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來高科技領導權競爭啟示：新能源汽車的走向之爭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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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特約作者 聶無逸 新能源汽車是未來新型工業化的標誌性產業。儘管美日等發達國家依然領先世界，但身後就是中國緊追不捨的腳步。無論是特斯拉飛向太空的火星之旅還是北海道豐田汽車的技術講解，都深深吸引了許多國人羨慕而凝重的目光。經過近年來的努力拼搏，國內市場也陸陸續續湧現出一批技術紮實的本土品牌，取得了相當不錯的市場成績，當然國家也給出了價值不菲的補貼。但更為重要的是，未來新能源汽車路線究竟該怎麼選擇，應做認真考慮。

3月26日，備受矚目的2019年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正式出臺。多部委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大幅度下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上調電池汽車的補貼門檻。除公交車和燃料電池汽車外，地方補貼將全面取消。對於國內眾多鋰電池汽車來說，從短線來看無疑是重大利空，但是對於新能源汽車的長久發展、中國新型工業化戰略的實施甚至未來幾十年的國運而言，這將是邁向成功的關鍵一步。經過慎重考慮，面對競爭激烈的氫能源汽車和鋰電池汽車兩大發展路線，監管部門終於將選擇權交還給了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走向持續繁榮的重要一步。

從國家競爭的高度來看，實現創新、試錯、容錯成本最小化的制度設計，我們必須相信市場比政府更聰明，也更加有效率。而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說，只有充分尊重個性、尊重產權乃至尊重市場主體的獨立地位，才能有效完成不確定性的識別、定價、分散和化解等一系列市場化安排，從而更加體現社會效益最大化原則。具體而言，一方面發揮市場主體的自主創新有助於分散整個社會的風險，具體到科技創新領域來說，創新主體可以從各自角度全面發掘和比較不同創新路徑的效率和前景，並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社會代價實現技術路線的優勝劣汰和市場的自我糾錯；另一方面，市場主體的責權利一致性原則可以促使創新者理性評估自己所冒風險以及各種成本，進而在社會文化層面形成“願賭服輸”的超穩定社會心理結構。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世界大國之間展開的幾輪高科技領導權競爭中，上述制度效應一再凸顯其重要意義。比如二戰以後，蘇美兩國都在電子產業方面展開激烈競爭。在技術發展初期，蘇聯憑藉其強大的軍工實力和著名的舉國體制，在電子管研發和製造領域形成局部優勢。但是，隨著第一個採用晶體管的助聽器投放市場，標誌著世界電子工業開始邁進晶體管時代。此時在蘇聯內部針對晶體管的產業化方向卻產生了兩種對立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晶體管是電子工業的未來發展方向；第二種觀點則認為電子管小型化才是未來電子技術產業化的可行道路。兩種意見始終爭執不下，1956年最終由蘇聯最高當局選擇以電子管為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一裁決標誌著蘇聯電子工業從此走向歷史性的衰落。與此同時，美國以企業為主體的成熟市場化研發體制展示了強大的生命力，由於部分美國企業主動選擇了晶體管路線並持續投入實驗和應用，很快晶體管收音機在美國問世，美國的電子工業由此甩開蘇聯的競爭壓力，很快進入摩爾定律主導的十倍速時代，並在某種程度上提前預演了蘇美爭霸的最終結局。

進入20世紀90年代，歷史再次重演。此時世界電子產業走到從模擬技術向數字技術過渡的臨界點。在技術發展的關鍵路口，美國與日本分別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作為一個傳統的資本主義強國，日本長期實行的是以“模仿+創新”為主要特點的國家產業政策。當時負責產業政策的日本通產省經過大量研究之後，認定高清模擬技術是日本電子產業的發展方向。日本的選擇重新拉大了美日兩國技術實力的差距：美國電子工業在數字技術和互聯網道路上持續稱霸世界，而昔日稱霸世界的日本電子工業由於一系列技術路線錯誤從此走入泥潭。

