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之前的“西遊記”更精彩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時間的灰燼

玄奘西行取經的故事經過小說家的演繹，成為《西遊記》，在中國可謂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玄奘是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但卻不是最早的。

兩漢之際，佛法開始逐漸流入東土。魏晉北朝時期，有兩次帶有官方性質的活動，都與佛教有關。

十六國時期，前秦大將呂光，在淝水之戰（383年）前夕，曾率軍遠征西域，攻破龜茲國。西域高僧鳩摩羅什作為戰利品，被帶到涼州（今甘肅武威）。

呂光死後，後秦皇帝姚興將鳩摩羅什請到了長安，弘揚佛法，為翻譯佛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6世紀中葉，北魏胡太后派出宋雲使團，曾至北印度，求得佛法而歸。

這是兩次與佛法東流有關的官方行為。魏晉之後的西巡求法者，主要是佛教信仰者的個人行為。

豬八戒才不是二師兄

最早的西行僧人是三國時期的朱士行。

朱士行（203-282），三國時代魏國佛教高僧，法號八戒，潁川人。

嘉平二年（250年），印度高僧曇柯迦羅來到洛陽，並在白馬寺舉行傳戒大典。

洛陽白馬寺

朱士行第一個登上了戒壇，成為中土第一位受戒的僧人，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出家人，一位真正的“比丘”。

朱士行受戒以後，便發願窮盡餘生來弘揚佛法。

洛陽，這座佛法盛行的聖城，是許多西域高僧來中土弘法的第一站。對朱士行來說，也是最好的修行和學習的地方。

他白天為僧眾講解經典，晚上又孜孜不倦研究現有的典籍。

朱士行在洛陽呆了十年，期間他也遍訪西域高僧，想彌補有些經典在流通過程中的錯漏之處。

然而，由於大多數經典沒有原本，眾說紛紜，各執所見，他們的解答只會加深他的疑惑。朱士行萌發了親自西行尋經的志願。

魏甘露五年（260年），他自雍州（治今長安）出發，一路向西來到涼州境內。

涼州地處東西交通要衝。漢通西域之後，河西一帶成為“華戎所交”的重要領域。在這裡，朱士行看到了更多的西域僧人，他謙虛地向他們請教，並學習了西域的常用語言。

他繼續向西，越過戈壁沙漠，終於到達于闐（今新疆和田）。

于闐是天山南路的東西交通要道，是佛教傳入中土的必經之地。因此，于闐成了西域佛教的中心和東傳中土的中轉站，無數取經僧人，從於闐獲取佛經善本，這使于闐獲得“小西天”的美譽。

朱士行在此一邊參訪佛教聖地，一邊學習新的佛教經典。寒來暑往，春去冬來，費盡千辛萬苦，朱士行終於找到了《放光般若經》的梵本。他拿到經典後立刻著手抄寫，共獲得“正品梵書胡本經典”九十章，六十餘萬言，並遣弟子十餘人，護送佛經胡本還洛陽。

因為身體衰邁，朱士行最後沒有返回內地，以八十歲高齡終老於于闐。

雖然他所求得的經典只有《放光般若經》一種，譯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當時還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很多學者，諸如帛法祚、竺法蘊、於法開等，都通過《放光般若經》來弘揚般若學。

樑僧祐《出三藏記集·朱士行傳》記載其“志業清粹，氣韻明烈，堅正方直，勸阻不能移焉”。

朱士行是開創西行取經的第一人，在他的感召下，一百多年後，東晉高僧法顯開始了西上印度的艱苦歷程，又過了兩百年，唐朝玄奘從長安踏上了印度之行的漫漫之路。

從時間和歷時的角度來看，“八戒”應該是玄奘的“師傅”，而非“徒弟”。畢竟，他作為我國佛教史上到西域求法的第一人，要比唐僧早了三百多年。

法顯：我的經歷才是第一部“西遊記”

此後的求法高僧中，法顯（334-420）、玄奘（602-664）和義淨（635-713）是三位功業卓著的大師。其中，法顯不僅是西行求法的創闢者，而且是從陸上絲綢之路“西越紫塞”而往，從海上絲綢之路“南渡滄溟”而歸。

