贏的典範。
本報告由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張效羽執筆,在報告撰寫過程中得到了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發起人趙磊,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中心綜合交通規劃院院長張國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海上絲路研究院執行院長何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査道炯,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志民等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1] 國家信息中心“一帶一路”大數據中心:《“一帶一路”大數據報告(2016)》,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2] 邱佳慧:《一帶一路”國家互聯網發展現狀研究》,浙江傳媒學院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3] 孫蒙:《國產智能手機海外拓展需深謀遠慮》,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2月1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