我們闡述以上事實並不是在鼓吹美國科技創新決策者的先見之明，恰恰相反的是，美國實際上是科技創新失敗次數最多的國家。眾所周知，“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是美國發明大王愛迪生的名言，但是很多人並不知道愛迪生的另一重身份，他還是美國最著名的工業公司通用電氣的創始人。愛迪生不斷髮明新產品並投入產業化經營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家科技創新型企業早期發展壯大的偉大歷史。再比如摩托羅拉公司的銥星系統，憑藉其先進的技術理念當初在衛星發射時享譽世界，最後在商業化運行過程中慘遭失敗，作為世界通訊巨人的摩托羅拉公司多年來高昂的系統投資為此全部付之東流。但是從美國整個社會角度來說，公司個體的失敗換來的是整體技術路線少走彎路，從而降低了行業發展的風險成本，對此社會也給予高度認可。橫向比較來說，鼓勵冒險、容忍失敗、積極競爭也是美利堅民族最具特色的主流價值觀。也正因為如此，儘管美國長期穩居世界霸主地位，但是在美國社會內部始終充滿了危機意識和不斷挑戰自我的創新精神。

美國的科技創新始終遵循的是以企業為主體、實施市場化運行模式，但是美國政府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同樣也是不遺餘力。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經驗同樣值得我們學習。從整個國家角度來說，美國幾十年來始終將科技創新優勢視為美國保持全球領先戰略的物質基礎。首先在法律層面美國高度重視對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國家，美國以專利保護為武器和藉口，對中國等其他技術趕超國家不停頓地實施懲戒羞辱和技術壓制。其次，美國政府高度重視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近年來美國連續發佈國家創新戰略文件，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引領作用，尤其是針對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聯網、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爆發、美國領先優勢相對下降的最新形勢，以及國內實體經濟產業空心化等諸多問題，美國政府提出“再工業化戰略”，試圖重振美國高端製造業，確保高新科技行業的全面領先優勢。再次，美國政府積極鼓勵產學研一體化發展模式，建立了比較全面的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和創新政策支持體系。例如1980年美國通過了《杜拜法案》，使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產生的專利權能夠被私人部門所享有，從而推動了科研成果的轉化，加快了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步伐。另外，美國通過立法等多種手段鼓勵和支持小企業創新創業，專門針對小企業制定了相應的減稅政策，不僅緩解了社會就業問題，更積極推動了科技創新企業早期的孕育和發展。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科技創新管理體制的成功離不開美國高度發達的直接融資體系的支持。在成熟的風險投資體制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共同孕育之下，美國科技行業逐漸形成了“硅谷+納斯達克”的產融合作模式，具體來說，就是專業化投資與創新管理相分離、投資決策分散化與超額風險投資回報相結合的市場化科技創新管理體制。反觀德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其經濟模式主要是以大規模的先進製造業為核心，顛覆性的科技創新遠遠少於工業技術性創新，實體經濟的經營模式相對比較穩健，因此更加適合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模式。總的來說，顛覆性創新更加適合高風險偏好者，以納斯達克為代表的美國現代金融體制是硅谷科技創新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當前，我國政府正在積極落實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和科技發展“十三五”規劃的各項要求，並加緊制定規劃了未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十大戰略新興行業。在國家政策全面支持、創新資金投入加大、人才驅動、工程師紅利等實際利好的推動下，今後若干年科技企業必將成為投資業的最大風口。但是我們認為更大的困難還在後面。要想最終實現新舊經濟動力的順利轉換，帶動經濟順利轉型升級，我們認為必須從政策源頭抓起，進一步優化科技創新的投入和管理體制，積極發展科創板和試點註冊制，加強金融業對科技創新的推動力度，提升科技創新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的質量和效率。簡述如下：