法顯，俗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臨汾）人。自幼童時代就在山西襄垣仙堂寺為沙彌，20歲剃度為比丘。

法顯

三十多歲的時候，法顯來到當時的北方佛學中心、後秦統治下的都城長安。在這裡，法顯的佛學造詣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當時的佛教有“南方重義學，北方重功德”的差異，他對禪法和戒律的興趣比經義更大。因此，感於當時佛經不甚完備，戒律多有謬誤及殘缺，法顯立志要西行佛國天竺取經，尋求戒律。

當時，中原內地佛教不斷髮展，僧眾不斷擴大。但是缺乏相應的戒律，僧團修行沒有統一行為規範。

這時的和尚務農的、經商的、詐騙的、看相的、行醫的、鑽營的都有，唯獨專心做和尚的不多，而且有點錢的還貪圖享受，跟佛教的根本教義相悖。甚至在公元390年後燕吳柱叛亂時，曾立僧侶法長為皇帝，以佛教為幌子，裹挾十萬僧侶信徒禍亂河北。

以慈悲為核心理念的佛教非但沒有為百姓帶去和平安康，反而參與了殺戮，這都和戒律缺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道安和慧遠等高僧都曾為了完善戒律而做出很大貢獻。但是，這遠遠不足以解決僧團生活的建設問題。

法顯一行五人從長安出發，經陝西隴縣至張掖，遇到智嚴等幾位同道同行。

從長安到涼州的旅途尚稱通暢，涼州此時雖然西秦、南涼、後涼、北涼並立，西涼也行將建國，戰亂頻繁，但各國君主都對佛教崇信有加，因此他們一路順暢地到達涼州的最西境——敦煌。

在敦煌作短暫停留和準備之後，經過17個晝夜，越過“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長達一千五百里的流沙之路。然後到達鄯善（今屬新疆吐魯番市），西北行至塔里木盆地的烏夷國（焉耆），在401年進入于闐（今新疆和田）。

白龍堆沙漠（流沙）

新疆是這個時期佛教東傳的重要中轉站，佛事甚盛。因此，在焉耆、于闐等地，法顯都有兩三個月的停留，觀摩當地佛事活動。

根據法顯《佛國記》記載，當時于闐（和田）人民生活安定，佛教非常興盛，經過鳩摩羅什的弘揚，已經以大乘為主，甚至專門建有僧房給客人居住。法顯一行安頓的當地最大的瞿摩帝寺就是大乘寺院。他們在於闐停留了三個月，觀看了當地一年一度的佛誕節佛像遊行。

之後，法顯等人繼續西行，翻越蔥嶺（帕米爾高原），沿著瓦罕走廊，然後南下渡過印度河，於402年到達北印度的烏萇國（今巴基斯坦西北邊陲）。

這是一條前無古人的通道。法顯在《佛國記》中自嘆“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他是第一個越過蔥嶺，走通今日所謂中巴公路的中國人。

法顯由此開始了長達六七年的佛教修學之旅。他從印度河到恆河流域，追隨佛祖的足跡，一路不僅參觀佛跡，還學習梵語，抄寫律經，收集了《摩訶僧祗眾律》《薩婆多部鈔律》《摩訶僧祗阿毗曇》等佛教經典。

409年，他渡海來到斯里蘭卡，繼續搜求佛典，求得了《彌沙塞律》等佛經。兩年後，法顯從斯里蘭卡乘坐商船東歸，橫跨印度洋，經蘇門答臘島，在海上歷盡千辛萬苦，航行八十多天，於412年8月在山東嶗山登陸。

413年，法顯來到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潛心翻譯所帶來的佛經，並留下了《佛國記》（又稱《法顯傳》）的偉大著作，完整記載了他這次偉大的旅行。420年（一說423年），在荊州圓寂。

在名垂青史的眾多西巡求法高僧中，法顯創造了許多第一。

他首途時61歲，是年齡最高的，享年80歲，也是最高；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位打通海陸絲路、西行求法的高僧。與法顯同行的9人中，只有法顯一人學成歸國，回到故土弘揚佛法，“欲令戒律流通漢地”。

