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景泰八年正月二十日，這是“景泰”作為大明的年號以來，被天下萬民使用的最後一天。
巍峨恢弘的承天門外，三法司、五府九卿衙門、錦衣衛各堂上官、以及科道言官齊聚當廷，眾人臉上肅穆蕭殺，各懷心思的注目著廷下所站的十餘“人犯”。
這些“人犯”當首的老人寒霜傲骨，氣稟剛明，乃是有保全社稷功勞的少保于謙。其他各人如大學士王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也都是當朝重臣。
正月十七日，徐有貞、石亨等發動了奪門政變，擁立太上皇朱祁鎮復位。當日在午門外宣諭完上皇登位詔書後，如狼似虎的官校立即就逮捕于謙和王文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和石亨給於謙、王文羅織的罪名是，勾結司禮監太監王誠、舒良等圖謀迎立外藩入繼大統。
隨即在十九日，徐有貞、石亨等又唆使言官彈劾陳循、江淵、蕭鎡、商輅等黨附於謙，朋比為奸，禍亂朝綱。重新登上帝位的英宗皇帝將幾人如數下獄，令群臣當廷雜治問罪，這便有了二十日開頭的一幕。
附庸石亨等人的御史言官，急於表現，一個個摩拳擦掌，義憤填膺，紛紛抨擊于謙、王文等意欲迎立襄王來京，行大逆不道之舉，按罪應凌遲！
面對無中生有的指控，內閣大學士王文析折條辨，並指出迎復外藩之罪的最大漏洞：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事之有無，稽此可知！
按照明制，藩王無詔不得進京，要想召請藩王，流程上就相當繁瑣，需要尚寶、印綬諸司內官依旨取出祕藏的親王金符，交予宣旨之人赴封地與親王所存另一半金符核驗無誤後，藩王方才能奉詔進京，不然無金符信物擅自離開封地，等同謀反。因此但憑金符取出難度，就不是于謙和王文能輕易辦到的，況且那時金符仍在內府，迎立藩王一說無從談起，更何況遣使還要兵部車駕司發給馬牌，方才能夠使用驛傳往來，有沒有人去召襄王，一查便知。
此言一出，眾御史登時語結。
于謙俛首不辯，環顧廷上袞袞諸公不屑道：辨也死，不辨也死，朝廷赦得我，眾人亦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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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審的都察院右都御史蕭維禎大為慚愧，尷尬道：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
前軍都督府右都督張軏，對蕭維禎的話大為不滿，所謂事出朝廷不就是告訴天下人，是朝中有人要治于謙等人的罪嗎？作為奪門政變的主要策劃者，張軏得為這次廷審定下調子。
張軏瞪著蕭維禎道：此輩自犯，如何謂出朝廷？
蕭維禎沉默不答，同審的刑部右侍郎劉清想要分辨，卻被張軏怒斥：看你這等臉嘴，也不是這才料。
如今所謂的奪門功臣們，其勢正張，在場百官無不阿附諂媚，皆不敢拂逆張軏之意，開始大肆詆譭于謙等人，至於冤枉了忠臣？不存在的，君不見南宋岳飛之事乎？
徐有貞最後給出了絕妙的藉口：事雖傳聞，情實顯著。
前有“莫須有”，今有“事雖傳聞，情實顯著”，罪名承不承認不重要，朝廷認為你有罪那便在所難免。
正月二十二日，天空陰霾，晦暗不明，在英宗正式遣使祭告太廟陵寢，改元天順的第二天，欽命斬于謙、王文於西四牌樓下，一代名臣終將一腔熱血灑向了他保衛過、摯愛著的土地上。
歷史留給了後人無限的嘆息，我們在感懷之餘，不禁審問，于謙怎麼就成了政變的犧牲品，而王文也因何遭此厄難？
接下來筆者便試為大家分析一二。
千古冤案
殺害於謙、王文絕不是政變集團臨時起意，正如徐有貞對英宗皇帝道：若不至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凡事講究個師出有名，這是國人古來已有的傳統，奪門政變，從法理上講還是有些瑕疵的。
當初英宗失陷土木，郕王臨危繼位，雖也不符合正常的皇權交接程序，可事急從權，後來也補上了英宗的退位詔書，這讓景泰帝成為了大明朝野認可的合法君主。彼時景泰病重，雖無子嗣為儲君，可按照祖制禮法，下任皇帝無論是誰也應是景泰皇帝欽定才是，可偏偏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貞等趁亂髮動了政變，迎復英宗復辟，讓大明的皇位傳承再起波瀾。
所以徐有貞、石亨等人為了給此次政變披上合法外衣，自然要攛掇英宗皇帝替奪門正名，這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早在奉天殿外登位當天，英宗看著錯愕的群臣就曾宣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仍舊用心辦事，共享太平。
群臣是想要確立新君，但不一定都屬意太上皇，這時候人心不定，英宗如此這般說，既是給群臣認可自己找臺階下，也是給自身復位找合理的藉口。
群臣在經過短時間的不知所措後，都開始接受了太上皇的說辭，皆呼萬歲朝退。
景泰不豫，英宗復位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至少可以安定社稷，朝中重臣諸如王文、胡濙甚至於謙，都默認了這個事實，所以若以此大勢觀，其實英宗那事的合法性還是毋庸置疑的。
在退朝後，英宗擺駕文華殿，命徐有貞入閣，協助首輔陳循草擬即位詔書，安定中外人心。中午時便在午門上宣示詔書，稱：當今皇帝不豫，四日不視朝，中外危疑，無以慰服人心，再三固請復即皇帝位，朕辭不獲，請於母后，諭令勉副群情以安宗社，以慰天下之心。
說辭雖然冠冕堂皇，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景泰帝病危，總得有人主持朝政吧，太上皇曾為君十四載，作為先帝宣宗欽命的繼承人，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合理的皇帝人選，這也是短短半天時間內，大明中央衙署都普遍接受英宗復位事實的主要原因。