第一，科技創新必須堅持以企業為主體，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創新、創業、創富的熱情。為此首先必須在立法層面加強對企業和企業主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保護。科技創新包括風險投資在投入產出上具有天然的不對稱性，相關的合約必然是參與各方意思自治的產物，按照民商法的邏輯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但是需要在中央和憲法層面得到確認，並在執行層面給予具體化規定。習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明確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我們認為只要按照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徹底落實，民營企業參與科技創新、加大風險投入的熱情一定會得到足夠保障。譬如中央已經明確提出近期要平反一批涉及民營企業家的冤案和錯案，我們認為過去在經濟生活領域出現類似冤案和錯案未必都是司法腐敗和官員顢頇的結果，也很有可能是對於複雜的經濟現實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和不同角度的理解。而科技創新恰恰是經營難度最大、風險最高、協議擬定和執行最複雜也最靈活的經濟領域，因此建議中央針對科技創新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做更加系統的梳理和具體闡釋，同時確保相關法律和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讓廣大科技創新企業和企業主在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的同時，努力減少乃至杜絕法律和政策上的不確定性，形成對未來風險投入的合理預期。

第二，科技創新必須進一步發揮產學研一體化的作用。科技創新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僅僅依靠企業本身的力量顯然不夠。我們認為要大力學習國外相關經驗，優化產學研一體化方面的建設和管理，減少制度上的運行阻礙，根據實際情況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國家資助的研究所和大學實驗室的科研成果投入產業化經營，對相關的原則、程序和具體分成比例做合乎情理的政策規定。國家對外部性強的基礎科研創新領域應該繼續加大財政補貼，對有重要貢獻的科研人員和技術骨幹應該給予股權、期權等多種方式的獎勵。

第三，科技創新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前提是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首先，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干涉和替代企業自主經營的權力。對於廣大國有企業來說，這也意味著國有企業必須落實好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現代企業管理機制，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對參與科技創新的國有企業必須合理放寬試錯和容錯空間，在確保投資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前提下，為具備相關資質的國有企業投資科技創新進一步鬆綁。其次，必須在繼續制定和發佈國家科技創新指導戰略的同時，儘量控制國家產業政策對具體科技行業甚至企業的直接介入，尤其是要反思和改進對戰略新興產業實施直接補貼的相關政策，應該把財政的錢更多地花在刀刃上，特別是要積極發揮競爭政策，減少市場主體在政府公共服務方面的各項成本，降低科技創新企業的稅收負擔。在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之下，我們認為有必要排除一切干擾，謙虛誠懇地向發達國家尤其是向美國學習科技創新的政府管理經驗和相關政策。

第四，科技創新必須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尤其是在大數據和雲計算時代要加大對數字貿易的研究。後發國家積極學習借鑑先進國家的科技成果，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我們認為當代科技創新往往具有顛覆性的社會經濟價值，中國要想在經濟新常態的大環境下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單純的模仿和借鑑戰略已經不能夠滿足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必須下大力氣實現顛覆性的自主科技創新。因此，我們必須理性看待美國日本等國對知識產權嚴格保護的政策要求，積極開展知識產權方面的國際競爭與合作，在此基礎上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

第五，科技創新必須著重注重發揮資本市場的關鍵作用。在當前形勢下，尤其是要落實好科創板和註冊制的試點，在管控風險的前提下儘可能降低廣大科創企業融資難度。要進一步打開融資的大門，為紅籌股企業、AB股模式企業在國內上市提供融資政策上的方便。要打通一二級市場的流動性阻滯，激活股票市場的二級交易，為更多長期資金進入股市創造便利，尤其是要對風險投資企業實施稅收和退出等方面的政策優惠。建議對上市企業股東減持規定做適度修改，保證資金的正常流動和一二級市場的良性循環。要進一步發展新三板市場和區域股權交易市場，為廣大科創企業股份掛牌上市和流轉交易作制度上的適當安排，等等。

當前，發展科技創新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點領域，也是中美貿易摩擦的焦點所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發生更多的形勢變化和相應的政策調整。但我們堅信，只要牢牢把握住科技創新的內在特點，堅持市場化和法制化發展的基本方向，中國的科技創新一定會有更為廣闊的發展天地。越是離目標越近，我們越要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加倍努力。此時我們務必要牢記，制度往往比技術更重要。

（作者系銀河證券研究院戰略研究員）