這裡還要特別提出《佛國記》的偉大意義。

《佛國記》保留了那個時代海上絲綢之路航行的寶貴記錄。比如，法顯從斯里蘭卡搭乘的商船，有200多位乘客。又如，法顯在蘇門答臘島逗留期間，為了等候漢地的船，大約等了四五個月。

這些都生動地反映了南海絲路上東西商貿的發達，也有助於我們瞭解5世紀中葉南海地區與中國大陸商旅航行情況及其頻度。

《佛國記》就是關於環南海和印度洋東西方精神與物質文化交流的“西遊記”。

正如近代學者方豪所言：“法顯之功績不僅在譯經及弘宣教旨，其所記歷程雖僅九千五百餘言，然精確簡明，包括往返西域歷程及航海經驗，尤為今日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亞中古史地者必需之參考數據。”

西域地區由於距離內地遙遠、政權變更頻仍等等原因，其古代社會歷史的狀況，留存至今的資料較為缺乏。

而印度民族，作為一個偉大的智慧非凡的民族，在古代曾經創造出了燦爛的文明，對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印度民族在文化性格上卻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不大重視歷史的記述，對於時間、空間兩個方面，誇張、想象的成分過多。

因此，法顯對於公元五世紀之前的西域、中亞以及印度的佛陀時代、孔雀王朝、貴霜王朝以及笈多王朝早期政治、經濟、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真實敘述，是研究這一地區古代歷史的最可寶貴的歷史文獻。《佛國記》的這方面的價值，早已經成為世界歷史學界的共識。

法顯西行也深深地鼓舞了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自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當繼之！”

唐代高僧義淨，也是一位偉大的西行者，曾經比較，“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法顯）則創闢荒塗，奘法師（玄奘）乃中開王路。”意思就是，法顯是“西行求法的偉大開創者”，玄奘是“西行求法的發揚光大者”。

法顯在佛法的弘揚上也是功名卓著。

有人這樣說，佛家戒律有五部，流傳中土的有四部，其中三部是法顯取經攜帶回國的。

《摩訶僧祗眾律》譯出後，在當時影響甚大。它與《十誦律》一起成為南北朝時期佛教戒律學的主要依據。

除戒律方面之外，法顯還記載了天竺自古以來流行的佛教制度。

在敘述了摩頭羅國之概況後，法顯用近千字的篇幅較為細緻地敘述了天竺實行的儀軌制度。

比如，天竺諸國國王“供養眾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眾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

這裡所講的是國王供養僧眾飲食的法式。

在《佛國記》中，法顯對西域、印度諸國的規模較大的法會敘述得尤其詳細。

如於闐國、摩竭提國的“行像”儀式、竭叉國的五年大會(般遮越師)、弗樓沙國的佛缽崇拜儀式、那竭國的佛頂骨崇拜儀式、師子國佛齒供養法會等等。

此外，法顯還對其在天竺所瞻禮過的佛塔一一作了描述。

所有這些材料都是研究西域、印度佛教，特別是五世紀印度佛教史的珍貴文獻。

法顯歸國後，正當東晉南朝處於戰亂頻仍之際，地方官的接待十分有限，他僅僅依靠個人之力、信眾支持，苦心孤詣完成了幾部重要戒律的翻譯工作。

法顯一生沒有獲得什麼政治榮耀的光環，只有對信仰的默默堅守，對事業的頑強堅持。與玄奘西行經歷中廣結眾緣、交好貴族並獲得豐厚的做法相比，法顯的成就殊為不易。

玄奘的西行壯舉，無論在佛教史還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盞明燈，他的事蹟和精神千百年來廣為傳頌。但同時，我們也應該充滿敬意緬懷像朱士行、法顯這樣不事張揚、埋頭苦幹的先驅性偉大人物，給予他們更高的禮讚、更多的關注。

參考資料：

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200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楊維中，《新譯佛國記》，2004年，三民出版社

方豪，《中西交通史》，1982年，嶽麓書社

（樑）僧佑，《出三藏記集》，1995年，中華書局

（日）長澤和俊，《絲綢之路史研究》，鍾美珠譯，1990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陳壽，《三國志》，1971年，中華書局

《佛國記——法顯西行》紀錄片解說詞

作者簡介：時間的灰燼，喜愛閱讀，願把專業的歷史用通俗的化的方式呈現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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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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