但也就在半天時間內，英宗原本共享太平的態度登時大變，當場就逮捕了于謙、王文。
這中間當然不會是英宗眼看人心順服，便立刻翻臉的緣故，筆者認為更多的是石亨、徐有貞勸說造成的。
正如前邊所論述的那樣，英宗繼位雖不合規，但絕對合法！他沒必要殺于謙，只需籠絡好於謙等重臣，天下不是更容易歸心嗎？
可壞就壞在，這樣並不符合政變集團的切身利益，若是于謙為首的老臣在朝，哪有他們這些投機者晉身的餘地？
所以徐有貞、石亨等需要清除景泰朝的老臣，為他們掌權鋪平道路，而他們原本在朝堂的話語權並不大，要想快速站穩腳跟，殺人立威便成必要的首選方案，這也是在奪門之前便有的打算。
既然確定了要殺人立威，殺誰也是有講究的。
首先這次迎立計劃中石亨、張軏等武將是主力軍，當然不能動殺武臣勳貴的心思，那唯一可以任他們宰割的只能是文臣。
文臣按照官位排序，六部堂官中以王直、胡濙、于謙為尊，內閣大學士則以陳循、高谷、王文為主，所能起到立威效果的，也只能從這幾人中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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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王直和胡濙，都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左右逢源，才幹不一定最高，但人緣絕對第一，兩人為官數十載，門生故吏遍天下，殺他們效果好是好，卻可能引起文官們的抱團反抗，政治成本太高；而殺陳循也是同樣道理，作為首輔，長袖善舞，調和內外，本身在朝廷上下的影響力就大，政變集團可以後續彈劾貶謫他，唯獨不能率先殺他，朝中輿論干擾會很大的。
從私人恩怨上講，于謙為人太過正直，一心為社稷，他曾呵斥過徐有貞南遷之言，從而導致徐有貞成為朝內笑柄，數年不得升遷；而對於于謙親手提拔的石亨，在京師保衛戰後，石亨獲封侯爵，為了討好於謙，曾上疏景泰帝，恩蔭于謙之於冕，但被于謙拒絕，還道：“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于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石亨大恨。
徐有貞和石亨都對於謙有私怨，殺他兩人都是贊同，況且於謙“視諸選耎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于謙雖然被誣陷，可憑他孤直的性格，也根本不會有大臣開口替他辯解。再者說，當初英宗被也先挾持叩關，于謙嚴令守將禁閉城門拒不迎奉，這套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做派，難道英宗心裡就沒有絲毫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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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說王文，《明史》形容他為“面目嚴冷”，“然中實柔媚”，也就是說王文，為人太過嚴苛，但他不像于謙表裡如一，實際心中有機謀算盤，曾在科舉中為子孫謀利，私節還是有虧的，以至於獲罪被殺後“人皆知其誣，以素刻忮，且迎駕、復儲之議不愜輿論，故冤死而民不思。”
殺王文這樣的重臣當然也不會引起百官反彈，反而起到極好的震懾作用，為政變集團張勢。
因此算來算去，只有于謙和王文官職既高又能殺之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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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點，王文和司禮監太監王誠，關係密切，約為兄弟。構陷王文，不但可以將司禮監牽涉進來，一網打盡，還能構成清晰的罪名鏈，于謙和王文勾結司禮監太監企圖迎立藩王入繼大統，雖然是誣告，可至少看起來像那會事。
所以綜上所述，徐有貞、石亨等選中於謙和王文作為這次政變的犧牲品，是最有利他們快速掌握朝中的大權的不二選擇。
最後一點，殺害於謙是政變集團的訴求，但最終拍板的卻是英宗皇帝，史書上說英宗對殺害於謙是有悔意的，這點雖說有替英宗遮掩之嫌，可筆者認為也是符合史實的。
正月二十日，百官會審的結果就已經呈遞英宗，直到兩天後，英宗才下定決心將於謙等處死，不能不說，英宗在這兩天內是猶豫不定的。于謙有大功，磨殺不掉的，悍然殺害是否得當，也是英宗考慮的問題。
土木大敗，英宗隻身被俘，此等汙點讓他在復辟後面對朝臣時，難免不自信，本來可以清晰看透的朝局，也在英宗皇帝眼裡變得迷濛、多疑起來。徐有貞、石亨的遊說，偷換了概念，將英宗登位的法理變成，為阻止於謙等謀立外藩亂祖宗法統而不得已發動的，這樣一來其實是英宗自己在否定原來已有的合法性，反倒讓政變集團有了潑天大功。
沒有認清局勢，陷入徐有貞、石亨等人邏輯陷阱的英宗，在發現並沒有太多人替于謙爭辯，便同意處死於謙，替“奪門政變”正名。
幾個月後襄王來朝，英宗發現于謙等迎立襄王乃無稽之談，漸漸回過味來，之後幾年又有李賢等人不斷替他分析當時局勢，才使英宗恍然大悟，在處理完曹石之亂後，英宗也自下罪己詔，徹底否定了當初的奪門政變。
只是英宗一生，先是寵信王振，又有土木之恥，復位之後冤殺忠臣，濫用石亨等禍亂朝政，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顏面盡喪，威嚴掃地。他已經沒有勇氣再承認戕害忠貞的事實，所以終天順一朝，未能替于謙翻案，直到其子朱見深繼位，才以“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為于謙平反。
正義缺席了十年，才姍姍而來，不能不說是歷史的一大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